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官商勾结贩玉案（全文）
这起官商勾结贩玉案已过去240年，但是其案盘根错节，官商勾结，至今仍足以警示后人。
人类社会，科学、哲学、艺术的发展已进入快车道，但几千年来，人性的进步却不足以谈，贪婪，人性的最大的孽根性如同一粒种子，在适当的土壤和环境下便会发芽、生长、壮大，直至最终以毁灭自己的方式而灭亡。
（一）
我们先介绍一下这起案件涉及的主要人物。
官是高朴，时任叶尔羌办事大臣，正三品。叶尔羌办事大臣当时管辖的地域包括现在喀什地区的叶城、泽普、莎车、巴楚和麦盖提等县。高朴的官职实际上是兵部右侍郎（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兼驻叶尔羌办事大臣，计划任职三年，算是挂职锻炼，主要业务是统领驻军，负责当地边防、台站、卡伦、贸易关税等军政事务。
高朴出身于官宦世家，爷爷高斌是大学士、河道总督，父亲高恒是两淮盐政，大伯高晋时任两江总督，都是大清从二品以上官员。其实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高朴还有一个姑妈，这个姑妈在乾隆皇帝还是宝亲王的时候，是乾隆的侧福晋，乾隆即位后第一个被册封，此人就是有名的慧贤皇贵妃，地位仅次于孝贤皇后。高朴还有三个姑姑也都是达官贵人的夫人。如果从亲戚的角度上来说，高朴算是乾隆皇帝的侄子。按理说高朴并不缺钱，下派做官，可选的余地也是非常大，但他为什么从帝都到偏远的新疆当叶尔羌办事大臣？原因很简单，因为叶尔羌产玉，玉矿丰富，且体型巨大。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正值康乾盛世的顶峰。“乱世黄金，盛世玉”，乾隆爷本人惜玉如命，每逢大寿，各地进贡的玉也就考验着对皇帝的忠诚度。由于临近乾隆七十大寿，当时，新疆的玉一日三涨，利润可观，但是朝廷禁止私人采卖玉石，好玉都集中在朝廷和官员手中，这就造成了玉价的高涨。自古以来，赔本的买卖没人做，但杀头的买卖有人做，巨大的利润空间为民间私自贩卖玉石创造了条件。高朴到叶尔羌当然与玉石是有关的。
高朴一到任，时任叶尔羌阿奇木伯克鄂对就送给他五十两黄金，二千斤玉石。清朝在新疆民族地区设置伯克制，伯克隶属于办事大臣，是主管当地民族事务的最高官员。鄂对曾在大、小和卓叛乱中坚定地站在大清的立场，带领本部回兵与清军并肩作战，平叛战斗结束后，被封为正三品阿奇木伯克。
鄂对为什么要主动贿赂高朴，其中有两个原因，一是鄂对本人也在贩玉。二是当时鄂对已年老，希望死后高朴可以帮自已的儿子顺利接替自已的职位和爵位。
当时玉矿由朝廷垄断，有卡伦兵驻守。鄂对给他的玉，他秘密安排人送往内陆出售，挣了大钱。于是，高朴向乾隆上奏，呈请在密尔岱山每隔一年开采一次“官玉”，以便向朝廷进贡，实际上行乘机盗采官玉之实。
商叫张鸾，晋商，资产巨大，房产很多。我们很多人都认为当年在新疆的内陆商人主要是随左宗堂进疆的天津杨柳青人。事实上，自汉唐以来，经丝绸之路进入新疆的内陆商人就很多。
清初平定准噶尔叛乱、大小和卓叛乱中，就有很多商团加入清军的作战队伍。自古以来大批内陆商人长年在这条漫长的丝绸之路上讨生活，并在新疆当地设立分号。当时在新疆经商的内陆商人分为北套客和西路客，北套客主要穿越河套地区，以归化（今呼和浩特）为基地，从蒙古草原进入新疆，主要是山西、陕西、直隶的商号。西路客主要经过河西走廊进入新疆，以广东、湖南、江苏、浙江、四川的商号为主，其中也有一些甘肃和陕西的商号。
张鸾是山西朔平府右玉县人，年轻时在归化一个叫三义店的商号当骆驼客，也就是牵骆驼走西口，掌柜的与张鸾是同乡且发现这个年轻人头脑很灵，是做生意的好手，于是将他作为自己的助手派往阿克苏的分号主事。到了阿克苏，张鸾发现新疆的玉石很便宜，于是，私自用阿克苏三义店的本金买了一万两银子的玉，用新疆的皮毛、地毯掩盖着运到肃州（今甘肃省酒泉），卖了二万三千两银子。于是，获得巨大利润的张鸾再将棉布、丝绸从肃州运到阿克苏，又挣了一笔。这个世界有一类人，得了便宜不买乖，回到阿克苏后，张鸾返还了三义店的本金，辞职不干了。没资料显示，张鸾是否懂得当地的民族语言，但是当时晋商较大的商号的正式职员在当学徒时是要学会生意所在地的语言才能成为伙计的，在新疆就是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甚至俄语，从这个角度推断，张鸾至少会一种民族语言。辞职后的张鸾返回了山西，在那里与其它三人合伙做生意，主要是从内陆贩卖丝绸、棉布、茶叶、瓷器、刺绣等到新疆，再将新疆的皮革、毛毡、地毯等运往内陆，主要是做玉石生意，这是个风险活，抓住轻则没收，重则剁脑袋，但是张鸾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躲过沿途的关口，最大可能就是贿赂了卡兵和官员。从张鸾的发迹看，他属于典型的暴发户，短短几年时间就在苏州、山西、新疆有了商铺、客栈、房产，并在苏州养有小妾，可见贩卖玉石的利极为可观。
此案又牵扯出另一个商人赵钧瑞。读史书，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历史记录帝王将相、记录达官显贵，但就是很少记录富商巨贾，与众多小民一样，这些有钱人不过是历史的蚍蜉，没有任何高贵可言。但是有一类富商被记录下来，原因是犯事了，做为案例进入了刑典。这个赵钧瑞就是这么个倒霉蛋。
赵钧瑞是陕西渭南的回民，1759年到新疆淘金，在新疆奋斗了18年，在叶尔羌开了个杂货铺，是这里最有名的内陆商户，此人在阿克苏和叶尔羌有四个客栈、一个饭馆、15头驴、160峰骆驼，在陕西和叶尔羌各有一处大宅子，还成功当选为当地的乡约，相当于是一个乡长，所以他和当地的官员很熟悉。在高朴当叶尔羌办事大臣时，为了打通官路，给高朴送了一个玉如意，高朴很高兴，两人成为了好朋友。
1778年的时候，赵钧瑞想家了，准备衣锦还乡，回陕西渭南的老家看老父亲，于是就找高朴批路票。路票相当于一个身份的证明，是从顺治年间开始执行的对十八行省的中原人进入边疆地区的一种管理制度，由官府开出，主要注明持票人的籍贯、姓名、货物数量、前往地域、期限等内容，沿途各关口都要查验。赵钧瑞的路票是开了，但是高朴有个附加条件帮他从叶尔羌带1500斤玉石，结果赵钧瑞很倒霉，爹没见着，中途高朴案事发，他被抓了。不光被抓，还把他的商号从苏州运往西安的四车皮革、衣料、还有七十一箱的丝绸和刺绣也没收了。结果是脑袋被剁了，尸体扔到郊外喂野狗了，死无全尸且无葬身之地。
现在要重点介绍一下在查处这起案件中最关键的人。
此人叫永贵，《清史稿》中对此人评价极高，与纪晓岚、刘墉、阿桂属于同一时代的人，且人品相近、经历相似，因为他三次进疆，在乾隆身边时间短，我们的宫廷剧没有涉及到他，但是此人为稳定新疆做出了很大贡献，足以记入史册。先简单介绍一下永贵的经历。
永贵，字心斋，满洲正白旗，翻译出身，当过户部主事、郎中、云南布政使、浙江巡抚、西安巡抚、按察使、左都御史、办事大臣、参赞大臣、汉军都统、伊犁将军、刑部侍郎、礼部尚书、吏部尚书等要职。永贵的仕途如同波浪一般，时起时落，但每落一次，必会回弹，而且越弹越高。在我看来，永贵的仕途有几个特点：
一是勤政，且不死板。在任浙江巡抚时，前总督李卫负责盐政，曾用国库的钱收购民间的食盐，由巡抚衙门的武官任缉私，查收私贩官盐的人，办法简单粗暴，效果不好。永贵上任后奏报朝廷，让抚衙的文武官员轮岗，交替任职，效果很好，用三年时间证明了文官做事有时比武官靠谱。
二是护犊子。当时温州、台州两县大旱，永贵命令知府金洪铨赈灾，但知府力不从心，永贵奏报朝廷时很委婉地保护了金洪铨，但却遭到了御史范廷楷的举报，认为永贵在处理金洪铨时，念私情，处理过轻。于是，皇上让永贵拿出赈灾方案，永贵报请朝廷将当年浙江和江苏应该运往京城的八十万石粮食用于救灾，并拨调江苏等省五十五万石的米用于补充浙江的储备。但这个建议，被乾隆爷认为永贵处事过于张狂，而且上报的灾情有所夸大，于是，永贵被降职，派往北路军管理粮饷。三年后，封为甘肃临洮道按察使，小官。
三是勇于担当。乾隆二十一年冬季，厄鲁特蒙古辉特部阿睦尔撒纳（时任定边左副将军）等人叛乱，定边将军兆惠率军赴伊犁平叛，永贵放弃西安巡抚的位子，转任副都统进入新疆巴里坤筹集军粮，策应兆惠，使清军摆脱了厄鲁特蒙古辉特部残部的围攻，而且取胜。乾隆爷很高兴，永贵从文官变成了武官，授三等轻车都尉。之后他再次以刑部侍郎的身份管理乌鲁木齐、辟展（注：本唐蒲昌县治，讹为辟展，1727年清雍正五年建，城址在今新疆鄯善）、托克逊、哈喇沙尔（今焉耆）、昌吉、罗克伦（注：今昌吉市西二十里，可能是现在的三坪农场）等地的军屯，当年就收获小麦三万五千八百多石，保障了前方作战的军粮。
在兆惠将军再次用兵叶尔羌打击大、小和卓叛乱时，永贵驻守阿克苏筹集粮饷。其间，库车布政使德舒被玛哈沁（厄鲁特语：劫盗）叛乱所杀。永贵协助护军统领努三平叛。乾隆二十六年，升任喀什噶尔办事大臣，提为礼部尚书、镶红旗汉军都统。在驻守喀什噶尔期间，兴修水利，开垦农田。因其功劳大，任期满后考核优秀，与阿桂一并奉调回京任礼部尚书。乾隆三十年，乌什回人暴动，永贵再次进疆主持军务。
四是代人受过。乾隆三十三年，永贵任伊犁将军。为备战修建惠宁城，当时，塔尔巴合台的蒙古厄鲁特兵偷盗哈萨克部落的马匹，反而诬陷哈萨克人盗马，塔尔巴合台办事大臣巴尔品审理此案时并没有查清原由，乾隆爷震怒，认为断案不准，是调拨当地民族关系，可能引起民变。永贵上奏帮巴尔品说情。后来，驻守伊犁的凉州、庄浪的士兵的军马损失超过限额，按规定要从士兵俸饷中扣除，永贵当时为引以为戒，把驻伊犁的热河满洲兵也扣了军饷，被告发，两件事相加，罪加一等，被调回京城。连降三级，革职留用，削去了花翎。
五是违背上意，使用谏官。乾隆四十二年，永贵因功又被提升为大学士、吏部尚书。既然为皇帝管人用人，所以永贵想打击和珅之类贪官，提拔敢说真话的谏官，这件事造成永贵再次被贬官。起因是乾隆三十九年，山东白莲教清水派教主王伦以“运气”替人治病、教授拳术等方式在兖州、东昌（今聊城）一带收徒传教，当时，正赶上山东连年歉收，地方官强征暴敛，王伦趁机带众暴动。给事中李漱芳给乾隆上奏认为，山东民乱是由于王伦借山东民荒煽动起事，是官逼民反，应当追查当地官员的责任。这个折子让乾隆爷很生气，认为官逼民反是胡说八道，康乾盛世的百姓怎么可能被饥寒所迫。清军镇压王伦暴动之后，乾隆爷亲自在紫光阁审讯被俘的民众，命李漱芳旁听，事先提审的民众已被威胁不能说灾荒所至，惹皇上生气。李漱芳因直谏降职。四年后，永贵当吏部尚书，认为李漱芳为人正直，敢说真话，是国家的栋梁，于是报请乾隆提拔李漱芳为员外郎。但乾隆没忘记那个惹他生气的折子，认为提拔李漱芳是因为永贵钱权交易的结果，于是大为恼怒，再次削去永贵的花翎，再次贬官，以三品顶带，自带路费，赴乌什任参赞大臣。
在看清史稿中艰涩的古文并将其转用白话文表述的过程中，我也翻看了相关的史料，发现几个问题：一是，清朝的官员，能上能下，并不是一官当到底，有错就降，有功就升，到新疆任办事大臣，有些就是因为犯错后被贬，戴罪立功。二是，驻新疆的办事大臣，除伊犁将军和乌鲁木齐都统是实职实衔岗位外，各地的办事大臣都是中央官员兼任，而且这些办事大臣可以越过伊犁将军和参赞大臣直接向乾隆上奏折，与伊犁将军只维持表面的隶属关系。三是，这些办事大臣，天高皇帝远，位高权重，形成了清朝的军府制，很难受到监督，脱离了清政府的监察体系，以至于弊端丛生，贪腐成性，反而影响了新疆的稳定，激化了民族矛盾。
从永贵的经历来看，我们可以简单地给永贵下个结论：为人正直，多岗位历练，对国家忠心耿耿，不畏艰险，不畏权贵，甚至弹劾和珅，致使和珅降两级。永贵被贬官，估计与和珅的谗言有关。永贵在军机处时，与阿桂齐名，当时被称为“二桂”，而且他任浙江巡抚时，以廉洁为政，名声很好。在边疆驻防多年，军功显著。虽然永贵任伊犁将军只有一年时间，但是兴办官学，在驻伊犁的旗兵集中地要求军士必须学会满语、汉语、蒙古语，并设立满、汉、蒙官学各一所。一名儒将，以提高军队的文化来提升战斗力，其深邃的目光不言而喻。
乾隆四十三年，这位有名的能臣干吏在准备巡视叶尔羌时，遇到了老朋友——新任叶尔羌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弟，伯克给他带来了五十两黄金和一份讼状，这起乾隆年间的最大贩卖官玉案揭开了帷幕。
（二）
清代新疆政治舞台上，曾先后有三个家族在“反对分裂，站在大清王朝立场”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多数人都知道的是哈密郡王额贝都拉家族和吐鲁番郡王额敏和卓家族，我们很少知道的是，在新疆南部，坚定站在大清立场、持续战斗在反分裂第一线的是库车的鄂对家族。
新疆近代史上，第一个分裂势力来自“大小和卓”叛乱。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大小和卓”是怎么回事。
马克思说过：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既然是鸦片，那就会使人的精神产生依赖性，甚至美好的幻觉。宗教这东西，时而是人民反抗封建统治阶级压迫的利器，时而是统治者愚弄百姓的幌子，这两个作用在17世纪新疆伊斯兰教中 “黑山派”和“白山派”的交替执政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元朝时，成吉思汗的二儿子察合台在新疆南部建立了察合台汗国，成为蒙元帝国的一部分。 1514年，察合台的后裔赛义德在今天的莎车县又建立了割据政权叶尔羌汗国，统治了南疆，臣服于蒙古准格尔部。这个汗国信仰伊斯兰教，虔诚至极，但是到后期乱了，原因是叶尔羌汗国存在50年后，从中东来了个穆罕默德的后裔，自称是“圣裔”，被尊称为“和卓”，在原本信奉伊斯兰老教的叶尔羌汗国传播新教苏菲派，其主要特点是戴黑帽子、诵经时大声朗读，因为是所谓的“圣裔”，得到了叶尔羌汗王的支持，信众广大。又过了50年，从中东又来了一个穆罕默德的后裔，戴白帽子，诵经时不出声默读。从血缘上说，黑帽子圣裔和白帽子圣裔都是中东伊斯兰教苏菲派领袖玛合图木·阿杂木的后人，并非穆罕默德的后人，先来的戴黑帽子的是玛合图木·阿杂木的次子，由于在教争中败给了大哥，就来到了新疆宣教，而后来的戴白帽子的是玛合图木·阿杂木的长子的儿子。自此，平和的叶尔羌汗国陷入了同一教派不同分支的派别之争，形成了 “黑山派”和“白山派”。
两个教派的头领为争夺教俗权力和财富，在叶尔羌汗国国王与其子女、官员之间制造矛盾，鼓动信徒相互仇杀，给当地回部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灾难。这种“骨肉相残，纷争不已”的斗争也直接导致了繁盛的叶尔羌汗国的灭亡。
乾隆皇帝平定准噶尔叛乱后，从伊犁释放了被准噶尔部扣压的人质----“白山派”的大和卓波罗尼都和小和卓霍集占。乾隆爷的本意是想依靠“白山派”家族和宗教影响力管理南疆诸城。然而，大小和卓分裂之心不死，回到南疆后不久就公然残杀清朝派往南疆抚恤的官员阿敏道及随从一百多人，自立为“汗”，公然反清，幻想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南疆回部民众苦不堪言。于是，平叛的几十万西征大军在定边将军兆惠的率领，下从伊犁向南疆进军。鄂对带领部众加入到平叛的大军中。
“黑山派”首领鄂对与“白山派”首领大小和卓的仇恨，不单是宗教立场，还有民众、土地、甚至杀亲之恨。当“黑山派”首领鄂对得知大小和卓已被放归南疆，准备反清时，严禁部众参与，带着13岁的长子和亲随们，从库车逃往了伊犁而之后，鄂对带领清军围攻库车城时，小和卓霍集占，当着鄂对的面将鄂对幼小的二子一女从城头扔下，活活摔死。
这种仇恨，也坚定了鄂对以大清为靠山的决心。鄂对协助清军攻克库车，劝降阿克苏，进占喀什噶尔，收复叶尔羌，据守和田，直至彻底收复整个南疆，将大小和卓驱逐出境。大小和卓的叛乱，并不是说所有的“白山派”都代表着分裂，事实上在平定大小和卓的叛乱中，“白山派”的一些伯克与和卓也加入平叛大军。
乾隆皇帝自此开始支持“黑山派”，将虽与鄂对有过节和教争、但在打击大小和卓中同样战功卓著的“白山派”首领乌什伯克霍集斯、和卓家族的图尔都等回部上层举家迁往北京，选图尔都的妹妹入宫，册封为贵人，就是我们熟知的香妃。表面上看，乾隆为了支持“黑山派”，调离了“白山派”，但是，实际上这是乾隆治疆的一记妙招----因为教争的危害远远高于民族矛盾所带来的危害。
历史证明了乾隆决策的英明，鄂对的后裔一直密切监视着大小和卓的后裔在境外的活动，不断向朝廷通报和卓后裔在境外的情况。大小和卓叛乱发生七十年后的1826年，大和卓的孙子张格尔在外部势力支持下，入侵新疆，鄂对的后人再次成为清军打击外敌入侵的重要的支持力量。
鄂对本人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被乾隆爷策封为三品阿奇木伯克，辅国公，后加爵为贝勒，是平定回疆之乱前五十功臣，并画像紫光阁。贝勒是清朝皇家贵族的封号，仅次于郡王的爵位。后来，鄂对的孙子伊萨克因打击张格尔有功，被封为多罗郡王，爵位高于哈密郡王。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十一月，高朴从北京出发，一路耀武扬威的奔赴叶尔羌，就任办事大臣。当时鄂对是叶尔羌阿奇木伯克，当地回部的望族，也是南疆最高的宗教领袖。鄂对当然知道高朴的来历，况且高朴还身兼兵部右侍郎，年轻有为，皇亲国戚，前途无量。
鄂对的爵位与资历，高朴无法比，但是鄂对并没有在高朴面前摆谱，而是主动送了高朴50两黄金和二千斤上好的玉石。
高朴的心乱了。清朝可是流官制，官员并没有退休之说，活到老，干到死，高朴的爷爷就是死在治河的任上。“做一任流官，捞一生用度”，这是自古贪官最普遍的思维。高朴是官宦子弟，自然知道“钢铁虽硬，遇险则折，金银虽软，无坚不摧”的道理。
于是，高朴向乾隆皇帝呈上折子，请求开采密尔岱山的玉矿，这实际上是一种假公肥私的行为，名为受朝廷之命开矿，所采好料，均被高朴占为已有。如果仅仅是占点小便宜，也未必有人去关注，但是高朴忘记了，采玉的民工是要吃饭的。
乾隆四十三年春，高朴以官方名义征民伕三千人进密尔岱山采玉，带队的是阿奇木伯克的副手阿布都舒库尔和主事达三泰。然而，历史无数次告诉我们，比贪官更胆大的是贪官所信任的奴才，这俩人借高朴的名，又加征了二百人，私藏了更好的玉。
昆仑山脉冬季积雪，夏季山洪，气候多变。民伕在山上原始的开采过程中，死伤是常事。在当地民伕眼中，玉就是个石头，不能当饭吃，又不能私卖。错过了田里的耕种收割才是大事。面对艰苦的环境，众人向工头帕勒万提议停工逃亡。帕勒万也不想看着乡亲们吃苦受累，还拿不上钱，于是说，逃亡不是办法，还会被抓回来，不如你们杀了我，没人会找玉采玉，这样大家就可以回家收麦子了。众人反对这样做。于是帕勒万说，马上冬天要来了，到时候大家都会冻死在山上，为什么都要死在这里呢？说完，纵身跳崖而亡。
工头帕勒万的死，激起了民愤。民伕们抬着帕勒万的遗体回叶尔羌讨说法。
在此之前，鄂对病故了。临终前，向高朴提了一个请求，请高朴奏请朝廷，由他的儿子接任叶尔羌的阿奇木伯克。
高朴将鄂对的请求上呈乾隆皇帝。当时，清廷正在民族地区逐步推行改土归流。乾隆并不想让鄂对家族形成地方的家族势力，于是调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到叶尔羌任职，鄂对的儿子鄂斯满由阿克苏调任喀什噶尔任阿奇木伯克。
这个色提巴尔第原本是拜城伯克，也在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中立过战功，在平息“乌什事变”时，坚定站在朝廷一方，稳定了阿克苏，深得朝廷信任。而且，色提巴尔第与鄂对私交很好，同属“黑山派”的民众首领。小和卓霍集占在库车叛乱时，色提巴尔第与鄂对反对叛乱，一同翻越天山投奔伊犁的兆惠将军。之后，又一同参与清军平叛行动。
乾隆三十八年（1771），蒙古土尔扈特部东归，遇到粮荒，色提巴尔第碾磨麦面八千石，运至喀喇沙尔（今焉耆），资助渥巴锡度过难关，鄂对也送去大批粮食和牲畜。
色提巴尔第与永贵的关系也不一般，某种程度上而言，永贵是色提巴尔第的恩师。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时，永贵在阿克苏为前方筹粮筹军饷，而色提巴尔第是永贵重要的幕僚之一。
在永贵眼中，高朴只是个“小兔崽子”。永贵应该说是与高朴的爷爷高斌同辈的官员。乾隆四年，永贵当户部郎中时，高朴的父亲高恒只是永贵手下的一个打杂主事，而且是靠家族关系上来的，职务差别就相当于永贵是民政部司长，而高恒是部里的一个处长。永贵当然了解高朴家族发达的前世今生。永贵本人出身于正白旗贵族，根正苗红。高朴家族只是由于姑姑被册为了乾隆爷的皇贵妃，才由汉姓包衣抬旗为镶黄旗，从此跻身官场。也就是说高家并不是地道的八旗满人。
高朴本人一路上来也不地道，鼠目寸光，争功近利，或言之，就是踩着朋友的脑袋爬上来的。当时，吏部对各级官员的考核结果属于绝密信息，只有皇帝和军机处个别辅国大臣才能看到，这种考核每三年一次，考核结论很简短，皇帝会在每人的考核记录上批字，提、贬、奖、罚、留、用，基本一目了然，扫一眼便可记住。当时，乾隆皇帝身边有一个叫高云从的太监，口风不紧，就把这种绝密的结论和批示泄露出去了。朝廷不少高官在各自的朋友圈子里议论此事，这事传到了高朴耳朵里的次日，乾隆皇帝就收到了高朴举报此事的密折。
乾隆震怒，下旨处死太监高云从，传论此事的官员贬职罚薪。高朴从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被提升了兵部右侍郎，由正三品升为从二品。但是，乾隆皇帝也告诫高朴，如果因此事而沾沾自喜，以后惹事生非，则属于度量狭小之人，如果以此事显摆自己的公正，而不谨慎做事，甚至肆意妄为，营私舞弊，那么结局就会同太监高云从一样。
乾隆皇帝这番告诫，一语成谶，高朴在靠检举他人提升三年后，自已也在叶尔羌尸首分家，抛尸郊外，喂了野兽。
色提巴尔第甫一上任，就遇上了采玉民伕抬尸告状。但是在当地，办事大臣是最大的官，他作为阿奇木伯克，主要是处理民族事务，并没有对办事大臣的监督权和处置权。
而在高朴眼中，无官不贪，这是常理。于是，为了摆平色提巴尔第，高朴以见面礼为由，送给了色提巴尔第五十两黄金和一千斤玉石，当然这钱是商人张鸾出的。
色提巴尔第很为难，如果收了，此事一旦由民愤引发民变，皇帝追责，肯定是杀头的罪。但是如果不收，高朴完全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联合其它官员，捏造事实，将他置于死地。在清朝，当官可是个高危行业，平衡不好利益时，就如同水上行舟，随时翻船。
做为地方的一个伯克，并没有直接给皇帝上奏折弹劾官员的权利，因为上面还有伊犁将军和参赞大臣。而此时，传来了乌什参赞大臣永贵将巡视叶尔羌的消息。
于是，正在进退两难的色提巴尔第，带上民伕的诉状和黄金，离开了叶尔羌，在半途上迎侯永贵的到来。
（三）
今天，我们可以通过《西域闻见录》，了解一下240年前的叶尔羌是什么样的。
这本书详细的地记录了当时的人文、官制、街景、居民生活，以及叶尔羌玉石之美。作者名字有些奇怪，叫七十一，姓尼玛查，号椿园。此人是正蓝旗满人，时任库车办事大臣，在新疆生活了十多年，回京后任刑部侍郎。
七十一去叶尔羌时，任叶尔羌阿奇木伯克的正是鄂对。
让我用现代汉语，为大家描述一下七十一笔下当年的大都市叶尔羌的盛状。
叶尔羌，当年新疆的大都市，也是古代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莎车国所在地。“叶尔”指土地，“羌”是指宽广，可以理解为“地大”的意思，地大自然就意味着物博。这里是霍集占和卓的老家。和卓的住宅非常豪华，屋顶全部是绿色琉璃瓦。
平定“大小和卓”叛乱后，由于和卓住宅庭院宽敞，最初用作参赞大臣衙门，后来参赞大臣衙门移驻乌什，这里又用作了办事大臣的官府和粮饷机构的办公场所。
叶尔羌城设办事大臣两人，下属官员二人，翻译三人，警卫十人，哨卡八处，兵站十三处，驻有满兵三百人，由协领管理，守城汉兵六百五十五人，由参将统率。
叶尔羌土地平广，东接乌什，西至塔县，南控和田，北邻喀什，西南接壤外藩（塔吉克斯坦）。当时，叶尔羌办事大臣辖治十座城池，十城各有阿奇木伯克，官职三品至五品不等。其中，叶尔羌城最大，设三品、四品伯克各一人，五品、六品伯克各一人，其余为七品伯克。
叶尔羌城的三品阿奇木伯克是贝勒鄂对。
叶尔羌城墙坚固，周长十多里。城内人口七、八万，而其它九城只有千余户。守军驻地在城边。其余地方都是当地人的住房，相互连接，几乎没有空地。商人主要来自山西、陕西、江苏、浙江、西藏等地，这些商人，长途跋涉，往来贸易，长居此地。外国商人主要来自安集延、浩罕（现乌兹别克斯坦）、克什米尔（原印度的一个邦）等地。交易市场长达十里，每当交易日，“货若云屯，人如蜂聚，奇珍异宝，往往有之，牲畜果品，不可枚举。”
当地人对内陆人很友好，爱戴官员和长辈，且性格温和，善长技巧，喜欢宴会。妇女能歌善舞，很多人能玩百种杂技，诸如翻筋斗、踏铜索（注：民间一种技巧，就是现在的走钢丝表演）等。地痞流氓常夹杂在其中。
官员、地主越来越富裕，小户人家少有积蓄，都被官员地主压榨了，所挣的钱虽多，还是不能过殷实的生活，贫困人口也不少。当地男性喜爱打扮，有福建、广西一带的风气。特产有米、谷、瓜果，品种多于其它地方。
叶尔羌河产玉，“大者如盘如斗，小者如拳如栗”，有的重三四百斛（斛是古代计量单位，一斛约150公斤）。颜色各不相同，如“雪之白，翠之青，蜡之黄，丹之赤，墨之黑”都是上品，还有一种“羊脂朱斑”，一种“碧如波菜”，最难得的是一种玉内如金丝透润。
河底大小石子，错落平铺，有玉石藏于其间。
采河玉时，一名官员在远处，一名官员在岸边，采玉工二十或三十人一行，赤脚踩石在河道中并肩而行，用脚就能辨识玉石。每遇有玉石，躬身拾起，岸上士兵击锣一声，岸边的官员记录一次。采玉工出水后，就按点数清点索认自己的玉，然后换取工钱。
距离叶尔羌二百三十里，有座叫密尔岱达坂的山，满山是玉，五色不同，玉包石，石包玉。无瑕的纯玉的都在悬崖峭壁之上，人力所不能及。当地产牦牛，能耐寒，善攀登，采玉工带着工具骑着牛攀爬，用锤随意砸，任其自落。收拢起来，就是当地所称的“碴子石”，又叫山料。每年春秋两季，叶尔羌可采玉七、八千斛至万斛不等。所产的玉，并没有定额，全部都得上贡，由各台站用车拉往京城，严禁私藏、私采玉石。沿途台站和卡伦均设有稽查。但是，高额暴利之下，私采、私带、涉险作巧运玉的商人，还是大有人在。
从上述记录，我们可知，叶尔羌不仅盛产籽料，也盛产山料，而且山料体积庞大，玉质精美，且只许官采，不得私采。
这就给鄂对与高朴的合作，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空间。我们有必要解释一下“伯克”这个词的含义。我们可以理解“伯克”就是官的意思，也可以理解为“长”或者“首领”，官衔加上“伯克”这个前缀就形成了官名，比如，阿奇木伯克的意思就是一城之长。冠以伯克名称的官位有近四十种，上至一城之主称阿奇木伯克，下至百户长称玉资伯克。伯克也按清朝的官秩从七品至三品。四品以上的伯克允许剃发留鞭，穿内陆官服，并进京觐见皇帝，祭拜孔子。当时新疆各城均建有孔子庙、关帝庙、娘娘庙等中原建筑风格的庙堂，清真寺也多采用中原建筑风格。各级伯克均由驻扎大臣管辖。
清朝对不同地区实行不同的治理方式，在内陆施行十八行省制，在东北施行八旗制，在西藏施行政教合一制，在西南施行土司制，在蒙古施行盟旗制，对藩属国施行宗主制，对于新疆则实行伯克制。
清朝在民族地区均设有办事大臣，办事大臣实际是一种钦差制，由中央官员轮流任职，以保证大一统的国家意识和国家统治力，官方语言以汉语为主导。民族地区设有笔帖式，就是翻译人员。乌什参赞大臣永贵就是笔贴式出身。
清朝的爵位分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等十二个爵位，这些爵位是贵族的荣誉，并不是官职，也不走官秩，所以鄂对的爵位是贝勒，官秩只有三品。爵位可以世袭，但官位不能世袭。为保证官员在一个地方形不成势力范围，伯克不得在家族所在地当官，所以乾隆皇帝调色提巴第去叶尔羌任阿奇木伯克，就是“改土归流”的一种政治策略。
乾隆皇帝当然不会想到，鄂对去世后，对叶尔羌伯克的调整会揭出“高朴贩玉案”。
当然，乾隆皇帝也没有想到，永贵会采用先斩后奏的方式快刀斩乱麻地解决了一起可能引起地方民变的贩卖玉石案。
对于永贵来说，“乌什暴动”就是一个切肤的教训，乾隆处理引发“乌什暴动”的官员的雷霆手段，给了永贵以勇气。
史料上没有记录文中所涉人员的年龄，我们可以大致推算一下，永贵是雍正年间入职做官，如果我们按二十岁入职，那么，乾隆四十三年高朴案发时，永贵至少也有66岁了。当时鄂斯满是34岁，鄂对应该在52—54岁左右，色提巴尔第年龄应该与鄂对相仿，高朴则应该在35—38岁左右。当时乾隆皇帝68岁。
人在不同的年龄，会做出不同的抉择。
玉有德，无德之人拥有美玉，那可能是一种灾难的降临，高朴不幸中标了。
（四）
认真观察清代新疆版图，会发现颇象一只猎犬的头部，伊宁就是猎犬的眼睛，喀什是鼻子，一耳塔城，另一耳阿勒泰。伊犁、塔城、喀什这三个地域，正如大清帝国的眼鼻耳，决定着国土安全。
喀什稳则南疆稳，伊犁稳则新疆稳，新疆稳则中国稳。阿山地区时与蒙古地区一同隶属于科布多办事大臣管辖，非驻守重点。
清乾隆以后，新疆地区由伊犁将军管理，府治设于惠远城，在今天的霍城县，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伊犁将军明瑞在伊犁河北岸度地筑城，乾隆帝亲自赐名“惠远”，取“恩德惠及远方”之意。
眼睛的洞察决定着行动的方向，伊、塔、阿位于中俄边境地区。
自古以来，对中华领土的威胁一直来自北方，而外来宗教则主要经西域输入。所以不管是回教也好，佛教也好，景教（基督教聂斯脱里派）也好，都是通过南疆传入，再进入中原。
处于猎犬鼻子位置的刚好是喀什，这种巧合当然是由新疆在祖国所处的地位来决定。
“新疆无内陆无以为繁荣，内陆无新疆无以为屏障”。这是地缘政治上的两个离不开，自汉唐至今，这种离不开的状态延续两千多年的历史，让新疆成为祖国面积最大、离中央政权路途最远、费心最多的地域。
平定大小和卓叛乱之后，乾隆在新疆设置伊犁将军，在塔尔巴哈台、乌什设置参赞大臣（由于南疆的重要性，后移驻喀什），在蒙古游牧部落所在北疆地区的辟展（今善鄯）、古城（今奇台）、巴里坤、吐鲁番、喀喇乌苏（今乌苏）分设领队大臣，在回部聚居的南疆八城喀什噶尔、叶尔羌（今莎车）、和阗、库车、乌什、喀喇沙尔（今焉耆）、英吉沙尔、阿克苏及哈密等地分设办事大臣等，统领驻军，统辖各地各城边防、台站、卡伦、贸易关税等军政事务，全面构成清代新疆的军府体制。这些大臣名义上由伊犁将军节制，但天高皇帝远，这些品级相当的驻防大臣，都是钦差，一个不鸟一个，相对独立。
从理论上说，参赞大臣是对办事大臣有一定的节制权的，这才是色提巴尔第可以向永贵告高朴的原因。从清朝档案中所存奏折可知，驻疆的大臣又统称为“办事大臣”，清朝的“办事”，我们今天可以直接理解为“工作”。
色提巴尔第于乾隆四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调往叶尔羌任阿奇木伯克，而永贵是八月中旬出巡。
虽然到任阿奇木伯克才短短四个月时间，色提巴尔第却如坐针毡，唯恐在叶尔羌也发生类似乌什暴动的事变。高朴在老朋友鄂对去世前，尚有所顾忌，并没有大规模开采玉矿，而现在他已肆无忌惮地将采玉区域远扩至离密尔岱山100多公里，进入了和阗的地界。
在哪里迎候永贵，这让色提巴尔第前思后想了很久，乌什与叶尔羌交界，但是道路艰险，但如果去喀什迎候，则进入鄂斯满的地界，不便于直接与永贵接触，因此最好就是在永贵始出疏勒向叶尔羌进发的途中迎候。
色提巴尔第向高朴请假，理由就是迎候永贵，对高朴来说，早已习惯了官场上的迎来送往，并没有多心，其实高朴年青气盛，也并不把被贬官的永贵放在眼中。
史料上没有记录色提巴尔第是在哪里迎到了永贵马队，但是永贵给乾隆的奏折中说，先接到色提巴尔第差人递交的诉状，之后在途中遇到迎接的色提巴尔第本人。
永贵见到色提巴尔第自然很高兴，当色提巴尔第要求单独面见永贵时，永贵知道，出大事了。
色提巴尔第奉上高朴的行贿的50两黄金，命通译将诉状的内容翻译给永贵，告诉永贵，高朴私自采玉贩玉事件的前因后果。
永贵陷入了沉默，对于高朴这样的高官，在没有得到皇帝的许可下，他本人并没有处置权，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一旦高朴得知事发，定会串供。这件事须缜密谋划，否则一招不慎，就会满盘皆输。
在永贵的沉默中，色提巴尔第提醒道：大人忘了乌什之变吗？
永贵当然不会忘，他在乾隆三十年第二次进疆就是因为乌什暴动，喀什噶尔办事大臣纳世通被腰斩于阵前后，他受皇帝之命赴喀什噶尔继任办事大臣，色提巴尔第时任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俩人自此成为故旧，私交甚笃，也相互信任。
这也是永贵看了诉状，马上认为所举报之事真实可信的重要原因之一。
后来，永贵移驻乌什，又转任伊犁将军，再回京任吏部尚书。这次进疆，永贵以“吏部尚书”衔，无责受罚，本来就很郁闷，况且在自费从北京赴新疆前，乾隆皇帝还传了狠话：永贵此行乌什，如果不认真办事，就在当地处决。无巧不成书，永贵和高朴在赴新疆之前，皇帝都下了这样类似的警告。
参赞大臣永贵并没有对高官的处置权，但是驻疆办事大臣可以根据社会情况临机处置，并向皇帝上奏折，加上永贵还有吏部尚书衔，而高朴只是侍郎。
如果永贵坐等皇帝的圣旨的到达再对高朴采取手段，即使六百里加急，一个来回也得一个月，夜长梦多，一旦因为民愤再激起乌什之变的后果，永贵无论如何也推脱不了这个责任，此时惟有当机立断，快刀斩乱麻，而面对色提巴尔第，这个雍正、乾隆两朝的要臣，在朝廷利益可能受到威胁时，如果不能挺身而出，就枉费了朝廷的信任。
于是，永贵的第一份奏折于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初发出了，在清史档案中，这份奏折的名称是《乌什办事大臣永贵奏参高朴私采玉石串通商人盗卖等情折》。
在这封奏折中，永贵列举了高朴的一系列罪行：一是，高朴买东西不付钱，由部属摊派支付；二是，采挖玉石多派民伕，隐藏所采好玉，串通商人盗卖；三是，从叶尔羌、阿克苏调集数千民伕开渠引水，但实际并未引来水，却谎称引水成功。；四是，给冒功的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舒库尔奏请三品顶子，甚至给阿布都舒库尔的养子、家里的皮匠、银匠也保举顶子，安排做官。
色提巴尔第提交的四份回文原稿同这个奏折一并用六百里加急发出。
高朴在叶尔羌重兵在握，而高朴私采贩玉案牵涉到色提巴尔第的副手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许库尔以及其它的官员。
在这份奏折中，永贵提出了处理办法。
一是，暂令高朴停职离任，派人看守，封存其在叶尔羌的所有家产。二是，涉案的所有伯克、商人、心腹家人、头目一并看管，彼此隔离。三是，高朴如果招供，即严加治罪，若不认罪，拔去翎顶与涉案人员押解进京。四是，另一名办事大臣淑宝，有知情不报之罪，一并停职。五是，由永贵本人代管叶尔羌印信，等朝廷安排人来接管。五是，封存叶尔羌所有府库，对账查实有无亏空。
调兵动静太大。永贵毕竟宦海沉浮四十多年，又了解新疆的军务重要，在如何对付高朴上，做了周密的计划。
那么，高朴就没有一点察觉吗？我们要相信，当一个人狂妄自大到极点时，会认为天都是按他的意图行事的。在中国易学中，乾卦的第六爻叫亢龙有悔，如果官做到这个地步不谨慎，必遭失败，也无药可救。实际上，在色提巴尔第到任后，高朴拉拢过他，并让他也安排一个心腹跟阿布都舒库尔一同进山，去一次就给色提巴尔第五十个金元宝。色提巴尔第曾多次劝说高朴及其家人，但此时妄自尊大的高朴却是置若罔闻。色提巴尔第主管当地回部事务，一旦出事，肯定脱不开干系。
高朴当然知道乌什之变后朝廷所颁布的《回部善后事宜》中，重要的一条就是额定徭役，也就是说使用义务工是有时间的限制的。
高朴如果将卖玉所得能分出一半用于民伕的劳务费的话，这个矛盾原本是可以缓解的。因为当时大清的官场已世风日下，各级官员贪腐成性，所以才会有永贵这种正直的官提拔正直的人却被皇帝认为有卖帽子的嫌疑、被贬职到新疆的事情。高朴以官名采官玉，自然不会想到民伕的感受，更不会想到他的手下，也在借此之机行敛财之实。
我们再来说说鄂对，自从平定大小和卓之乱之后的十几年时间，他一直在叶尔羌任阿奇木伯克，小妾跟在身边，老婆放在库车，在当地的势力根深蒂固。史料中没有找到鄂对私采官玉的记录。因为，当地回众信奉回教，而回教是反对偶像崇拜的，所以不可能用玉去雕人物花鸟。玉又不得私卖，当地采玉人用玉在鄂对这里换抵粮食、牲畜是极有可能的行为。鄂对的玉来源有可能与高朴不同，高朴大规模采玉多是在鄂对去世后所为。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六日，皇帝收到了这封来自新疆的六百里加急，当即批示：“尔如此果断办理，未曾料到，可嘉。此事想必属实，另有旨，钦此。”
之后，乾隆皇帝马上起草了数份圣旨，分别颁命兵部尚书福隆安、领侍卫内大臣阿桂、工部尚书金简和刑部侍郎喀宁阿，在这几份圣旨中都有一句话：“此案今若不为色提巴尔第告发，久而久之，则如同素诚逼迫乌什回众作乱，关系重大。”
那么乾隆年间的乌什之乱又是怎么回事？
乌什暴动是由于乌什当地的阿奇木伯克阿卜都拉和清朝的钦命办事大臣素诚相互勾结欺压百姓而引起的民暴。
阿卜都拉是哈密郡王的弟弟，因为平定大小和卓叛乱时立有战功，被派往乌什任阿奇木伯克，来乌什上任时，从哈密带来了一帮自己的狐朋狗友当亲随，做生意。这些人仗着阿卜都拉这个后台，对当地百姓敲诈勒索。当时，要从南疆抽调人员到伊犁屯田，路途的费用、粮食和马匹都应由官方出钱，但是阿卜都拉的这群亲随们领了官府的银子，却非但不出这份应出之资，还竟从百姓中横征暴敛，并且强制把瘦羊按每只四两银子强卖给当地百姓。阿卜都拉本人性格暴烈，经常肆意打骂当地的回部百姓。按理说，作为钦命的驻乌什办事大臣，素诚是完全可以制止这类劣行。可是，这个素诚也不是一个正经的官，昏庸无能，无恶不作，竟然和儿子随意指令当地漂亮民妇陪睡。一个城，两个官，当一个比一个坏时，百姓的怒火便如同压抑的火山，随时会爆发。
当年引发乌什暴动的一件事，素诚随意征调240个民伕去外地送沙枣树，遣小伯克赖和木图拉带队，赖和木图拉安排差役请示阿卜都拉，非但没告诉目的地，差役反被以无礼，被毒打了一顿，引起了众人的不满。之后，赖和木图拉去请示素诚把沙枣树送到哪，结果又以犯上挨了一顿板子。
这个赖和木图拉因为老婆曾被素诚强制陪睡，一直记恨于心。在出行的前一天，他鼓动民伕发动暴动，攻打乌什官府。素诚和阿布都拉闻讯后，一起逃到乌什的后山，结果被围住，素诚父子自杀，阿布都拉被抓。原本这件事，如果将真实情况给朝廷上报，安抚民众，也就可以就此了解，更不会酿成大祸。但是坏事儿的往往不是制度，而是没脑子的官。阿克苏办事大臣卞塔海得知此事后，带领五百清兵赶往乌什，当时赖和木图拉伯克还准备开城迎接，陈表实情。但是卞塔海一到，却拉开阵式，不分青红皂白，架起火炮，见人就放箭。见此，城内百姓自发加入了赖和木图拉的暴动队伍中，对峙三日后，清军用火炮攻打城门。于是赖和木图拉派出人四处求援，此事迅速激起了南疆诸回城的民愤。当时，南疆诸回城有怨气的伯克纷纷暗地准备响应起事。
库车的阿奇木伯克是鄂对的儿子鄂斯满，得到伊犁将军的命令后，在带领本部人马增援围困乌什的清军的同时，又安排副手稳定库车的民情，保护清政府驻库车的办事大臣府衙。鄂对的妻子叶依木在得知了叶尔羌不稳且一些伯克打造兵器并聚马匹于城郊之事，便从库车纵马五天五夜，赶到叶尔羌，以家宴邀请城内大小伯克和阿訇们。
据《清史稿》记载，当酒宴正欢时，热依木突然问道：乌什有变，诸位欲随之造反吗？众人面面相觑，半天才答道：我们不敢。热依木怒目而视道：不敢？为何聚集马匹，打制兵器？见众人无言以对，便以大小和卓的失败为例，晓之利害，劝说这些人支持朝廷，稳定属民。之后，鄂对安排人收缴了他们的武器，把马匹赶往深山。叶尔羌因而得以稳定。而当时喀什噶尔的阿奇木伯克色提巴尔第也有效地稳定了当地的民众情绪。阿克苏的阿奇木伯克达墨特正在从北京觐见乾隆皇帝返疆的路上，走到肃州时，听到了消息，星夜兼程七个昼夜，赶回属地，稳定了阿克苏。
自古，底层百姓自称为草民，既然是草民，那么跟风和随风的可能性就大，各级伯克稳定了，属民的倾向性问题当然也就解决了。
先期抵达乌什的阿克苏办事大臣卞塔海率领的清军竟然败给了暴动队伍，只有向伊犁将军求援。伊犁将军明瑞急调喀什办事大臣纳世通带兵增援乌什。这个纳世通本也不是个什么好鸟，平时经常殴打手下的大、小伯克和回众，民间积怨很深。他没把暴动放在眼中，而且为了争功，还擅自冒进，结果也被暴动的队伍打败。于是，伊犁将军明瑞亲自赴乌什，调动周边驻军万余人围困乌什城。
在清代，军事情报的传递靠驿站，六百里加急，从上折子到下圣旨一个来回，快马加鞭也得一个月。明瑞到达乌什后，对卞塔海滥杀无故激起民变和纳世通殴打伯克、欺压回部的事如实上报。于是盛怒中的乾隆下旨，将此二人于阵前腰斩，以解回部民众之气，也警示驻疆大臣本份办事。
乌什城被围半年后，城内民众突围未果，而赖和木图拉伯克也死于箭伤。直至城内粮食耗尽，清军方才进入城内。乌什城内的民众万余人分四批被迁往伊犁屯田。
从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控制全疆开始，至清末止，先后迁往伊犁屯田种地的回众在准噶尔盆地被称为“塔兰奇人”，即“种麦子的人”之意。此举也打破了新疆在民族融合过程中所形成的“南回北准”区域格局。
乌什暴动平息之后，伊犁将军明瑞给乾隆皇帝上了一个很不明智的折子：由于驻疆办事大臣屡屡骚扰民众，引起民愤，请求撤消办事大臣，由伊犁将军统管各城伯克。
官员的决策一般起源于高度和角度，乾隆皇帝对这个折子非常生气，怒斥了明瑞的不明智。并明确强调对南疆的统治力只能加强，不能削弱。于是明瑞、阿桂与吐鲁番的额敏和卓经多次协商，起草制定了《回部善后事宜》，明确了办事大臣与伯克的隶属关系和职责，并公布了限制伯克权力、取消陋规、平均赋役负担、整顿伯克选举、减少伯克随从、降低民众徭役额度、整顿贸易和规定礼仪等八条稳定南疆的措施。
制度的执行，主要靠官的自觉性，如果地方官不严格执行，那么再好的制度也是形同虚设。当权力失去监督时，人本性中的贪欲就会占上风。
高朴，在鄂对对他的胡作非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状况下，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五）
自秦王嬴政称始皇帝起，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2141年间，共产生495个皇帝，能活到八十岁以上的皇帝刚好一只手能数清，而乾隆爷是最长寿的，八十九岁时无疾而终。
纵观中国历史上的皇帝，大有作为、开疆扩土、奠定今日中国版图的几个屈指可数的帝王伟业中，乾隆爷的伟业当首屈一指。
乾隆帝的性格有刚的一面，也有柔的一面。刚的一面，是为了帝国稳定不徇私情，而柔的一面，则是对后宫那些后、妃及亲属照顾有加，有情有意。
高朴的爷爷的爷爷那辈就是在内务府办事。高朴的姑姑慧贤皇贵妃是雍正皇帝亲自为乾隆物色的侧福晋，也就是二夫人。这个后来的皇贵妃在乾隆还是宝亲王时只是他的使女，也就是宝亲王弘历的丫鬟，后被雍正指命为宝亲王的侧福晋。慧贤皇贵妃实际上是汉人。清初满汉不通婚，雍正皇帝为什么会打破这个习俗，并不是今天我们以为的穿越神剧中的那些爱恨情仇，就是为了政治的需要。与以往历代皇帝不同的是，清朝立储不讲谪庶，只讲德、能、才，选妃也是一样，首先重贤、慧、孝，所以我们今日能看到的画像或照片上的清代后妃，并没有倾国倾城之貌，不符合现在的审美观念是一方面，但的确是注重人品才学为上。
慧贤皇贵妃因为出身官宦家庭，受过良好教育，极有可能是才貌双佳的。爱江山更爱美人的项羽最多也就演一出“霸王别姬”，而对中国历史上卓越帝王之一的乾隆而言，爱美人必须首先保证江山永固——册封慧贤皇贵妃，本就透出了几个信号。
第一个信号：不只“满蒙一家”，“满汉也是一家”，后来册封新疆回部白山派和卓家族之女为容妃（也就是我们熟知的“香妃”），实际上都是为了政治稳定、江山永固。
自汉唐以来，“和亲”是化解民族矛盾的政治工具。清朝统一中国各民族地区后，也在极力化解民族间的矛盾。从饮食上说，东北的“粗食”与中原的“细粮”融合成的“满汉全席”，也在民族团结、国家稳定中发挥了饮食文化的融合作用，所谓“同伙”不就是吃同样的饭菜的意思嘛！
那么透出的第二个信号则是：皇家要重用汉臣，笼络汉人的心。因此，自慧贤皇贵妃家族被抬旗为镶黄旗后，高朴的爷爷辈开始官运亨通，到高朴父、叔这一辈占据了很多肥缺官位。虽然红颜薄命的慧贤皇贵妃在乾隆十三年被册封为皇贵妃后的第三天就去世了，但是乾隆并没有改变对高家父、兄的重用。
高朴的爷爷高斌，官至大学士、河道总督，领侍卫内大臣，七十三岁时累死于治河工地，乾隆钦赐谥号“文定”，死后灵位放入贤良祠。每年春、秋二季的第二个月的黄道吉日，皇帝要派官员祭祀。可见其在皇帝心中的地位之高，也算是为各级官员树立的楷模。
高朴的父亲高恒，在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政的任上，因贪污被斩首。十年后，高朴又犯同一罪名，不能不说乾隆为江山永固不念亲情，也体现了乾隆皇帝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甚至罪加一等的法家治国理念。
接到永贵的奏折后，乾隆在随后几道圣旨中都提到“高朴乃高斌之孙，高斌在位时，不知造何孽，其子、孙皆蹈重罪，实属费解。”同时，对因念于慧贤皇贵妃的旧情而提拔高朴，实属不该。虽然这道圣旨不是“罪己诏”，但也释放出皇帝对用人不当的自责之情。
那么，乾隆为什么能容忍和珅这类大贪却不能容忍高朴这类外戚犯罪呢？究其主要原因，就是，和珅的贪只满足了一己私利，并未对帝国稳固造成影响，而高朴的贪，对帝国的稳定带来了威胁。乾隆岂能容忍大清数次耗资用兵勘定之地，毁于高朴这类鼠目寸光之辈手中。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即接到永贵参奏的当日，乾隆下旨查抄高朴的家，负责查抄高朴家的几个大臣身份也颇有些几分特殊。
首先是领侍卫内大臣、兵部尚书、忠勇公福隆安。这个福隆安是乾隆的女婿，娶皇四女和硕和嘉公主为妻，曾参与平定大、小金川之乱，《四库全书》的总裁官。
其次是大学士、领侍卫内大臣、英勇公阿桂。此人是乾隆年间重要的军事将领，长期戍守边疆，两次出任伊犁将军。平定准噶尔部和大、小和卓叛乱后的伊犁河谷两岸，人烟稀少，田野荒芜，阿桂抽调汉兵和南疆回部之民在伊犁屯田筑城，以防沙俄窥视和入侵。他是乾隆王朝边疆稳定的第一功臣。此人了解边疆防务，为人清正，深得乾隆信赖。
第三个人是暂署工部尚书事务、户部侍郎金简。此人曾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四库全书》副总裁。乾隆认为金简办事得力。金简与高朴曾是同事，都是内务府佐领，还有点亲戚关系。乾隆怕在审办高朴案时金简偏袒高朴，专门在圣旨中提及：“倘若金简稍有偏袒徇情之处，则难逃朕之洞鉴”。这也算是乾隆先给金简的一个警告。
第四个人是喀宁阿。此人时任刑事侍郎，当过云南、贵州巡抚和山西布政使，多次查办大案要案。乾隆对此人的评价：“为人正直，无论如何也不会随从”。
套用现在的官职来说，此四人的中，福隆安相当于国防部长，阿桂相当于国务卿，金简相当于民政部副部长，而喀宁阿相当于司法部副部长。组建这个高级别肃贪团队来对付区区一个边疆办事大臣，可见乾隆对此案的高度重视。
同日，乾隆降旨永贵，同意他的处理意见，并强调查实后就地将高朴正法，同时，也对用人不当感到愧疚。并言，一切事务，当以大义而行，绝不偏袒任何人，永贵审明此案后，要速报结果，并安排景福和复兴两人从京城赴叶尔羌接替高朴和淑宝。圣旨由六百里加急发往叶尔羌。
次日，也就是九月十七日，乾隆第一道旨降四大臣，再次提出自己的观点，强调了以下几点：一是此案如果属实，高朴就地正法，同时，阿奇木伯克的副手的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舒库尔知道高朴苦累回众，不予制止，肯定是狼狈为奸从中获利者，应当与高朴一起当众斩首，以平民怨。二是与高朴合作的商人，勾结官员，唯利是图，目无法纪，查实后，没收家产，发配伊犁。三是告知永贵，认真审案，并安抚好色提巴尔第，让其尽心办事，不要受此事干扰。
第二道旨降四大臣和直隶、河南、山西、陕甘各省督抚以及哈密、辟展、喀什噶尔、乌什、库车等地的办事大臣。在这道圣旨中，乾隆提出一个疑问，如果商人为图利，把小块玉私藏运往内陆，协查不便，也很正常，但是高朴是把数百斤的大块玉运往内陆，沿途是怎么通关的？同时，要求沿途关卡，如遇为高朴运玉的家人，立即抓捕，押解进京。
九月十八日，再次降旨四大臣，并寄永贵，要求永贵迅速结案，返回乌什，不能耽误乌什的地方事务，暂调和田办事大臣之一的玛兴阿奔赴叶尔羌代管相关事务，待景福等两人到任后再回和田，同时，要求永贵查清高朴有没有嫖宿回妇和其它不法行为，一并上奏。
九月十九日，又再次下旨，强调诸细查的内容......
我们可以想象，时年68岁的乾隆皇帝在接到永贵的参奏，预见到高朴苦累当地回众对国家稳定造成的潜在危害时拍案大怒的样子。或许，那几日皇帝彻夜难眠。或许，皇帝对自康熙以来百余年，历三代皇帝辎百万将士，数次亲征，用将士血水、泪水所勘定的国土，现在却任由鼠辈糟践，愤怒已忍无可忍！
永贵只上了一道参奏，而皇帝则下了十数道圣旨。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完全取决于皇帝对永贵和色提巴尔第人品的信任。虽然永贵曾因在皇帝面前仗义执言而遭数次贬官，而高朴在皇帝面前阿谀奉承、谨小慎微、出卖朋友而不断提升，但在涉及帝国江山大业这个问题时，忠、奸、善、恶在皇帝的心中自然清晰可鉴。用人无数的帝王，心中有本帐。
乾隆四十三年九月十八日，高朴家被抄查。
我们先得说说高朴的母亲那拉氏。此人亦出身官宦世家，父亲是光禄寺卿德尔弼，从三品官，和高朴的父亲也算是门当户对。光禄寺不是庙宇，而是中央机构，主要工作应该算是朝廷的食堂。可以这样说，高朴的姥爷就是管皇帝和官员吃饭的官。这当然也是一个肥缺，民以食为天，好吃的东西都集中在光禄寺。凡开食堂的，没有不偷食的，也许，这位那拉氏，从小就知道他爹今天偷个鸡，明天偷个鹅，习以为常，所以自然认为做官就为发财。如果，那拉氏属于孟母或岳母之类的伟大女性，估计其丈夫和儿子也不会接连因同样的贪污罪名而伏法。可怜这位那拉氏，丈夫因贪被斩时抄家，抄得分文没有。不提醒儿子谨慎办事。这儿子出事，又被抄家，再次被抄得分文没有。
为什么一定要提这事？因为在查抄高府的物件中有几封高朴写给他妈的信，信中还附有清单，注明上好的玉器存好、次好的玉送礼。
查抄高府的内务府官员中还有著名的大贪和珅。和珅把送礼的清单让金简看过之后，金简吓傻了，因为自己的大名赫然见于送礼的清单中。
于是，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日，户部侍郎金简给乾隆皇帝上了一个折子，声称所查高朴家中的玉器送礼清单中有自己的名字，且不只这一次，前一年，高朴还从叶尔羌给他带了两个玉扳指和一面玉镜。然后痛心疾首表决心：即便高朴是骨肉兄弟，也要严格办理，以谢皇恩。乾隆皇帝大气地在奏折上批道：“知道了”。
如果从管理学的角度上说，乾隆用人真是游刃有余，让贪官查贪官，路子熟不说，同时还起到警示教育目的。但是和珅可能是个特例，属于胆大妄为那类，之后，他与金简还一道查过云南总督李侍尧的贪污案。
今天，我们可以从阿桂的上奏中得知高朴到底有多少家产。
高朴在京城有住宅一处，共113间，其中有50间房屋或者是门面用于出租，在涿州等地有良田4208亩，家人80名，大小玉器84件，银杯盘37件，皮棉夹和单衣248件，银鼠皮衣320件，羊羔皮720张...... ......新旧地契人契59张。海甸（有可能是在现在的北京海淀区）的旧宅子还有房屋一处，共27间。对这些家产的处置结果是：房产交内务府，土地交户部，人口交镶黄旗为奴，动产交崇文门，当年崇文门外商贩云集，估计是将高朴的家产在此处拍卖。这其实只是高朴的一部分家产，随着对案件的进一步深挖，大量的资产浮出水面。
贪官置办的不动产，在犯事后，原本是会动的。
在阿桂等人的奏折中，提到了四个家人的名字：常贵，沈太，李福，纳苏图。
常贵有一个弟弟叫常永，此人也是高朴的心腹家人，当时与沈太、李福等随高朴到了叶尔羌，往来于京城和叶尔羌之间，高朴的金、银、玉器都是此四人负责运送，但当时常永和李福却既不在北京也不在叶尔羌，而是在路上。
据家人交待，纳苏图、李福和常永先后从叶尔羌带回来过金子和玉器，带回来的银子在涿州买了两顷地，在高府东边又买了两处宅子，上一年冬天，还曾让笔贴式七老爷带回四个箱子交给了高朴他妈，里面装着银子。
而在审问高朴远房侄子双庆的笔录中，可以看出高朴的老婆也是一个财迷。当时纳苏图从叶尔羌回京，带了一批金银玉器，高朴专门写信给老婆，安排双庆陪纳苏图吃饭。饭前，高朴的老婆就让双庆问为什么带回的货物与高朴家信所附的货物清单对不上。估计双庆陪纳苏图吃饭时，高氏在忙着核对货物清单。饭毕，高氏又问了一次，纳苏图答复，常永还带着一批货在后面没到京，这才了事。
对高朴的抄家采取的是掘地三尺的办法。这一掘地，还真挖出了银子，但不是高朴的，而是常永的，于是提审常永的哥哥常贵。常贵交待，今年六月，常永让人带来四个箱子，其中有银子一千两和皮靴等物件。八月，纳苏图回京又带回一千二百两银子和一些玉器。18日，听说要查抄高府，就把这些银两一部分藏在了炉炕内，一部分埋在了院外的地下。
高朴的弟弟高栻只是个拜唐阿（满语），在当时的京文官三品以上，武官二品以上，其兄弟子孙年满18岁，可以挑补成拜唐阿。拜唐阿大致就是指没有官衔的办事员，一年收入也就31两银子。高朴在叶尔羌发迹后，给这个弟弟只寄回来一个玉扳指、12米布料和50两银子。贪官都吝啬。
那么，清朝时官员的年薪是多少？当时一个七品武官年薪36两，养廉银90两。高朴的一个心腹家人在叶尔羌呆了不到两年时间，就寄回二千二百两银子，相当于17个七品武官的年薪。一个下人都能获利这么多，可见高朴获利之丰厚。
在抄家审问高朴家人的过程中，又陆续发现了更多的线索。乾隆皇帝肯定越看越气，因为，在后面几道给四大臣的圣旨中，多次提到了高朴“苦累回众，罪该万死”，并要求永贵查清高朴压榨回众的财物后，和采玉工钱一并从高朴的钱物中给于支付——要让回众知道，皇帝是非常爱惜百姓的，这种贪官，一定会法办。
在阿桂等人的这份奏折中还提到了两个倒霉的人：一个是宋老爷，这个宋老爷是兵部的一个官，当时宋老爷放贷给高朴1300两，本息还没还，高朴这一被抄家，宋老爷的钱也没得要了，还让皇上知道了他很有钱。另一个是熊老爷，这个熊老爷给了高朴500两银子，准备捐个官，银子高朴并没有拿出来捐官，而是据为己有。
做官的特权就是资源，而资源需要礼尚往来，需要权力的交换，这一切都离不开钱。没钱就得贪，古来如此，从未改变。
高朴在没有去叶尔羌之前，家里并没有多少银子，查抄高朴家也没有搜出多少银子，那么，高朴的银子去哪了？
（六）
唐朝诗人张渭有诗云：“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这是天宝年间的人际现实。英国作家莎士比亚这样说过：“钱是一根伟大的魔棍，随随便便就能改变一个人的模样”。看来，文化不同的国度也至少有一点共识，就是对钱的看法高度一致，其实这不是钱的问题，这是人性贪婪的问题。
想必高朴和阿布都舒库尔被五花大绑跪在叶尔羌城外的断头台上时，一定都曾自问过：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呀？！
乾隆四十三年十月七日，高朴和阿布都舒库尔被斩首。乾隆皇帝特意降旨，尸体扔到野外喂野兽，不得敛收。可见乾隆对此二人狼狈为奸、苦累回众的恨之深。之后，乾隆再次降旨提及已被正法的此二人：便宜他们了，应该让他们受刑，并千刀万剐。
斩首高朴和阿布都舒库尔时，叶尔羌万人空巷，居民汇聚到城外，如同看盛况般观此二人被斩。人头落地时，众人欢呼雀跃，蜂拥着向永贵磕头致谢，老百姓对此二人的仇视之久亦可见一斑。在永贵的奏折中记录道：“诸伯克及所有会集老幼回众俱摘帽下跪禀称，大皇帝仁比天地，明如日月，相距遥远，尚且洞鉴我等贱奴之困苦，削除苦累我等之辈，各游牧老少永远感激大皇帝鸿恩，资生有望”。
自此，色提巴尔第所控告高朴、阿布都舒库尔罪行之事，已全部查实，且引出更多腐败事件。
估计乾隆也想不通他们要那么多钱干什么？因为清政府每年会给当时的驻疆办事大臣1.2万两的养廉银，看来，高薪养廉有时却是一种谬误。对金钱的无限攫取已让高朴这类货色用一副人的皮囊掩盖了他们的蛇蝎兽心。这使得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比人与畜生的区别还大。
其实对举报人色提巴尔第来说，内心也肯定是有压力的，因为其它伯克也并不清白，他们不会认为高朴是被民众举报的，而是会认定是他色提巴尔第为了一已之私利才举报高朴，所以会对他起了防范之心。
据记录，色提巴尔第曾委屈地告诉永贵：皇上如此重用我，并给予“贝子”的爵位，我感恩不尽，本也不想告发，但是知道皇上法严，回子贱民，并不懂什么大义，如果此事酿成乌什之乱，有负于皇恩。也怕引来对家人的杀身之祸。
从这段记录可以看出，当时色提巴尔第犹豫了很久，也考虑了几个月之久，甚至出于自保也曾向高朴送过玉石。在正义与邪恶斗争时，很多时候，并非正义就一定能战胜邪恶，时机很重要。
色提巴尔第并没有状告另一个办事大臣淑宝。当时淑宝是帮办大臣，此人也任过布政使、巡抚等职，并不是个官场菜鸟，只是性格懦弱，属于老好人。在高朴独断的情况下，只得自保，听之任之。如果淑宝就这样装聋卖傻下去，也许不至于杀头。可是，在审讯高朴侍卫纳苏图时被供出：淑大人也托常永等人将500斤玉带到内陆高价出售。原本是想做一把买卖，这下完了，被押解进京砍头示众了。
有一句话这样说，“如果你是幸运的，你只需有一种道德而不要贪多，这样，你过桥更容易些”。可见淑宝在高朴贩玉一事上，并没有坚守自己的道德底线，死有余辜。
今天，我们可以从永贵给乾隆的奏折中看到高朴的忏悔。高朴被斩首前，向着东方，也就是北京的方向不停地磕头，恸哭不已，并对审讯的永贵表白：“我承蒙皇恩，官至侍郎，又委边疆重任，皇上念及我祖高斌，施与隆恩，我有何才，难承福份，鬼使神差，利欲熏心，胡作妄为，即便粉身碎骨，亦难抵罪，但请尽早正法，犹有何说”。在我看来，这应该是永贵想证明高朴的悔过之心、取悦乾隆而杜撰的。贪官自然贪生，不贪生的人未必贪财。
人出生时攥着拳头，什么都想抓住，但到临死之时，才醒悟过来，其实什么都攥不住，何况金钱。
乾隆降旨四大臣的当天，也降旨自叶尔羌至北京、苏杭和两江的沿途各省，命缉拿高朴的家人和同伙商人。旨中责问沿途各关卡：自叶尔羌至苏杭，朝廷设置了数十道关卡，高朴的家人是如何通关贩卖玉石的？和田办事大臣玛兴阿回京，只带了五个箱子并没带玉石，本可以不查，但沿途反而搜查，沿途的官卡，有如此办事的吗？
受到皇帝的责问，各省官员自然知道罪责难逃，而赎罪的最好办法就是抓到高朴的家人，将功补过。于是，李福、常永、熊濂、张鸾、赵时瑞等人陆续在不同的省份被抓捕。当然，还顺便抓了一批与高朴毫无关系的玉贩子。
据高朴的家人李福交待，高朴初至叶尔羌，见鄂对生活富裕，就让鄂对为他寻玉，鄂对给了高朴九十块玉，李福与张鸾运到苏州，一次获利十二万两白银。
乾隆原本降旨曰“鄂对已故，念其战功，免罪”。但看到李福的供词后，命永贵查清鄂对当时有没有苦累回众之事，如果有，由其家产赔付。不过，此案确与鄂斯满无关，鄂斯满当时已是阿克苏的阿奇木伯克，并没有与父亲鄂对在一起生活。
鄂对的家产在他死后，夫人热依木从库车来奔丧，临走时，把能带走的家产都带走了，包括鄂对的小妾。
鄂对临终前流着泪求高朴帮忙，请高朴上奏皇帝保举他唯一的儿子鄂斯满到叶尔羌任阿奇木伯克，并答应把家中的玉石都送给高朴。面对死亡，鄂对知道留钱没用，也后怕了。他认为，只要儿子能做了大城市叶尔羌的阿奇木伯克，他和高朴私采玉石之事就不会败露。
鄂对是一个好父亲，对皇帝的确也是忠诚的。乾隆虽然因为此案削去了鄂斯满世袭的二等贝勒爵位，但还是给了鄂斯满一个散秩大臣衔，也没有撤掉鄂斯满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的职位。另传旨永贵，不得查抄鄂斯满的家产，鄂对的家产实际上已由夫人热依木带到了时任喀什噶尔阿奇木伯克的鄂斯满那里。可见，乾隆对边疆民族官员的管理还是以激励办事为主。
永贵奉旨所抄鄂对的家，其实已是一座空房。这个漂亮的空房子，乾隆赏给了色提巴尔第作为府邸。鄂对的另一处宅子是一处28间的土屋，物品很少，也不值钱。鄂对留有马1匹，羊50只，树474棵，变价不足一千两银子。
在审讯高朴家人常永的奏折中，乾隆又发现了一个新情况：高朴竟然在孝贤章皇后（这里提到的应该是嘉庆帝之母皇贵妃魏佳氏，汉人）过世不满27个月之际，在叶尔羌欣赏百戏听秧歌，由此，乾隆怒斥高朴是一个无情无义不忠不孝的小人。
我们还真可以从几件小事中看出高朴确是个无情无义、眼中只有银子的小人。
就常理来说，同伙之间帮忙是不需要破费的“弹冠相庆，助纣为虐”这个成语就是形容这类人的。作为同伙，鄂对已经送了高朴那么多的玉和银子，但是临死前，办儿子的事，还是得给高朴送礼，不能坏了高朴的规矩，由此可见一斑。
家人也交代了高朴的另一面。
鄂对小妾的哥哥默门是个六品伯克，想升五品伯克，但是没钱，鄂对帮他给高朴送了五百两银子，事才办成。鄂对死后，小妾去喀什噶尔时将鄂对的一些值钱东西送给了哥哥默门。不过，在被永贵审问时，默门死不认帐，后来，稍一吓唬默门的母亲，老太太便全招了。所以默门也被削职，带着一家老小被发配到伊犁种地纳贡去了。
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舒库尔，原本与高朴朋比为奸，一丘之貉的货色，私采私贩玉石已久，高朴私采玉石重要的帮凶。但他想给自己的养子从六品伯克升为五品伯克，也得照样给高朴送五百两银子，不然也办不成，而且，不单得给高朴送，给高朴的家人常永也得送二百两银子。
可见，卖官收钱，也是高朴这类贪官的共性。高朴卖了很多伯克的帽子，只有阿布都舒库尔养子的顶子上报吏部备案，其它根本没有上报朝廷，其实都是一群没朝廷任命的假伯克！
贪官还有一个共性就是敲诈勒索。高朴去和田巡视时，指使常永向和田阿奇木伯克要玉。但这个叫麦第雅尔的伯克，却没有玉，只好给了40两金子。其它的小伯克们碍于高朴是皇亲国戚，不敢开罪，也先后被索要了钱财。
当一个官，眼中只有银子而没了人性时，也就贪到了极点。物极必衰。这时候，真是搞不清要那么钱干什么用了。
为高朴具体办采玉一事的达三泰，原本是健锐营前锋校尉，满洲正白旗贵族，跑到高朴处讨了一个叶尔羌主事的官，与阿布都舒库尔的亲信什胡勒伯克果普尔具体负责采玉。此二人本质上就是俩狗腿子，平日里不光打骂勒索采玉的民伕，自己也上行下效私藏好玉。不过，他俩被查抄的家产都没超过二千银子，也就是一些弓箭、鸟枪、马匹、盔甲之类，玉都在去内陆的路上而被查抄,银子还没有见着，命先没了。
高朴被斩后，此二人被押解进京，在囚车里颠簸了二千多公里到达了嘉峪关，被乾隆安排在此处候着的人就地斩首了。乾隆降旨，此类人不得入关，就地斩首，抛尸荒野，与两人的主子一样喂了野兽。
我们再说叶尔羌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舒库尔，他本是黑山派和卓的后裔，出身贵族。但人张狂时，可不会想到家人会因他获罪。他被斩首后，这个家自然也就垮了。我们可以从档案中看看这个家的成员及结局。
阿布都舒库尔的妻子喇伯47岁，妾耐布喇33岁。长子阿布都色默特21岁，次子麦莫特巴赫12岁，三子阿布都勒巴赫9岁，女儿噜歇4岁，养子阿布都拉阿集斯27岁，儿媳僧讷20岁。这八口人，原本于乾隆四十三年十月十一日押解进京，但在行至哈密一带时，永贵接到了乾隆如何处理阿布都舒库尔家人的旨意：叶尔羌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舒库尔的家人不必押解进京，赏给当地有功伯克为奴。这下好了，阿布都舒库尔犯罪被斩，他的家人也从天上掉到了地上。不计后果，当然也是贪官胆大妄为的必然后果。
实际上高朴案中还涉及了很多商人，但这些商人多数只是被没收财产、打个板子什么的，除个别被发配外，只有张鸾和赵时瑞被斩首，因为皇帝认为此二人竟敢勾结钦差大臣贩玉内陆，是为贱商，犯有蛊惑和怂恿钦差大人之罪，不杀不足以抵其罪。
商人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一直很低，从中国历史上民的四种分法“士农工商”就可以看出。因为古人认为，商人以倒买倒卖为生，不事生产，不从事和参与生产活动，靠“投机倒把”挣钱，“无商不奸，无奸不商”。为了阻止社会上的老百姓都去经商，从而使得务农、做工和从事生产活动的人变少，几千年来，官方一直对商人进行压制。秦时，商人不得穿丝绸衣物，汉代，商人申报不实要没收家财，唐朝，不能入朝为官，宋代，地位有所提高，清代，出现红顶商人胡雪岩。当然，战国的范蠡和秦国的吕不韦则属官商。
现在说说红顶商人胡雪岩和新疆的关系。
新疆这块土地，古称“西域”，自汉唐以来，就与祖国内陆一直保持着血肉相连的关系，虽然在朝代更替过程中，中央政权对西域的统治力也曾中断过，但是中央政权对这里的统治很容易重新恢复。因为西域从各方面对中国内陆的依赖性都很大，而且在民间，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力也从未间断过。但是清末关于“塞防”与“海防”的争论，却差一点让这块重要而辽阔的疆域被外来侵略者掠夺。
同治六年（1867），浩罕人阿古柏入侵新疆建立哲德沙尔割据政权，四年后，沙俄占领伊犁。新疆没有丢是因为光绪七年（1881），左宗棠率八万大军抬棺西进，只用了一年时间，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驱逐阿古柏与沙俄侵略者。左宗棠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他能顺利收复新疆的强大财力支持正是来自红顶商人胡雪岩。应该说，对收复新疆来说，胡雪岩功绩仅次于左宗棠。
商人从未离开过官场，但是商亦有道，商人的道是诚信、公平、合理，但是，如果商人一旦背离了经商之道，成为官人压榨百姓的媒介，只为挣钱，不择手段，那么其财富再多，也必将南柯一梦而已！
商人与官人，是一对利益兄弟，彼此不可分离。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当高朴与商人张鸾、赵钧瑞相互勾结，行无道之术后，也就意味着一同灭亡。因高朴犯事，此二人也将死无葬身之地。
（七）
汉武帝打通西域道路，设置河西四郡时，因西域输入玉石故此将由西域进入中原的第一道关口称为玉门关。
同治九年（1870），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冯·李希霍芬考查河南、陕西的丝绸、棉花之后，首次提出从洛阳至撒马尔罕（今乌兹别克斯坦）有一条古老的商路，在其后的著作《中国，我的旅行成果》一书中，将由中国内陆到中亚的这条古老商道称为丝绸之路，实事上他本人并没有进入过新疆。那么自古由新疆进入中国内陆这条连通中亚道路叫什么？今天已鲜为人知。
唐太宗平定西突厥后，为了方便商旅往来，促进各民族相互交流，促进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融合与发展，专门开辟了一条由西域进入中原的大道，官方沿途设置驿站68处，备有马匹、食物供应往来使者。从唐代开始西域各部，认为唐王朝皇帝是最高的、至高无尚的天命首领。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天子。
唐太宗认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故此，这条商道当时被称为“参天可汗道”，这个道路的命名，足以说明，西域各部臣服于大唐皇帝，是大唐王朝的子民。
由于历史上受“重仕轻商“的影响，我们无法得知两千余年来，连通西域与中原的这些行商的轨迹和下落。
从东汉班固的《汉书》到民国初年谢彬的《新疆游记》，数千部历代涉及新疆的文史中，中原自古与西域各民族的血肉关系是不能否认的。
但是，今天，从历史文献中，可以了解到因高朴贩玉案牵扯出的两个被斩的商人的故事。
我们先说山西商人张鸾，乾隆四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张鸾在苏州的家中被抓。张鸾先前在家乡花钱还捐了一个道职衔。乾隆三十五年他贩丝绸到了叶尔羌，最初买了一些官玉带到阿克苏、肃州等地贩卖，争了钱后，从内陆发茶叶、丝绸等物往来与叶尔羌，在乾隆三十八年时，认识了鄂对的下属通事果普尔，每次从内陆贩丝绸、茶叶等物到叶尔羌，鄂对都会挑很多货，但并不付钱。后来高朴上任后，鄂对就介绍张鸾去见高朴。有一个白吃白拿的鄂对，张鸾也是怕了这些官，所以他并没有去见高朴。
后来，高朴想要一个玉如意，通事果普尔知道张鸾那里有，就要了一个送给了高朴。高朴一看这个玉如意做工精美，就要张鸾来见，张鸾没办法只得去见了，这一见，也就注定张鸾悲惨命运的开始。高朴不光要丝绸，还张口要金子、玉器。
之后，高朴把张鸾叫到衙门说，我欠你的货款和金子没钱还你，这样吧，当地回子送了二千八百斤玉石，其中八百斤玉抵帐，你带到内陆卖了吧，路费你出。当时鄂对也累计欠张鸾一万一千两银子，于是鄂对也给他一千二百斤玉石抵帐。就这样，乾隆四十二年十月十一日，由高朴的家人李福带队，共十一辆车，向苏州进发了。
高朴从北京到叶尔羌上任时，每到一处驿站，都要吃拿卡要，因为他是兵部侍郎钦差大人，没人敢得罪他，带着一群家人从北京到叶尔羌一文没出，还索要了一千五百两银子。现在，高朴的恶仆带队，说车上装着高大人不用的物件，打着兵部右堂的灯笼，沿途关卡见这个鬼见愁高大人的运物车队，不榨卡他们就万幸了，那有人去检查，所以一路极为顺利。加上高朴的叔叔高晋当时是两江总督，表兄是江宁织造，一路都有人打通关系，张鸾本人在沿途的关卡也有熟人，这十一车玉顺利到达苏州。苏州的玉商知道张鸾回来了，张鸾自己带留了一些好玉，找人加工。几天之内，所带玉石都抢光。
高朴的家人李福，祖上一直高家的管家，李福与高朴一起长大，高朴并没有把李福当外人，说两人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也不为过。所以高朴所有机密的事，都是交由李福去承办，攻克李福，高朴所有的事也就被抖了出来。
所以这世上，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也根本没有什么铁哥们可言。高朴虽然从未亏待过李福，对李福的恩惠甚至大于对自己几个兄弟。但是李福对高朴也未必忠诚，做帐时，做两本帐，一本是给高朴看的，一本是真实的帐目，连高朴的钱，他也分得一份。可见，在钱的问题上，贴身家人的忠诚也是不可信的。这个李福，不单出卖了自己的主子，也出卖了鄂对和张鸾。在高朴事发后，其实张鸾和李福带到江南的玉早已卖出，银子也按股份分配完毕。李福是从江南回北京的路上都抓获。
高朴当初来在乾隆四十一年底到任后，与鄂对的关系非常好，两人经常聚在一起喝酒聊天。高朴当时给鄂对说，皇帝大寿时得上贡，事实上当时驻疆大臣不用上贡，按乾隆的说法，驻疆大臣只要能自己买一起温都斯坦（现在的巴基斯坦）的玉，略表忠心，他就很满意了。可见了高朴给乾隆上贡一事，并不真实的存在。同时，高朴还给鄂对说，除了给皇帝上贡外，要想早点调回北京，还要打通相关衙门，也少不打点。于是，如果要想得到大玉好玉，必须上奏皇上派人开采，并推荐伊什罕伯克阿布都舒库尔去办理。鄂对还给高朴介绍了张鸾，因为这个张鸾懂玉，可以看出玉的成色好坏。而且在苏州的玉雕界路子野。就这样，众多人的身家性命，就在高朴与鄂对的笑谈中铸就了。
对张鸾来说，能傍上高朴这样的大官，对他的生意自然有极大的好处。晋商的诚信当然与游商赵钧瑞不在一个档次上。因为张鸾知道一个道理，那就是“将欲取之，必先予之”。
张鸾并不知道高朴案事发，更想不到，在苏州的家里，欣赏着精美的玉器，在小妾的温柔乡中被抓捕的后果，从张鸾的家中，搜出了大量精美的玉器。
我们再说赵钧瑞，此人是在甘肃固原被抓获的，被斩首时44岁，乾隆二十二年，22岁时，就开始从肃州向新疆倒卖靴子，之后又赶着羊到到库车卖，29岁时在阿克苏开了杂货店，开始向内陆倒棉花。35岁时到了叶尔羌，开始在那里贩玉到肃州，但是第一次生意赔了，欠了别人四千两银子，于是，躲到叶尔羌，不敢回内陆，4年后，债主找到他，告官后，被押回肃州，之后，亲友出钱帮他还债，因他懂当地语言，亲友给他凑了39只骆驼再次运茶到叶尔羌，之后在叶尔羌开了饭馆，买了宅子，又私贩了几次玉，挣了些钱，生意开始好起来之后，又开了家杂货店。那么，他本是小商贩，原本也与高朴没有交集。但是此人确实缺少诚信，在乾隆三十五年时，在阿克苏借了当地回子商会头目德尔拜的3600两银子，赖了七年不还，高朴路过阿克苏时，德尔拜就将他告了。当时，赵钧瑞刚好也在阿克苏，得知此信息后，迎出四十里，向高朴请安。答应只要不治罪，先还1500两。回到叶尔羌后，高朴就安排李福找赵钧瑞要东西，先后被高朴敲诈了玉器、金银、珊瑚、羊皮等物，价值数千两，由此看来，赵钧瑞并不是没有钱，而是真的不想还。认识了高朴，反而被敲诈了不少。乾隆四十三年四月，赵钧瑞收了七百斤玉，准备在肃州卖了回老家渭南，就去找高朴要路票，高朴就交给他1500斤玉让带到内陆卖了，让常永跟着他一起去。结果，4月19日，起程时，侍卫纳苏图又交给了五百斤，常永又自带了一千斤，高朴要求一斤要卖20两银子。一行走到库车时，赵钧瑞把自己的三百斤玉出手后，还了欠德尔拜的银子，六月二十六日，赵钧瑞与常永一路到肃州，呆了两个月，但实在卖不出价，于是常永决定去苏州出手，赵钧瑞不想去，想回家，两人决定先把玉运到渭南，常永让人带信给哥哥常贵来陕西取玉。
常永毕竟是在官府长大，对官场的事极为敏感。从肃州还没起程时，常永就得知了永贵用六百里加急向乾隆传奏折，当地一个熟悉的卡兵与常永相好，也告知他上边下文要严查玉商。这个卡兵也是多事，收了常永800两银子后，半夜放跑常永和赵钧瑞的六辆玉车，也招来了杀身之祸。
出了肃州，按两人的商定，分头带着装玉的车向陕西开进，常永在先，与赵钧瑞保持着一天的路程。当走到渭南一个叫土门子的一个关卡，玉被发现，常永给了卡兵1000两银子，而这个卡兵，当然也想不到，这些钱日后会要了他的命。但至此，常永也不敢再向前走了。于是弃车换成骡子驮，走小路到了先前雇的车夫的家糜子滩，然后找了一个人烟少的池子，把玉藏在了水池中。常永这藏玉的地方今天听来名字就不吉利，这个地方叫天良坡糜子滩打捞池。没良心的把玉藏在天良坡，其不是早晚要被打捞出来嘛。
这时候，常永也怕了，按排车夫返回告诉赵钧瑞不要再向前走了，把玉就地掩埋。如果常永自此在糜子滩隐姓埋名，估计也没后话了，但是得知赵钧瑞被拿下了，又急忙套上两辆车装了一些衣物继续赶路，也许常永想没有带玉，也不会被查，并化名张二，结果走到长武县还是被抓。因为他并不知道，给他哥送信的差人被抓了，供出了这个带着玉的张二。
赵钧瑞在去渭南的路上遇到常永安排给他报信的车夫，如果此时，他就地掩埋玉石，在远走它乡，别再去肃州，估计也能逃得一命，但是贪财，因为肃州的卖出去的一些玉，钱还没收回。赵钧瑞此时后悔认识高朴了，自己离家18年，挣得巨额家产，本想衣锦还乡，现在离家只有一天的路程了，但却再也回不去了，所有家产都将毁在高朴身上，但他并没放弃最后一丝希望，而是就地准备返回肃州，准备把玉埋在肃州附近。当走到陕西华阴县一个村庄时，看到村边有一口井，十来米深，于是，将三百来斤玉装在袋子里，推到了井底，幻想着风头过后再来打捞。
但是，有句话说，天灰恢恢，疏而不露。原本赵钧瑞想，天不知，地不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这口井的主人，准备打水浇地时，发现水浅打不上水，安排人下井一看，发现了两袋子玉，于是报官。赵钧瑞也没想到给他报信的车夫被抓住后，交待了赵钧瑞得信后带玉返回肃州的事。
高朴到底私采了多少玉，据永贵在叶尔羌查实尚未出手玉石有十万多斤，折成成银子，合150万两，贩到内陆玉石属于高朴的玉石有4300斤，合8万6千两。内务府高朴档案中收缴银子139297两。如果按现在的银价折合成人民币是2.9亿元。而在乾隆盛世的年间，大清王朝，一年的财政收入大概是5000万两。高朴私采玉价值是可以抵三十分之一国家收入。
不过相比较负责抄高朴家的大贪和珅来说，高朴还算是小巫见大巫，和珅所贪污财物折银相当于大清王朝15年的财政收入。
高朴到叶尔羌不到二年时间，如果不被告发，当三年流官，就可以成为亿万富翁，而且是白手起家。如果不是色提巴尔第的举报，叶尔羌在高朴的压榨下，真可能如乾隆所言，一、两年内就可能引起乌什之乱的结果。
高朴案中受被追责、撤职、罚交银两、抄没家产、没收所卖玉石、玉器物品等涉及逮捕关押审问的大不官吏和商人共达100多人，其中处斩立决的9人，斩监侯的2人，对未将案中偷运玉石人员所辖境内缉获的总督、巡抚等10人均自罚交养廉银每人一万至四万两。高朴的叔叔高晋被皇帝责问、表兄舒文被革职。
被高朴征调的民伕后来统计有3680人，为安抚民伕的愤怒，乾隆降旨，免去了这些人一年的赋税，并按工价付钱。之后的颁布的《回部善后事宜》，稳定了南疆五十年。
乾隆皇帝在高朴案后降旨永不开采密尔岱山之玉，但是高朴私采的一块重达五吨的玉，还是用了三年时间运到了北京，后又运到了扬州用了六年时间雕刻而成，再运往紫禁城，这块玉就是中国现存最大的一块密尔岱山玉。高2.24米，宽0.96米。被雕刻成了大禹治水图。
乾隆五十二年，高朴被正法九年后，这块历时九年雕刻而成的《大禹治水图》呈现在乾隆面前时，这位已是耄耋之年的老皇帝，也许想起老臣高斌和他的儿子高恒，孙子高朴。感慨万千，随后降旨：“原任大学士高斌宣力年久，伊之子孙皆经获罪，现在并无服官者。著将伊孙候补通判高杞调取来京，以内务府郎中补用，以示朕眷注旧臣之意”。于是，朝廷起用高朴的四弟高杞。但此人官做的平平淡淡，虽也起起落落，但名声不大，也许受父、兄被诛杀的影响，极为低调，当过刑部侍郎，嘉庆十九年升任陕甘总督，成为封疆大吏，道光年间得以终老。
看来，乾隆皇帝是一个有情有义，刚柔相济的千古帝王。
林则徐有一句名言：“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纵观中外古今，上下五千年的职场教训，经商还是遵纪守法，公平合理为好吧！做官，还是安份守已，廉静寡欲为上吧！（全文完）
本文历史事件参考书目：
《明清笔记中的西域资料汇编》学苑出版社 编著：姚晓菲
《乾隆朝惩办贪污档案选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清史稿》
《狂沙漫：贩卖玉石案》山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祁美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