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有情，天地无情。杏花村到底在哪儿？
1
2020年4月4日，清明节。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魂。
借问酒家何处有？
牧童遥指杏花村。
十七年前，2003年的元旦，谈了一笔生意，给宋河酒厂在南雁荡风景区的入口处立一个跨公路广告牌。那条公路是乡镇间的公路，当时是以8米限高标杆名义立的。做完之后宋河酒厂在温州的经理很满意，请我喝酒。喝的宋河酒厂在温州地区主销的38度宋河粮液，当时这种酒在温州地区很流行，38一瓶，非常香，度数低，不容易醉。
酒桌上，我说，我不喝这种酒。
经理问我，为啥？
我说，度数低。
他说，度数低可以多喝点。
我说，勾兑的酒不好喝，乙酸乙酯味太大。
他说，看你是会喝酒的人，我送你两坛原浆酒，你尝尝。
不多天后，他真叫工人给我送了两坛来，一坛200斤。
打开喝了喝是原浆，有50多度，但因为时间太短，不但又苦又燥，还有很大的稻壳糟味。
我说，这酒不是河南产的，是在温州产的，河南酒糟里没稻壳。
我当时有三徒弟，都是和我学平面设计的，其中一个是山西人，大学毕业就跟着我。
他喝了这酒说，师傅，今年过年我回家，给你带点好酒来。
我问他，啥酒？
他说，杏花村。
那时山西汾酒集团还没改名，主打的是汾酒，市面上还很少见杏花村酒。
过完春节之后，他千里迢迢给我带了两箱酒，我一看，不是杏花村，是竹叶青。
我说，竹叶青有药酒的味。
他说，你不说宋河原浆苦吗，竹叶青很甜。
2003年3月之后，非典大流行，人员也停止了流动，手里的生意也基本都停了。
那时还没禁止聚会，我店里天天聚一群酒友，有的买菜，有的做菜，中午大家就开喝。到了清明节的时候，有人说，听说你有好酒。
我说，不是天天喝吗？宋河粮液原浆酒，你别处喝不到。
他说，不是这个，你徒弟说，有杏花村。
我这才想起放床底下的那两箱竹叶青，说，不是杏花村，是竹叶青。
他说，一个系列的，拿出来喝喝应应景儿。
后来，山西汾酒集团改名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
2
杜牧26岁进士及第。33岁升至监察御史，相当于现在的国家监察委主任。后来因政治集团内党争遭到牵连，38岁时外放到黄州当刺史，古黄州又名齐安郡，唐时治所在今武汉市新洲区。之后又调任池州（安徽池州市贵池区）刺史，杏花村就在池州贵池区境内。当年杜牧去池州任职的路上经过杏花村，才作了这首《清明》诗。一方面表达了他对政治清明的追求，另一方面是对自己官场失意的迷茫。
这样问题就来了，杏花村怎么和山西搭上关系了呢？
当年酒桌上我的两个徒弟就有过争持，一个山西太原的，一个安徽亳州的。
山西汾阳地处北方，相传自南北朝以来，便以产美酒著称，所产之汾酒素有“甘泉佳酿”的美誉。早在唐代，人们就开始用杏仁酿酒了。也因此，酒坊多的村庄附近会广栽杏树，过往的客商看到杏林丛丛，便忍不住要停下脚步，一饮为快，所以人们渐渐将酒坊村称为杏花村。
原来此杏花村非彼杏花村。
这是一种文化借用现象，最典型的就是韩国，说很多节日都是他们的，这说明他们接受了中国文化，并觉得是好的。
山西汾阳和安徽池州为“杏花村”商标争战了8年，也是当时市面上没有杏花村酒的原因，两家正在打官司，最终国家工商总局将商标一分为二，“酒”在山西，“玩”在安徽。
汾阳杏花村酿酒始于北魏，已有1500多年历史。1957年，杏花村汾酒厂在酒类产品上注册“杏花村”商标。1997年，“杏花村”商标被国家工商局认定为国家驰名商标。
安徽池州杏花村曾为安徽胜迹。1997年底，贵池区把复建杏花村、开发杏花村景点确立为“杏花村名牌”战略。2009年，池州杏花村旅游区被评为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不只是山西杏花村生产名酒，池州杏花村也以产酒著名。
但由于山西“杏花村”早于1957年在酒类产品上获得注册，池州当地的“杏花村”商标改名为“杏村”。
但让汾酒集团没有想到的是，安徽池州打造的杏花村景点先一步提出申请注册“杏花村”旅游服务类注册商标。2002年9月14日，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发布了“杏花村”旅游服务类商标初审公告。对此，汾酒集团先后两次向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提出异议。
2006年9月，国家工商总局做出裁定：汾酒集团的“杏花村”商标核定使用在白酒商品上，被异议商标“杏花村”指定使用于旅游服务方面。汾酒集团对此裁定不服，2007年2月再次提出复审。
2009年11月，国家工商总局向安徽杏花村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下发核准“杏花村及图”商标异议复审裁定书，商标评审委员会批准该公司注册“杏花村”旅游服务类商标。
2009年年底汾酒集团将国家工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告上法庭，2010年5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做出终审判决，维持国家工商总局的裁定，将商标一分为二，“酒”在山西，“玩”在安徽。
喝归喝的，玩归玩的，谁也别吵。
这在中国也是一个很普遍的文化现象，那就是行政机关，大多时候在行政过程中扮演了一个和稀泥的角色。
从从政者的角度上讲，谁会和稀泥，谁就是官场的长青树。
3
后来，杜牧又被调睦州（杭州淳安）刺史，作了那首《江南春》。
千里莺啼绿映红，
水村山郭酒旗风。
南朝四百八十寺，
多少楼台烟雨中。
这首诗中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常被引用，说明当时的佛教兴盛。
会昌五年（845年)，七月，唐武宗李炎下诏禁毁佛教。杜牧对于这一措施是很赞同的，因为佛寺太多、从教人员太多影响了朝廷的税收。后来他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记》，通篇围绕南亭子修建的原委始终，大写佛教危害之烈与唐武宗灭佛之功。
宣宗大中二年（848年），46岁的杜牧得宰相的帮助，入京任吏部员外郎。
再后来，因京官收入太低，他要求到杭州去当刺史，没被同意。宣宗大中四年（850年），48岁的杜牧仍然多次请求外放湖州刺史，连上三启，终于应允了他的要求。但是也有人认为，杜牧请求外放并不仅仅是经济原因，而是不满意朝政，认为自己无法在朝中有所作为。
两年后去世，享年50岁。
2003年的非典到8月才基本结束，我的两坛子宋河原浆和两箱子竹叶青也让我的酒友们喝光了。
今年晴明节大祭，比较应景儿，到啥时候能完也不知道。
但到今天再想非典，也没什么感觉了，当年可是天天喝酒骂娘，因为经济损失太重。不过17年过去了，倒是非常想念在温州时的酒友和我的徒弟们。
这就是人，人有情，活着能让你留恋的不是美食、美酒，而是在人间——人间有情，但非常可悲的是人亦老，天地无情以万物为刍狗。
再过17年，不知道我会想起谁，或谁会想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