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4篇  辽国的野生动物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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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的野生动物资源十分丰富，大体上可分为三类：天上飞的——禽鸟类动物，水里游的——鱼蟹类动物，地上爬的——走兽类动物。
禽鸟类动物。根据辽代的文献史料及辽墓考古壁画资料，辽地的野生飞禽主要有天鹅、大雁和野鸭、野燕、雉鸡等。因为契丹是古代北方游牧渔猎民族，他们经常猎捕这些飞禽。如契丹族皇帝等贵族人士每年春“捺钵”后期，每当冰消雪融，江河解冻，他们便来到江边湖畔，猎捕这类禽鸟。《辽史·营卫志》即载：“冰泮（pàn），乃纵鹰鹘捕鹅雁，晨出暮归，从事弋猎。”萧总管在《契丹风土歌》中也描述了契丹猎人猎捕天鹅的场景：平沙抄软草，天鹅肥美，“胡儿”(契丹人)千骑，拂晓打围。皂旗低昂，人马喧沸。天鹅惊起，凌空直飞。契丹猎人用以猎捕天鹅的猎鹰名“海东青”，它们在被驯化前，也是一种野生的飞禽类动物，产自辽东京道东北部的五国女真地区(大致在今黑龙江、乌苏里江下游入海口一带)。宋人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天柞嗣位……又有天鹅，能食蚌，则珠藏其嗉。又有俊鹘号海东青者，能击天鹅，人既以俊鹘而得天鹅，则于其嗉得珠焉。海东青出五国，五国之东接大海，自海东而来者，谓之海东青。小而俊健，爪白者尤以为异，必求之女直，每岁遣外鹰坊子弟趣女直发甲马千余人 入五国界，即海东青巢穴取之，与五国战斗而后得，女直不胜其扰。”辽代的海东青本是一种野生的猛禽，被擒之后，经辽廷训鹰机构“鹰坊”中专职驯鹰师的驯化调教，最终才变成了契丹猎人狩猎时的“工具”。
契丹辽国的水生动物种类并不太多，这主要与其地理位置偏北，年平均气温偏低及水系不如江南地区发达有关。辽之江河湖泊主要集中于上京道东部及东京道地区。根据有关历史文献记载，辽地的水生类动物主要是鱼。其中有一种名叫“牛鱼”的鱼，亦名“牛头鱼”，常为契丹渔民所钓捕。如《辽史拾遗)卷十三引王易《燕北录》即云：“牛鱼，嘴长鳞硬，头有脆骨，重百斤冯道使契丹诗云：曾叼腊月牛头赐。史谓契丹真以牛头赐之，非也。契丹主率以腊月打围，因敲冰钩鱼，则腊月牛头者，正本草所著东海之鱼，其头如牛者也，非真牛头也。”辽东京道原渤海国地区水域还生长着一种螃蟹，名为“渤海蟹”。史载，“渤海螃蟹，红色，大如碗，螯巨而厚，其跪如中国蟹螫”。此外，这一地区还盛产一种水生动物“石鱮”，为“鮀鱼之属。”
契丹辽地的陆生兽类动物资源比较丰富，种类也较多。见诸史料的辽地陆地野生动物主要有虎、熊、野猪、豹、狼、狐狸、野兔，跳兔、黄羊、鹿、黄鼠、貂等。其中，有一种非常有特色的野生鼠类动物——貔狸，是辽的特产，不少史料均有记载，尤其是宋人的使辽“语录”中，记载更为详细。如《契丹国志》引宋刁约使辽“北语诗”即云：“押宴移离毕，看房贺跋支。饯行三匹裂，密赐十貔狸。”诗后自注云：貔狸，“形如鼠而大，穴居，食谷粱，嗜肉。北朝为珍膳，味如豚肉而脆”。王辟之《渑水燕谈录》亦云：“契丹孱产貔狸，形类大鼠而足短，极肥，其国以为殊味，穴地取之，以供国主之膳，自公以下，不可得而尝。”貔狸是辽一种比较珍贵的供食用的野生动物，除供契丹贵族享用外，有时也赐予南来的宋朝使臣，但有的宋使并不知其珍贵，往往被赐后即送野外放生，致使辽人大为惊骇。如张舜民《画墁录》即云，使辽公事完毕，返回之时，辽人密赐其“毗黎邦(貔狸)十头。毗黎邦，大鼠也，彼中上供物，善糜物，如猪貒，若以一脔置十斤肉鼎，即时糜烂。臣下不敢畜，唯以赐南使。绍圣初，备员北使，亦蒙此赐。余得之即纵诸田，辽傅大骇，急求不见，乃曰：‘奈何以此纵之?唯上意礼厚南使，方有一枚。本国岁课，其方更无租徭，唯此采捕十数以拟上供，一则以待南使也。如帐前问之，某等皆被责，今已四散收捕。’因辞以不杀无用。自尔直至还界，无日不及之嗟惜也，其贵重如此”。
当然，辽地的野生动物绝不仅仅限于上述见于史料的几种，仅以辽之腹地(约上京道东南部及中京道、东京道地区)为例，千年之后的今天，这一地区的野生动物资源依然比较丰富，按人类的开发、破坏与地球上野生动物灭绝成正比来推断，千年之前的辽之腹地的野生动物种类、数量肯定要超过现在。所以，参见有关资料记载的今东北地区的野生动物资源状况，我们即可大致复原千年前辽地野生动物资源的状貌。（摘自张国庆《辽代社会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