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的藏书题跋
傅斯年所藏线装书，多达万余册，虽无宋元本，却也有不少是明代或清初刊本。这些书在傅氏逝世十周年纪念日（1960年12月20日）那天，由傅夫人俞大彩女士捐赠给了台湾史语所，史语所于是将新建的图书馆命名为“傅斯年图书馆”。近五十年后，《傅斯年图书馆善本古籍题跋辑录》（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发行，汤蔓媛编纂，2008）作为庆祝史语所成立八十周年的礼物之一出版了，其中收录了傅斯年的不少题跋，可以让我们从藏书家的侧面来走近这位史学巨子。
傅斯年幼时受教的情形，我们知道的不多，有些传记仅笼统言之，缺少历史的细节，题跋中却保留了一些。1931年4月，他为夏完淳的《夏节愍全集》撰写题记：
忆余八九岁时，见祖父处有《夏内史集》一薄册，海源阁物。此书中缺字多有之，如《大哀赋》“北部单于”，无不缺“部单”二字，其他不记忆矣。祖父谓予夏公如何忠烈，为之慷慨，今买此本，怃然久之。
1942年1月，傅斯年在灯下为《程氏家塾读书日程》撰写题记：
余年七八岁，先大人晓庐先生以此书新刊本示余，曰：“俟汝稍长，当依此法读书，亦须有甚多变通处，做算学其一，到时余再示汝。”余受而藏之，其书后为小学同学取去不还，念之不置者累年。在小学时，不知“正其谊不谋其利”二句之解，请于祖父笠泉先生为我释之，深入心灵，念兹在兹，是则先严书简之教，非无应于九龄而孤之童子也。今日展卷，我劳如何？入世廿年，幸无谋利、计功之事耳！
傅斯年九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因此他受祖父傅淦的影响颇深。据说傅淦既是一位文士，又是一位武术高手，曾和大刀王五比武，并打败了王五。傅斯年回忆幼时旧事，说祖父教导他们兄弟的，“净是忠孝节义”。后来傅斯年曾在《新潮》杂志上发表过一首《老头子和小孩子》，其中写道：
这一幅水接天连、晴霭映照的画图里，只见得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子，和一个八九岁的孩子，立在河崖堤上。
写的是和祖父一起春日漫游的情景，确是一幅很美的图画。有一回，傅斯年和夏鼐一起聊天，聊到他15岁时投考清华的往事：当时的清华监督周自齐为其父执，曾来观看其考试，傅斯年受祖父的熏染，不肯作弊，竟因此连最后一天的考试也未参加；后来周自齐又让山东省保送他上清华，傅斯年也拒绝前往。即此数端，可见他祖父的道德观念对他的影响有多深。书中还有些题跋，亦与他少时治学的经历相关。譬如他对汪中的《述学》下过很多功夫，“少所诵习，能默诵者及半”。他的《性命古训辨证》离不开金文研究，而他治金文之学的发端之书是《攈古录》，1931年他为该书撰写题记：“余习金文，发端此书，随记随改，误谬狼藉。记之于此，以志少不力学，中年多事也。”这对了解傅斯年的学术发展，也是有益的材料。
题跋中还有几则与学术史有关的趣评。傅斯年非常推崇王国维，对罗振玉剽窃王氏著作的做法非常不满。他的《殷墟书契考释》题跋有四则，这里录三则：
民国十六年（1927）夏，余晤陈寅恪于上海，为余言王死故甚详。此书本王氏自作，因受罗赀，遂以畀之，托词自比于张力臣，盖饰言也。后陈君为王作挽词，再以此等事叩之，不发一言矣。此书再版，尽删附注叶数，不特不便，且实昧于此书著作之体，举证孤悬，不詧全语，立论多难覈核。意者此亦罗氏露马脚处乎！十八年九月十四日。
今日又询寅恪，此书王君所得代价，寅恪云：“王说，罗以四百元为赠。”亟记之。十九年七月廿七日晚。【王国维序末】
此文所论至允，不自尝甘苦者不能如此明瞭也。罗振玉以四百元易此书，竟受真作者如此推崇而不惭，其品可知矣。彦堂近自旅顺晤罗返，云：“与之谈殷契文，彼颇有不瞭瞭处。”此可记之事也。孟真，十九年八月九日。【王国维后序末】
在乌程蒋氏密韵楼聚珍仿宋本《观堂集林》批语中，傅斯年又记录了和陈寅恪的谈话，说明《观堂集林》的罗序其实也是王国维自作。王汎森先生曾据傅斯年《观堂集林》的眉批撰写了《一个新学术观点的形成》一文，指出王国维是傅斯年最为倾心的学者，他的《夷夏东西说》与王氏《殷周制度论》之间存在着内在的渊源关系。这或许影响到傅斯年对罗、王著作权一事的判断，但这几则跋文都是以陈寅恪的说法为据，且陈氏亲得之于王国维本人，对了解这段聚讼纷纷的学术公案的真相，或许也不无裨益。
书中关于碑帖的题跋比较丰富。傅斯年有极为深厚的金石学养，对碑帖真伪、拓本先后、书法演变等，常有心细如发的辨析。可是一旦涉及清王朝的“死忠”，如董康、罗振玉、端方等人，他就把笔矢对准了他们，径以“贼”、“奴”称之，尽显“毒舌”本色。在《汉曹全碑》批语中，对端方肆口痛诋，称之为“满奴”、“禽兽”。对书法家的评价，也与对其他人事的评价一样，不免掺杂了个人的政治情感。在《魏石门铭》题记中，他认为康氏书法“用笔如秋凉将死之蚯蚓，结体如大水冲过之茅屋”，对其书法非常不屑。相反，对忠义之士则仰慕有加。一次旧历年前夕，出于对“洪氏一门忠义好学”的仰慕，他举债购买了乾隆汪氏刊本《隶释》、《续隶释》八册。有本碑帖载有傅青主的一篇小传，称之为“征君”，傅斯年为此专门写了篇题跋，认为这是对傅山的侮辱，“鬼且泣矣”。题跋如人，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傅斯年的激烈，而这实源于他的大爱大恨、是非分明，源于他一向的景慕忠义、贬斥势利。
藏书题跋是散文之一种，每能于只言片语中见出题跋者的性情。除了上文提到的激烈，傅斯年的书生本色、忧国情怀也时见于笔端。1937年春天，他曾将古逸丛书本《荀子》与纂图互注本对校，两年后为该书作题记云：“甫校数页，而胡尘大起，播迁两载余。自京邑而庐山，又自庐山而汉皋、而湘州、而巴渝，今则暂息于滇池之畔矣。旧书犹有存者，而公家书宛然毕陈于古寺之架，乃发愤毕校。豆光倦眼，未知何日卒事？日固无暇，夕则更困，然一思率土血流，此亦罪过之清福耳。”这篇题跋，好比一首小诗，留下了他颠沛流离中犹校书不懈的一幅剪影。
傅斯年出生的时候，傅家虽已败落，门上镂刻的“传胪姓名无双士，开代文章第一家”的金字楹联还在。这副楹联，是由傅斯年的七世祖傅以渐——清王朝的第一个状元——挣来的，可是傅斯年却将这位先祖视为汉人的叛徒，每次提到，都要脸红。又据夏鼐的日记，傅斯年曾怀疑他身上有蒙古人的血统，因为他祖母家姓何，住的村子叫“何家海”，而“海”字为蒙古牧地之意，而山东聊城在元代灭亡后恰有许多蒙古遗民。夏鼐也认为，傅氏长得面圆鼻低，与故宫所藏元朝帝王像相似，蒙古血统有可能是事实。傅斯年是一位自由主义者，也是一位激烈的民族主义者，后一种思想的形成，固然与他的个性、教育等后天因素有关，与他潜意识里对家族背景的排斥恐怕也不无关联。（张宪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