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侄儿打电话，说再过几天是他父亲逝世十周年。他父亲是我堂哥，在叔叔家弟兄五个中排行老三。我听了很是感慨，真快啊，不知不觉三哥走了已经十年了，可三哥的音容笑貌还是那么清晰的浮现在眼前。在我老家，一个人去世后，比较大的纪念活动是一周年、三周年和十周年，也就是说，十周年是这个人在这个世上留给外人的最后一抹痕迹。我因为在外地，又赶上疫情反复，加上其他原因，不能回去参加，即写此小文，聊补遗憾。在叔叔家的五个堂哥堂弟中，我和三哥、四弟年龄差距不是很大，所以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三哥比我大五岁，记得我总是像个“跟屁虫”一样，喜欢跟在三哥身后玩。三哥长得不算很高，但很壮实，小时候在村里我们这一片，是个孩子王，和小伙伴们扒高上低开战（扔石头），撵兔抓鸟逗狗，样样在行，我经常跟着三哥，和泥放炮猫钓鱼，碰钟踢方打耳头（均为儿时游戏），上树摘柿子，下水逮蛤蟆，铁丝弯钩推桶圈，自制烟袋抽树叶，翻山越岭玩耍，十里八村转悠……三哥干什么我也干什么，其乐无穷。当然，我也跟着三哥干了不少“坏事” 。印象比较深的一次是“捡”画册（小人书）。三哥小时候喜欢看画册，在村里同龄人中“藏书”最多，塞满了几个抽屉，其中三国、水浒、西游记等都是成系列的。我从小也喜欢看画册，也是和三哥的影响分不开的。记得当时三哥和小伙伴们，每天互相借阅、交换，到期催要，忙得不亦乐乎。三哥家里的画册，有买的，有用东西和别人交换的，也有少量是“不择手段”得来的 。记得有一次我们去合涧玩，在新华书店里，我们在柜台外同好多人挤在一起翻看画册，三哥突然掉地上一本，并使眼色让我捡起来，我捡起顺手装到了兜里，三哥也没向我要。走出书店三哥笑着说：今天不赖，捡了一本画册。我却由于紧张，心里“扑通扑通”乱跳。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孔乙己老先生说过，读书人窃书不算偷。哈哈，更何况是“捡”的呢。另外一次是“偷草”。那时候家里都比较穷，割草沤肥换工分，是家家户户一项主要劳作，所以除了各生产队的“林坡”外，其他地方基本是寸草皆无。三哥就和其他小伙伴一起，带着我到第二生产队林坡割草，当然我是跟着玩的。可还没割几把，就被看林坡的人发现了，几声吆喝，吓得我们猫腰鼠窜，原本以为看林坡的都是爷爷辈的，腿脚不便，肯定追不上我们，谁知林坡里有正好有二队干活的人，他们身强力壮跑的快，我们都被抓住了，并报告了大队部。最后怎样处理的我也忘了，但因我年龄小是跟着玩的，没人管我，但却实实在在吓得不轻！还有一次是“偷鱼”。小时候我们村和原康村紧挨着，我们村在西，原康在东，中间隔了一块百十来亩的东地，紧靠原康村西有几个细长的池塘连在一起，俗称“褡裢池”，池塘里有鱼。有一年五月麦收季节，三哥和另外的几个堂哥及本生产队的几个人，晚上到“褡裢池”摸鱼。我也跟着去看热闹，几个哥哥给我一个任务，让我“照杆”（放风），实际上是为分给我鱼而找的一个理由。因为抓鱼需要分工合作，协同作战，最后统一分配，我不下水，不找个“差事”怎么分鱼啊？那一次摸鱼，原康村的人在院子的墙头上看着我们摸鱼，但因为事发突然，也不知底细，所以没有人下来阻止，摸鱼行动大获全胜。当晚分给我两条鱼，每一条有二斤多重。第二天中午母亲就做了大米饭炖鱼，那是我长这么大第一次吃鱼，也是我有生以来吃的最香的一次饭，直到现在仍然回味无穷。说来也奇怪，后来大鱼大肉吃的也不少，可就是感觉怎么也没有那次香。记得次日我三姑家的两位表哥到我家“走五月”，中午母亲用剩下的鱼肉鱼汤招待，两位表哥也说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饭。那一次虽然满足了口欲，但也付出了代价。原康村民第二天将此事告到了公社，公社专门做了调查，所有参与捉鱼的都受到了责罚，年龄较大的远房二哥，当时已经是成年人，而且还是党员，被公社叫去好一顿批评。我这一次又是因为年龄小，没人追究，沾几位哥哥的光，白吃了两条鱼。
说起沾三哥的“光”，还有一次不能不提。那是1974年我高中毕业后的第一年，当时我们这里生活都比较贫穷，而临近林州的山西一带，种麦少而缺白面，所以每年这个时候都有不少人推车挑担，到山西用小麦换土豆。那年深秋初冬，三哥和村里几个人约好，要去山西换土豆，我听说后不听劝阻，硬是跟着去了，其实我主要是想趁机去山西转转玩玩。我用小推车推着30斤小麦和三哥他们整整走了一天，才走到林州合涧和山西平顺的交界处——花园村，花园村归平顺管辖，过了小村往前走，就是著名古驿道、号称“天梯”的花园梯。（花园梯，70年代平顺和林州联合在悬崖峭壁上凿通了8个隧道，修建了一条20公里的穿山道。现在除了怀旧、寻旧、考察、探险，已经很少有人走“花园梯”了。）天色已晚，我们就在村里租了一个老婆婆家的一间房，一个人赁了一条被子住下了。第二天一大早，我们把小推车留在老婆婆家，背着扁担和麦子，爬上了花园梯。花园梯真不愧是天梯，六、七十度的坡度，大约十几里一米来宽全是用青石块铺成的台阶，两边是几百米高的悬崖峭壁，望眼欲晕。我们爬了两个多小时，终于爬上了太行山顶，然后走村串户换土豆，我换了90多斤。挑土豆下山时，开始我还能勉强跟上，但没多久就不行了，肩膀酸疼得像骨头碎了一样，只好越来越频繁的换肩，两个肩膀都抹掉了一层皮，和三哥他们拉得越来越远，后来实在一步也走不动了，只好瘫坐在半山腰的台阶上等待救援，我知道三哥会来接我的。果然，等了大约一个多小时后，三哥来接我了。那天三哥挑着土豆在前，我看着三哥健步如飞，真的佩服三哥的强壮，他等于在花园梯上来回挑了两趟啊！当晚我们在小村又住了一宿，次日才推着土豆回到了家。回家后说起此事，真感到后怕啊，如果那天要是我一个人，或者三哥没有接我，我肯定一个人要在花园梯上过夜了，那是何等的恐怖啊！这次换土豆的山西之行，大概是我这辈子最艰巨、最难忘、最精疲力竭的一次经历。不过虽然受了不少罪，但收获也颇丰，首先让我明白了人生的不易，明白了生活的艰辛，明白了三哥的坚强和力量。其次，90多斤又大又面、口感非常好的山西土豆，让全家人大饱口福，母亲省吃俭用，细水长流整整吃了一冬天。另外在路上还有一个小插曲，虽然不太雅，但却是真实的。那是第一天在老婆婆家住的时候，我和三哥一个炕，赁的被子潮乎乎、脏兮兮的，我和衣而眠，因为走的太累，我很快就睡了，但半夜时我突然听到一阵急促的“咚咚咚咚”的敲鼓声，我很奇怪，这荒山野村，半夜三更，怎么会有人敲鼓？我吓得一激灵，急忙叫醒三哥，三哥侧耳一听就笑了，对着我耳朵说：是老婆婆在往尿桶里撒尿呢！我恍然大悟，两个人捂着嘴笑得眼泪都出来了。从此，这个小插曲成了我们以后的一个笑话段子，这也算是这次经历的一个有趣收获吧。
其实我跟三哥在一起，更多的是三哥带给我的快乐以及三哥对我的其他影响。我从小的成长，除了父母和姐姐们的言传身教，其他亲人们包括从三哥身上学到的东西也是不可或缺的。三哥虽然因为家庭需要，初中毕业就早早离开了学校，但三哥从小喜欢看小人书，后来长大后更喜欢博览群书，知道的东西很多，而且眼光超前，观点鲜明，遇事有独到的见解，有很强的正义感，嫉恶如仇。后来再大点后喜欢看报纸，看新闻，特别关心国家大事。文革初期，三哥在十方院上学，和其他同学率先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参与文化大革命。红卫兵组织很多，派系林立，后来逐步为分两大派，一个是“保皇派”，一个是“造反派”。60岁以上的人可能都记得，两派人观点鲜明，针锋相对，见面就吵得面红耳赤，并逐步发展为全县范围的武斗。我们全家都是坚定的“工农”派。记得当时出门上街，经常碰到三五成群的两派人在街上辩论，三哥不管认识不认识，总是立即参与，慷慨激昂，就差动拳头了。后来三哥响应国家号召，和其他同学一起到全国红色教育基地进行文革串联，三哥本来知道的就多，串联一个多月回来后，更是眼界大开，说起一路的经历和参观过的地方，眉飞色舞，滔滔不绝，这也是三哥一生中最快乐、最引以自豪的一次免费全国旅行。这次串联旅行，三哥后来经常提起，并介绍了其他很多知识，让我从中学了不少东西，受益匪浅。另外三哥还写一手好字，特别是毛笔字，写得龙飞凤舞，行云流水，颇有功底。小时候家里每年春节写对联，是三哥展现才气的最好时机，写的对联谁见了都是赞不绝口。可惜一笔好字，除了前几年写写对联，并没有进一步得到发挥和展现，基本埋没在为生活而长年累月的辛苦劳作中。我沾过三哥很多的“光”，但也吃过三哥的“亏”。有一次我跟着三哥在坡上“掀蝎子”，就是掀开石头，找到隐藏在下面的蝎子，用自制的夹子夹到瓶子里，然后小蝎子一分钱、大蝎子二分钱卖到原康收购站。当时我虽然没有被蝎子蜇住，但却被马蜂在脸上蜇了一下，三哥不知听谁说的，被马蜂蜇以后，一定要把马蜂毒全部挤出，所以三哥就使劲在我脸上挤啊挤啊，我没很感觉到马蜂蜇的有多疼，但三哥挤毒时却疼得我眼泪汪汪。挤了半天，脸上被生生挤出了比五分硬币还大的一块黑斑，活像小人书里画的巫婆神汉，六、七天都没有褪去，使我原本眉清目秀的形象大打折扣。
（左图中这样的重体力劳动，三哥从十几岁开始，一直干了几十年；右图中的手推车是三哥的主要劳动工具，一生不知道用坏了几辆，这一辆车陪伴三哥度过了最后的岁月。真是：小车依旧在，三哥已远行。睹物思亲人，掩面泪双盈 ！）
随着年龄增大，三哥越来越壮实。当时叔叔家孩子多，五子一女，虽然叔叔在外工作，但叔叔性格耿直，非常廉洁，从来不谋私利，是个出了名的“清官”，因此家里日子一点也不比别人好。所以几个堂哥早早就担起了家里干活的重担，三哥也不例外，从小就经历和承担了农村大量繁重而艰巨的体力劳动。当时的生产队一年四季都忙，除了春种秋收五月倍忙外，就是冬天也不闲，全国“农业学大寨”，“大干快上”，兴水利，修水库，填沟渠，造田地，基本都是重体力劳动。另外叔叔家弟兄多，需要盖房子娶媳妇，从我记事起，我印象中叔叔家里就一直盖房子。过去家里盖房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挖地基、起石头、运石头、“脏胚”（用特制的工具把土夯砸成土坯砖）、和泥垒墙、架梁搭檩、钉椽铺瓦等等，千头万绪，而且大都是重体力活，当时没有一点机械，全凭人力。叔叔家里好几套房子都是几个堂哥凭借红薯杂粮的粗茶淡饭和年轻的生命，一间一间全力盖起来的。那时候，三哥在堂哥中年龄最小，但干起活来从不惜力，是名副其实的“拼命三郎”，推石头能推一千多斤，挑担子能挑二百多斤，而且能整夜不睡连轴转。记得“大干快上”的年代，有一次公社为限期完成一项推土造地的任务，要求参加劳动的年轻人加班加点，整整干了一个通宵。有个村干部提醒当时来检查工作的公社某书记说：这样干不行啊，会毁身体的！没想到这个站着说话不腰疼的书记竟然说：没事的，年轻人血沫旺，歇一会儿就过来了。我的几个堂哥去世都比较早，我认为和长期的重体力劳动、过于损耗元气不无关系。
时光如水，岁月悠悠，三哥成家了。记得三哥刚成家时，我去新房看热闹，看见漂亮的小嫂子，我红着脸面向墙壁不敢直视，嫂子笑着说：“哎呀，还害羞啊？”看见三哥兴高采烈、笑容满面的样子，我就知道三哥对嫂子非常满意。后来，叔叔婶子按照老家规矩，给几个已成家的堂哥分了家。从此，三哥全身心扑向了这个家，承担起了家庭顶梁柱的责任。自然，我也不能像过去一样跟在三哥身后了。再后来，随着我上学、工作，离开了家乡，虽然回家的时间不多，但开始十来年间，因为父母等老一辈还健在，还是经常回来的。我回来后，一般情况都要去看望三哥和嫂子，三哥特别喜欢抽烟，我每次去总是要带几包香烟，在聊天过程中，回忆过去是主要话题，每当说到高兴处，三哥总是哈哈大笑。那时候，国家已经改革开放，哥嫂也已生儿育女，三哥在外打工挣钱，嫂子在家侍弄土地，日子过得红红火火。77年文革后第一年高考，我考入地点在郑州的河南省银行学校（该学校虽是中专，但后来却成为全国出名的金融名校，为全国培养输送了大批金融人才，而且很多成为金融巨擘，可惜我不在其中）。记得入学后第一个暑假，我为了挣点生活费，跟着三哥在郑州一个工地打起了工，在三哥的照顾下，干了半月，年底结账给了我50元钱。可别小看这50元钱，当时对我说可是一笔“巨款”。可后来我并没有用这钱补贴生活，而是买了一把黄里透红的漂亮小提琴，但那玩意儿太难学，最终也没学成个道道，小提琴也被扔到了储藏室。
2000年左右，我接四弟电话，说三哥在外打工时，眼睛突然看不见了，我一听就知道是高血压导致脑血管堵塞。好在住院治疗一段后，病情好转，并且又外出打工。后来病情反复，就一直在家治疗休息，这期间我多次回去看望，三哥除了腿走路不方便，其他还不错，但还是抽烟，为了让他少抽，我不再给他香烟了。三哥去世那天，我接到电话赶回去后，三哥已经是弥留之际，我在他的耳边问：“你那里难受？”三哥已经吐字不清，勉强说不难受，随即转过头向窗外的天空望去，我想，这大概是三哥对这个世界最后的张望和留恋，果然，没多长时间三哥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享年59岁。在三哥的葬礼上，我一次次看着墙上三哥的照片，一次次回想起和三哥在一起的点点滴滴，一次次掩面而泣潸然泪下……
【作者简介】：王九增，林州人，昵称老九，性情中人，兴趣广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