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东京梦华录注》
崔文印
邓之诚先生的《东京梦华录注》，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于一九五九年。二十多年来，学术界对此书毁誉不一，而毁者尤甚。现在，这部书作为《中国古代都城资料选刊》的一种，已由中华书局重新排印出版。我因工作之便，重读此书，深感有为此书说几句话的必要。
一
《东京梦华录》一向被认为“是一部极可爱而又极不易读的书”。(戴望舒：《小说戏曲论集》)说它可爱，是因为该书的作者孟元老(别号幽兰居士)在宋都汴京生活了二十多年，对汴京的风土人情、生活习尚等非常熟悉。而书中所记，不论是市井的繁华，餐馆的佳胜，还是庙会的热闹，艺人的特技等，都是作者亲见亲闻，记述十分亲切、生动。说它不易读，是因为书中所记，距今年代较远，有些东西，特别是民间的某些伎艺早已失传，碰到这些文字，“又不能以文理推之，以致不能句读”(邓之诚，本书自序)。如卷五《京瓦伎艺》条：“球杖踢弄：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讲史：李、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王颜喜、盖中宝、刘名广。散乐：张真奴。舞旋：杨望京……”但这段文字又有人读作：“……孙宽、孙十五、曾无党、高恕、李孝详：讲史。李、杨中立、张十一、徐明、赵世亨、贾九：小说。王颜喜、盖中宝、刘名广：散乐。张真奴：舞旋……”这些地方，的确“不能以文理推之”，文字连上读或连下读都可通，很难判定孰是孰非。甚至有些人名亦很难确读，如该条末有一句，“尹常卖：五代史”，是说尹常卖这个人善讲五代史故事。但也有人读作，“尹常：卖五代史”，是说尹常这个人卖五代史出了名。凡此，都证明此书确实难读。
正因为此书句读尚难，注释就更可想而知了。所以，邓之诚先生的《东京梦华录注》，不但是《东京梦华录》自南宋问世以来的第一个注本，也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个注本。尽管这个注本尚存在某些不足、甚至错误，但邓之诚先生的开拓之功还是不能抹煞的。
二
《东京梦华录注》主要采取的是征引它书原文的笺注形式，必要时才略加案语，稍事疏通和解释。本书这类案语，包括订正正文讹误随文而出的，共有一百多处。有人曾说，这些案语，不当的地方要比得当的地方还多些，这种说法未免刻薄。实际上，本书案语精当的还是随处可见。例如卷一“外诸司”条，有“庄藏、大观、元丰、宣和等库”，邓在“庄”下加案云：“庄应作左”。左藏库，初名封桩库。据王辟之《渑水燕谈录》记载，“太祖讨平诸国，收其府藏贮之别府，曰封桩库……后改曰左藏库，今为内藏库。”(该书卷一)又如卷一“旧京城”条，在讲到景龙门时，原有夹注云：“乃大内城角实宫前也。”邓加案云：“夹注实宫，'实为'宝字之讹字。”据《宋史·地理志》载：“上清宝宫，政和五年作，在景龙门东……对景晖门。”“又开景龙门，城上作复道，通宝宫，以便斋醮之路，徽宗数从复道往来。”(该书卷八五)再如卷四“军头司”条，其中讲到“皇城官、亲从官、亲事官”，邓在“皇城官”下加案云：“皇城官，'官应作'司，连下作皇城司亲从官、亲事官。”考《宋史·兵志》，皇城司下有亲从官，并有夹注云：“太平兴国四年，分亲事官之有材勇者为之，给诸殿洒扫及契勘巡察之事。”上述例证足以说明，这些随文而出的案语，尽管文字简略，但不失为允当。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些随文而出的案语中，除校勘方面的外，大量的是属于对古今字、异体字的疏通，如、鸦，橙、枨，辨、，、，、措等，都用案语形式作了说明。特别是因避讳而写的别字，如卷二“州桥夜市”条的“冷元子”，卷三“马行街北诸医铺”条的“曹家独胜元”，元皆作丸，避钦宗名讳桓而改，而卷五“娶妇”条的“悉送元酒瓶”的“元”字，则是“原”的俗字。由于此书“字必从俗写，物必从俗称”(邓之诚本书自序)，因此，这些案语，对于我们读通、读懂这部书，无疑是扫除了许多障碍。
邓之诚先生还对书中的别字一一作了订正。如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有乐人“百禽鸣”一句，邓加案云：“应作效”。“”的本意是“征验”，而“效”的本意才是“学”，这里乐人学百鸟的叫声，自然当用“效”。又如卷十“驾宿太庙奉神主出室”条，有“驾以四马，后出旗常”句，邓亦有案云：“旗应作”。旗本是一种标志，而则是专指绘龙或有铃的旗，这种，多作为仪仗用。显然，这里当用“”而不能用“旗”。这些订正，不仅使我们增长了语文知识，更重要的是使我们看到了老一辈学者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
作为注释单独而出，或出现在注释中的案语和随文而出的案语一样，同样不乏精当之处。如卷一“外诸司”条，有“东西作坊，万全”，原夹注云：“造军器所”。邓注即是一条案语，案云，“《宋史》但言东西作坊造军器，而不及万全，此录真可以当拾补耳。”再如对同条“河南北十炭场”的注云，“《宋史》一百六十五职官五：石炭场，掌受纳石炭”。接着加案云：“十炭为石炭之讹。”这类案语，显然对读者是大有裨益的。
邓之诚先生的注，其取材“以宋人杂记为断”，偶取正史，则是为了证闻、补遗和纠误，因此所涉不多。邓先生的原则是：“其一事两传则取其较为详确者，展转负贩则取其纪录较早者。”(见自序)如卷八“六月六日崔府君生日……”条，在注崔府君时，邓注只引了高承的《事物纪原》，而未再罗列以后的如《梁溪漫志》等书的记载，这是因为，后者不仅时代较晚，而且把唐代的滏阳令崔某当成了后汉的崔子玉，其说不确。这说明，这些注中，的确体现了邓之诚先生的去取之功。
三
自然，《东京梦华录注》也并不是没有缺点，恰当地指出这些不足之处还是必要的。
首先，该书“注之取材”，仅“以宋人杂记为断”，似略狭窄。虽然，杂记散漫，难以句辑，独取杂记将花很大的气力，但是，关涉宋代宫廷、故事，乃至汴京风尚的，并不仅限于杂记则是显而易见的。文集、野史、一些大的类书和会要等似都不应在不取之列，这样，才能够相得益彰，使注释的内容更加丰富。
其次，有些随文而出的案语，有的与注文重复。如卷三“上清宫”条，有“十方静因院”，随文已加案云，“静应作净”，而注文仍有案云：“净作静非”。再如上文已涉及的“十炭场”条，随文已案“《宋史·职官志》十作石”，而注文仍“案十炭为石炭之讹”，此类都不免重复。
造成上述重复的原因，主要是这个注本校勘不更动原文之故。如注“十炭场”时，就必须用案语形式指明这是“石炭场”，否则便与注释所引文字不合。大概注者已感到了这一点，所以，书中也有破例的地方。如卷三“寺东门街巷”条，有“五寺王监”句，邓先生已随文指出，“王是三之讹字”，按着本书体例，注释条目仍当是“五寺王监”，但这里却破例用了“五寺三监”作目，否则，就必须重复正文中的按语，才与所引《夷坚志》吻合。这里为省却重复，却破了全书体例，则不能不是一严重缺欠。
至于初版有些偶误，如卷二“朱雀门外街巷”有明节皇后宅，邓认为《宋史·后妃传》“有明德、明肃，无明节，疑有讹字”，则是未能细检史书之故。其实，徽宗刘贵妃，死后即为明节和文，并册赠为皇后。造成这些偶误，除了邓先生自己所说，由于癃老，“懒于博征”外，恐怕邓先生作注太重视杂记而忽视正史则不能不是一重要因素。
但上述问题，只是个别的、局部的，以此来否定全书显然是不够公允的。事实上，邓之诚先生这个注本，引书达一百五十多种，提供了不少和原著互相印证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无论对一般读者，还是对专业研究者都是十分有益的。二十多年来，广大读者并未因此书有某些缺点而全盘否定它。邓先生的学生徐苹芳同志说：“对《东京梦华录》这本书做全面的整理和解释，还是自邓先生开始，筚路蓝缕，功不可没。直到如今，还没有第二本书能够代替它”(《忆邓文如先生》，载《学林漫录》第二集)。这是十分恰当的评价。
邓之诚先生死于一九六○年初，他未能对这个注本作进一步的修订。这次重印，徐苹芳同志对初版个别条目又进行了删订，除改正了初版若干排印之误外，其余一仍其旧。《东京梦华录注》的再次出版，已充分显示了这个注本的生命力。
(《东京梦华录注》，〔宋〕孟元老著，邓之诚注，中华书局一九八二年一月第一版，1.0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