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身经受中医治疗，毛泽东提倡中西医结合，关心和支持中医学发展

毛泽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同时他也是和我们一样的凡人，身体也会患病。在患病的过程中，曾经多次经过中医的治疗，切身感受到中医的神奇效果，因此十分热爱中医，关心和支持中医的发展。

毛泽东在20岁的时候曾经在《讲堂录》笔记中写道：“医道中西，各有所长。中言气脉，西言实验。然言气脉者，理太微妙，常人难识，故常失之虚。言实验者，求专质而气则离矣，故常失其本，则二者又各有所偏矣。”表述了对中西医的看法，含蕴地表达了中西医必须结合起来，不能偏废。

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在当时井冈山医院医生和药源都极为缺乏的情况下，毛泽东就提出“草医草药要重视起来”，及时指导医院“用中西两法治疗”，广泛利用当地流传的中医单方和当地出产的草药，内服外敷，治愈了许多伤病员。毛泽东曾经指出：鉴于根据地缺医少药，必须发挥中医中药的作用。当时，红军医院收容200多名参加反“围剿”的伤员，全部采用中医中药治疗病伤。中医药挽救了许多红军战士的生命，帮助红军度过了艰难岁月。中医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延安时期，由于自然环境恶劣，毛泽东患风湿性关节炎，发作时往往痛得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吃了不少西药，仍不见效。一次，名中医李鼎铭到杨家岭来看望毛泽东。他为毛泽东切脉之后，很自信地对毛泽东说，只要吃四服中药就可以好了。当时毛泽东身边的医生都是西医，他们不相信李鼎铭说的话，不同意毛泽东服用中药。毛泽东则对李鼎铭的话充满信任，把李鼎铭开的四服中药全部吃了下去。吃完后，果然药到病除，疼痛消失了，胳膊也活动自如了。这使得毛泽东更加认识到中医药的神奇功效。毛泽东又介绍李鼎铭为八路军的干部、战士治病。很快，中医中药成了八路军必不可少的医疗方式。不久，李鼎铭还为八路军培养了一批中医，他们活跃在各个部队，促进了八路军的建设和发展。

　1955年，中央领导林伯渠患有严重的疾病，请上海来的名中医章次公诊治后，只用了三剂药就治好了林伯渠。毛泽东知道后，高兴地说：“我早对你们讲过，中医不比西医差嘛，你们还不信。”过了几天，毛泽东身体不适，也指名请章次公为他看病。此后，毛泽东曾多次约请章次公彻夜长谈中医学，提了许多专业上的问题，章次公则有问必答，毛泽东听了很满意，夸奖道：“难得之高士也。”

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青岛开会期间，在海里游泳时，不慎得了感冒，加上失眠的困扰，病情日渐严重。随行的保健医生用西药治疗，效果不理想。当时的中共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得知后，便推荐山东著名的老中医刘惠民给毛泽东看病。因为刘惠民大夫开起药方来多用一般医生不太敢用的毒性较强的药材，因此，保健医生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表示担心，不同意毛泽东吃。舒同对刘惠民的医术很有信心，当即表示说：“刘大夫治感冒的药我吃过，的确很灵。万一有问题，由我们夫妻二人负责。”最后，征求毛泽东自己的意见。毛泽东虽然在病中，仍然很幽默地说道：“舒同同志担保了的，我不怕！”3天后，毛泽东吃了刘惠灵开的药，感冒症状就完全消失了，而且睡眠也逐渐好了起来。毛泽东感到特别高兴，对中医的治病效果更加相信。同年他到莫斯科参加会议时，也将刘惠民带到身边，内心充满了对中医刘惠民的信任。

1973年，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他年轻时的好友美籍华人李振翩。李振翩是一位世界医学界名闻遐尔的细菌学家和病毒专家，他的夫人汤汉志也是一位著名的中医学家和老年病学家。当时他们正在为中美关系正常化做着穿针引线的工作，很受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的重视。在毛泽东的书房里，毛泽东畅谈了自己的医学观。他说：“我的中药就是饭和菜，但是我也提倡中西医合作。”当时毛泽东的眼睛已经患有老年性白内障，汤汉志为毛泽东摸了下脉，告诉毛泽东说：“主席很健康，脉平，很均匀，耳朵也听得见，脑筋也很清楚，脚也不肿。”毛泽东则笑了笑，摇了摇头，说你们都说我好，我是自己不信，现在大字还看得清楚，小字则看不见了。

到了1974年底，毛泽东患老年性白内障，双目已近失明。为了医好毛泽东的眼病，中央决定由中国中医研究院著名眼科专家唐由之为毛泽东实施针拨术。中医传统方法中有一种“金针拨障法”，民间失传已久，但该方法已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继承下来并有所发展和改进，唐由之是主要负责专家。毛泽东知道唐由之这一情况后，欣然同意由唐由之做手术。1975年7月23日，在毛泽东示意下，手术过程中全程播放古典乐曲《满江红》，在乐曲声中唐由之顺利地完成了这一手术。

毛泽东在其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中，以其亲身的感受体验到了中医的神奇疗效，他对中医很是信任，所以在其一生中都在不断地宣传中医，弘扬中医，强调中西医结合，对压制中医、不尊重中医的行为持批评态度。

新中国成立初，卫生部门领导也一直没有认真执行团结中西医的方针。1951年，卫生部的个别领导甚至公开发表文章，称中医为“封建医”，把中医中药知识看作是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应该随封建社会的消灭而被消灭。这一错误观点流传很广，并得到一些人的支持。特别是1951年5月1日卫生部公布的《中医师暂行条例》及实施细则，与1952年10月4日公布的《中医师考试暂行办法》，均规定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和过于苛刻的办法，使大多数中医不能合法执业。在国家实行公费医疗制度中，中医药治疗费用不能报销，中医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1951年12月，卫生部发出的《关于组织中医进修学校及进修班的通知》，尽管目的是组织中医进修业务，但讲授的大都是西医课程。对中医的提高和改造要求过高过急，不是从保持中医传统的理论和医疗特色出发来发展中医，而是错误地认为中医必将被西医代替，由城市到乡村，由乡村走向自然淘汰。

为了扭转这一错误认识，毛泽东在不同场合、不同谈话和文件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1949年9月，毛泽东在接见全国卫生行政会议代表时，从保护和发展中医药这一宝贵的祖国文化遗产出发，提出必须很好地团结中医，提高技术，搞好中医工作，发挥中医力量，才能担负起几亿人口艰巨的卫生工作任务。到了1950年8月，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在北京开幕。毛泽东专门为大会题词：“团结新老中西各部分医药卫生人员，组成巩固的统一战线，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奋斗。”

1953年12月，毛泽东在听取卫生部副部长贺诚汇报工作时，给予中医高度评价：“我们中国如果说有东西贡献全世界，我看中医是一项。我们的西医少，广大人民迫切需要，在目前是依靠中医。对中医的团结要加强，对中西医要有正确的认识。”1954年6月5日，毛泽东在与时任北院长周泽昭谈话时，着重指出：“对中医问题，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的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毛泽东认为看不起中医药是一种很恶劣的崇洋媚外的思想作风，他指出：“对新来的外国东西重视了，对自己本国的东西倒轻视了。按摩，连剃头的、修脚的都能做，就看不起，不叫按摩疗法。看不起本国的东西，看不起中医，这种思想作风是很坏的，很恶劣的。”

1954年，毛泽东专门作出重要批示：“中药应当很好地保护与发展，我国中药有几千年的历史，是祖国极宝贵的财富，如果任其衰落下去，那是我们的罪过。中医书籍应进行整理。应组织有学问的中医，有计划有重点地先将某些有用的，从古文译成现代文，时机成熟时应组织他们结合自己的经验编出一套系统的中医医书来。”

1954年7月9日，毛泽东即委托刘少奇召集会议，专门传达了他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传达的主要内容包括：团结中西医是卫生工作的方针之一。中西医团结问题没有做好，原因是西医存在很大问题，主要是西医有宗派作风。西医传到中国来以后，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把中医忽视了。必须把中医重视起来。把中医提得过高也是不正确的。团结中医的目的，是为了发展中国医药科学。首先要弄清楚，这不仅是为了中国的问题，同时是为了世界。掌握中医中药，必须要有西医参加，也要吸收有经验的中医，靠单方面是不够的，单有西医没有中医不行，有中医没有西医也不行。中医问题，关系到几亿劳动人民防治疾病的问题，是关系到我们中华民族的尊严、独立和提高民族自信心的一部分工作。我们中国的医学，历史是最久的，有丰富的内容，当然也有糟粕。在医学上，我们是有条件创造自己的新医学的。中国人口能达到六亿，这里面中医就有一部分功劳嘛。西医到中国来，也不过百把年。当然，西医是近代的，有好的东西。但什么都是“舶来品”好，这是奴化思想的影响。看不起中国的东西，不尊重民族文化遗产，这是极端卑鄙恶劣的资产阶级的心理在作怪。如果西医没有宗派作风的话，对中医能治好病的效能，可以用科学方法把它整理起来。对中医的“汤头”不能单从化学上研究，要与临床上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提高中医。中国古书上这样说：“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这意思就是强调人的整体性，和巴甫洛夫学说是一致的。中医在几千年前就用了新的技术，如“体育”“按摩”等，里面虽有些唯心的东西，但我们可以将其中好地提炼出来。中医要进大医院，中医要进医科大学，中医还要出国。中药要发展，要建立研究机构，要出版中医中药书籍。西医要跟中医学习，具备两套本领，以便中西医结合，有统一的中国新医学、新药学。这些工作一定要制定出具体措施。

这些内容的颁布对扭转当时不重视中医的作风起到了正法清源的作用。

为了落实毛泽东关于中医的指示，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重大措施，专门成立了由中宣部、文化中央教育委员会、卫生部指定人员组成的中医问题临时工作组，向各地卫生行政负责人和北京、天津的中西医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中医工作的指示。召开了中共中央、华北和北京市各有关部门的中西医座谈会，反复讨论关于学习和研究中医、扩大中医业务、出版中医书籍等问题。与此同时，卫生部对自身不能正确对待中医的思想和做法进行了反省和检查。

毛泽东通过一系列讲话、文件清晰完整地表达了他关于“中西医结合”思想的思考：通过西医学习中医，中医学习现代科学技术，中西医学密切合作，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继承和发扬祖国医学遗产，从而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医药学发展之路。从此，我国的中西医结合工作迅速起步，创新了一批行之有效的具体措施，有力推动了我国医疗卫生事业向前发展。毛泽东这一思想，也得到中共八大的充分肯定。

1958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给杨尚昆的信中还谈到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的问题，“我看如能在一九五八年每个省、市、自治区办一个七十到八十人的西医离职学习班，以两年为期，则在一九六〇年冬或一九六一年春，我们就有大约二千名这样的中西结合的高级医生，其中可能出几个高明的理论家”。

1958年10月，毛泽东再次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除中医外，毛泽东对中药、针灸、中医典籍也很重视毛泽东对“西医学习中医”的重视，在当时鼓舞了一大批西医投身到学习中医的浪潮之中。从1955年底到1956年初，卫生部在北京、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天津等地举办了6期西医离职学习中医班，从全国范围内抽调部分医学院校毕业生及有一定临床经验的西医参加，系统学习中医理论和治疗技术两年半，参加学习的共有300多人。在此基础上，1960年，卫生部组织北京、上海、广州等5所中医学院，又编写了《中国医学史讲义》、《医古文讲义》、《中医诊断学讲义》、《中药学讲义》、《中医方剂学讲义》、《中医内科学讲义》、《针灸学讲义》、《中医妇科学讲义》、《中医儿科学讲义》等。同时，卫生部还先后以科研任务的形式面向全国进行招标，对中医古籍进行整理和修订，使许多古代医学典籍得以出版，从而为培养全面、系统掌握中医理论和临床技能的高级专门人才提供了方便。

毛泽东的对中医和中西医结合的重视有力地推动了我国中医的发展，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辩证地处理好与西医的关系，坚持中西医结合的原则起到了促进作用，对加快民族医药发展，繁荣发展中医药文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起到了推动作用。

中医药学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之瑰宝，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与自然灾害和疾病作斗争中反复实践、总结而逐步形成的一套理论体系和方法。当前，发展我国的中医学，已经写进了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21条明确指出：“国家发展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现代医药和我国传统医药”毛泽东重视民族文化遗产，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十分相信和重视发展中医药，并为发展我国传统医药事业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