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穷小子，推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却默默无闻，为何？
最近，娱乐圈不断爆瓜，这头塌房，那头脱粉。
有人在网上抛出了一个问题：求推荐不塌房、三观正的明星。
我想，中国的科学家绝对是永远的答案。
有这么一个科学家，为中国科学事业献出时间，甚至生命，直到生命最后10个小时，他依然还在为国家科学工作。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士林俊德。
1938年3月13日，林俊德出生在福建省永春县一个偏僻村庄。
父亲是小学教师，母亲普通家庭妇女，林俊德是家中老大，下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
（林俊德小时候）
父亲林宗海那点工资，需要养活一家6口人，为了让孩子们吃饱点，夫妻俩常把好肉好菜留给他们，自己吃昨天的剩饭剩菜。
在林宗海夫妇的照顾下，虽然日子艰苦，但4个小孩的身体铁打似的，没一点小毛病，倒是林宗海被打垮了。
林俊德刚上初中，林宗海就被确诊患上肺结核，无法继续教书，只能卧床消磨日子。
父亲倒下后，林家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断了，母亲只好代替丈夫的位置，出来打工，撑起这个家。
但没过多久，林宗海就去世了，临终前他将林俊德叫来床边，跟他说：“妈妈、弟弟妹妹都交给你了，你现在是大人了。”
那时，他才15岁，就已经被迫尝尽丧父的痛。
父亲去世后，林俊德一夜之间长大了，他帮忙料理父亲的后事，安慰母亲和弟弟妹妹。
父亲去世那天，正好是星期六下午，林俊德从学校跑回来，忙前忙后，赶在周日下午前就回学校去了。
期间，他一滴泪也没流，村里的人看到了，都骂林俊德没有人性，就是个冷血动物。
“老林白养这个崽了，生自己养自己的人走了，他一点感觉都没有，还有心思念书，读书再好，有什么用，还不是一个冷血的人？”
林俊德也不是冷血，他只是知道，父亲生前为了让他读书，到处筹钱，最后还把自己的命搭进去。
他不能辜负父亲的期望，不想父亲在天上了，还要为他的学习操心。
1955年，林俊德通过自己的努力，顺利考进了浙江大学机械系。
这本是一件喜事，但却让林俊德发了愁，他甚至想放弃上大学。
对穷人家来说，只要需要用钱的事，都算不上百分之百的好事。
家里哪有钱供林俊德上学？
别说学费，就连去浙江大学的路费，林俊德都付不起。
一家人围在一起商量了很久，林母坚持让儿子继续上学，即使砸锅卖铁也要去上学。
她知道，那是儿子改变自己命运的唯一一条路，如果把握不住，以后就只能一辈子是穷人了。
最后，靠着国家的补助，再加上信用社贷款，林俊德才能去上学。
开学那天，林俊德光着脚丫，坐着闷罐子车，一个人到学校报道。
由于自己光着脚丫，上课第一天，林俊德害怕同学们瞧不起他，他主动地坐在最后一排角落边。
其他同学恨不得赶紧与同桌熟络起来，只有林俊德一个人使劲将脚丫子往里收，心里一直祈祷大家看不到他的脚。
大学5年，林俊德一次都没回过家，没钱搭车，他一个人窝在浙大的图书馆、实验室，疯狂地学习。
同学看他那认真劲儿，问他学那么多干嘛，够自己毕业后找工作就行了，别那么较真。
林俊德笑了笑，说：“多学一点，万一国家用得上呢？”
很快，国家就给了林俊德这个机会。
那时，虽说新中国已经成立，但世界的局势依然紧张。
当时美国是武器大国，用两颗原子弹就让日本乖乖投降，法国、英国之所以能在纷扰的战乱中，仍处于世界大国的地位，也离不开武器的支持。
况且，新中国崛起，使得西方国家警惕了起来，他们害怕一个新的国家在国际上抢占了自己的位置，处处打压中国。
中国明白，要想不受人欺负，就必须要有原子弹。
但当时的中国，还处于百废俱兴的地步，培养人才的任务还来不及提上日程。
自己没有人才，但战火又已经开到了自家门口，怎么办？
只能先抱大腿了，找个强劲的队友，给自己当靠山。
当时，中国找上了苏联，在林俊德刚入浙大那年，中国就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始筹建核工业。
然而，1960年，苏联人撕毁了合约，撤走了核专家，带走了图纸和研究资料，留下一个空壳给中国。
一时间，中国刚起步的核工业，一下子掉入低谷。
恰巧，这一年林俊德毕业，原本学校打算将他分配到浙江嘉兴工学院，当个老师，但浙江大学有个老教授不同意。
他一直坚信，林俊德是个好苗子，如果去当老师，未免太大材小用了。
于是，老教授不听任何人的劝告，执意将林俊德介绍到了国防科委的研究所。
刚到研究所，研究所的干部们都觉得，林俊德确实有潜力，可以好好培养，就将他送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校进修。
在那里，林俊德待了三年，跟着教授学习、研究，但他始终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他不能与家人、朋友联系，也不能随意回家，没有批准不能随便出门，一切活动都需要上级的同意。
1963年5月一天夜里，林俊德接到通知，马上收拾行李，准备去西北。
林俊德问去那里做什么，领导们一概都不说。
等他背着背包，趁着夜色，跟着大部队到了西北，路上，他才知道这三年来，自己服务的对象，一直是中国。
林俊德此行，是要去西北建设核试验场，做核试验。
可到了目的地“新疆罗布泊”，林俊德愣住了，这里的环境与他小时候生活的老家，有得一拼。
“天上无飞鸟，地上无长草，风吹石头跑，刚到那里，我们的脸就被扑了好几层黄沙，都不敢说话，怕沙子溜进嘴里。”
一群人住在地窝子里，吃着棒子面和桑树叶合蒸的窝窝头，喝着既咸又涩的地表水，生活条件很艰苦。
核试验基地，还是林俊德和同事几个人一起，冒着风沙，脚踩戈壁，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
那里，一眼望去，寸草不生，黄沙漫天飞，大家工作完，最喜欢围着一起，盯着远处戈壁边的马兰花。
因而，核试验基地又叫“马兰基地”。
马兰花成了那里唯一的一抹红，也是林俊德心里最后的归宿。
当时，林俊德被任命为地面检测组组长，任务是研制出能够测量核爆炸冲击波的仪器，也就是压力自记仪。
压力自记仪在核爆炸中非常重要，它能够保证数据的准确性。
但当时，这种仪器在中国并没有，只有美国和苏联有，林俊德更是连压力自记仪长什么样，都没见过。
如今却要他研制出压力自记仪，那不是要他“无中生器”吗？
为了尽快研制开发，林俊德只好死马当活马医，跑去问那些见过压力自记仪的人，让他们描述一下。
可问题又来了，“描述”就容易参杂个人主观感受，很难提取出真实的数据，林俊德听了几个人描述过后，头更加大了。
这时候，核试验工作已经进入试爆环节，林俊德还有一年半的时间，他等不及了。
他与技术团队商量了一下，大胆决定自主研发，抛开别人的仪器，做中国自己的压力自记仪。
那时，别说压力自记仪了，就连核爆炸，全中国也只有一个人看过，林俊德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那天，他正苦恼着如何研发，一边想一边走进电报大楼，一抬头瞥见墙上的钟表正在转动，他看了大概有十几分钟，突然他快步走进资料室。
林俊德待在资料室三天两夜，不停地翻阅资料，他发现检测航空地震的仪器，都是以钟表式的发条为动力。
他大胆推测，也许能将这个原理套用进压力自记仪中，他马上告诉技术团队，大家商量了一下，都觉得这方法靠谱。
于是，林俊德带着大家，将核试验基地里所有的钟表都拆解出来，一遍遍地试验、试错，最后他们发现，闹钟的发条最适合做压力自记仪。
材料确定了，林俊德接着投入到研制中，没日没夜地试验，累得几次晕倒过去。
最后，1964年10月16日下午3点整，第一颗原子弹在荒凉的罗布泊里发出一声巨响，全基地里的人都跑出来，对着那一串浓烟呐喊尖叫。
在众人欢呼之际，林俊德顶着浓烟往原子弹爆炸中心跑，他要赶快取回压力自记仪，看看数据显示，才能证明这次核爆炸成功与否。
（压力自记仪）
当时，浓烟还没散去，核爆炸中心核辐射最强，可林俊德一心只有原子弹，顾不上其他身外事。
“成功了！成功了！”林俊德抱着压力自记仪，不停地叫着。
当天，周总理收到核爆炸成功的消息，晚上9点，他对外正式宣布，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举国上下欢呼不停，原子弹爆炸成功，使得中国在世界扬起了头，挺直了腰板。
那时，研制出压力自记仪、推动原子弹成功爆炸的林俊德26岁，可头上的头发已经掉了一大半，看起来像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
原子弹爆炸成功，上级通知林俊德等人可以离开基地了。
可林俊德坚决不走，他要扎根于此，直到中国核事业成熟为止。
接下来，在林俊德的推动下，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两年后第一次地下核试验成功，一直到1996年，中国进行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
从1963年到1996年，这33年里，中国一共进行了45次地下核试验，林俊德是唯一一位从头到尾都参与的人。
（林俊德与妻子黄建琴）
在这几十年里，林俊德带领着技术团队从零起步，一次次试验，先后建立了十多种测量系统，为中国的核实验工程提供重要的数据支持。
林俊德几乎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献给了国防事业，把自己的生命撕裂开来，全都撒向国家。
然而，这么一个为国献身的科学家，命运依旧没有对他多点宽容。
2012年5月4号，林俊德被确诊为胆管癌。
得知自己病情后，他面不改色，只问了医生一个问题：
“我还有多少时间？”
医生被林俊德的淡定从容吓住了，他愣了一下，回答他：“最多剩下一个月。”
林俊德点了点头，很快做出了两个决定：
第一，马上转院，转入西安唐都医院，因为那里更接近他的工作室，方便他工作；
第二，写临终清单。
转院的第二天，林俊德的病情开始恶化，昏迷过去，医院马上进行抢救，将他送进重症病房。
可醒来之后，林俊德见到医生，就拉着他的手，一个劲地请求：
“把我转入普通病房吧，我还有一个课题没做完，你一定要让我出去，我的时间不多了……”
最后，在他的坚持下，医生只好听他的话，将他转入普通病房。
为了争分夺秒地工作，林俊德紧闭病房大门，不让任何人探视，就连儿子来见他，也被林俊德挡在门口。
当时，林俊德病情严重，身体器官几乎全都衰竭，吃不下饭，喝水都难受，可他坚持要坐在电脑前工作。
就这样，他身上插着各种导流管、胃管、减压管、输液管，还带着氧气罩，戴上眼镜，坐在电脑前，使劲克制住右手的颤抖，握着鼠标，继续工作。
林俊德身上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可他依然咬着牙坚持完成国家任务。
生命的最后几天，他在工作时，突然发现自己的眼睛看不清了，以为自己没戴眼镜，急忙喊老伴拿来眼镜。
老伴黄建琴转过头一看，泪眼模糊地说：“你戴着呢。”
医生一直劝他快躺床休息，林俊德颤抖地说：“坐着休息，不能躺，一躺就起不来了。”
他没时间了，他得赶紧把手头的工作收尾，害怕自己一躺下去，可能就再也起不来了。
林俊德生命的最后27天，一直坐在电脑前，忍着剧痛工作，直到监护仪上显示，他各项器官已经到达极限边缘，他在椅子上昏了过去。
医生和护士合力将他抬到病床上，而林俊德这一躺，就再也没起来了。
2012年5月31日，林俊德去世，临终前他跟老伴说：“C盘弄完了，C盘我做完了”，说完他就断了气，带着遗憾离开了。
而他之前列的临终清单，一共列了5项，前4项都是关于国家的工作，他已经完成得差不多了，而最后一项，他没来得及。
最后一项是家人留言，林俊德原本打算跟孙子、外孙说几句话，可老天爷只给了他27天，他把27天全部留给了国家工作。
林俊德曾说：“我这辈子只做了一件事，就是核试验，我很满意。”
临终前，老伴黄建琴轻轻摸着林俊德的额头，贴近他的脸，仔细听他讲话。
林俊德说：“死后将我葬在马兰。”
林俊德去世后，家人按照他的遗愿，将他葬在马兰基地。
当年，那个25岁的小伙子穿着一身军装，带着重大的使命来到这里。
如今，74岁的他重新穿上军装，回到这里，寻找让他着迷的马兰花。
不同的是，这次回来，他就不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