窥探“孤城闭”：范仲淹经略延州的真实心境
窥探“孤城闭”：范仲淹经略延州的真实心境
——在《清平乐》中品读《渔家傲》（塞下秋来风景异）
没有抵抗入侵与敌人撕杀的血腥场面，没有戍边将士在艰苦边塞生活中的无可奈何。范仲淹与出征的韩琦将军拱手告别。士兵们有的在筑城忙碌，有的放飞和平鸽。一众士兵列队雄纠纠地走出城堡大门，随韩将军离去。范仲淹斜坐在山坡上，低声吟唱着那低缓而又苍凉的《渔家傲》（寒下秋来风景异）。他右手随着音乐节拍，拍打着左手握着的剑鞘，双眼凝视着远方……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
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特别关注范仲淹的这首词。70集电视剧《清平乐》给出的同期画面，我禁不住反复观看，音乐更是反复聆听。
以我的理解，比起词作本身，画面的气氛轻松不少，色调明亮许多。守塞的士兵有条不紊在工作，出塞的士兵从容踏上征程。边塞城堡延州——即现在的陕西延安四周的绿色，也不是我们想象的泛黄秋景，并不荒凉（想必北宋时期的西北，并非现在这样的黄土高坡）。
要从这一段画面中读出这首词的深意，惟有聚焦年过半百仍然挺拔俊朗的范仲淹，他那凝重的表情，那远望的目光，那深情的歌声。
这首词，笔者从第一次接触起，就有一种莫名的喜欢。当时刚入伍，以那时有限的见识学养，很难将这首词与一个让北宋骄傲和历史敬仰的政治家，在认知世界里统一起来。
这是因为，在御敌前线，不是主动出击，而是“孤城闭”；不是杀身成仁，而是“征夫泪”。一般很难说这是高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但词中蕴含的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感，又总是与真实的人心非常吻合，让人愿意去体悟它、共鸣它。
当你知道，仁宗时代的北宋已经渐成积贫积弱之势，在异峰突起的西夏面前，宋廷重内轻外，边疆武备松驰。祖宗治军之法，导致将不知兵，后不知战，宋军刚刚经历了三川口大败。范仲淹“奉命于危难之间”，宋军在前线只能居于守势；
当你知道，与范仲淹一同领命奔赴前线的韩琦，政治见解和志趣十分相投的两个人，对咄咄逼人的西夏，是进攻还是防守时，竟然是水火不容的主张。范仲淹对韩奇的主动进攻拍案喝止。最终却因仁宗的支持，不得已仍然实施了军事冒险；
当你知道，韩琦主张的这一次主动进攻，由于情报和用人有误，最终又以上万人的牺牲再次惨败。一心想扭转西北攻守劣势，试图一雪前耻的仁宗听到消息，一个人跑到宋室祖庙，啜泣着向父皇和祖宗忏悔，怪自己求胜心切，酿成国家巨痛；
你就不难理解，“孤城闭”，不仅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西北边境宋军力量薄弱的军事态势，更是反映了作为北宋重臣的范仲淹经略西北以防御为主、筑城固守的主张。为了避免战争，他甚至冒遭人诟病的风险，自作主张与西夏建立通信联系。之后的范仲淹升任西北边境主帅，正是按这一主张加强边境建设，迅速稳定了局势，大大改善了对敌防御，求得边境相对和平。
《清平乐》给出“塞下秋来风景异”的那一帧帧紧张而有序的画面，大概表现了范仲淹筑城固守积极防御的成就。三年之后，因为攻守兼备，屡挫敌锋，范仲淹作为治边有功之臣，再次受到仁宗最重要的一次垂青，回朝主持“庆历新政”。
笔者有幸经历过新中国一次重要的边境战争。这次军事行动，从拔营南下，到战毕北归，前后只有三个月时间。进入烽火连天的战场，长的一个月，短的只有上十天。而北宋军队抵御西夏侵扰不是几年，而是十几或几十年。新中国这一次战争中的我们，还没有时间去体会“浊酒一杯家万里”的愁苦，就战罢凯旋，又怎会有“燕然未勒归无计”的惆怅呢?
新中国的这一次对外边境作战，尽管国家当时也很穷，穷得一名烈士的抚恤金只有500元，但我们还是可以以牛刀之势去面对敌人；尽管我们每个人也作了必死的打算，但从来没有失去过我国必胜的自信。可是，千年之前的北宋，每一次对外作战，几乎都是以弱击强，如履薄冰。“将军白发”“征夫泪”，不过是西北前线的真实写照。
不错，范仲淹除了是个政治家，他还是一个文学家。那么，万里乡关情愁，这是不是文人的矫情呢？是不是一种怯战的曲笔表达呢？
不妨去回顾一下，年轻时的范仲俺，敢于叫板垂帘听政的刘皇后归政仁宗，敢于叩门阻止仁宗废除郭皇后，在疑心如云的仁宗面前，敢于坦然承认自己就是为了成就新政大业的“君子党”，你就不难推断出：“征夫泪”也好，那就是范仲淹悲悯将士生命的心里话；“孤城闭”也罢，它正是范仲淹对敌斗争的军事主张。
这些字眼，当时就曾遭到同朝反对派官员的非议，难怪后世的我等，对这首词的“认可”也会有所保留。为什么这首词能流传千古，除了词作者是一个千古传奇的贤臣，正是因为词中所表达的主张经过当时验证是对的，他的情感抒发与普罗大众的心是相通的，它道出了许多人想到而难以表达出来的一种真实体验。词的生命力正是根植于此。
窃以为，虽然这首词有唐代王维名篇《使至塞上》的余绪，如“长烟落日”与“长河落日圆”；“衡阳雁去”与“归雁入胡天”；“燕然未勒”与“都护在燕然”等，前者都有后者的影子，但比起《使至塞上》，“塞下秋来风景异”应该是大大突破了前者的低沉婉转、隐忍悲壮的格调。虽然也有一股凄清、悲凉之感，既要报国、又克制不住思乡的复杂情绪，但最终凝炼成一种对国家、社会重大问题独到表达的慷慨雄放之声。
“天地间气，第一流人物”（朱熹语）。作为政治家，来到西北前线的范仲淹，当看到战争給边境带来的生灵涂炭，他不发豪言壮语，直面严峻现实。正如他自己所言，“自己的心情变了”，他无疑升华了自己“忧乐天下”的情怀，不再是那种战争胜负高于一切的豪气；作为文学家，这是范仲淹自觉克服晚唐、五代浮靡文风，领豪放词兴起的一次创新之作，是文学适应北宋社会现实的代表之作。
正是包括范仲淹在内，以欧阳修为文坛领袖的一批优秀知识分子的砥砺开拓，北宋实现了中国文学史前所未有的一场文艺革新，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通过推动科举考试的进步，实现了社会革新的破题，虽然庆历新政失败了，却为仁宗之后差不多三朝准备了一批兼政治家与文学家为一身的经邦治世之栋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