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中国画的“根本”

王个簃（1897-1988）名贤，字启之，号个簃，别署霜荼阁。江苏海门人。早年笃好诗文、金石、书画。27岁入吴昌硕门下，深得吴昌硕画风精髓，吸取青藤、白阳、八大山人、石涛等明清诸家之长，另创新意。曾任上海中国画院副院长、名誉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西泠印社副社长。出版有《王个簃画集》、《个簃印存》。著有《王个簃随想录》、《霜荼阁诗集》等。

六十年来的艺术实践，对于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国画的传统艺术，我有了一些自己的感受和看法：

第一，既要重视传统，又要不为所囿。多临摹、观看前人的作品，这是需要的。但看后要思考，要研究，才能决定扬弃取舍。

第二，深入生活要以我为主。事物是千变万化的，要仔细观察又要善于取舍。生活中有四朵花，我只要三朵，生活中有几种花，我只要选择一种或两种。如果拘泥于生活，见一样画一样，平铺直叙，那就会堕入自然主义的泥坑，即使画得再好也不能成其为艺术珍品。传统京剧艺术中的“千军万马”只有几个人就能在小小的舞台上表演出有声有色、波澜壮阔的场面，这叫做舍繁就简，以少胜多。

第三，“外师造化”，但又要高于造化。观察生活要仔细，要凝神思考，但创作时要选取本质特征，进行概括提炼。反映现实需要再创造，才能别开生面，达到炼形提神、形神交融的完美境界。昌硕先生晚年笔精墨妙已入化境。他画的牡丹，刘海粟先生谓“看似无瓣，实际有瓣”，誉为传神之笔。艺术来源于生活真实，而又高于生活真实，这是艺术的真谛。

第四，创作要有自己的强烈的主观意念，接受传统，又要丢掉传统，观察生活，又要丢掉生活。这个“丢”字不是说从此不要传统不要生活了，而是从胸有成竹——生活中来——到胸无成竹，进入创作的忘我境界，神与物游，追求意境。

这或许可以概括这样的公式：

生活——思考——创作——挫折——再创作

这就是我创作的过程。创作，要允许尝试，允许失败，直至成功。

“尝试——失败——成功。”这也是创作的一条规律。以后第二次第三次或数次创作同一个题材，也要按这些过程，规律循环往复，在前面绘画的基础上精益求精，不断提高。

第五，一幅画的构图要有全局观点。要“造险”、制造矛盾，从矛盾中求统一求协调。创作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要一变再变到无限的变，最后变成我自己的有独特意义的创作。

王个簃（右二）和唐云（右三）、陈秋草（右一）等画院老画师正在为张培础（左二）、杨正新（左三）等学员示范指导

第六，大画当作小画画，可以放笔随意挥洒，小画当作大画画，可以“心细”，小中见大，天地空阔。昌硕先生也一贯强调：“苦铁画气不画形”。欣赏他画的画，确实感到自有气势在。大画小画章法结构都要有大的风貌和气韵，使作品形成特有的气质和雄健奔放的气势。

第七，一幅画的布局、用笔、用墨以至于题字钤印都有一个虚、实、轻、重问题。虚中见重，虚中见实，轻中见重，重中见轻。它们是互为影响互为联系的。怎样理解“重、拙、大”这一艺术特征?我以为，“重”指用笔厚重，是对轻灵而言，没有轻就没有重，“拙”是不着意修饰，求自然含蓄之趣，是与巧相言，没有巧就没有拙，“大”是指大气磅礴，是对小而言，没有小就没有大，要处理好局部细节和整体气势的关系。这些都是辩证的统一，需要两者结合、互为映衬。

第八，中国画讲究线条。线条要有提按、徐疾、顿挫、干湿、浓淡、虚实的变化。剑兰、棕榈是直线，葡萄、紫藤是曲线，要善于运用线条表现艺术美。笔法与墨法要结合得自然流畅，要富有气韵即富有类似音乐、舞蹈与书法的旋律和节奏感。

如前所谈到的，我画的那幅《祝寿图》都用线条组成，线条之所以美，就因为注意虚实结合、浓淡结合、轻重结合、干湿结合。虚处——空白处，是无形的线条，烘托出有形的线条，这叫做知白守黑，以味补味，画中有画。

第九，融诗、书、画于一炉，如果都臻上乘，历史上称为三绝。苏轼对王维的诗誉之为“画中有诗，诗中有画”。元代以后大开这个风气。明清以迄近代更有发展。昌硕先生加上治印，成为四绝，使人从一幅画中欣赏到诗、书、画、印四种艺术有机结合的美感。因此，国画艺术创作需要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其中除诗文、书法、金石之外，还需要懂得一点绘画以外的艺术，例如音乐、舞蹈、戏剧，甚至太极拳等。还要读一点中外文艺理论，以提高自己的欣赏能力，丰富自己的艺术素养。昌硕先生喜爱昆曲，自己能谱能唱。杰出的京剧表演艺术大师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都能画一手好画。我的老朋友俞振飞善书善画，诗文并茂，因而他的表演艺术被人们誉为有书卷气。我爱弹古琴，从那悠扬顿挫的旋律中悟出了作画写字的韵律和节奏。从舞蹈、太极拳的优美姿态中，悟出了绘画中的动静关系。

各种艺术是相通的。这就需要不断充实、提高多方面的艺术素养。

我以为自己摸索出来的经验才是自己的，印象才会深刻，运用才会自如。步前人的足迹，不会有新的创造。

“铤险医全局，途歧戒猛驱”。这是昌硕先生关于刻印艺术应该遵循的名言。刻印是我国一门独特的传统艺术，它与书法尤其是篆书相辅相成，不可或离。

我从事篆刻六十年来，坚持书写石鼓，参以琅琊台石刻、古籀文意，并其他金石文字，旁及行、隶，未敢或辍，以求得用笔熟中生、拙中奇，凝炼浑朴，气势厚重。我以为刻印要从汉印入手。在印面方寸之间，铺陈排列、章法经营，要从容自然，奏刀要注重气势，能入能出，平正中见险劲，波磔中求自然，不以怪诞霸气取胜，不以娇妍媚俗。这是我毕生所追求的目标。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八十三岁那年所刻“献身四化”等四巨印，力求达到铺陈空阔、流畅自然的境界，而力有未逮，为可憾耳。门人刘伯年谓我此作大气磅礴，可谓传世之作，未免过誉。

铸凿摹拟贵劲挺，巧拙参差在屈律。

所谓钝刀非着意，妙在藏锋传其神。

经营位置考繁简，钻研骨法权轻重。

无法驰骋生有法，刻意推敲日日新。

这是我自己对刻印实践与经验的总结。我深感刻印虽雕虫小技，犹大有可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