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逵夫：《楚辞》的成书与注本

《典籍里的中国》第七期以戏剧化的方式讲述《楚辞》的故事，时光回溯，留存在史书上的屈原，从楚辞的每个篇章，一代代流传的传本和注本中活了过来，如在目前。

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产生以后，或单篇流传（篇幅较长者），或几篇合并流传（如汤炳正先生所言，最早有《离骚》《九辩》合并的传本，又两汉前期将《惜诵》等七篇屈原自叙生平之作辑录在一起，后又将景瑳悼念屈原的《惜往日》和宋玉的《悲回风》误为屈原之作合在一起形成《九章》的传本）。因为汉代以前文籍多书于竹简，每卷篇幅不会太大。刘安任淮南王，正在楚晚期都城寿春，应该在搜集屈宋等人的作品方面做了一些工作，将屈原除《招魂》之外的所有作品和宋玉的《九辩》、唐勒的《远游》收集到一起，并附题作“淮南小山”的《招隐士》。刘安还奉汉武帝之诏写了评论《离骚》大旨的《离骚传》。至西汉末年，刘向基本编定了《楚辞》一书，还收录了汉代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这两篇悼念屈原之作，末附他代屈原立言的《九叹》。

东汉初年注《离骚》者有贾逵、班固，其后马融曾注《楚辞》，但他们的注本都没有流传下来（洪兴祖注《大招》“曼鹔鷞只”一句曾引马融说）。东汉中期的王逸增辑了屈原的《大招》、唐勒的《惜誓》（误为贾谊之作）、严忌的《哀时命》，末附自己所作代屈原抒发忧愤的《九思》，在此前学者有关成果的基础上，做了全面的注释解说。此为《楚辞》注本的早期集大成之作。王逸《楚辞章句》的可贵之处一是总结了两汉时期各家的一些重要看法；二是距屈宋时代较近，王逸又为南郡宜城人，当楚故都鄢郢之地，对书中一些掌故与楚方言的解说应较为可靠；三是依据当时能见到的一些史料及相关传说，在内容说解与背景介绍方面参考价值大。

魏晋南北朝至唐代注释《楚辞》之作也有一些，多亡佚。但《昭明文选》中收有《离骚》《涉江》《卜居》《渔父》《招魂》和《九歌》中的二篇，宋玉《九辩》中的五段，凡注《文选》者，对这些作品，也都能在吸收前人之说的基础上有所探究，提出一些有参考价值的看法。

宋代在《楚辞》研究方面有所创获的学者较多，而突出的、集大成之作有两部：一为两宋之间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一为南宋初年朱熹的《楚辞集注》。

洪兴祖《楚辞补注》既是《楚辞章句》之后最重要的楚辞传本，也是王逸之后总结此前一千年中楚辞研究成果的最重要的注本。洪兴祖本来另有《楚辞考异》，列出《楚辞》正文和王逸注各种传本的异文，现均散列于《楚辞补注》相关部分的王逸注之后；若某句无王逸注，则列于正文之下。也因此有学者将此误认为王逸之注。体例上，保留王逸《楚辞章句》各篇前的序，注释也是先列王逸注，再为《补注》，在总结吸收各家之说的基础上，对王逸之说有所补充、阐释或驳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朱熹《楚辞集注》同《楚辞补注》的不同之处在于，作者摆脱此前注本的体例与框架，更侧重于体会原文之意，在此基础上对各家之说斟酌去取，阐发文意。可以说，读《楚辞补注》有助于了解此前学者们的看法，读《楚辞集注》则更多地是从文本入手去体会作品的思想与情感。书中对一些词语的解说如果不同于前人，也不在注文中罗列材料进行辩说，而另作《楚辞辨证》上下两卷，附于其后。简明精到，更便于阅读。在篇目选定上，朱熹也改变了王逸以来形成的篇目构成，删去了《七谏》《九怀》《九叹》《九思》这四篇写屈原事迹而艺术上缺乏创造性的作品，增加了贾谊的《吊屈原赋》与《服赋》（《鵩鸟赋》）。另外，又选荀况的《成相》《佹诗》、荆轲的《易水歌》直至宋代张载的《鞠歌》、吕大临的《拟招》等五十二篇骚体作品，辑编为《楚辞后语》六卷，大体展现出楚辞的影响与骚体赋的发展状况，可以开阔读者的眼界。

北宋末年宋金交兵时以及宋王朝偏安东南时产生的这两部《楚辞》注本，自然突显了屈原的爱国思想与正道直行的优秀品质。

明清时期，尤其是清代，研究、注释《楚辞》的著作很多。明代如汪瑗的《楚辞集解》、陆时雍的《楚辞疏》、黄文焕的《楚辞听直》等都为后代学者所重视。清代影响最大的注本有王夫之的《楚辞通释》、林云铭的《楚辞灯》、蒋骥的《山带阁注楚辞》、戴震的《屈原赋注》。近代学者俞樾、王闿运、马其昶、梁启超、刘师培等也都有相关论著存世。现代老一辈学者中，游国恩、陆侃如、闻一多、郭沫若、林庚、姜亮夫、刘永济、朱季海、汤炳正、陈子展成绩最为突出，影响最大。本书《主要参考文献》列出部分书目，可以参看。此后又有不少学者致力于屈原与《楚辞》研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崔富章为总主编的《楚辞学文库》四卷五大本，总计800余万字，对从古至今重要著作及其成就均有介绍，其中《楚辞集校集释》卷对各家在文字是正、内容解说上的重要创获均摘要列出，《楚辞评论集览》卷集录古今名家的重要学说，《楚辞著作提要》《楚辞学通典》具体展现出楚辞研究的进程。这些都可借以全面了解楚辞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这里不再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