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江小译｜巴迪欧：《真理的内在性》导论（第一节）
真理的内在性
文｜巴迪欧
译｜蓝江
通 论
第一节 思辨策略
这三十年来，我的哲学策略是什么？就是要确立我所说的“真理的内在性”。换句话说，为了拯救真理的范畴，让真理可以得到合法化：
（1）绝对的，同时又是具体化的建构。
（2）永恒的，同时又是过程性的结果，在世界的事件的形势下，这个过程滥觞于一个特定的世界，因为也属于这个世界的时代。
（3）在本体论上，被确立为类性的多元（multiplicité générique），在现象学上，存在被具体化为一定世界中的实存的最大值。
（4）非-主观的（普遍性），同时也是必须的，为了认识它，就要形成主观的合体。
也可以说：问题在于我们能创造出这样的实际可能性，真理的存在就是普遍而具体的例外。这让我们可以摆脱康德的困境，对于康德来说，要么“真理”仅仅是主观判断的模态，要么必须获得超越性的认可。
和以往一样，这个策略的争议性的背景，就是在两条战线上的斗争。一方面，必须对那些与宗教同流合污的本体-神学的装置进行激烈的批判，这种装置将有限的多元塞入到无限之太一（l’Un-infini）的形式权威之下，通常这个无限之太一被称为“神”，这样，这个策略拯救了真理，但代价是产生了一个绝对的超越性的太一。这种批判的前提，在康托尔之后，我们将无限和太一分开，假设一切存在的事物只能以无一之多（un multiple sans-un）。既然如此，我们就不会承认——这是第二条战线——所有的多的形式都不再具有绝对性（désabsolutiser），因而远离了太一。我们不能牺牲真理的绝对性，而让位于相对于主义，最常见的是语言上或文化上的相对主义，即怀疑论，这就是怀疑论的本质，它隐藏在某种模糊的认识和行为的民主主义背后。
因此，归根到底，这是一个反对思想的一般倾向的问题，对于这种倾向来说，在某种条件下，多元的存在具有普遍的价值，这也是一种超越性的倾向，在这种倾向中，太一的形式得到普遍的保障，还有，对于我所说的民主唯物主义而言，他们认为普遍性就是一场骗局。
民主唯物主义的基本本体论主体是有限的：那里只有身体和语言，绝对性和普遍性对于他们来说都是危险的概念。甘丹·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顺便说一下，他是今天唯一伟大的哲学家，他试图过新的绝对的手段，在一个激进理论（即世界的偶然性）的支持下，将超越性（transcendance）从旧的本体论形式（太一的创造力）和民主唯物主义下解救出来——因此，甘丹·梅亚苏关于方法论的小书的书名就是《有限性之后》（Après la finitude）。他说得很对！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摆脱有限性。
我们所谓的“有限性的意识形态”是有限的三重假说。首先，有限在那里，所以有限存在（le fini est ce qu’il y a, ce qui est）。假设有限性是一个现实原则，那么这就是一个服从原则：我们必须服从有限性的现实约束。第二，有限性决定了什么能存在，什么可以发生。这就是限制可能性的原则：对“乌托邦”、“大胆幻想”、所有“意识形态”的批判，这种批判既软弱又平庸，人们认为这种批判是破坏想象力的母体（matrice），在上个世纪，其范式就是共产主义的历险。第三，有限性规定了什么必须存在，即我们责任的本体论形式，这预示着，这实际上就是有限性的公理，即资本主义在根本上是自然的。这就是有限性的权威原则。
当代或“后现代”，对有限性的反对，实际上被转化为上面讨论的第三假说。事实上，在那些广泛地接受了民主唯物主义共识的人当中，还有一些道德学家，一般会将之重新命名为“伦理学”。这些真诚的民主派，一般都是道德化资本主义和自然的仰慕者，他们觉得必须要尊重生命，也就是他们的资产负债表——他们那可怜的负债表——这是20世纪的悲剧，它需要一种假说，以某种方式凌驾于生命，生命的有限性，也就是一种无限性的假说。这就是导致细心的利奥塔用更为尖锐的“无限的权威”取代了“人权”这个天真且具有共识性的有限的表达方式的原因所在。
然而，对于利奥塔来说，这种“无限的权威”最终回到了康德的第三批判，回到了崇高美学的方面，并结合了古代末世论诉诸律法的方式，显然这就是犹太戒律告诉我们的东西。和以往一样，与有限性的重新协商最终走向反动。
也有一些人试图讨论第二假说，即通过讨论有限性的无限资源来讨论可能性的限制。这就是资本主义本身所采用的逻辑，技术发明的无限“开放”，民主的不断的“改进”，以及与自然环境的“无限协商”。技术革命、民主进步和深层生态学为我们的无法弥补的有限性形成了一个抽象的、无限进步的基础，一个接近无限的，在客观上开放，这让我们赢得有限性应得的最大福利。
事实上，这些结构并没有思辨上的连贯性，它们只是让资本主义的有限的和严格保守的目标，支配性的政治制度或今天的自然界能够简单地持续下去。此外，很难看到名副其实的哲学能采用这样的方案。
本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对第一个基本的假说，即对本体论假说进行最彻底的批判，它肯定了存在的有限性，特别是我们的独特存在。我将会一种特别突兀的形式来做这件事，但是这种方式与神学和创世论的寓言惊人地一致，尽管二者截然相反，因为它把所有的存在都排斥在太一的存在之外。我的论题实际上就是这样：有限性，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没有存在。有限，并不存在，它仅仅是参与到无限多元之中的运算结果。或者更准确地说，有限性在一般意义上就是两种无限类型（两种不同权力）在运算上交叉的结果。
有限始终是一个结果。我认为，这句话是第一次剥离了其宗教背景——这句话要求我们在面对创造出有限，并不断地重新创造出有限的神圣的无限性时，我们要让我们的有限保持谦卑——我将在本书中对此给出理性证明，将之作为证据。
因此，我还将详细说明，有限性有两种存在模式。它可能是无限之中运算的消极后果。我们将称之为废值（déchet）。若其在无限之中的运算是积极后果。我们反而将之称为效值（œuvre）。有限效值的范式，对立于废值的消极性，最经典的就是艺术作品（效值）。但在任何真理程序中都有一个效值的效果。作为真理的效值，有限性是被创造出的形式，它是一种无限性作用于另一种无限性的形式。它是由不同的无限性具体摩擦产生出来的火花。
最后，我将提出一个颠倒版的浪漫格言。众所周知，浪漫主义的方案就是将无限的事物聚集在爱、革命或艺术的有限网络之中，从而（以基督教的道成肉身的形式）让观念下降到可感物之中。我的真理观是，在无限运算的独特路径中，会扭曲产生一种未知的有限性，这种有限性的实存会占据存在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有限性在于无限。在这个意义上，我同意笛卡尔的说法，他宣布无限的观念要比有限的观念更为清楚。我们说，在任何情况下，无限的清晰性都是首要的。
我的立场是，在现代的有限性及其对它的彻底批判之外，真正的起点在于如下问题：什么样的无限存在的本体论可以用来支撑在废值有限性和效值有限性之间做出区分？从什么样的绝对性出发，不求助于各种形式的神圣超越性，也意味着终结了相对性？在这里，我们开始了长征，彻底的新，尤其是数学上涉及到无限的新，召唤着我们——终结了有限性的命运——成为各种真理的主体，从实际上的各种无限彼此纠缠的网络中提炼出它们业已完成的效值，将这些效值记在永恒行驶的记录之中。
所以，本书的逻辑主线是从对有限性的批判开始，有限性是我们时代里最核心的意识形态拜物教，进而通过了某种思辨理论，考察在人类思想能够证明具有可能的真理程序中的某种无限性的具体出现，这种思辨理论就像无限性一样完善，就像当代数学给我们的钥匙一样。
因此，我可以说明我在漫长的生涯中想要写出四本“大部头”的哲学书，哲学书在很大程度上致力于意识形态-政治事业，最终我完成了这些著作。这四本书分别是《主体理论》（Théorie du sujet，1982）、《存在与事件》（L’être et l’événement，1988）、《世界的逻辑》（Logiques desmondes，2005）和《真理的内在性》（L’Immanence des vérités ，2018）
1.《主体理论》是我“脱离”我青年时代如此如醉的萨特的存在主义的第一次尝试。
我的脱离发生在1956年到1966年间，通过结构主义，尤其是对列维-施特劳斯的人类学、索绪尔之后的现代语言学以及经过阿尔都塞改造的马克思主义的认真研究之后。其次，我发现了弗洛伊德文本中的精神分析，以及在《精神分析》（La psychanalyse）杂志上的那些神奇的文章，发现了拉康提出的革命性的解释。再次，经过长期的艰苦工作，我基本上接近了当代数学及其逻辑学衍生物所揭示的东西。
我也有机会和高师的朋友们一起展现了对柏拉图的热爱，我对柏拉图的热情一直持续至今：我每天都阅读柏拉图的原文，并做评注，这就像我们每天早上对哲学的礼拜。最后，我不断恢复着对诗歌、小说和戏剧的趣味，这意味着我通过马拉美（Mallarmé）、圣琼-佩斯（Saint-JohnPerse）、瓦莱里（Valéry）、塞泽尔（Césaire）、康拉德（Conrad）、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ïevski）、亨利·詹姆士（HenryJames）、克洛岱尔（Claudel）、布莱希特（Brecht）、或肖恩·奥凯西（SeanO’Casey）来寻找写作所崭露的脉络，我不会否定其根源，即我从萨特的心理现实主义走向了结构形式主义，在60年代末，我已经转向了这一点。我的第一次写作仍然是精神和生命的混乱，我采用了多重形式写作的方式，这是一种写作的工具，当时起名叫《大成书》（Almagestes，1964）随后我写了一本更有深度的小说，叫《航海图》（Portulans,1967）。
在我三十岁时，1968年五月风暴给我上了完全不同的教训。于是我理解了，那实际上就是政治：这条道路穿过了运动中的社会的核心部分和被忽略的部分，在工厂的工厂、雇员，尤其最新到来的大众之间形成了有机联系，当时这些人正从北非、葡萄牙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大规模地来到这里。而在这个被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史无前例的发明所照亮的前程上，我理解了哲学必须摆脱古老的存在主义之锚，在自身之中保留主体概念的优势，但它也必须整合柏拉图主义严格的形式主义和理念。在这个意义上，真正的政治必须根植于运动和穿越性的冒险，发明新的纪律和组织。那么在所有这些教训找那个，《主体理论》极为重要。
2.不得不说，在经过十年（1968-1978年）的激进运动的岁月，那时我频繁参加活动，在实践上没有干其他事情，此后我回复了做哲学的工作，做哲学已经与我主要关注事情如影随形，即为更新的共产主义思想提供实际的服务。我渐渐地觉得，在对观点上有点野蛮，有点浪漫的1982年的那本书做出平衡之后，我引入了真理理论，从而让主体理论的综合形象在某些方面更为明确，你们可以在《存在与事件》（1988）中读到这些。主体受到根本性的本体论的形式规则的限制，在这本书中，我用数学集合论从形式上概括了多元的理论，用以支撑这种本体论。
然而，这些限制也有例外，即存在一个无法计数的起源，一个具体的断裂，我称之为事件。最终，忠实于结构之中的事件的结果而形成了主体的效值，这个结构的规则已经被事件打乱，产生了真理的概念。这样，所有的主体都是真理的行动者，这是在既定情势中的内在性的例外。我已经可以说明，根据保罗·科恩的研究，数学上的类性子集理论同时考察了真理的具体层面和普遍层面。作为类性的多之真理，事实上就是情势的诸部分，但它不能被该情势下既定的知识所把握或理解。这样，在这些成果中，我重新发现了海德格尔所引入的知识（判断）和真理的区别。
3.我很清楚，这种普遍性并没有穷尽真理在面对让真理得以出现的情势结构中的所有困难和限制。我已经揭示了全新地接近这些限制的方式，所以这是一个特殊的世界，这个世界带有它的规则和规定，这就是后来让-杜桑·德桑蒂（Jean-ToussaintDesanti）告诉我的东西，在集合论之外，他提出还需要范畴论，即另一种不同类型的本体论，它并不是建立在多的收敛性（compacité desmultiplicités），而是建立在运动的关系网络基础上。多年以来我经过大量的数学工作，弄明白了范畴论，我得出的结论是，人们可以也应当认为，本体论层次事实上就是多的理论，而且我们也必须承认特殊世界的理论，即“物理学”，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叫的话——就是从范畴思想进行的形式化思考。
换句话说，一个多就是存在的形式，即在多的纯粹本体论的框架下来思考多，但这个存在物的具体化，它在某个世界上的表象，必须思考为与它共存于共一个世界上的其他多的关系体系。这种一般化的关系理论，就是在范畴论的框架下的思考，对范畴论而言，关系优先于实体。这就是我撰写第三本系统哲学书，即《世界的逻辑》的原因。简言之，我从存在（l’être）走向了在那里存在（l’être-là）：存在的表象就是具体化。我也可以说，在我的存在思想（pensée de l’être）之后，我的实存思想（penséede l’existence）也成形了。尤其是1988年，在说明了了类性形式下的真理，即普遍性的多，可以排除在让多出现的具体的情势规则之外，而在2005年，我确定了这些真理的表象可以存在于某个特殊的世界上。我研究了作为事件之后的存在形式的真理及其主体。现在，我研究了在特殊世界上的作为实际过程出现的真理及其主体，不过，这个实际过程的实存形式具有普遍性的值。
4.但这个任务并没有完成。在从存在理论角度出发研究了真理和主体——因此我们可以研究事实上的普遍性之后，在解释了这些真理及其主体的普遍性与特殊世界上的表象或实存规则可以共存之后，对我来说，还需要理解的是，我们从那里得知真理是绝对的，也就是说，真理不仅对立于经验论的解释，也对立于先验架构，先验架构意味着一个存在物不依赖于主体，然而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主体就是既定世界上的历史行动者。
我们可以换一种方式来说。正如我已经确保了多在本体论上的可能性，而这种本体论与让多得以发生的特殊世界保持了距离，这些多具有一个普遍性的值，于是，我走出了特殊性的王国，正如我已经保证了这种普遍性绝不会排斥特殊运算的结果，不会排斥在特殊世界中主体化的行动者，这样，我走出了超越性或太一的王国，同样我反对了主流的相对主义，保证了这一点。对于真理的出现，真理依赖于一种主体化的事件装置，它绝没有排斥它曾经在某个实际上的运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真理是绝对的，我们将会看到，这就是真理的明晰痕迹。我称之为无限的阶级，也就是斯宾诺莎意义上的绝对的属性。
在这里，我总结了我的方法。一旦我们说明了有限性压制的基础，我们就可以想象各种无限类型之间的令人震惊的等级关系，在有限性的辩证区分中，我们已经考察了它的发生，应该将其称为效值，那么我们是否就可以思考真理，思考的不再是真理的存在或表象，而是真理的真实持存（subsistance réelle），以及永恒地调动起结果的可能性？是的，作为效值的真理，也就是说，作为独特的作用力的真理，尽管它是有限的，但它不仅见证着让它们得以出现的特殊世界结构中的绝对，而且在任何世界中，普遍性都会让它们得到复苏，这样的真理究竟是什么？在真理存在的结构形式以及表象真理的历史实存形式之外，在它们运行的不可逆转的绝对性之中，在真理的绝对命运之中的真理和主体是什么样子的？因为诸神已死，那么我们说真理的绝对性是什么意思？我不太谦虚，我相信本书会对这些问题给出一些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