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拉贝《拉贝日记》
1996年10月28日,《拉贝日记》发表。在标志着中国开始全面抗战的卢沟桥事变60周年的时候，这部被长期尘封且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资料的首次出版面世，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拉贝日记》后被译为中、英、日、德四种语言， 被公认为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史料。
南京1937——拉贝日记
《拉贝日记》是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中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这部日记所记述的，都是拉贝的亲历亲见亲闻，非常具体、细致和真实，无人 能否认其可信度。在写作日记的同时，拉贝还精心保存了80多张现场拍摄的照片，并对这些照片作了翔实的说明。这些文字对中日交战双方的实际情况和政治是非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在南京市车水马龙的广州路与中山路交汇处的“小粉桥1号”，有一座算不得起眼、布满爬山虎的二层灰色小洋楼。楼前矗立着一尊半身人物塑像，塑像底座上镌刻着一个外国名字——约翰·拉贝。
↑这幢楼曾是拉贝在南京的居所。1937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前夕，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南京代表处负责人，拉贝原本有机会登船离开，但他放弃了，决定留下来，与一些在南京各教会学校服务的美国人和少数英德商业人士共同组建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为没能撤离的中国平民提供避难之所。如今这里是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摄影 万全／人民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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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拉贝在中国留影。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部分成员（左三为拉贝）
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部分成员，居中者为约翰·拉贝。
↑南京安全区总部住满了难民。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解散后，最后一批难民准备离开难民营。
↑南京安全区标记：圆圈中一个红十字
↑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司令部的通行证
南京大屠杀结束一个多月后的1938年2月底，拉贝才奉命返回德国，离开时还让在他家养伤的中国飞行员王光汉扮作佣人随他一同撤离。在拉贝离开南京的那天，“西门子难民营”的难民们在院子里排成两行，郑重地向这位拯救了他们性命的德国人三鞠躬，并献给他一块大红绸布，上面写着“您是几十万人的活菩萨”。
《拉贝日记》重见天日
拉贝的伟大贡献不仅在于他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还在于他留下了长达2000多页的日记，详细记录了当年的亲历亲见亲闻。可惜，这些珍贵史料在长达半个多世纪里一直处于被埋藏的状态。直至1996年，在美籍华人张纯如、邵子平等人的寻访下，终于从历史的迷雾中得以重见天日。1996年12月13日，在美国纽约举行的南京大屠杀纪念大会上，拉贝的外孙女赖因哈特女士将拉贝日记的副本首次向外界公开，立即引起轰动。日记中详细记述了600多例南京大屠杀个案，很多可与其他史料互为佐证，成为南京大屠杀最翔实有力的证据之一。
↑拉贝日记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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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友，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馆长、南京大学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主任。他介绍，拉贝返回战时的德国后，连续作了五场演讲，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残酷暴行，并向希特勒递交了记录暴行的胶片，期望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唤醒德国人民的良知。然而，几天后，拉贝即遭盖世太保（德语“国家秘密警察”音译）逮捕，严令禁止他谈论南京见闻。二战结束后，拉贝又因曾是纳粹党员而先后被苏联和英国逮捕。在证实他无过错后，拉贝于1946年6月被去纳粹化和释放。他晚年生活拮据，心存感激的南京市民和国民政府常寄来捐助的财物帮助他维持生活。1950年，拉贝在西柏林因中风去世。摄影 万全／人民画报
拉贝在日记中写道：“（1937年）12月14日：开车经过市区，我们才晓得破坏的巨大程度。车子每经一二百米就会压过尸首，那些都是平民的尸首。我检查过，子弹是从背后射进去的，看来这些人是在逃跑的途中从后面被打死的。日本人每10至20人组成一个小分队，他们在城市中穿行，把商店洗劫一空。如果不是亲眼目睹，我是无法相信的。”“（1937年）12月16日：我开车到下关去勘查电厂，中山北路上都是尸首。城门前面，尸首堆得像小山一样。到处都在杀人，有些就在国防部前面的军营里进行。机枪声响个不停。”……
播下和平的种子
拉贝在南京的故居，同时也是南京大屠杀中的“西门子难民营”所在地，如今已经成为“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暨“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在过去许多年里，这幢灰色洋楼曾被作为南京大学教师宿舍使用。1997年，南京大学在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着手对拉贝故居进行修缮保护，并开始筹建纪念馆。筹建工作还得到德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西门子公司、江苏博西家电销售公司等机构的支持。在中德双方共同努力下，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及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交流中心于2006年10月31日开幕。
↑观众参观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的展览陈列。摄影万全／人民画报
《拉贝日记》，真相是如何公诸于世
陈旻 大公网
80年前，侵华日军在南京制造屠杀30万中国军民惨案。1996年12月12日，当年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德国商人拉贝（JohnRabe）所撰写的日记在纽约公开，当中详述600多例南京大屠杀个案，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铁证。12月3日，现年77岁的德国牧师戴克先生受访，向大公报细诉21年前协助促成《拉贝日记》公诸于世的经历。
《拉贝日记》重现人间，戴克牧师扮演重要角色/受访者供图
戴克表示，当年他受大学同学邵子平所托，秉持“再现并传承历史真相，是我们这一代人对后人义不容辞的责任”等正义之理，说服拉贝外孙女莱因哈特夫人公开日记，被封印近六十年的日军侵华暴行铁证呈现世人眼前，震动全球。
今年81岁的邵子平1936年出生于南京鼓楼医院，长期在联合国总部从事人力资源与法规工作。1988年起邵子平与美籍华裔热心人士在纽约创立“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等机构，立志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讨回公道。
2017年12月2日邵子平摄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前/受访者供图
邵子平从当年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的著作了解到，南京大屠杀期间在南京保护难民外籍人士中，拉贝地位格外突出，拉贝成为他寻找南京大屠杀证据的突破口。
“查电话簿 找到50多个拉贝”
茫茫人海，找寻拉贝后人如同大海捞针，特别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没有互联网，让《拉贝日记》重现人间的搜索过程有多艰巨，实在难以想像。
拉贝（左三）与建立南京国际安全区的同伴合影/网络图片
1993年，邵子平专赴德国寻人。他说，“我在柏林查电话本，打了好多电话，找到五十几位拉贝，都跟我要找的拉贝没有任何关系。”德国牧师戴克表示，邵子平在1993年来德国，到柏林教会的档案库里翻找，冀能从教会活动文件里发现关于拉贝及其后人的线索，“但他没有找到任何记载”。
1995年2月，邵子平遇上美籍华裔女作家张纯如成为转折点。当时，张纯如联络邵子平，请他协助收集南京大屠杀的史料。邵子平提示张纯如，“南京大屠杀期间有一个德国人叫拉贝，我们要想办法找到这个人。”
1996年4月，张纯如通过德国在华侨民组织“东亚之友协会”，辗转找到拉贝外孙女莱因哈特夫人。
1997年12月，在南京大屠杀六十周年之际，张纯如出版英文版《南京大屠杀》一书/网络图片
邵子平从莱因哈特夫人处得到的一批德文资料，包含一份拉贝写给希特勒的报告，当中提到：“如果你（指希特勒）不相信的话，可以看我的日记。”
“日记”，邵子平眼前猛一亮，立即致电莱因哈特夫人询问《拉贝日记》记载时间，得知日记是从1936年9月写到1938年4月。“老天啊！这就是南京大屠杀整个时期，这实在太重要了！”邵子平激动难抑，急切地请求“日记能不能给我？”
“恢复历史原貌 让日本道歉”
邵子平得悉《拉贝日记》的存在后，说服拉贝后人公开此书的重任落在德国戴克身上。居于柏林的戴克是基督教新教牧师，在柏林福音教会工作，2006年退休。1963年至1967年，戴克与邵子平同在德国海德堡大学求学，二人结识后建立起长久友谊，一直保持联系。
2013年10月，邵子平夫妇（右一、二）和戴克先生（左一）等同学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同学聚会期间在内卡河边的合影/受访者供图
戴克忆及当年情况说：“我问邵子平，你为什么要找这些东西？”邵子平回答说：“必须向世界揭露日本对中国的残暴行为。但是得有证据。”
戴克至今清楚地记得，当时邵子平真诚地说，父亲是驻日外交官，发生南京大屠杀时自己是婴儿，并不在南京。“可以想像，如果我没有因为父亲的工作离开南京，定会与所有的南京无辜民众一样，面临被日军屠杀的危险。”
戴克表示，躲过劫难的邵子平一直认为，自己与南京当时受难民众拥有共同的命运，而邵子平对得到《拉贝日记》如此执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日本政府没有像德国政府那样深刻反省侵略历史，继而道歉与赔偿。为此，邵子平力图恢复历史原貌，让日本政府对中国遇难的无辜百姓道歉，同时也为受难者争取经济赔偿。
南京拉贝故居里的雕塑再现日军攻占南京城后，拉贝领导南京安全区全力保护难民的情形/大公报记者陈旻摄
戴克又说，邵子平曾邀请他去纽约看美国牧师马吉在南京大屠杀期间拍摄的纪录片，他看后感到非常震撼，认为有必要将记录南京大屠杀史实重现人间。
“日记读到的都是流着的血”
戴克清楚地记得，“1996年，邵子平找到了我，请求我联络莱因哈特夫人，提供并允许复制她祖父拉贝的日记，因为邵子平相信，一位新教牧师在莱因哈特夫人的眼中当然是非常值得信赖的人”。
戴克致电居住在柏林的莱因哈特夫人问道：“日记还在不在？”莱茵哈特夫人回答说：“日记是有的。外祖父把日记直接交给自己保存，叮嘱留给后世，不要让它消失。”戴克忆述，电话交谈中，莱因哈特总表现出“畏惧和顾忌”，不愿回忆这段历史。
莱因哈特夫人告诉戴克，她1931年出生在中国，常随母亲去南京看望拉贝，“曾在南京目睹过可怕的事情”。1938年，拉贝返德后把南京经历告诉外孙女。莱因哈特夫人坦言，外祖父返德后失去在西门子公司重要职位，穷困潦倒，更被德国政府要求对“日本对中国犯下的战争罪必须保持沉默”。
1950年拉贝去世后，莱因哈特夫人收到《拉贝日记》九册作为遗产继承，她对戴克说不能把这些日记留在家里，因她“打开日记所读到的都是流着的血”，“如果跟日记在一起的话，会窒息。”为了心灵平静，她把日记全部送给舅舅奥托·拉贝。
位于南京的拉贝故居现成为拉贝纪念馆/大公报记者陈旻摄
断断续续通了两三个月电话，戴克最终打动莱因哈特夫人，他诚恳地告诉对方：“为了让真实历史能传承下去，为了受难者和他们的家人，我们应该尽自己的力量。有了这些历史和它的凭据、证人，重现历史真相，我们才有可能迫使日本政府向中国的受难者道歉，以至于给予赔偿。就像德国这样。”
戴克说：“经过长时间犹豫，莱因哈特女士终于确信这段历史对于国际，特别是中国和日本，以及德国公众，是非常重要的原始文件。她同意把日记拿出来”。
1996年11月，莱因哈特夫妇亲往德国南部说服舅舅取来日记，然后送到戴克办公室，《拉贝日记》封印终获解除。
纽约发布会 记者来自全世界
1996年12月12日下午2时整，在59年前南京城沦陷同一时刻，美国纽约曼哈顿洲际大饭店里，记者招待会开始，当时65岁的莱因哈特夫人现身，向世界各地记者展示外祖父战时日记，轰动全球。
当地时间1996年12月12日，莱因哈特夫人现身美国纽约，向世界各地记者展示外祖父战时日记/网络图片
忆起1996年12月12日《拉贝日记》发布会盛况，作为纽约“纪念南京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会长的邵子平历历在目，他说：“记者大批地赶来采访，包括日本所有大报记者”。“公布《拉贝日记》经过精心设计，使南京大屠杀历史在全世界产生前所未有巨大冲击力。”
“（发布会前）两千多页的拉贝日记，一页一页复印出来，印了500张就打一包寄到纽约”，“我一看，太有价值了！”邵子平立即请来历史学者鉴定。哈佛大学历史系主任说从未见过一份披露这段历史数量这么大、重要性这么高的资料。
邵子平当时向纽约时报说：“我们说，'我们给你们纽约时报独家刊载，独家发表这个大新闻的专有权利’”。纽时决定在12月13日南京大屠杀纪念日，以全页发表。“但纽约时报说媒体界有个'君子协定’，重大新闻得共享，所以联合会决定邀请世界各国记者召开记者招待会发布拉贝日记。”邵子平说。
1938-1946入狱：没过多久，就因曾是纳粹党的身份被苏联和英国逮捕，他在监狱度过了8年，直到1946年，他才被释放。
但是拉贝被释放后，生活拮据。不过南京人民没有忘记拉贝，还记得南京沦陷期间，拉贝对南京人民的贡献。因而拉贝不仅得到了南京人民的关心，更直接得到国民政府每月金钱和粮食接济，这对拉贝晚年生活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1950年1月，拉贝逝世，其在南京期间写下的日记，由他的孙子保存。
在张纯如的书里也对约翰.拉贝晚年生活进行了关注，晚年的拉贝在中风和贫困中生活。
直到90年代，正式对外公开发行。《拉贝日记》一经公开，对打击日本右翼的某些言论，起到了相当大的帮助。1997年中文版《拉贝日记》出版。
如张纯如所说，对于日本人来说如何承认及接受自己在南京大屠杀中犯下的暴行，正视历史，才能不重蹈覆辙。
2020年4月21日，在德国西南部城市海德堡，托马斯·拉贝（左一）与海德堡市政府代表（左二）接受中国捐赠的防疫物资。
（江苏大剧院版”拉贝日记“选段）
日記節選
１９３７年
9月7日
和平时期坐火车只需40个小时的行程，可是这次我花了10天半时间，才又回到了南京。
在我的办公桌上，堆放着这期间德国大使馆寄来的函件。从这些信函中我得知，已经建立了一个委员会(克鲁姆马赫尔、平克内勒和霍特)，其任务是就安全问题给在南京的德国公民出主意。由我建立的德国学校协会的理事会已经宣布解除了与全体教师的工作合同，以及与我的校舍的合同。这些信函中还包括：防空委员会发布的关于防空警报信号以及空袭时注意事项的通知；中国政府制定的关于在紧急状态时实行交通管制和戒严的规则(译文)；一份日期为1937年8月27日德国大使馆给所有并非由于职业或其他紧急原因而留下的德国公民的通知，该通知再次劝告他们离开南京。
所有富裕的和经济情况比较好的中国人都早已溯扬子江而上，逃到汉口去了。在所有的院子和花园里，在公共场所和街道上，人们都在紧张地构筑防空洞。除此以外，一切仍然很平静，直到——
9月19日、20日
在这两天里，我在4次空袭中受到了战斗的洗礼。从这一天起开始了——
我的战时日记
在那些狂轰滥炸的日子里，我和我的中国人坐在一个自己设计建造的防空洞里，它虽然不是绝对安全，但可以保护不受榴霰弹的炮火和炮弹碎片的伤害。在院子里还撑起了一块长6米宽3米的帆布，我们在帆布上画了一面有卐字标记的德国国社党党旗。中国政府建立了一个很好的警报中心。约在空袭20分钟一30分钟前就响起清脆的警报声，发出某种较短信号时，所有行人都要离开街道，一切交通都要停止。步行者全部躲进前面已经提到的各条街道上修筑的防空洞里，尽管有些防空洞相当简陋。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也是相当不舒服的！
9月21日
昨天(9月20日)通过德国大使馆传来上海日军司令官的消息，从今天(9月21日)中午起，将再次开始加强对南京的轰炸，因而告诫所有的外国人尽快离开南京。日本人甚至要求英国、法国和美国以及几个有军舰航行在扬子江下关段的较小国家的大使馆，通知他们的军舰离开现在的停泊处，转移到长江的上游或下游去，否则它们会因轰炸受到危害，日本对可能造成的损害概不负责。
结果是：英国和法国在其答复中声明，他们认为没有理由改变他们军舰的停泊地点，假如英国和法国的财产受到损害或是英国和法国公民受到伤害的话，理所当然地要由日本负责；与此相反，美国大使则带着他的全体使馆人员登上了美国军舰'吕宋'号，打算按照日本人的建议行事。但事实上，'吕宋'号当时仍然停在下关原来的泊位上。可能是英国人和法国人的榜样引起了他们的思考。(英雄精神会传染！)
德国的大使及其使馆全体人员今天上午9时做好了出发去上海的准备。许多美国人和德国人(例如施罗德博士、希尔施贝格大夫家的女士们和哈普罗公司的部分职员)据说同样记住了日本人的告诫，逃走了。
昨天夜里，我自己对这情况从各个方面作了充分的考虑。我从比较安全的北戴河回到这里来不是出于冒险的兴趣，而首先是为了保护我的财产，为了代表西门子洋行的利益。当然洋行不会期待(也决不会这么做)我为洋行而被打死在这里。我绝对不想为了任何东西(洋行的或是我自己的一些破东西)轻率地去拿我的生命冒险。但是，这里还有一个道德问题，我作为一个'正派的汉堡商人'至今还无法跳越过去。我们的中国佣人和职员连同他们的家属约有30人，他们都在看着'主人'。如果他留下来，他们就忠实地站在他们的岗位上直到最后一刻(这情况我以前在中国北方的战争中见到过)；如果他跑了，那么洋行和私人的房子不仅会无人居住，而且有可能被人抢劫一空。撇开最后一点不说(尽管这会使人感到难受)，迄今我还无法作出辜负人们对我寄予信任的决定(像我这样一个在平时毫不起眼的无用人，人们还如此信任，这怎能不令人感动)。
我给了我的助手韩(湘琳)先生一笔预支款，使他能够把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送到安全的济南去。他十分坦率地说：'您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您离开，我就跟您走！'其他那些可怜的勤杂工绝大部分来自华北地区，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到哪里去为好。我多么想至少能把那些女人们和孩子们送走。我给了男人们一笔旅费，但他们不知道应该怎么办。他们当然很想回到华北去，回到他们的家乡去，但那里也在打仗呀。于是他们更愿意跟随我。在这种情况下，我可以而且应该逃走吗？我认为我不能这么做！谁要是两只手各抓住一个身子颤抖着的中国孩子，空袭时在防空洞里蹲上几个小时，他就会与我抱有同感。在我的潜意识里终究还有一个最后的、不是不重要的、但对我显得是理所当然的原因，使我坚持留在了这里。我是一名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党员，是有职务的，甚至还当过短时间的地区小组副组长。在我对作为我客户的中国当局和各个部委进行商务拜访时，他们一再向我提出关于德国、关于我们的党和政府的问题，我总是这么回答说：
是的——我们是劳动者的士兵，我们是工人们的政府，我们是工人们的朋友，我们不会抛弃困境中的工人(穷人)。
诚然，我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者讲的只是德国的工人们，而不是中国的工人们。可是中国人对此会怎样评价呢？今天在善待了我30年之久的我的东道主的国家里遭遇到了严重的困难，富人们逃走了，穷人们不得不留下来，他们不知道该到哪里去，他们没有钱逃走，他们不是正面临着被集体屠杀的危险吗？我们难道不应该设法帮助他们吗？至少救救一些人吧？假如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呢？？
我不在南京时，我们的中国人挖了一个防空洞，现在已快要倒塌了。于是，我们把这肮脏的防空洞进行了整理，重新作了很好的布置：加了牢固的梁木，铺上了地板，垒上了沙袋(今天一只空袋子价值一元钱)，右边当然有入口和出口。当我们发现一根内梁木有折断的危险时，我们没有气馁，仍费力地换上了另一根。干到这里，一夜就过去了三分之二。为了对付炸弹爆炸产生的气浪，我们还在两个洞的门口垒起了沙袋。我把全部家用药品和这期间已关闭的学校的药品都搬进了防空洞里，还准备了用于遭到毒气进攻时的浸醋绷带。从上午11时起，食品和饮料就已经放在篮子里和热水瓶里准备妥当，可是现在已经是下午3时30分了，那些日本鬼子还没有在天空出现，简直让人无法相信！他们已经发出严厉警告了，怎么会不来呢？我想，他们总不会是因为看见我挖了一个坚固的防空洞才不来的吧。我打开收音机，听到这么一条消息：'上海有雨！'这就是日本人不来的原因吗？这不正好吗？我为什么要着急呢！我宁愿丢脸，也不愿意日本人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自己还是没有把握。
9月22日
我又十足地赢回了我的面子，尽管这次我对面子问题已毫不介意！日本人在今天开始了他们宣布的狂轰滥炸——就是说推迟了一天。从上午10时30分至中午12时15分，从下午l时15分至2时30分，我们又遭到了相当严重的轰炸。除了来我处做客的克莱因施罗特外，在我的防空洞里蹲有约28个中国人，其中我自己认识的还不到14个人。在我认识的人中有一个邻居鞋匠，在和平时期我与他对鞋子的价格从不能取得一致意见，因为他总是把自己返还给佣人的扣头也计算在内，可是我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我的防空洞并不比其他防空洞好多少，但它是在一个德国人的名下建成的，因而想必是特别牢固的。今天我还经历了第五次和第六次空袭。我的中国人，他们全都一声不响。如果没有克莱因施罗特和我说话，防空洞里就根本听不到说话声。有人会说，人就是这样慢慢地习惯战争的。可是这话在此时并不完全正确。我们一再极度紧张地注意倾听着空袭者突然俯冲的呼啸声，分分秒秒地等待着落下的炸弹声。今天的情况十分严重，肯定投下了许多炸弹。后来我们不再计数了。大地在颤抖，爆炸声一个接一个，间隔时间很短，我们觉得所有投掷的炸弹都是冲着我们来的。但据我后来查明，这些炸弹都落在离我们的房子比较远的地方。
当信号(长信号)宣布第二次空袭结束后，我就坐车出去查看了全城。日本人的目标特别针对了国民党中央党部，那里还有中央广播电台的行政机关及播音室。电台今天上午曾请我们去收取一笔欠款，幸运的是一个偶然的情况使韩(湘琳)先生和我没有能去成。否则，我们会正好在轰炸的时候到达那里。我仔细查看了轰炸的走向。第一批炸弹坑就在距离施罗德博士家(他已在前一天去了汉口)约200米远的地方，直径约6米，深2米一4米。现场和战壕周围没有造成更多的损失。施罗德家房子西边的窗玻璃全被气浪震得粉碎。除此以外，我没有看到其他损失。在第二批扔下的炸弹中，有一枚落在铺有石子路面的繁华街道即中山路(译注：疑是中山北路)上，就在紧靠我们称之为'巴伐利亚广场'(译注：即山西路广场)的交叉路口，离德国大使馆不太远。这个弹坑立即被填没，看来这枚炸弹没有造成人员死亡。再往南一些，就在礼和洋行办事处附近繁华街道旁边的空地上也有一个弹坑。它后面约有4所～6所房子全都布满了窟窿，屋顶被炸得特别严重。我没有听说有人员伤亡，大概是在警报拉响后人员全部离开了房子。紧靠中央党部大门的西边看上去情况要严重得多。通向交通学校(以前的炮兵学校)的街道拐角没有了，拐角处的一所房子消失了。在它的后面，紧靠城市铁道路基(火神埃利亚斯)旁，两枚炸弹炸毁了6所房子。一大群人站在巨大弹坑的周围，正在从这些中国房子的废墟里寻找出尸体碎块，放进准备好的棺材里。人群里寂静无声，只听见站在后面的妇女们在哭泣。在炸毁的房屋前面，两个十分简陋的防空洞居然未受到损坏，里面的人也没有受到伤害。
中央党部里不许我进去。据说在那里投下了5枚炸弹，当场死了一些人(具体数字没有公布)。在机关大楼的后面，最后一枚针对国民党中央党部的炸弹命中了一个靠墙的防空洞，炸死了8个人。一个从防空洞里朝外张望的女人的脑袋没有了。只有一个大约10岁的小姑娘奇迹般地幸免于难，她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搞的。只看见她从一群人走向另一群人，讲述着她的经历。现场已被军队封锁，人们正在最边上的一口棺材前面焚烧纸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