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我从暮色四合的小村里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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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2月：
我从暮色四合的小村里走出来
——关于“知青”生活的回顾
作者：张明儿
1978年12月，我从暮色四合的小村里走出来，一次“知青上调”的机会，我回到了家乡——古镇新市。
“知青上调”是一个历史名词，是一次国家政策的大改变，是我们这一代“知青”饱饮苦难的终结，一部黑白电影的结束。所谓“上调”，就是城镇“知青”从插队落户的农村，重新回到城镇，分配进入工厂、企业与政府机关工作的过程。我明白“上调”是命运之幸的降临，是一段峥嵘岁月的告别，是人生新生活的开始。
当年，“知青”这一概念定性很有歧义，不符实，所以，我们这里习惯称“下放青年”。自己虽然也算是高中毕业，而我所有的就读时光，正好与“文革”时期吻合，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基本很少有正规上课，知识基础十分匮乏。整个就读的历史，充满了休课、学工、学农、锻炼、参与造反斗争活动等等社会动乱事项，乌烟瘴气，红尘滚滚。学的所谓“知识”也仅限于政治术语、党内十大路线斗争史、鸦片战争、抗日战争平型关大捷、解放战争三大战役、抗美援朝等政治时事性内容，而大量常识性人文基础教育，根本没有获得传授。这是一代知识贫血的人，是一代历史性文化断层的人。
那个时代，人文知识与意识形态强烈对峙，奇怪的是，我这样一个“街上人”，几年下来的农村“再教育”还是非常“成功”的，默默插队落户了几年，几乎已经锻炼成与土地一样沉默的性情。所以，直至1978年12月“上调”的时候，当年自己对政府“改革开放”的前奏并不敏感，对“1978年”这个蕴含国家政治概念的年份字眼，内心也波澜不惊。尽管被批准“上调”，自己也只是感觉是体力生涯终于结束了，仅仅停留在简单欣喜之上。因而，村上广播里反复播出当年12月18日的“重要新闻”、“全会公报”，自己并无太多在意。曾经沧海难为水，小小年纪经历了从小学到高中太繁杂的“文革”重大激情，此次国策变化，自然也不在自己的“惊艳”之中。
记忆中的小村总是暮色四合，但当年自己成为“下放青年”的情节依然很清楚。我是在高中毕业那年，“响应”国家号召，并在“街道知青办”负责人“大麻子”指导下，引导我写了一份大字报形式的《决心书》，《决心书》内容便是自己要“响应党的号召，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磨一手老茧，炼一颗红心，把自己锻炼成为反资反修的真正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请求领导批准”云云。我把这一份《决心书》交给“知青办”“大麻子”领导，并当即获得了同意。
1976年12月下旬的那几天，雪下得非常大，至今回忆那场雪，依然寒气逼身，这好像是有生以来最大的一次。大雪几乎深达五十公分以上，一直下，下啊下啊，到了月底最后几天，大雪突然停下了。似乎天意在告诉我，该去批准插队的村里报到了。于是，凭着一股莫名的热情，我带着衣被，冒着严寒，踏上皑皑雪原的入村之路，步行到离古镇五里地的神秘村落里。现在遥想当年这一“插队落户”事件，多么像是一枝盆栽的花木被突然野蛮移栽，让我开始踏上了一段陌生而又饱尝艰辛的生活道路。
“寒色孤村幕，悲风四野闻”，当年所遇处境，确实是古诗中所描绘的那样，一座古老村落，狭窄的河流，一河两岸歪斜的岸际，摇着一丛丛荒野的竹林东西方向纵深延伸。低矮的小屋与部分茅屋错落相接，它们依撑着，又与野树孤蒿相响应，透露出相依为命的贫寒。我顺着大队里的一名知青管理干部带路，深入到小村里面，当我看到用料非常简陋的瓦屋，泥墙、细细的屋柱勉强支撑着大雪厚压的屋顶，心里不免胆怯起来。而那些破旧的茅屋，却让我想起杜甫诗《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大雪压着它，让我不免心生怜悯，它就像背着冤屈在艰难地维持。这些茅屋里面，仅有的是泥墙，还有芦杆、草扉和乱石的分隔。
踏着大雪，走一圈，我略知了这个村的大概。这是一座以渔民为主的小村，家家有一条小船，大多是用了几代人，每年抹一次桐油的小渔舟。渔舟系在小屋前后的大树上，大雪把渔舟装饰得像玩具，冰冻的河水用厚冰死死地封锁着它们。我就在这样的气象背景下住了下来，让一场人生戏剧等待自己缓慢出演。
难于想象的简陋，是我的住宿房，安排在用于集体养蚕的“供育室”空房里。一座简易瓦房，屋顶上北风可以自由吹入，发出嗖嗖的尖叫声。四壁是涂刷粗糙的石灰粉，这是用于养蚕的地方，房屋面积也有几十平米，下面是被夯实压紧的泥地。我的床就安在空屋的北面窗侧，空荡荡的房子没有任何遮拦，冷清与空旷是屋子的主题。除了床，仅有家什就是一只小方桌和二只小长凳，两只纸箱：一只存放衣服，另一只存放书本。还有一只脸盆与三三个碗筷，与所有“知青”的生活一样，从此便随着插队落户的确立而拉开了贫困的序幕。
一场“知青”生活戏剧，是从熟悉村里的每一件农事生活开始，学做农活，带着“街上人”的负罪感，从事着每天农活的劳动。又顶着“知青”的奇怪帽子，确认着自己期待“改造”的身份。日常生活我尽可能保持谨慎，放下知识尊严，回到原始状态的需求基点。经过了一段时间的熟悉，我发现这里的环境贫穷而又安静，生活几乎没有任何响动，自己像是潜入了比两汉时期更远的村落，渐渐学会在平静环境下，熟悉村里每一条狗的吠声，辨识每一只公鸡早晨打鸣声，它们是代表了某个主人，与这一主人所居住的方位。
暮色四合的小村让我改变着以往的爱好。自小迷惑于古诗词语境之中的我，插队之后，便开始反思自己的“好古”行为，应该属于改造的内容。“文绉绉”的样子会和村里人形成距离，会被边缘，会遭受冷遇，长此以往，“再教育”则无法成功。于是，我断然决定“克己复礼”，完成传说中的灵魂洗礼过程。让自己彻底改变读书人的斯文形象，卸除文人气质， 消除“街上人”形象，想方设法与村里人沟通，努力取得农村社会认可。
在上一意识驱使下，我学会了喝酒抽烟，大碗饮黄酒、整杯饮白酒，学会蓄发留须。在饮酒把握上，不醉不罢是要领；学会抽烟、豪爽分烟是关键，学讲低级趣味的话，不怕羞耻是难点。“知青”生活环境让我懂得，人生原来就是在浊水中游泳，挫折与艰难是成长的要素，学会忍耐与视若等闲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处世态度。
在这么一座看似终年暮色四合的小村里生活，基本内容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与两千年以前的古代人几乎一样。所不同的是，我们这一代的贫困生活受到强烈的政治干预，劳动不仅仅是生活的手段，更是一种改造活动。当时的农活劳动是一种简单的体力付出，没有进行脑力与体力的社会分配，智商向粗俗化倾斜，“知青”产生心灵压抑感，只有自觉放下知识包袱，才可以感觉轻松。我在农活参与中，渐渐获得思想改造快感，放弃人文境界的发展心理需求，返回原始生活的简单需要，并在简单劳作生活的节奏中，主动习惯每天暮色四合的空寂。
“知青”生活让人难于忘怀，当年公社化的农活，总是热衷于“三抢一养”“双抢”，劳动节奏忙乱，近乎变态荒唐。劳动中，又揉和了低层次弱肉强食意识的暴露，均化体力消耗的恩昧，与极度私利的恶性体力竞争，使劳动成为一种消磨岁月、消磨理想的集体活动。它与收成多少无关，与个人憧憬无关，没有人去关心科学与文明，也没有人关心生命与爱。现在回想起来，当年的农业成了一种逃避社会责任的“浆糊”，有知识的人在这种“浆糊”里过着死去活来的非人生活；而没有文化的人，则在这种“浆糊”中获得原始粗粝的快感，完成着生命最简单的轮换过程。他们是一批无辜者，他们自暴自弃，甚至主动践踏人类文明，以一种愚爱的罪恶兴奋，迎合着时代政治的需要。
1978年的12月底，我终于迎来了“上调”的机遇，从暮色四合的小村里走出来。我整理好简单的生活用品，在一个“天寒白屋贫”的傍晚，在一片公报发表的爆竹声里，冒着凌厉的北风，结束“知青”生活，回到了新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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