镇南关大捷大败法军，李鸿章为何还要“乘胜议和”？
以中法战争为题材的电影《龙之战》剧照
原创文本/夏杨
中法战争后“铁面御史”邓承修弹劾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认为他弃战议和，丧权辱国，是投降卖国行为。
晚清时代中华民族面临“千年未有之变局”，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抵御外辱一败再败。在言论界有一种惯用逻辑：主战就是“爱国”，主和就是“卖国”。基于这样的逻辑，李鸿章就是卖国贼。
晚清《时局图》（局部） 资料图
并且，依照这样的逻辑，李鸿章的卖国行为是“一贯”的，除了《中法新约》，他参与的议和谈判还不少，如中日甲午战争后的《马关条约》，八国联军侵华后的《辛丑条约》等。
这些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一步步把中国拖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因此，参与这些条约签订的人，无论是不是“背锅侠”，都难免背负“卖国”骂名。
《中法新约》（局部） 资料图
剔除民族情绪，我们冷静地回望历史，看一下当时是怎样的情形。
显然，至少在中法战争中的某个时间段，中国是打赢了。老将冯子材率军奋勇杀敌，将战线从镇南关推进到谅山一线，沉重打击了法军的嚣张气焰。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一败再败的局势得以暂时扭转。
以中法战争为题材的电影《龙之战》海报
明明是胜仗，李鸿章为何还主动议和？当时的情况，法军主动挑起战事，冯子材占据兵力和地利优势以逸待劳、以守为攻，确实打赢了这一仗。但这并不意味着清军战力强于法军。清军取得镇南关大捷，法军只是战线被压缩，并未受重创，正积极准备反攻，法国国内也在增援。
当时负责前线战事的钦差大臣彭玉麟给清廷的奏报中充满忧虑：“近日密查关内外军情，甚为可忧。诸军气馁心离，军民多怨，目前边事益难。”尽管镇南关一战打赢了，局部战场出现一些转机，但其他战场军心涣散、兵员不足等问题严重。张之洞向清廷奏报，“探报法添兵到，定廿八日分三路复攻谅山”，对接下来的硬仗充满忧虑。
雪帅彭玉麟
因此，镇南关大捷只是一次“局部的”“暂时的”胜利，若战事继续进行下去，战局并不乐观。基于此，李鸿章主张“乘胜即收”，中法议和，稳定战局。
并且，作为晚清权臣的李鸿章，他对战局的判断不只着眼于西南的陆战，还关注东南沿海的中法海战。而海战结果与陆战完全相反，法军依托海军优势，仅用不到一小时，就消灭了福建水师，摧毁了马尾船厂，法国舰队封锁了台湾海面。
中法战争形势图 资料图
而当时国内国际形势也非常窘困，清政府财政空虚，无力再战；日俄也趁火打劫，蠢蠢欲动；当时有情报显示，法日有联手之势。对此清廷忧心忡忡。
李鸿章的考量是，若不利用眼前胜仗“见好就收”安定局面，接着继续打下去很可能是海陆战场的全面溃败，那样，谈判的筹码也失去了。因此他认为，“乘胜即收”是当时最好的选择。
晚清时局漫画
当我们的目光从中法战争移开，放在更大的时间维度上看历史，会发现，李鸿章在晚清对外战争上的立场一贯是以和为主，为什么呢？分析近代历史可见，这与他对中外局势的判断有关。
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大门，中华民族危机日重。当时即便是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有志之士，对西方的认知也很有限，举国上下在天朝上国的迷蒙中昏睡。而由于机缘和经历，李鸿章是当时少有对西方势力有较清醒认知的晚清官员。他在镇压太平军和围剿捻军时，曾借助过外国人洋枪洋炮的力量，对当时中外武器和战力差距有深刻认知。这也为他日后处理中外关系打下了观念基础：能用和谈与外交手段解决的问题，尽量不诉诸战争。
晚清重臣李鸿章 资料图
他认为，当时中外实力悬殊，中国只有自强起来，方有可能打败外敌。而要自强，就要有安定的环境。因此他一边力主议和避战，一边倡导洋务“师夷长技”。
在中法冲突之初，他反对开战，理由是：中国“各省海防，兵单饷匮，水师又未练成，未可与欧洲强国轻言战争”，对法议和，不过“伏边患于将来”，若开战，“则兵端开于俄顷”，中国即使“一时战胜，未必历久不败；一处战胜，未必各口皆守”，从此“兵连祸结”，将国无宁日。
近代中国屡屡被卷入战争
《中法新约》签订后，中国“不败而败”的骂声四起。时人有诗云：“电飞宰相和戎惯，雷厉班师撤战回。不使黄龙成痛饮，古今一辙使人哀。”直接将李鸿章和秦桧等列了。
历史评价李鸿章是晚清中兴名臣也好，是第一卖国贼也好，依据都是倡导洋务、编练海军、议和图存的史实。在当时的历史场景下，“议和”虽显软弱屈辱，但历史学界有观点认为，并不能简单地斥之为投降卖国，其中不乏无奈之中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的理性考量。
历史功过 任人评说。《龙之战》剧照
只可惜，李鸿章如此卖力地“避战”以“备战”，也没等来清帝国自强、强大的那一天，晚年留下自称“裱糊匠”的一声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