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斐逊才是美国保守主义之父——当代很多保守派（还有自由派）是如何认错祖宗的 ?
序言
为什么储蓄对提高生活水平如此重要
—— 来自人的行动学的框架
© 文 /Clyde Wilson | 译：禅心云起
来源：私产公号
最近看到某书店《美国的溃败》一文，大意是说美国创始人中杰斐逊是自由派鼻祖，亚当斯是保守派鼻祖，不禁令人啼笑皆非。这反映出国内在一些错误观念的影响下，对美国历史的认知有多么扭曲。
你其实都不怎么需要深入历史，拿两人各自担任总统时期的政策和如今美国两党主流政策建议对标一下，就能发现谁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按现代标准来衡量）。杰斐逊：有限政府、州权、低税、反通胀、自由经济……亚当斯：中央集权、印花税、土地税、高关税、国家银行、暴民政治……最令人诟病的是，亚当斯像极了法国大革命当中的僭主，任内颁布了（压制言论的）《惩治煽动叛乱法案》，规定，“任何人撰写、印行、口头表示或出版……反对美国政府或国会任何一院、或总统的任何不真实的、丑闻的和恶意的文章或言论，以图损毁他们的名声，或煽动美国善良人民对他们的仇恨，或抵抗、反对、挫败任何这类法律……将受到两千美元以下罚款和两年以下徒刑的惩罚。”
该法案一经颁布，一时间北美上空阴霾密布，人心惶惶不安，人们似乎处于法国雅各宾派的高压统治之下，甚至有人将这一时期称为联邦党人的“恐怖统治”时期。本文通过深入历史，回顾了这种误区从何而来，还原了杰斐逊的本来面目。
前言 |今天（2018 年 4 月 13 日），借托马斯·杰斐逊 275 岁生日之际，我们“永恒的随笔”系列，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与克莱德·威尔逊（Clyde Wilson）一起回顾杜马斯·马龙（Dumas Malone）代表作《杰斐逊和他的时代》的机会。
简介 |杜马斯·马龙（1892 年 1 月 10 日至 1986 年 12 月 27 日），美国历史学家、传记作者和编辑，因其六卷传记《杰斐逊和他的时代》而著称，并为此获得了 1975 年普利策奖，1983 年被授予总统自由勋章。马龙的著作以其清晰优美的写作风格，严谨而透彻的学术知识以及对杰斐逊不断发展的宪法和政治思想的关注而广受赞誉。
1809 年，托马斯·杰斐逊交接了总统职位，转身回到弗吉尼亚。在他剩余 17 年活跃的岁月里，他从未离开过那里。马龙这部杰作的第一卷，出版于 1948 年，名为《弗吉尼亚人杰弗逊》。第六卷也是最后一卷为“蒙蒂塞洛的圣人”。杰斐逊从弗吉尼亚始，也从弗吉尼亚终。请记住这一事实。它将使我们避免许多错误，并引导我们尽可能接近真相，真正了解这位有时神秘莫测的国父。
没有一位伟大的美国人，被后世的对手和辩敌这般矛盾地借助过，从而经历了如此之多的歪曲。事实上，在过去一百年里，大多数关于杰斐逊的断言——甚至更多关于他的暗示和假设——都是如此无视背景、不成比例，以至于从根本上说是错误的。我们通常看到的不是杰斐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奇怪的大杂烩：一代又一代人的误解经过组合、再组合，直到再也辨认不出最初真实的情况。
假设我们希望了解杰斐逊，而不是简单为自己的目的而操纵他的形象，马龙就是不可或缺的。在真正的学术成了一种越来越罕见现象的今天，《杰弗逊和他的时代》是引人注目的典范。我提到这个词时，表达的是一种赞美——是为了指出这部作品避免了卖弄学问和流于肤浅这两个极端，它是详尽的、彻底的、诚实的、平衡的、巧妙的、合理的，达到了卓越的水准。
如果愿意的话，从马龙那里，尤其是最后一卷，我们可以开始认识真正的杰斐逊；而杰弗逊在美国历史的大致轮廓当中只能被视为一名保守主义者。真实的杰斐逊在他生命最后几年间最为一目了然。我的意思不是说杰斐逊是那种以年轻时是自由派而年老时成了保守派而闻名的人。年轻的杰斐逊和年老的杰斐逊之间并不存在冲突，冲突只存在于（各时期）形象操纵者的看法当中。杰弗逊是首尾一致的，他的核心主题是永恒不变的。但我的意思确实说的是，保守主义的杰斐逊在他最后岁月里呈现的最为明显，当时他已经隐退政坛，当时他不再受到领导党派所必要的妥协或代言社团共识发声（而非替自己发声）的束缚，当时他已经回到了故乡，处于让他自然放松的常态环境中。
我们怎么会偏离方向、误入歧途得这么远，以至于一位伟大历史学家竟要花掉半生时间，才让人恢复对杰斐逊的正确理解？首先，新英格兰人对于杰斐逊及其友人在 1800 年之后半个世纪给他们政治风格和目标制造的挫败而感到愤恨。他们把杰斐逊描绘成一个软弱的势利小人，一名空想家、一类神经脆弱的雅各宾派。
新英格兰联邦党人及其后继者虽然丧失了政治权力，但他们可以用文化权力来弥补。他们在选票上失利了，就转战到历史写作这一复杂战场上去赢取胜利。对杰斐逊及其成就代代相传的理解，是由亨利·亚当斯（Henry Brooks Adams，1838 年至 1918 年，美国历史学家，亚当斯政治家族成员）创造的。这位亚当斯，以他的出众才华、处心积虑和精心设计的伪客观性，构建了一种对杰斐逊和他所处时代的扭曲性看法；而美国的历史学家们——直到马龙为止——从未真正摆脱过亚当斯制造出的这种看法。对杰弗逊的看法，即使是抱有好感，也是以新英格兰标准来加以评判的。这意味着他弗吉尼亚参照系的基本轮廓被抹掉了。因此，他的信念和行动的主要动机也就无法被准确地探知。
杰斐逊的仰慕者也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好处。南北战争，还有联邦主义的历史学家，看起来已经否定并永远埋葬了杰斐逊。接着就是弗农·帕灵顿（Vernon L. Parrington），一名英国社会主义者之子（但在堪萨斯长大），重新发现杰斐逊是一位土地自由派。但不幸的是，帕灵顿发现的是法国哲学家和中西部民粹主义者的一个假想组合，而不是那位阿伯马尔郡的种植园主。帕灵顿、克劳德·鲍尔斯（Claude Bowers），还有其他一些知名人士，很快就把杰斐逊变成了威尔逊主义、新政和现代所谓“自由派”（现代美国语境下的 liberal 是盗用这一好词的左派）的守护神。
因此，通过这一系列反讽事件奇特的代代累积，杰斐逊敌手的智识后裔把杰斐逊变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一种城市的、自由派的、信奉平等主义的清教徒教条主义者。最近，他们中的一些人，像福恩·布罗迪（Fawn Brodie），发现了并不符合这一形象的证据，杰斐逊从来就不是一个公认的现代“自由派”。他们本来应该做的事情是承认自己一直都弄错了。可实际上，他们选择给杰弗逊贴上了偏离常态和伪君子的标签，就因为杰弗逊其实不是他们当中的一员；可杰弗逊从来都不是、也不想成为他们那种人。杰斐逊是美国的共和主义者，而不是欧洲的社会民主党人。杰斐逊是农业的、而不是城市和工业的。杰弗逊是个绅士，而我在这里谈论的那一类崇拜者，却不是什么翩翩君子。
这一切关于杰斐逊的扭曲观点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完全无视背景，之所以貌似有些道理，是因为只从杰斐逊的某个小局部进行引申发挥，并在此基础上创设形象。这一点在把《独立宣言》的一段话以特殊、教条以及与历史无关的方式解读为平等主义启示时表现得最为明显。的确，如果没有对杰斐逊（和美国历史）的这一扭曲，在当代美国左派身上就几乎根本看不到有任何合法性传统的影子。（更奇特的是，同样的教条被一群“保守派”政治学家奉为主要信条。）
我们必须考虑误读杰弗逊的另一重要原因。杰弗逊可能会被误解，和任何一位伟大作家都会受到相互矛盾的解读没有什么两样。并且他作为一名重要作家、思想家和文体家，即使从未担任过公职，他大量的私人信件仍将是他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美国文化遗产之一。在通信中，他富有想象力、受开玩笑、充满思辨。他在致信时会多少迁就对方。他喜欢变换各种想法，从各个角度来审视它们。
在他最狭义的政治活动以外，他是以哲学家而不是战术家的身份写作。此外，他在智性上彬彬有礼、宽宏大量。教条主义者没有看到杰斐逊当面反驳他们；等到后来发现他不附和时，就骂他是伪君子。他不是伪君子；他只是一个有礼貌的倾听者，一个绅士。因此，可以引用杰斐逊来反对杰斐逊。为了清楚地看到真实的杰弗逊，我们必须知道背景，我们必须了解他的整个作品集，我们必须知道各个主题当中哪些是永恒的、哪些是偶然的。马龙做到了这一点。
那么，真实的杰斐逊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些永恒的主题又是什么呢？显而易见。没有一个能给当代左派带来丝毫慰籍。首先，杰弗逊代表着自由和启蒙。马龙的主题思想是，他是我们这些高尚目标的最好象征。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思想可以被扭曲来支持某些目标迥异的不同人士粉饰为自由和启蒙的事物。他关于自由和启蒙的观念，总是植根于他弗吉尼亚社区的既定性质和必要性，总是在相互竞争的主张之间保持和谐的平衡。请阅读杰弗逊关于每个公民都需要成为士兵（武装起来）的观点；他关于法国大革命中应该遵守谨慎界限的观点；他关于自由对一个没有准备好的民族来说不恰当的观点；他对于州长帕特里克·亨利即刻处决一名托利党劫匪的批准。
杰斐逊支持个人自由和社区自治，他内心认为某些改革会加强自由。然而，杰斐逊根本就反对有计划性的、政府强加的改革。他的整个职业生涯证明了这一点。只要看看他对我们的第一位“进步主义”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民族主义计划的反应：
所有政府，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不管事无巨细，如果都被吸引到华盛顿，使之成为一切权力的中心，那（这个中心）就将使一家政府对另一家政府给予的制约变得虚弱无力，也将会像我们所脱离的政府那样变得腐败而有压迫性。
依据史料，杰斐逊担心奴隶制对社会的有害影响。但他更担心政治上反奴隶制的有害影响。阅读他关于密苏里争议的文章，你会纠正无数个错误陈述。诚然，杰斐逊希望美国对于全人类成为自由政府的成功榜样。但他话里所说的榜样，就是他要表达的意思。他没给那些想把民主强加于人的对外干涉者任何鼓舞，而只是鼓舞那些想要保卫美国民主不受任何敌人伤害的人。的确，杰斐逊不信任神职人员。在这方面，他是他那一代人的典型代表。但公民杰斐逊与哲学家杰斐逊不同，他的生活离不开教堂。宗教信仰和虔诚对他来说并不是什么问题。他担心的是假装神圣、好管闲事、走政治路线的加尔文派神职人员——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自由派”牧师。
杰斐逊是自由经济的倡导者，但他在这一点上也不是教条主义者。像他所有的价值观一样，他对自由市场的信心与其他主张相平衡。他信奉稳定社会中的经济自由。在马龙“一个乡村绅士的政治经济学”一章中，通过简单地遵循事实，就纠正了四代人的扭曲。他写道，以“回顾的眼光”来看，杰弗逊“对他那个时代经济问题的反应，可以更贴切地用保守主义来加以描述。”
杰斐逊支持公共教育，但他所支持的并不是后来成为美国标准的普鲁士-新英格兰标准化模式的公共教育。应该以更现代、更实用的课程给传统的古典课程做补充，但不能为了给前者腾出空间而对后者加以抛弃。这是一种有竞争性的、精英主义的，基于一种对天赋和美德的自然贵族信仰的教育。富人总会照顾好自己。公众教育的目的是确保出现在穷人中间的有才华者不会被埋没掉。
这和现代美国公共教育的目标截然相反。这种现代模式让教育的水准沦落到最低的公分母，从而让那些贫穷但有前途的年轻人铁定无法学到足够知识来超越自己的地位或与特权阶层竞争。杰弗逊写道，“自然贵族，我认为对于社会的指导、信任和治理来说，是大自然最珍贵的礼物。（…）难道我们不能说最有效地为纯粹挑选这些自然贵族进入治理职位而准备好条件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吗？”
杜马斯·马龙完成了一部伟大的作品——这部作品和它的主题一样，真实、和谐、平衡、公正、高雅、绅士。在 20 世纪的美国，一本绅士写的关于绅士的书，这是多么罕见的事情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