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風水
龔鵬程
一、 風水與城市
(一)每个城市都喜歡夸自己人杰地灵,並暗示在风水的影响之下,每個居民的运势以及命格都会因此而受到影响。
(二)人們也常評論城市的風水,例如網上就有各種十大八大風水好城市之說。底下是常見的排序之一:
一、新疆伊利的八卦城——特克斯
二、三面湖光抱城廓——昆明
三、山如北斗,城似锁——温州
四、三道水口锁大江——衡阳
五、风水宝地——深圳
六、风水城市当中非常棒的一个城市——北京
七、南京----诸葛亮点评“钟阜龙盘、石城虎踞,真帝王之宅。”
八、西安----十三朝古都
九、洛阳----“生在苏杭,死葬北邙”。
十、成都----“天府之国”
(三)也有不少人結合古今之變,談城市氣運。例如百度問答中就有人提到“上饶曾经是中国风水最好的宝地,但现在灵气大不如前”:
上饶是中国东南地区有龙脉的地区,山川绵延;长江到这里打个大弯,水注入鄱阳湖,使古时候的上饶,人杰地灵,这可谓东南形胜。
鄱阳湖老爷庙一带曾经住着一位神灵,它居于幽冥的深水中,为明清两代的上饶带来了安定和财富;但不能过于接近它,否则它会视为侵犯,让船只沉没。去年我去老爷庙考察,惊讶地发现它已经离开了鄱阳湖!鄱阳湖的灵气已经走到了尽头,整个上饶的风水大打折扣。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祖先留下的古朴的道德风尚被彻底断绝,物语横流,人口大量外迁,人们不再敬畏上天,不再祭祀神灵。神灵不再信任这里。真是可惜!
還有人以圖佐證說:明朝上饶一座酒楼,依山湖而建,修建得极为精美。我们只要看这座楼的细节,就知道曾经的上饶有多么繁盛。
(四)由於人們相信風水關乎城市氣運發展,因此雖社會主流意見是批判風水學,斥為封建迷信,但風水學與城市規劃緊密關聯,早已是建築學科、城市規劃學科、景觀學科之常態。是這些學科及行業的必備知識。
二、風水學與城市規劃之誤區
雖然如此,但因現代人與傳統畢竟疏隔已久,文化斷層現象十分嚴重;風水學又長期被批評是封建迷信,在大學和科研機構中還不能正式學習、講授,從業者或愛好者遂只能自修,或找江湖上的所謂大師、異人請教,以致這領域中充滿了訛誤、迷霧、似是而非、以訛傳訛的現象。
我看過許多城市風水的視頻、講義,其中便有大量這種情況。
其中最多的是講靈異。如北京奧運會建鳥巢、水立方時,要動北頂娘娘廟,結果靈異頻傳,只好挪改了位置。2013年成都天府廣場修建四川大劇院時挖出了李冰埋的鎮水神獸,結果當年就發大水,四川省九十萬人受災,直接損失33.5億。1999年上海建東西高架時,主樁無論如何打不下。書記求教於龍華寺高僧,才知龍穴所在,壓著一隻大鱷魚精,樁子打在背上,當然打不下去。高僧做法放開鱷魚(豬婆龍)之後,工程才能進行,但高僧也死了。所以目前大柱子上雕了九條龍以為厭勝。﹍﹍﹍
諸如此類,說來玩玩,當然無妨,可是能作為討論城市風水之憑准嗎?何況越說這些,就越會讓人相信風水云云只是玄談、只是鬼神迷信!
但真要說風水學,卻又是極困難的,到處都是不靠譜的偽知識。例如“中國風水網”,開篇就介紹說:“相传风水的创始人是九天玄女”。九天玄女是戰神,跟風水有什麼關係?
又有一本《中國風水》說著名風水大師楊救貧:“卒于赣,葬云中乐口”。其實這是抄《雩都县志》:“卒于赣,葬雩中乐口”抄錯了,於是把楊公的葬地由江西搬到了山西。
還有人據《灵城精义》談城市風水規劃。看起來很有道理,書名不就是講城市嗎?何況劉伯溫還替它做過注解,不是很權威嗎?
其實不然,這書是明代人伪托五代十国何溥之名所撰,所謂劉伯溫注更是假的。而且此書是講陰宅的,它创立三元三运之说,把天地之运结合起来,再辅以河洛八卦,使阴宅风水学说的适用性更为广阔,當然有其價值,但與城市規劃不是一回事。
談風水的人,當然更會引用杨救贫的《疑龙经》、《撼龙经》、《青囊奥语》等等。楊公為江西風水大師,開巒頭一派,以龍、穴、砂、水為四大綱目,觀來龍去水,影響深遠是不用說的。但其法主要也是葬法,專著如《葬法倒杖pan >》、《二十四砂葬法》等都是明證。《青囊奥语》的青囊兩字即本於郭璞。《晋书·郭璞传》记载隐士郭公把《青囊中书》传授给郭璞;赵希弁《读书後志》有《青囊本旨》一卷,云不记撰人,演郭璞《相墓经》,可見其淵源。
事實上,中國風水學,郭璞是中間分界關鍵人物;早期也沒有風水一詞,風水云云,就出於郭璞。郭璞《葬书》:“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是有关风水最早的定义。因這個緣故,郭璞以後之所謂風水學其實就都以葬法為主,主看陰宅與庙宇、宗祠等。論陰宅重於陽宅,即使是看陽宅,一樣以陰宅之理言之,以子孫將來發不發為主
理氣派以時間和空間的選擇術為依據,以羅盤定空間方位,並取八卦五行、飛星翻布定生克吉凶,亦即通過年運與宅墓的坐向推算主人命運的時空因素。方法固然與形勢派不同,但性質相近,且觀察範圍更為縮小。住要是看宅的形體結構與佈局。
故羅經有三盤,正針(內圈)為地盤,中針(中圈)為人盤,縫針(外圈)為天盤。他們基本只用正針(正針是以地磁方位為座標)。
其中玄空法流行的一百二十分金,是指每山作五格分金,二十四山共有一百二十分金。玄空地理將每山中間三格範圍內的稱為下卦,最左和最右一格稱為替卦或起星。
這些都不是看城市的方法。看城市是看大格局,不是建一棟房子、點一處墓穴的問題。更不能東拼西湊,照抄明清風水地理書。
例如大家都知道建房或點墓穴,基本上要背有靠,左有青龍右有白虎,可擱手,前有小丘作案山,再前有水帶財。這是最簡單的說法,可是實際上你看城市卻常不如此。
以風水名城北京來看。北京的山都在西邊,水則都在北邊,前面並沒有水。具體到紫禁城,更是如此。雖有挖湖掏出來的土堆成景山,但北海中海南海環之,一直連到後海什刹海,接到頤和園昆明湖。故水不在前而在後。
那為什麼如此不講風水呢?其實還是講的,只是講的是大格局。什麼叫大格局?傳統上稱為“形勢論”,像顧炎武就寫過好幾篇《形勢論》,《天下郡國利病書》,講的就是天下之大勢。是真正的帝王學,也是諸葛亮顧炎武這種人講求的學問。
形式論自《禹贡》以來,把中国山脉划为四列九山。龙脉源于西北的昆仑山,向东南延伸出三条龙脉,北龙从阴山、贺兰山入山西,起太原,渡海而止。中龙由岷山入关中,至秦山入海。南龙由云贵、湖南至福建、浙江入海。每条大龙脉都有幹龙、支龙、真龙、假龙、飞龙、潜龙、闪龙。龙脉的形与势有别,千尺为势、百尺为形。势是远景,形是近观。势是形之崇,形是势之积。有势然后有形,有形然后知势,势住于外,形住于内。势如城郭墙垣,形似楼台门弟。势是起伏的群峰,形是单座的山头。在龙脉集结处有朝案之山为佳。朝山案山是好似于朝拱伏案之形的山,就象臣僚簇拥着君主。
這是形勢。由此角度看北京,則朱子《朱子语类》說過:'冀都山脉从云中发来,前则黄河环绕,泰山耸左为龙,华山耸右为虎,嵩山为前案,淮南诸山为第二案,江南五岭诸山为第三案,故古今建都之地莫过于冀,所谓无风以散之,有水以界之。'北京的風水這就講明白了。
又如大家都說房子要坐北朝南。這當然是對的,我国位于地球北半球,欧亚大陆东部,大部分陆地位于北回归线以北,一年四季的阳光都由南方射入。朝南的房屋便于采取阳光,也可以避北风。
但城市格局考慮可能又不同。例如溫州有瓯江、南溪江。郭璞考虑到地质的实际情况,因为温州的北岸比较松软,沙石冲刷,地基不稳,所以他把整个城市建到南面。
可見城市風水不是用一些陰宅陽宅簡單的原理就能定的。
另外,有些城市對風水沒有深究,看別人建了些風水建築,感覺挺好,也依樣畫葫蘆,不知其實反而會受其害。
例如許多城市都有上饒婺源龙天塔這樣的风水塔。該塔在浙源乡风山村头浙溪旁,是婺源仅存的一座风水塔,也是凤山村水口标志性建筑,始建于宋,后毁。重建于明朝万历年间。
相传,过去凤山村多火灾,故村民筑塔镇之。水口,則是古时婺源每个村落自然领域的入口。有如住宅大门,关乎宗族的兴衰。因而許多村市在关锁形势的地方,多建有文峰塔、文昌阁、桥、亭等建筑,藉以藏风聚气,使村市可长居久住,人丁安泰兴旺。
像上文提到衡阳被列入全國十大好風水城市,入選的理由據說即是它的石鼓江山上建了一个塔。評選者又说,如果找到城市的龙脉,找到穴眼之后一定要把它锁住,才能锁住城市的命脉。也就是在水口的位置会做一些宝塔、建筑物等来锁住。而衡阳是很特殊的,三座宝塔分别锁住了衡阳三个河眼,
這類傳說與講法,說明了塔的功能主要是鎮邪、鎖運。
塔,原先是印度建築,後隨佛教傳入而在中土普遍流行了起來。可是佛教傳統的塔是陰塔,主要用來盛僧人之骨灰,蘇東坡詩所謂:“老僧已死成新塔”。用在各城市村鎮的塔則是陽塔,功能是助陽氣、鎮妖邪、補風水,例如該處文風不盛,就要建文筆塔或文昌閣來補益,所以有常稱為風水塔。《阳宅三要》云:凡都省、府庭、州县、场市,文人不利、不发科甲者,宜于甲、巽、丙、丁四字上立一文笔峰,只要高过别山,即发科甲。或山上立文笔、或平修高塔,皆为文笔。
兴建這類塔的風氣起于明朝初期(公元十四世纪),後來几乎每个县城甚至每个乡镇都有。补地势、镇水患、引瑞气,建塔也被视为“地脉兴,人文焕”的大事。
然而,大原則雖是如此,也不是每市都要建。風水若無缺陷,建它則甚?塔與城市建築原有之格局又搭不搭呢?
新疆伊犁特克斯八卦城曾擬八十米的高塔,就是個沒考慮清楚的例子。後來我把它改成了太極壇,作為城市展覽館,可能才是協調的。
二、城市風水學之淵源與法理
前面已說過,風水之說有古今之變,晉郭璞以後才稱為風水,且重點已轉為葬法。郭璞以前,情況又如何呢?
清黄宗羲《七怪》:“葬地之说……今凡三变,每变而愈下。《周官》之法亡,言形法者,已为变矣。”
是的,古今三變:先秦算一階段,漢魏算一階段,東晉以後算一階段。
(一)
相地之學,最早的淵源可上追到《禹貢》。殷商甲骨文中也有不少武丁相土作大邑的卜辞,如:
贞:作大邑于唐土。(金
611 )
己卯卜,争贞:王作邑,帝若,我从之唐。(乙570 )
庚午卜,丙贞:王勿作邑,在兹(此)帝若。
庚午卜,丙贞:王作邑,帝若。八月。(丙86)
文中“争”、“丙”是占卜者的名,“贞”义为问。前二辞问是否宜在唐土作新邑。后二辞卜问武丁王作邑,上帝是否允许。
这是通过占卜法决定营邑的地点是否合适。《商书。盘庚》记商王盘庚迁都于殷说“天其永我命于兹新邑”,谓天帝将授命我们在此建新邑,永远昌盛。
周人迁都和营新邑,见于史籍的有公刘迁豳、古公迁岐山、成王营洛邑三次。每次相地相宅,都以勘察地理资源为主,而以占卜吉凶为辅。迁豳的相地情況,《诗。大雅。公刘》记载甚详:“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
公刘察看豳地原野,人多草茂。“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察看各种水源,瞭望广大的平原,又登上南冈,可以看到整个都城。“笃公刘,既博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
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土地开拓之后,公刘再次登上山冈,察看日光向背和水利;量度低地,垦田种粮;又测量山的西面,豳地的确广大辽阔。《大雅。绵》則叙述古公亶父来到岐山下,带着夫人姜女来往“胥宇”。胥宇即是相地:“周原,堇荼如饴”,是說土地肥美,“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是说通过占卜龟甲,得到好兆头,于是开始营造宫室。《周书。召诰》则记载了成王使召公相宅营洛邑的史事,其中说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
又说“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得吉兆),则经营”。
以上所述的相地之法,是根据自然条件选择宜土,然后占卜,卜得吉兆再经营宅邑。《公刘》所述相地过程时,还提到测量日影,这是利用土圭和日影测定方位。《周礼。夏官》有“土方氏”之职,“掌土圭之法,以致日景(影),以土地相宅,
而建邦国都鄙。”所以相地相宅商周已具規範,虽也用卜,方法则符合科学道理。
更精彩的是《周礼·考工记》。它将城邑分为三级:第一级是“王城”;第二级为“诸侯城”;第三级为“都”,即宗室和卿大夫的采邑。在城隅高度上,规定王官“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宮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此外它還提出了我国都城的基本规划思想和城市格局。
如《匠人·营国》說:“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所谓营国,即是建城。而其规划理论和方法一直影响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许多大城市,特别是政治性城市都是按照这种理论修建的。其中最典型的案例是唐朝的长安和北京城(元代和明清时期)。主体规划:平面方形,中轴对称,宫城位于城市的中轴线上。城西面建社稷坛,城东面建太庙,商市集中于城北,符合“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规划制度。道路系统:有完整的道路等级,干道正对城门,除北面,其余三面各有三个门。呈方格网布局。
除了以上所說這種相地、築城、建宮室的傳統,我們還應注意到當時已設專官掌管地理之學。《周礼·地官·土训》:“掌道地图,以诏地事。”郑玄注:“说地图九州形势山川所宜。”《唐六典》又說职方氏掌天下之地图。地图之学,中国自古重之。《史记》、《汉书》言舆地图甚多,各諸侯國都有,但俱佚不存。现存最古的地图有1974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绘地图二幅,其次为现存西安碑林之刘豫阜昌七年刻石的《华夷图》与《禹迹图》。書,則南宋之前图经全帙存世的只《吴郡图经续记》一种,北宋朱长文作。
《吴郡图经续记》全书分上、中、下三卷。除卷首目录外,上卷含封域,城邑、户口、坊市、物产、风俗、门名、学校、州宅、南园、仓务、海道、亭馆、牧守、人物十五门;中卷含桥梁、祠庙、宫观、寺院、山、水六门;下卷含治水、往迹、园第、冢墓、碑碣、事志、杂录七门。从门目上看,便能看出一個主管城市方域的人的地理觀,事實上,規劃一個城市的風水,就要如此總體考慮一個城市的方方面面。
(二)
古代學在王官,戰國時期,貴族凌夷,這些王官之學遂流散於民間,因此也促成了相地之學的新發展。
據《汉书·艺文志》的整理,到東漢前期,講術數的流派有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六種,他認為都出於明堂羲和史卜之职。其中形法類“大举九州之势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数、器物之形容以求其声气贵贱吉凶。犹律有长短,而各征其声,非有鬼神,数自然也。”凡相山川、相城郭、相宮室、相人、相六畜等皆屬之。相的方法,除了觀形相,還要論骨法之類內在結構,然後把它們跟聲、氣結合起來綜合討論。
這是現今風水學直接的淵源。但要注意幾點:
一、《汉书·艺文志》談這些術數家時,是跟陰陽家分開的。說陰陽家“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此其所长也。及拘者为之,则牵于禁忌,泥于小数;舍人事而任鬼神。”可見當時相宅相城郭還沒有跟星曆結合起來說。這與宋明以後大談星,如理氣派之九宮飞星或杨公“挨星”之類,極為不同。早期在地理學上講星,最多也只談“以星土辨九州之地”的十二次分野。
二、現在大家都把風水推源於堪輿。但班固《汉书·艺文志》是最早記载堪舆专著'《堪舆金匮》十四卷'的文獻。然而堪輿不在形法家,而是与言阴阳五行、时令日辰、灾应诸书同列'五行家'类。且認為其源流:'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浸以相乱'。所以堪輿家和形法家顯然不同,這是大家都沒注意到的。
郑玄注《周礼》時,也提及堪舆,但認為它源於星官。其解《春官宗伯第三》所云'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谓:'星土,星所主封也;封,犹界也。大界则曰九州,州中诸国中之封域,于星亦有分焉,其书亡矣。《堪舆》虽有郡国所入度,非古数也。今其存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纪,吴越也;玄枵,齐也;娜訾,卫也;降娄,鲁也;大梁,赵也、实沈,晋也;鹑首,秦也;鹑火,周也;鹑尾,楚也;寿星,郑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此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慧孛之气为象。'
按郑玄说,汉以前即有堪舆之書,后代所作《堪舆》以十二次论分野,是它還保存古說的部分。郑说后出《堪舆》,或即班固說的《堪舆金匮》。而其术尚存古代占星之法,即将木星或谓岁星十二年运行一周天的轨道,等分为十二,称之十二次,又对应于地上之郡国,即所谓分野,视各天区星象变异而预兆对应地域世道吉凶。
但此外堪輿家所言必多自創的東西,故东汉王充《论衡·讥日篇》曾批評时流行于世的'《堪舆历》,历上诸神非一,圣人不言,诸子不传,殆无其实。'可見堪輿不只論星而已,還論曆,還論鬼神。論來論去,到三国时魏人孟康,竟說:'堪舆,神名,造《图宅书》者',把堪輿也當神了。
三、堪輿图宅术的主要內容,除了結合星曆之外,是講五行配置。依王充引图宅术曰:宅有八术,以六甲之名,数而第之。第定名立,宫商殊别。宅有五音,姓有五声。宅不宜其姓,姓与宅相贼(按:贼,即克)测疾病、死亡、犯罪、遇祸'。又引:'《图宅术》曰:商家门不宜南向,徵家门不宜北向。则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胜火,火贼金,五行之气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门有宜向,向得其宜,富贵吉昌;向失其宜,贫贱衰耗'云云。
這正是它被列入五行家的原因。但其說深為士人詬病。《旧唐书·吕才传》载,唐初,吕才遵唐大宗命,对世传风水书加以刊正,'削其浅俗,存其可用者'。其間就痛加批判五行說。叙《宅经》云:'至于近代巫师,更加五姓之说。言五姓者,宫、商、角、徵、羽等,天下万物,悉配属之,行事吉凶,依此为法。'然而'验于经籍,本无斯说;阴阳诸书,亦无此语;直是野俗口传,竟无所出之处;唯按《堪舆经》黄帝对于天老,乃有五姓之说',又引例论证,谓此五姓之说'事不稽古,义理乘僻'。
四、接著要講“堪輿”。
《淮南子》曾說:“堪,天道也;舆,地道也。”刊本是勘察的意思,輿是輿地,講的就是相地之道。可是漢人常把堪輿兩字講成天道地道或天地。現在許多風水先生由此大加發揮,說堪舆学即天地之学,以河图洛书为基础,结合八卦九星和阴阳五行的生克制化,把天道运行和地气流转以及人在其中,完整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套特殊的理论体系,从而推断或改变人的吉凶祸福,寿夭穷通等等。
其實這不需要往高玄處講,它實際指堪輿的具體方法。
何以知道呢?這就要從班固說的那本《堪舆金匮》談起。
現在大家只注意到堪輿兩字,而未注意“金匱”;一說起金匱,則只想到东汉名医张仲景的医书《金匮要略》。
殊不知同是東漢人趙曄寫的《吳越春秋夫差內傳第五》即以伍子胥之口吻說到:“竊觀《金匮》第八,其可傷也。⋯⋯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辛,歲位也,亥,陰前之辰也。合壬子歲前合也,利以行武,武決勝矣。然德在合斗擊丑。丑,辛之本也。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太常所臨亥,大吉得辛為九丑,又與白虎并重。有人若以此首事,前雖小勝,後必大敗。天地行殃,禍不久矣。」
他講的《金匮》第八,正是《堪舆金匮》十四卷中的第八卷,而且談的是六壬式盤的情況:七月巳將,平旦為寅時,寅時亥將,地盤上丑相對天盤為辰,辰為天罡,故曰斗擊丑。大吉為丑,天盤上丑相對的盤為戌,六壬式十干寄宮寄戌,此刻貴神白虎當戌,故曰大吉為白虎而臨辛。功曹為寅,天盤上寅相對地盤為亥,貴神太常為亥,故曰功曹為太常而臨亥。
我們都知道,式盤有三種,六壬式盘是天地盘,天盘为圆形﹐地盘为正方形。上面画有北斗和二十八宿的星象﹑方位﹐并刻有一百八十二个圆点﹐代表周天度数的三百六十五又四分一度。
太乙式盘大同于六壬式盘亦是天圆地方,地盘依太乙行九宫,太乙依洛书之数向前进一位以乾为一宫。
遁甲式盘有别于前二者遁甲分天地人神四盘 为别以洛书九宫为框架、布置八卦、天干、八神、八门、九星以重合四盘者构成格局以断其方位吉凶。
近代考古已出土漢代六壬式盘七具,也有太乙盤。六壬式盘天盘中绘北斗七星,周边有两圈篆文,外圈为二十八宿,内圈为十二个数字,代表十二月将。地盘有三层篆文,内层是八干四维,中层为十二支,外层为二十八宿。使用時,乃由象征着天的“堪”(圆盘</</a>SPAN>)和象征着地的“舆”(方盘)构成。将圆盘重合在方盘上,转动圆盘来进行占卜。
此即後世理氣派用羅經的源頭,但方法不甚相同,也可能還未用遁甲盤。
五、此時相地之術已跟時日宜忌、方位宜忌結合了。《论衡。四讳篇》云:俗有大讳四。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谓之不祥,不祥必有死亡。相惧以此,故世莫敢西益宅。“向西扩建宅室,成为相宅的一条原则。这种禁忌与自然条件毫无关系,所以被王充批評。《论衡。谏时篇》另有关於方位忌讳的介绍:“世俗起土兴
功,岁月有所食;所食之地,必有死者。假令太岁在子,岁食于酉,正月建寅,月
食于巳,子寅地兴功,则酉已之家见食矣。”
这也是把相地与观天结合所致。謂如果动土的年和月,正好是太岁在子之年,月建在寅之月,则地上子位寅位动土,就要殃及酉位巳位的居民,此即所谓“太岁头上动土”的禁忌。
這是由于天人感应思想盛行,故相地者认为动土要考虑天体如日(黄道)、月(月建)、太岁(依木星运行的相反方向虚拟的)、二十八宿等运行情况。
式盤也是這種思維。把四方分成十二等分,以十二辰命名,刻在方木上,作为地盘;又把二十八宿、北斗等主要星象刻在圆木上,作为天盘。天盘的圆心钉在地盘上,可以随天体的运行转动天盘,以根据它确定天体运动与大地方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