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明朝顺天解元余应诏

安阳明朝顺天解元余应诏

安阳乡库区原来有个金峰村（三台村），村民相传一个《两省解元余咏》的故事，说大明三年，三台村余咏进京赶考，因为暴雨受阻，就前往江西参加考试，中了江西解元，后来又参加浙江考试，中了浙江解元。后来还拜官监察御史、布政使。

如果了解明朝科举制度，听到这个故事，就知道传说是似是而非了。解元是乡试（举人考试）第一名，一般不会参加两地乡试并两次夺得解元，一般也很难拜官监察御史、布政使。

现在是网络时代，有机会与三台村移民龙游的余氏宗亲交流，得知三台村明朝确实有解元，以前祠堂中还有楹联：江西山西两省布政，顺天应天两京解元。解元说的是余应诏。

查民国《遂安县志》，确实有余应诏的记载，余应诏，号聘野，布政（余）复五世孙，博学有才名，万历癸巳选贡，甲午举顺天乡试第一，生平以礼自持，谢绝请托，授徒讲学，壮年早殁，士林惜之。县南二十五里六都有解元坊，为顺天解元余应诏立。

几经周折，在安阳村余旺海家看到了《琅川金峰余氏宗谱》。据宗谱记载，金峰村有三名进士余武子、余稪（複）、余锓。余稪累官至江西布政司左布政使，余锓累官至山西布政司左布政使。乡试举人五人：余价、余淑、余应诏、余之隽、余承迪，其中余应诏为万历甲午顺天乡试第一名，即为“解元”。

宗谱有《聘野公传》，余应诏，号聘野，甲午中顺天乡试解元后，居家授生徒讲课，并学习洪武正韵，“意在三元之业”，即有心再考进士的。但天不假年，于万历己亥去逝，年仅四十二岁。

明朝有两京，南京为应天府，北京为顺天府。余应诏选贡后入北京国子监读书，就参加顺天府乡试，取得第一名为解元。

那么又怎么演变为“两省解元”、“两京解元”的呢？这可能与宗谱的堂坊记有关。

宗谱有一篇文章《重整传芳堂京元世美坊》：

惟吾村播迁以来，厪思今不古若，抑先贤发轫而后，差幸俗不殊乡。方伯石坊在城，一踞其胜（二方伯坊，一在东街，先年修整，北街锓公坊久圮），象贤牌柱于里，仅存其名（在桥头牌楼前石脚仍存）。倾圮爰恤于人言，修整尚凭乎众力。况门标世美，想见五世同居（稪公任江右时尚未分爨），匾额解元，忻传两解重荐（是科京元后，制定外省取第二，为南元。此系浙江一省两解。所谓“三元天下有、两解世间无”）。阶前孔道危轩，几致摇心（时京报至，以殿会二元多属外省，何直省元讶来远地，如今危欹，亦同动心一般。），门内清除盈尺，犹堪吐气。美能著里，何必户别门分，德可为邻，奚云人众我寡。本家叩囊以应，助饭助工，还惜力有不逮；各众慨量以施，议捐议恤，唯祈愿可能偿。视前徽虽难遵旧制，规后弊乃共饰新模。兹顾斯文，谁复登龙而价倍，欲怀惜费，庶几祔骥以名彰。是在同情，私宜竭虑，至于议禁，族有公言。是为引。大清嘉庆八年癸亥桂月上浣之吉，七世房侄孙承中肃启

该记涉及方伯、解元、京元、南元、省元等称呼。布政使，又称为方伯，余稪、余锓两进士累官布政使，在遂安县城立有石坊，称中方伯坊。余应诏为顺天解元，在村里世美坊上悬挂“解元”匾额。因为乡试是分省考试，解元又称省元。一般称京城国子监读书的贡生为“京元”。从本记注解看，此处“京元”与“南元”对应，是以京城与外省来区别的，这个“京元”的意思大概是指顺天府乡试第一名即顺天解元。

该记提到“两解重荐”、“浙江一省两解”，从文字看，可以理解为甲午科乡试，浙江省出了两名解元。余应诏是浙江遂安人，在北京顺天府乡试中解元。浙江省乡试另外还有一名解元。《皇明三元考》有明确记载：顺天府解元余应诏，浙江遂安人。浙江乡试解元谭昌言，嘉兴人。所以，“两解重荐”、“浙江一省两解”，实际上指的是浙江有余应诏、谭昌言两人获得甲午“解元”。

故事背后有故事，揭开迷团是真相。说“江西山西两省布政”应该不算错，而说“顺天应天二京解元”却是不准确，余应诏参加的是顺天府（北京）乡试，没有参加应天府（南京）乡试，也没参加浙江乡试。至于说余咏（大詠），余氏宗谱记载是唐朝国子司业，是遂安萝蔓始祖余大康兄弟。琅川（琅墅）始迁祖余永，是金峰（三台）人先祖，不是举人、解元，更不是御史、布政。《两省解元余咏》的故事有些离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