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其昌极为赞赏，后世颇有争议的一代书法大师

董其昌极为赞赏，后世颇有争议的一代书法大师

张弼（1425——1487），初名张汝弼。后改名为张弼，字汝弼，华亭（今上海松江）人。家居东海畔，“尝观于海而有得焉，因以东海自号”。张弼年幼聪颖，笃志好学，常常以古人的“奇节”、“伟行”激励自己。都劳堪曰：“张弼读书不治章句，独慕古奇节伟行”。由于张弼自小就设定了效仿先贤、报效国家的人生目标，这就决定了他一生要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出仕之路，因而参加科举，以书取仕，自然成为张弼实现人生目标的必然选择。

为此他勤奋好学，博览群书，自景泰至天顺年间（1450——1464）游国学、访名师、寻密友、钻研学问，努力提高自身的修为和学识。

张弼作为明中期吴门书派崛起之前一位颇有创意的狂草大家，一生没有专门的书法论著，其书法理念多散见于题跋的只言片语之中，但即使如此，我们结合其作品以及当时人的描述，依然可以窥视其颇具特色的书学思想，而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书贵自得”的书学理念。这一观点贯穿于张弼书法的学习观，创作观，同时也体现在审美追求之中。

在张弼看来，学书如不能“自得”，那只能是依样葫芦的“奴书”。因此他反对生搬硬套的模仿，主张在学习古人书法时，充分调动主观能动性，分析理解古人的书法作品，并要结合自己的性情进行有目的临习甚至再创造，体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其实这正是张弼“书贵自得”理念在学习中的反映。

张弼虽然擅长楷、行、隶、草等多种书体，但对草书却情有独钟。现流传下来张弼的书法中大多为草书作品就是证明，其中狂草代表了张弼书法的最高成就，究其原因就在于张弼认为草书最能抒发个人的情性，能将胸中所得倾泻无遗，可将个人的主体意识发挥得淋漓尽致。 通过书法作品，我们可以强烈的感受到张弼作书时，酣畅淋漓、一泻千里的豪情。同时张弼又能将草书的情与法结合得混融而无迹，这也使张弼盛年狂草的艺术成就达到了巅峰。

张弼对于书法创作样式的选择。张弼早期的书作以小幅作品为主，盛年以后则变为以长卷、立轴等大幅作品为主的样式。张弼也“自评其草书，以为大者胜小者”。这是因为小幅作品，不容易挥泻出张弼胸中的豪迈之气，而大幅的长卷、立轴可以给张弼以更为广阔的空间，更适合于表现其自我的情性。现留存下来张弼的书法作品中长卷、立轴代 表了张弼草书的最高水平。张弼在书法创作中对力求表达自我和如何表达自我的看重因此，就书法创作而言，其所强调 的正是“书贵自得”的观念。

张弼的行书如同其楷书一样流传甚少，我们从其仅存的几幅作品，和其杂体书中的行书中来分析，仍可一窥其貌。故宫博物院中现藏有一则张弼尺牍。从这幅行书中所体现出来的风格特征看，其行书师承已明显突破元代书风的笼罩，转为师法宋人。其用笔沉着厚重，跌宕多变，转折起承，精到准确；结字紧凑，重心偏低，时有将字型压扁的现象。我们知道在张弼之前，有此风格特征的行书当以苏东坡为典型，结合张弼一生都十分崇敬苏轼，因此不难看出张弼行书受到苏轼影响的痕迹。

在董其昌看来，张弼是一位书风面貌多样，众体兼备的全能书家，其中对张弼的草书尤为赞许，并将其狂草与“吴门书派”的书家祝允明相比较，认为其狂草高于祝允明。这其中有其主观喜好的因素，也有其乡情的成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