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绝没点燃起我们脑内任何一个火花。” / 开普饭

蔡文豪摄

大哲学家回忆自己幼年

所受之学校教育

读秦云编著的《世界大思想家列传》（志文出版社出版），自古希腊德谟克里特起，至沙（萨）特止，共23位西方大哲学家。无意间我发现，其中一些大哲，对其少年时期所受之学校教育，十分的不满，甚至感到痛苦难忍。

先来看培根（1561~1626）：

在12岁时，他跟哥哥一起入剑桥三一学院；他虽然这般年轻，但有锐利而又深刻的观察力，对学院里的教学方法不大满意，曾下过大胆的批评，说剑桥的精神，只是一些“空话，空话，空话”。

他那时就毫不客气地否认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价值，且说：“为学当求真理而得新知，不可但拾古人的唾余。”

一名十二三岁的学生，而敢于批评剑桥的精神是“空话，空话，空话”，这是何等不易啊！

然后是笛卡尔（1596~1650）。他不但是一位大哲学家，而且还是位数学家，解析几何便是他发明的。1604年，在他8岁时，父亲将其送到兰法莱雪城一所由耶稣会神父创办的公学念书。当时，该公学是欧洲最负盛名的学府，人才济济，四方贵族子弟从各处涌来。笛卡儿是学校的高材生，然而——

他对学校的功课却不满意。因为当时的公学，大都采用旧士林哲学的教育方式，无可否认的，那种哲学已与时代脱节，对于各种应时而生的科学问题，它的解答，难以令人满意，显得异常地空洞和单调。尤其，实验科学崛起之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已被新的事实所否定，根据亚氏所建立的哲学系统，便普遍地受到摇撼与怀疑。

老师对于笛卡尔的怀疑，起先采取容忍的态度，但是后来，便有几位激烈地抨击他，这是他一生中感到特别伤心痛苦的一件事。

这大约便是学校教育的一个特色，或曰缺陷，它总是成年人用过时的知识，来培育一代新人。

再来看洛克（1632~1704）所受教育的情况：

洛克幼年，蒙其父亲亲自训诲14载，故颇受其父的感化。于1646年始入西敏士学校，该校教育只知迫人苦攻拉丁文，熟习文法，除稍授地理外，几无他种科学课程可言。此种教育，当然引起洛克的不满。6年皆如此，后于1652年升入牛津大学的基督学院。

斯宾诺莎（1632~1677）：

他的父母为西班牙的犹太人，因受异教的迫害而避难于此（阿姆斯特丹）。这个天才的儿童即在这个城市的犹太学校内接受他第一次的教育，他开始浸润在特模与中古犹太哲学的学说中，因此建立了他思想重要方面的基础，即努力主张上帝的思想为一个无限的存在……

他不久就怀疑摩西的神学，遂引起犹太神学家对他的怀疑，因此使他不能不离开犹太教的教育。他觉得需要扩大他的心灵的领域，就开始研究人类与自然科学。他从凡恩得学习拉丁文，凡氏为一物理学家，曾以做为一个自由思想家而著名。

假如斯宾诺莎不曾离开犹太学校，而委曲求全，会有后面的大哲学家斯宾诺莎吗？

最后来看看康德（1724~1804）的情况：

他8岁进佛列德取安伦高等学校。这是怎样的一个学校呢？校长就是神学博士叔尔兹先生，校内规则有：“谁要善用他少年的光阴，在学校中确立他将来幸福的基础，那么，必须信赖时时凭临的上帝。”这就是学校的宗旨。

幼年时代的康德，被束缚在这机械的教条中，被磨折在驯服的苦恼里，共有8年之久，这是多么不幸的事，甚至他到年老的时候，只要一回忆幼年时代所受的奴隶待遇，禁不住的使他战栗起来。

康德后来对他的同学巩德说：“他们那些先生绝没有点燃起我们脑内哲学、数学本能的任何一个火花。”

巩德回答很巧妙：“要是把它消灭，他们倒能办到。”

康德竟然到老年回忆起幼年时所受教育，仍“禁不住的使他战栗起来”，这是怎样的一种教育啊。教育不就是点燃学生们脑内哲学、数学、艺术等等本能的火花么？如若要扑灭它们，要教育何用？

从上述5位大哲幼年所受教育情况可见，学校教育的形式、内容与宗旨，均不能适合这些天才，他们不感到苦恼才怪呢。这些学校，本就为大多数普通人所设，宜乎这些天才不能够适应。

其次，教育本就是个悖论：其本质上是由上一代掌握旧知识之成年人，来培育渴求新知之少年。也就是要由过去之人，来培养未来之人；由旧的巢穴，而育出新的凤凰，其内在必然矛盾如此。化解此一矛盾的办法，便是为人师者在使旧知成为学生新知之基础时，训练学生掌握获取新知之方法，所谓“授人以渔”是也。

此种矛盾，普通人感受较为迟钝，不易觉察，而对于上述天才，其不能忍受与痛苦如此。而这一切，便是由教育之本质所决定了的。

明乎此，则从事教育者，对于所施教之对象，也就是未来之人，尤其是那些将来可能对社会与人类的贡献，要远远高过自己者，不可不取宽容大度的态度，以点燃其头脑中本能的哲学、数学、艺术之火花为己任，而非将其崭露之头角，削平到自己的水平。

如此，则这些天才的苗子幸甚，人类幸甚！

二零二零年六月廿日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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