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 薛家是商人身份，凭什么跻身于四大家族之列？
贾雨村到任应天府，便接到了一件棘手的案子。通过这个案子，他接触了护官符，掌握了官场的潜规则。
护官符上的四大家族，都有着显赫的家世，其中贾、史、王三家依然活跃在政治舞台，位高权重，唯独薛家早已弃政从商，虽“领内府帑银”，本质上却是商人。
这就给读书带来两大疑问：其一，在“士农工商”观念根深蒂固的社会，好好的官不做要去行商，薛家是自甘堕落吗？其二、已沦为商人的薛家，凭什么还能跻身于四大家族之列，成为“护官符”上的一员？
蒋勋先生说过，小说中反映出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往往比史书更真实。透过《红楼梦》中薛家的社会地位，我们会发现，作者曹雪芹并没有刻意抬高薛家的身份。明清社会，商人的地位确实已经大大提高，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居四民之末，处于轻贱地位。
从“重农抑商”到“工商皆本”，明朝即已完成了从旧四民到新四民观念的转变。
“四民分业，士农工商”，自从春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管仲提出“四民”论，“士农工商”的观念便深入人心，商人被打入了最底层。农业社会，以农为本，这个观点无疑是非常正确的。
然而，到了明朝，随着手工业的发展，经济日益繁荣，人们的生活也从富足走向奢靡。比如贾府的老祖宗贾母就收藏有各类奢侈品，从慧绣璎珞，到雀金裘，从软烟罗到霞影纱，都是世之珍品。这些商品的流通，当然少不了商人的作用。
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得商人地位迫切需要得到提高，这是自然规律。当此环境之下，当时极具影响力的大儒王阳明，为一位名叫方麟的商人写了一篇墓志铭，文中充分肯定了商人对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四民异业而同道”的观点，指出不应把四民分出高低贵贱来，而应处于平等地位，只是分工不同而已。
同时，王阳明在文中强调，优秀的商人同样有经世济民的抱负，同样能起到经世济民的作用，因此，“虽终日做买卖，不害其为圣为贤”。这就把商人和士族放到了同等位置。
王阳明的这一提法，被后世称为“新四民”论。因他本身是士族的代表（父亲是状元，自己是进士），且具有非常大的社会影响力，对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起到了划时代的作用。
因此，我们在红楼中可以看到，周瑞的女儿赎身为民后，嫁给了古董商人冷子兴。如若商人地位低贱，凭周瑞在贾府的身份和地位，断不会选择一个商人做女婿。同时，冷子兴和进士及第的贾雨村关系亲密，“二人说话投机，最相契合”。以贾雨村的为人，最会投机钻营，如果冷子兴的地位低下，贾雨村与之交结会有失身份，必不会与之“契合”。
由此可以推论，红楼所处的时代，已经是“新四民”时代，商人地位与士族同列。也正因为如此，薛家才可与贾、史、王并称为四大家族。
书中还有一个细节证实的薛家地位。第四回，说到薛家进京的原因：
近因今上崇诗尚礼，征采才能，降不世出之隆恩，除聘选妃嫔外，凡仕宦名家之女，皆亲名达部，以备选为公主郡主入学陪侍，充为才人赞善之职。
皇帝重诗礼，鼓励女子读书，从“仕宦名家之女”中为公主郡主选择伴读，薛家女儿宝钗赫然在备选之列，可见其地位与仕宦同列。
士人由儒转商，促进了儒商的发展，提升了商人的整体素质。
商人地位的提高，无疑具有巨大的积极作用。读书人不再被局限在追求仕途的狭窄空间里，有了更灵活的选择。明人李维桢在其著作《大泌山房集》中说：“四民之业，惟士为尊，然而无成，不若农贾。”读书人首先会追求仕途，但毕竟这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大量的读书人无缘仕途，他们便会转向务农和经商，不必守着读书人的清高穷困一生。
正是在这种思潮的影响下，大量的儒士投身商海。红楼中薛宝钗之父，即是其中的代表人物。薛家也是“书香继世之家”，据宝钗自述，“我们家也算是个读书人家，祖父手里也爱藏书”。然而薛父放弃了祖上“紫薇舍人”的封荫，也不再走读书人求仕途之路，转而成为了一个成功的商人，各省中都有其“买卖承局”。
几千年来，商人地位低下，除了排在四民之末，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人们心中形成了“无商不奸”的印象。商人逐利，唯利是图的现象比比皆是。自从儒士投身到商贾队伍中，这种现象大为改观。读圣贤书的儒士，带着仁义思想经商，于是形成了“义利并重”的经商理念，从而大大提升了商人的整体素质。
这类商人，被后世称为“绅商”或“儒商”，即具有绅士风度和儒人风采的商人。
清人沈垚对此作了精辟的论述：“天下之势偏重在商，凡豪杰有智略之人多出于焉。其业则商贾也，其人则豪杰也。是故为士者转为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此又世道风俗之大较也。”全民重商，商海中出现了很多智勇双全的人物，他们以商为业，却有着豪杰之性。作为士人，他们计较吝啬不铺张浪费，作为商人，他们又有着敦厚之心，注重交情友谊。
也就是说，儒商打通了儒和商之间的壁垒，给读书人注入了商人计较成本的特点，不再奢靡浪费，同时又给商人带来了仁义之心，不以逐利为本。
这个儒商并重的特点，在薛家母女身上体现无遗。
第六十二回，香菱把宝琴带来的布料做成的石榴裙弄脏了，担心被薛姨妈责骂，宝玉也深知“姨妈老人家嘴碎，饶这么样，我还听见常说你们不知过日子，只会遭踏东西，不知惜福呢”，因此忙着把袭人未穿的同款裙子给香菱换上。
这个情节，经常被读者误解为薛姨妈对香菱苛刻，其实这里体现的是薛姨妈“纤啬”的儒商本性：惜福，不遭踏东西。
注意，纤啬不是吝啬，吝是对他人小气，啬是对自己苛刻，纤啬之不遭踏东西不代表对他人一毛不拔。因此，薛家母女生活俭朴，但对他人却很大方：暗中资助穷困中的邢岫烟、替史湘云操办螃蟹宴、为林黛玉长期提供上等燕窝等。这就是“为士者转为纤啬，为商者转敦古谊”，对自己人纤啬，对邢岫烟、史湘云、林黛玉三个弱女子仁义。
饱读诗书却替父支撑家业的薛宝钗，正是集儒与商于一身的杰出代表。在与探春讨论管理之道时，她有一番这样的言论：
学问中便是正事。此刻于小事上用学问一提，那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不拿学问提着，便都流入市俗去了。
这番言论，是作为儒商之宝钗的经验之谈：世间事，都该“用学问一提”，否则就“流入市俗去了”。这就是注儒入商的意义，把以前“流入市俗”的逐利商人，用圣贤之道来引领，便提到义利并重的高层次了。
正因为有着仁义为先的理念，在薛蟠远赴苏州进货归来后，宝钗提醒他：“同你去的伙计们，也该摆桌酒给他们道道乏才是。人家陪着你走了二三千里的路程，受了四五个月的辛苦， 而且在路上又替你担了多少的惊怕沉重。”
在旧商人的理念里，主子支使伙计办事，是天经地义的，无需感谢。然而，儒商懂得人才的重要性，对伙计也要施之以仁义，才能聚拢人心。这就是有学问有没学问的区别，有学问的儒商，在学问中总结了经商之道，不再如旧商人般随心所欲。
在儒商的引领下，商人的整体素质得到提升，从而更加促进了经济的繁荣。
士商并重，官商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
王阳明“新四民”论的提出，可谓恰逢其时，因为社会发展到了呼唤官商融合的历史阶段。随着社会的经济繁荣，奢靡之风日盛，不但民间需要，官府也需要商人为其提供服务。比如薛家“领着内帑钱粮”，在户部挂名为皇商，为皇家提供采买服务，其地位不容小觑。
据清人编撰的《两淮盐法志》记载：“官以商之富也而豢之，商以官之可以护己而豢之。”官员要享受奢靡的物质生活，必须依赖商人，而商人要想事业顺利，又必须依赖官府。据书中所叙，薛蟠在进京途中惹下人命官司，舅父王子腾和姨父贾政联手替其摆平，并让薛家入住贾府，得到贾府的庇护。而当贾珍为秦可卿的葬礼风光而买不到像样的棺材发愁时，薛蟠主动提出，他店里一千两也买不到的樯木棺材，抬来便是。又，当贾府因一时急困拿不出二钱人参时，薛宝钗利用商家身份的便利，“叫哥哥去托个伙计过去和参行商议说明，叫他把未作的原枝好参兑二两来”，快速解决了王夫人的难题。
这种彼此依存互相成就的关系，因“新四民”论的提出而摆到了明面上，士商之间更是通过联姻而结成利益共同体。比如官宦之王家把女儿嫁进商户之薛家，薛家之宝琴又许给了“都中梅翰林之子”。如果说王家只能算官宦不能算士族，那么梅翰林就是标准的士族了。尤其是薛宝琴，从小“跟他父母四山五岳都走遍了”，“这一省逛一年，明年又往那一省逛半年，所以天下十停走了有五六停了”，完全背离了士族女子贞静不出内惟的风气。但就是这样一个四方游历的商人之女，却在游历过程中与翰林之子联姻，可见当时士商融合的风气之盛。在社会地位上，也已形成了士商并重之风。
另外，历来以严守诗礼规矩为重的贾母，见到灵动的薛宝琴，“喜欢的无可不可”，“连园中也不命住，晚上跟着贾母一处安寝”，而且有意聘给宝玉为妻。可见在贾母这个老封君心中，也有“士商并重”观念，不因宝琴是商人之女而轻视之。
综上可知，在士商并重、商人地位等同于士族的大环境下，四大家族通过联姻而形成的利益集团中，商人之家是必不可少的。而且，越是到了官宦之家走下坡路的时节，越需要拉拢和结交商家，以图退路。明代著名的散文家归有光说过：“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贾游四方。”这应该也是贾府最终为宝玉选择娶宝钗为妻的主要原因。
因此，作为商家的薛家，完全有资格和贾、史、王三家一起，并列为四大家族，成为“仕宦名家”，显赫一时。这正是当时社会现状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