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通货膨胀与魏吴蜀三国的应对措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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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全汉昇先生所言，由于实物货币取代金属货币在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故而“汉末以后，中唐以前，一共五百多年的中古时期，实在是一个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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蜀汉：发行大钱
所谓大钱，就是指大面额的虚币。1956年，四川昭化发现的23号蜀汉墓出土了一批蜀汉发行的直（通“值”）百五铢；1978年四川省内江市威远县黄荆沟出土了435枚直百五铢和145枚董卓小钱。直五百铢名义上相当于一百枚五铢钱，但实际上重量仅有后者数倍。
这些考古成果证明，董卓小钱已流入蜀汉境内，而且蜀汉发行了大面额的虚币。据《零陵先贤传》记载，刘巴曾建议刘备“铸直百钱，平诸物贾”。另据《三国志·麋竺传》和《吴书》，公元196年，麋竺以金银货币助刘备军资，后来刘备准备攻打张鲁时，益州牧刘璋以米布等实物资助刘备。
结合以上材料可知，由于战乱时期经济萧条，中央控制力下降，董卓小钱可能最晚于公元196年流入巴蜀地区，但也导致巴蜀通货膨胀。为了应对董卓小钱引发的通货膨胀，刘备在一定程度上也用实物货币替代金属货币，但主要做法是铸造大面额虚币，试图以大钱缓解通胀危机。
蜀汉“直百五铢”相当于一百枚五铢钱，但重量远未足额
刘备听从刘巴发行大面额虚币，让官吏拿着虚币去购买物资，达到了“府库充实”的效果。但相应的，这种行为必然进一步恶化经济秩序。蜀汉建立后，除夷陵之战东讨吴国外，蜀汉的主要作战方向是南方蛮夷和北方曹魏。这两条战线战事频繁，其目的是为了达成匡扶汉室的政治理想，这也是蜀汉的立国根基所在。
基于此，蜀汉必然常年征战。相比恢复经济秩序，国家的军事需要显然更为重要。从这一点推论，再结合史书对蜀汉军事行动和经济措施的记载，可知无论蜀汉统治阶层是否知道大面额虚币将伤害经济和民生，国家也并未停止敛财以资国用的做法。
直百五铢只是蜀汉大钱的一种，除此之外还有太平百钱等多种钱币，此处不再赘述。
吴国：大钱实物并用
蜀汉大钱除在蜀汉流通外，吴国境内也曾出土蜀钱。例如，1983年发现的安徽马鞍山佳山吴墓中有蜀汉的直百五铢、太平百钱和定平一百；2005年出土的江苏南京江宁区上坊吴墓也发现了直百五铢和太平百钱。上述考古发现证明了蜀汉大钱在吴国境内的流通。
除此之外，吴国自己也铸造了大量大钱，包括大泉五百、大泉当千等，甚至还有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与汉五铢、董卓小钱一起流通，加上民间存在盗铸现象，因此吴国的经济环境同样不容乐观。从史料来看，和蜀汉相同，吴国金属货币经济较曹魏更为活跃，但从中仍可隐约窥探到钱贱现象。例如，据《三国志·吕蒙传》，吕蒙克荆州后，孙权拜他为南郡太守，封孱陵侯，所赐钱币多达一个亿。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上坊孙吴墓。这里出土的蜀汉钱币丰富了学术界“蜀钱吴用”的观点
公元246年，由于民众对大钱怨声载道，孙权下诏大钱停止流通，但“（东晋）元帝过江，用孙氏旧钱”，可见大钱事实上仍未完全退出市场，最晚到东晋初年仍然存在且有足够数量的大钱可流通于吴国旧地。
从金属货币的使用看，吴国大钱不同于曹魏，但它也不完全和蜀汉那样倚重大钱。事实上，吴国是大钱与实物货币共同流通。
例如，公元238年，嘉兴侯朱桓去世，家中无钱治丧，孙权于是赐盐五千斛助朱家治丧；丹杨太守李衡种了千株柑橘，收货后赚了数千匹绢，于是“家道殷足”。
可见，实物既可以用于丧事支出，又可以作为衡量财富的标准，具备了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和贮藏手段三项货币职能，属于实物货币。
小 结
面对东汉末年以来的通货膨胀，魏吴蜀三国其实在大方向上的手段相同，即铸造新币和流通实物货币，只是侧重点各异：曹魏铸造的是不足量的五铢钱，市场实际依赖实物货币；蜀汉铸大钱，实物货币流通相对较少；吴国介于二者之间，在铸造大钱的决策上异于曹魏，和蜀汉思路相同，同时又比蜀汉有更活跃的实物货币经济。
三国的政策对缓解通货膨胀的作用不大，反而刺激了通货膨胀的加剧。实物货币的流通量和流通范围大增，地位也迅速提高。即便是在通行大钱的巴蜀地区，蜀汉灭亡、匡扶汉室的政治和军事压力消失，也催生了广泛流通的实物货币取代大钱的状况。正如全汉昇先生所言，由于实物货币取代金属货币在市场上处于优势地位，故而“汉末以后,中唐以前,一共五百多年的中古时期，实在是一个自然经济占优势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