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尧精读《资治通鉴》第64集

巩固政权

【原文】彭越既受汉封,田横惧诛,与其徒属五百余人入海,居岛中。帝以田横兄弟本定齐地,齐贤者多附焉,今在海中,不取,后恐为乱。乃使使赦横罪,召之。横谢曰:“臣烹陛下之使郦生,今闻其弟商为汉将;臣恐惧,不敢奉诏,请为庶人,守海岛中。”使还报,帝乃诏卫尉郦商曰:“齐王田横即至,人马从者敢动摇者,致族夷!”乃复使使持节具告以诏商状,曰:“田横来,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来,且举兵加诛焉。”

【白话】彭越在被刘邦封为梁王后,田横害怕被杀,遂与其部属共五百多人逃入海中,居住在岛上。刘邦认为齐地原本就是田横兄弟平定的,齐人中贤能的人很多归附于他,现在居住在海上,不收服的话,日后恐怕会生出变乱。于是派遣使者赦免田横的罪过,召他前来。田横谢绝道:“我烹杀了陛下的使臣郦食其,现在听说他的弟弟郦商在汉朝为将。为此我深感恐惧,不敢奉诏,请陛下就让我做个庶民,居守在海岛中度日。”使者回去向刘邦回报后,刘邦遂诏令卫尉郦商道:“齐王田横即将到来,如果有谁敢动他的人马随从的,将处灭族之罪!”于是再派使者持节,将皇帝诏令郦商的具体情况告知田横,道:“田横若来,大可以封王,小也能封侯。如若不来,就派兵诛灭。”

【姚论】

《史记·田儋列传》记:“田横亡走梁,归彭越。彭越是时居梁地,中立,且为汉,且为楚。”盖韩信平齐时,田横为灌婴所破,只得逃往魏地,投奔彭越。当时彭越据有魏地,虽然名义上仍奉刘邦为主,但实际上已逐渐从最初的积极南下断楚粮道,逐渐转为在楚汉战争中保持中立,以积极扩充自身的实力。因此,对于田横的投奔,彭越是乐见的。在彭越被刘邦封为梁王后,梁国是个独立王国,刘邦并未直接插手梁国内部事务,亦未逼迫彭越交出田横。且就历史恩怨来说,田氏对于刘邦夺取天下是立有大功的。天下分封后,正是由于田荣反楚,使得项羽无暇西顾,这才让刘邦得以平定三秦。项羽击破田荣后,又是田横继续反楚,使得楚军深陷齐境,这才让刘邦得以攻入彭城。真要说田横有什么对不起刘邦的,那也无非就是自觉被骗后烹杀了刘邦的说客郦食其,但彼时各为其主,且田横是深感被骗才恼羞成怒,对此刘邦岂能不知?又岂会为了替郦食其报仇而诛杀田横?在韩信徙封楚王后不久,齐地就被刘邦封给其庶长子刘肥。因此,田横居于海上,对于齐国确实是个威胁,刘邦恐其日后为乱是有道理的。可如果田横留在彭越麾下,则刘邦短时期内肯定不会想到要针对田横,那田横又何必惧诛入海呢?然则,韩信徙楚后为求自保,就供出了与刘邦有隙的钟离眛。以此推之,彭越受封梁王后,也未必愿意收留与刘邦有隙的田横。盖当韩彭有裂土封王的进取心时,想的就是如何广纳贤才以扩充实力;当其已经达成裂土封王的心愿时,想的就是如何安享富贵以免遭嫉恨。因此,田横之惧诛入海,与其说是害怕刘邦为郦食其报仇,毋宁说是不能见容于彭越。

【原文】横乃与其客二人乘传诣洛阳。未至三十里,至尸乡厩置。横谢使者曰:“人臣见天子,当洗沐。”因止留,谓其客曰:“横始与汉王俱南面称孤;今汉王为天子,而横乃为亡虏,北面事之,其耻固已甚矣。且吾烹人之兄,与其弟并肩而事主;纵彼畏天子之诏不敢动,我独不愧于心乎!且陛下所以欲见我者,不过欲一见吾面貌耳;今斩吾头,驰三十里间,形容尚未能败,犹可观也。”遂自刭,令客奉其头,从使者驰奏之。帝曰:“嗟乎!起自布衣,兄弟三人更王,岂不贤哉!”为之流涕,而拜其二客为都尉;发卒二千人,以王者礼葬之。既葬,二客穿其冢傍孔,皆自刭,下从之。帝闻之,大惊。以横客皆贤,余五百人尚在海中,使使召之;至,则闻田横死,亦皆自杀。

【白话】田横遂与两名门客乘坐驿车前往洛阳,到达距离洛阳三十里的尸乡(今河南偃师西)驿站。田横婉言对使者道:“人臣朝见天子,应当先去沐浴。”于是,就在驿站停留下来。田横对门客道:“我田横最初与汉王一道南面称王,现在汉王成为了天子,而我田横却沦为亡国俘虏,只能北面称臣侍奉他,这就已经是奇耻大辱了。更何况我烹杀了别人的兄长,现在却要和被我烹杀之人的弟弟并肩侍奉同一个主人。纵使他畏惧天子的诏令而不敢动我,但我又怎能不有愧于心!况且陛下之所以要召见我,无非是想看一下我的容貌罢了。现在就可以斩下我的头颅,快马飞驰三十里,则容貌还不至于损毁,仍然能看得清楚。”于是自刎,令门客捧着他的头颅,随使者飞奔呈奏给刘邦。刘邦感叹道:“唉!田氏以布衣之身起家,兄弟三人相继为齐王,这岂非是贤才!”为之流下眼泪,随即拜田横的两位门客为都尉,调派士兵两千人,以诸侯王的礼仪安葬田横。葬礼结束后,两位门客在田横的陵墓旁挖坑,皆自刎而死,倒在坑里为田横陪葬。刘邦听说此事后,大惊,认为田横的门客都是贤人,其余五百人还在海岛上,就派使者前去传召。使者抵达海岛后,门客们知道田横已死,遂都自杀。

【姚注】

①乘传:乘坐政府驿站的马车。

②厩置:驿站。

【姚论】

田横在向门客解释自己为什么要自杀时,说了两个理由:一是自己曾与刘邦一同南面为王,现在却要以亡国俘虏的身份北面事之,这是奇耻大辱。二是自己曾烹杀郦商的哥哥郦食其,现在却要与郦商并肩事主,这会有愧于心。事实上,田横的这两个理由都不太站得住脚。

首先,田横并未与刘邦一道南面称王。当刘邦被封为汉王时,齐王是田荣。田荣兵败被杀后,田横立田荣之子田广为齐王,自己任齐相。田横担任齐王,是在齐国被韩信攻破之后,田横听说齐王田广已死,这才自立为齐王,向灌婴发动反击,结果被灌婴击败,被迫逃往魏地,投奔彭越。这样算来,田横南面称王的时间不过数天而已,又焉能与刘邦的汉王相提并论?

其次,田横在被灌婴击败后投奔的彭越,当时只是刘邦所封的魏相。田横若觉得以齐王的身份臣服于汉王刘邦是奇耻大辱,为何以齐王的身份臣服于连魏王都不是的彭越,就不觉得是奇耻大辱?

再次,自陈胜起义以来,诸侯之间互相征伐,死于沙场的名将不计其数。章邯在定陶之战击败并杀死项梁,但这不妨碍他归降项羽后被封为雍王。就是田横自己,其兄长田荣兵败于项羽而被杀,可他日后不也与项羽重修盟好了吗?所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岂有只因曾经杀死某位将领的哥哥,就有愧于心而不得不自尽的?

最后,田横说羞于与郦商并肩事主,可是刘邦有要求田横与郦商同殿为臣吗?没有吧!刘邦之所以不放心田横,是因为田横统领五百余人居于海岛。如果田横愿意携门客迁往内陆,在京城或者其他刘邦可以完全掌控的地方做个平民百姓,那刘邦又有什么好不放心的呢?

田横如此不明事理,只凭着自己一腔热血,就顾作慷慨赴义之状,将属下五百余人的生命与前途弃之不顾,临死前也丝毫未曾替属下的将来着想。可是刘邦却称赞田横“岂不贤哉”,司马迁在《史记·田儋列传》中亦称赞田横“岂非至贤”,这样的评价,又岂非荒谬?

【原文】初,楚人季布为项籍将,数窘辱帝。项籍灭,帝购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三族。布乃髡钳为奴,自卖于鲁朱家。朱家心知其季布也,买置田舍;身之洛阳见滕公,说曰:“季布何罪!臣各为其主用,职耳;项氏臣岂可尽诛邪?今上始得天下,而以私怨求一人,何示不广也!且以季布之贤,汉求之急,此不北走胡,南走越耳。夫忌壮士以资敌国,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之墓也。君何不从容为上言之!”滕公待间,言于上,如朱家指。上乃赦布,召拜郎中,朱家遂不复见之。

【白话】最初,楚人季布是项羽的部将,曾多次令刘邦陷入窘境。项羽灭亡后,刘邦悬赏千金求购季布,下令称有敢藏匿季布的,将株连三族。于是,季布剃掉头发,铁箍束颈,将自己卖给鲁地的朱家为奴。朱家心知此人是季布,遂将其买下,安置在田舍里,然后亲身前往洛阳拜见滕公夏侯婴,游说道:“季布有什么罪过啊!身为臣子,各为其主效力,这是职责所在。项氏的臣子那么多,又怎么可能全部诛杀?现在皇上刚夺得天下,就因私怨而追捕一人,为什么要这样向天下人彰显自己的心胸狭窄呢!况且以季布的贤才,朝廷的追捕又如此紧急,则他不是向北逃奔匈奴,就是向南逃奔南越。因忌恨壮士而使其资助敌国,这就是当年伍子胥之所以挖掘楚平王陵墓、鞭打楚平王尸体的缘故。您何不好好劝劝皇上呢!”夏侯婴等到个时机,就按照朱家的意思向刘邦进言。于是刘邦赦免季布,召其前来,拜为郎中,朱家则从此不再见季布。

【姚注】

①髡钳:古代刑罚名,髠(kūn),剃掉头发;钳(qián),铁圈束颈。

②朱家:秦汉之际的游侠,鲁地人。《史记·游侠列传》记:“鲁朱家者,与高祖同时。鲁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侠闻。所藏活豪士以百数,其馀庸人不可胜言。然终不伐其能,歆其德,诸所尝施,唯恐见之。”

③伍子胥:名员,字子胥。本为楚国人,其父伍奢是楚国大夫,在楚平王时担任太子太傅,负责教导楚平王的太子建。奸臣费无忌为陷害太子建,唆使楚平王杀死了伍奢及其长子伍尚,其次子伍子胥逃往吴国。伍子胥协助吴国公子光夺得王位,是为吴王阖闾。公元前506年,伍子胥统率吴兵攻入楚国都城,此时楚平王已死,伍子胥“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

【原文】布母弟丁公,亦为项羽将,逐窘帝彭城西。短兵接,帝急,顾谓丁公曰:“两贤岂相厄哉!”丁公引兵而还。及项王灭,丁公谒见。帝以丁公徇军中,曰:“丁公为项王臣不忠,使项王失天下者也。”遂斩之,曰:“使后为人臣无效丁公也!”

【白话】季布的同母弟丁公,也是项羽的部将,曾在彭城以西将刘邦逼入窘境。双方短兵交接,刘邦深感危急,便对丁公道:“你我都是贤人,岂能互相伤害!”丁公听后领兵撤回。等到项羽灭亡,丁公前来拜见。刘邦将丁公拉到军营里示众,道:“丁公作为项羽的臣子而不尽忠职守,导致项羽失去天下的就是这种人。”于是将丁公处斩,道:“令后世为人臣子者,不敢再仿效丁公!”

【姚注】

①母弟:《史记·季布栾布列传》之索隐注:“案:谓布之舅也。”按照《史记索隐》的说法,母弟当作“母之弟”解,即舅舅的意思。事实上,这是不正确的。早在先秦古籍中,就已频繁使用“舅”来称呼母亲的兄弟。譬如,狐偃,字子犯,晋文公母亲狐姬的兄弟,故称其为“舅犯”。《墨子·所染》记:“齐桓染于管仲、鲍叔,晋文染于舅犯、高偃。”《大学》记:“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因此,在司马迁写《史记》时,绝不会因不便用“舅”而不得不用“母弟”。《左传·宣公十七年》记:“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也。凡大子之母弟,公在曰公子,不在曰弟,凡称弟,皆母弟也。”翻译成白话的意思是:“冬季,宣公的弟弟叔肸去世,他是宣公的同母兄弟。凡太子的同母兄弟,国君在世时称‘公子’,不在世时称‘弟’。因此,凡是被称为‘弟’的,都是同母兄弟。”《尚书·牧誓》记:“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孔传》注:“母弟,同母弟。” 孔颖达疏:“《春秋》之例,母弟称弟,凡《春秋》称弟皆母弟也。母弟谓同母之弟。”因此,丁公不是季布的舅舅,而是季布的同母弟。

【原文】臣光曰:高祖起丰、沛以来,罔罗豪桀,招亡纳叛,亦已多矣。及即帝位,而丁公独以不忠受戮,何哉?夫进取之与守成,其势不同。当群雄角逐之际,民无定主;来者受之,固其宜也。及贵为天子,四海之内,无不为臣;苟不明礼义以示之,使为臣者,人怀贰心以徼大利,则国家其能久安乎!是故断以大义,使天下晓然皆知为臣不忠者无所自容;而怀私结恩者,虽至于活己,犹以义不与也。戮一人而千万人惧,其虑事岂不深且远哉!子孙享有天禄四百馀年,宜矣!

【白话】臣司马光认为:汉高祖自丰、沛起兵以来,网罗豪杰,招降纳叛,人数可说是相当多了。待其登上帝位,唯独就只有丁公一人因不忠而被杀,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进取和守成的情势是不同的。在群雄竞相角逐之际,百姓没有固定的君主,只要有人来投靠就接受,这本就是理所应当的。可等到高祖贵为天子,四海之内,无一不是其臣子时,如果不能明确礼仪之道而告知天下,使得为人臣子者,皆怀有二心而谋求大利,那么国家又岂能长治久安!因此,高祖依据大义而作出明断,使得天下人都明白,为人臣子者如果不忠,是没有容身之处的;而那些怀有私心的与人恩惠者,即便于自己有救命之恩,也是道义所不容许的。杀一人而使得千万人恐惧,高祖对事情的考虑岂非既深且远?他的子孙可以享受四百多年的天子之位,真是理所应当啊!

【姚论】

刘邦统一天下后,树立了一面“忠义”的道德大旗。大旗的正面,代表人物是季布,虽然他曾多次令刘邦陷入窘境,但既然他当时是忠于职守,那么刘邦不但可以既往不咎,还可以封他做郎中。大旗的背面,代表人物是季布的同母弟丁公,虽然他曾救过刘邦的命,但既然他当时背主营私,那么刘邦不但事后不感谢他,反而还要杀他示众。为什么刘邦要这么做?因为他现在是天下之主了,自然希望天下臣民都忠于职守,而不愿意臣民们背着他结党营私。因此,司马光说“夫进取之与守成,其势不同”,这句话是对的。只是,司马光说“戮一人而千万人惧,其虑事岂不深且远哉!子孙享有天禄四百馀年,宜矣”,那就极其可笑了!

试问,刘邦真的做到“戮一人而千万人惧”了吗?丁公之后,有立即谋反的燕王臧荼和楚将利几,有诬以谋反的楚王韩信和梁王彭越,有被逼谋反的韩王韩信和淮南王英布。将异姓王诛杀殆尽后,刘邦亦命不久矣。刘邦死后,其妻吕雉执掌朝政,大肆屠戮刘邦的子嗣,立吕氏子弟为王,酿成诸吕之乱。诸吕之乱平定后不久,又爆发了刘氏子孙自相残杀的七国之乱。所谓“戮一人而千万人惧”,就是这样惧的?所谓“其虑事岂不深且远哉”,就是这样虑的?

况且,刘邦既已赦免数窘于己的楚将季布,又为何不赦免数窘于己的楚将钟离眛?既已斩杀背主营私的楚将丁公,又为何不斩杀背主营私的楚将项伯?其间的是非标准何在?还是仅凭刘邦一念之间的喜怒情绪?说到底,治理国家是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司马光竟以为靠杀个反面典型示众,就能令乱臣贼子恐惧,就能确保天下四百年的长治久安,这也太书生气了。

此外,刘邦之所以选取丁公作为负面典型,除了丁公正好是季布的同母弟,兄弟两人的际遇不同更便于作对比外,或许亦是因其曾与刘邦有过一些不能公开的交易。盖丁公既窘刘邦于彭城西,则事件必定是在刘邦兵败彭城后的西逃途中。据《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记载,刘邦在逃亡途中遇到一双儿女,就用车载着他们一起走。待到楚军骑兵追赶过来时,就又将两个孩子推下车去,幸得为刘邦驾车的夏侯婴下车将孩子抱上来。如是者三,车亦徐行,致使刘邦大怒,竟有十多次想要斩杀夏侯婴,而夏侯婴终究是保护着两个孩子脱离了险境。姚尧读《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于此处时,心里常有疑惑。刘邦当时竟然将一双儿女推下车去,说明情势已经极其危急,非如此不足以摆脱楚军追兵。可之后的实际情况,是刘邦不但要载着两个孩子缓慢前行,还要因为夏侯婴频繁上下车而耽误时间,那又怎么可能不被楚军骑兵追上?楚军追上后怎么会没有一番追杀?两个孩子又如何能安然无恙?对此,为什么史书上竟然没有留下只字片语的记载呢?待我读到《史记·季布栾布列传》有关丁公之事的记载时才猛然醒悟,这或许就是刘邦有一双儿女的拖累,却得以不用交战而安然脱身的原因所在。

仅凭史书的记载,似乎丁公是个见利忘义、背主营私之徒。可若要说私利,在当时有什么是比活捉刘邦更大的私利呢?这至少是要赏千金、封万户侯的吧?如果丁公真的只是见利忘义之徒,又岂会只因刘邦一句“两贤岂相厄哉”就放弃建立不世之功的良机?除非,刘邦许诺给了丁公更大的利益,这个利益相较于擒拿刘邦更大,这才使得丁公背主营私,放刘邦逃走。待到刘邦统一天下后,丁公前来拜见,就是指望刘邦能兑现承诺的。可是,刘邦不但不愿意兑现承诺,而且不愿意将这个承诺公之于众,所以只好杀丁公以灭口,而要杀他灭口的理由,就只能是指责丁公背主营私,不忠职守了。

【原文】齐人娄敬戍陇西,过洛阳,脱挽辂,衣羊裘,因齐人虞将军求见上。虞将军欲与之鲜衣。娄敬曰:“臣衣帛,衣帛见;衣褐,衣褐见;终不敢易衣。”于是虞将军入言上;上召见,问之。娄敬曰:“陛下都洛阳,岂欲与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娄敬曰:“陛下取天下与周异。周之先,自后稷封邰,积德累善,十有馀世,至于太王、王季、文王、武王而诸侯自归之,遂灭殷为天子。及成王即位,周公相焉,乃营洛邑,以为此天下之中也,诸侯四方纳贡职,道里均矣。有德则易以王,无德则易以亡,故周之盛时,天下和洽,诸侯、四夷莫不宾服,效其贡职。及其衰也,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唯其德薄也,形势弱也。今陛下起丰、沛,卷蜀、汉,定三秦,与项羽战荥阳、成皋之间,大战七十,小战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脑涂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胜数,哭泣之声未绝,伤夷者未起;而欲比隆于成、康之时,臣窃以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卒然有急,百万之众可立具也。因秦之故,资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谓天府者也。陛下入关而都之,山东虽乱,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与人斗,不扼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今陛下案秦之故地,此亦扼天下之亢而拊其背也。”帝问群臣。群臣皆山东人,争言:“周王数百年,秦二世即亡。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渑,倍河,乡伊、洛,其固亦足恃也。”上问张良。良曰:“洛阳虽有此固,其中小不过数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敌,此非用武之国也。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娄敬说是也。”上即日车驾西,都长安。拜娄敬为郎中,号曰奉春君,赐姓刘氏。

【白话】齐国人娄敬被派去戍守陇西,途经洛阳时,解下车前横木,身穿羊皮大衣,通过同为齐人的虞将军求见皇上。虞将军想给他换上华丽的衣服,娄敬道:“如果我原本穿的是丝绸,那就穿着丝绸见;如果我原本穿的是粗布,那就穿着粗布见。不敢换衣服。”于是,虞将军入内向皇上禀报,皇上召见了,问他想说些什么。娄敬道:“陛下定都洛阳,莫非是想与周王室比肩兴隆?”皇上道:“正是。”娄敬道:“陛下夺取天下的情势,与周王室是不同的。周朝的祖先自后稷被封于邰地(今陕西武功西南)开始算起,积德行善十多代,一直传到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时,诸侯们都很自然地归顺于他,遂得以灭亡殷商而成为天子。待到周成王即位,有周公辅佐,这才营造洛阳,将其作为天下的中心,使得四方诸侯前来纳贡述职时,路程长短是均等的。有德行就容易称王,没有德行就容易灭亡。因此,当周朝兴盛时,天下和睦融洽,四夷莫不臣服,都来纳贡述职。待到周朝衰微,天下皆不来朝拜,周王室也无法控制。这不是因为周王室的德行浅薄,而是因为形势变弱了。现在陛下起兵丰沛,席卷蜀汉,平定三秦,与项羽交战于荥阳、成皋之间,历经大战七十次,小战四十次,使得天下百姓肝脑涂抹于大地,父子亲人尸骨暴露于荒野的,数不胜数。现在,哭泣的声音尚未断绝,受伤的创痛尚未平复,而陛下您却想要与成康之世比肩兴隆,臣私下认为这是不相称的。况且秦地依托华山,濒临黄河,四周都有要塞作为坚固的屏障。一旦突发紧急情况,立刻就能聚集百万大军。凭借秦国原来的基础,利用这些肥沃富饶的土地,这就是所谓天然的府库啊!陛下进入关中而在那里建都,则即便山东地区出现动乱,还有秦国故地可以保全。但凡与人搏斗,若不扼住其咽喉,捶打其背部,就无法获取全胜。现在陛下占据秦国故地,就是扼住天下的咽喉而捶打其背部了。”刘邦询问群臣。群臣都是山东地区的人,争相道:“周朝统治数百年,秦朝二世就灭亡。洛阳东有成皋,西有殽山和渑池,背靠黄河,面向伊水和洛水,其地势之坚固足以依靠凭恃。”刘邦又问张良,张良道:“洛阳虽有其地势之坚固,但是其腹地太小,方圆不过几百里而已。土地贫瘠,四面受敌,不是用武之地。关中左有崤山和函谷关,右有陇山和蜀山。中间有千里肥沃的土地,南面有巴蜀的富饶资源,北面有胡人的畜牧便利。凭借三面的险要地势以防守,只需通过东方这一面即可控制诸侯。诸侯安定之时,可通过黄河和渭水将天下的物资向西输送至京师。一旦诸侯有变,亦可顺流而下,将关中的军队和粮草输送出去。这就是所谓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啊!娄敬所说是正确的。”于是,刘邦当日即驾车西行,定都长安,拜娄敬为郎中,号奉春君,赐姓刘。

【姚注】

①侔(móu):相等,相齐。

【原文】张良素多病,从上入关,即道引,不食谷,杜门不出,曰:“家世相韩;及韩灭,不爱万金之资,为韩报雠强秦,天下振动。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侯,此布衣之极,于良足矣。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耳。”

【白话】张良向来体弱多病,随刘邦进入关中后,就学习道家的导引之术,不吃五谷杂粮,整日闭门不出,道:“我家世代在韩国为相,韩国灭亡后,我不吝惜万金家财,为韩国向强秦报仇,以致天下震动。现在我以三寸之舌而成为皇帝的老师,封万户侯,这是平民百姓所能达到的极限,对我来说已经心满意足了。我现在只想抛弃人世间的俗事,追随赤松子游历而已。”

【原文】臣光曰:夫生之有死,譬犹夜旦之必然;自古及今,固未有超然而独存者也。以子房之明辨达理,足以知神仙之为虚诡矣;然其欲从赤松子游者,其智可知也。夫功名之际,人臣之所难处。如高帝所称者,三杰而已;淮阴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故子房托于神仙,遗弃人间,等功名于外物,置荣利而不顾,所谓“明哲保身”者,子房有焉。

【白话】臣司马光认为:凡有生必定有死,就像黑夜白天一样。从古至今,本来就没有能超出这种规律而独立存在的。以张良的明辨是非和通情达理,当然知道所谓的神仙之术不过都是虚伪诡诈的。可是他仍然想要追随赤松子游历,这就更加体现了他的智慧。功名的边际,是为人臣子者最难把握的。譬如刘邦最称赞的,不过就是三杰而已,结果韩信被诛杀灭族,萧何被投入监狱,这不都是因为他们已经到达顶峰,却还不懂得停止的缘故吗?因此,张良假托神仙之术,遗弃人间俗事,视功名为身外之物,置荣利于不管不顾,所谓“明哲保身”,张良是做到了。

【姚论】

娄敬是西汉初年的重臣,西汉建立时的几项重要国策,如定都关中、和亲匈奴和迁徙豪强等都是由娄敬提出建议后付诸实施的。司马迁作《史记》时将其与叔孙通合并列入《刘敬叔孙通列传》。可是,司马迁在介绍叔孙通以及其他名臣的生平时,或多或少都有相当一段篇幅,唯独娄敬在史书上的亮相,实在是太过简单。

《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开篇写道:“刘敬者,齐人也。汉五年,戍陇西,过洛阳,高帝在焉。娄敬脱挽辂,衣其羊裘,见齐人虞将军曰:‘臣愿见上言便事。’”接着就是娄敬面见刘邦,建议定都关中。于是,我们不禁要问,汉朝建立后的国策就是与民休息,刘邦何以征调齐人前往陇西戍守?以娄敬的见识和辩才,何以在天下统一后竟成为戍卒?戍卒娄敬何以认识虞将军,虞将军又何以愿意为娄敬求见刘邦?天下初定之际百废待兴,刘邦何以有时间听戍卒高谈阔论?不论哪个国家和朝代,无不以定都何处为头等大事。可西汉的定都之议,何以竟是由一名戍卒挑起?倘若没有娄敬,难道张良就不提意见了?就在一个月前,刘邦已经定都洛阳,那时候的张良是何种态度?将都城由洛阳迁往关中,这是何等重要的军国大事,刘邦何以在群臣的一片反对声浪之下,只因张良的一番话就当日前往关中,连讨论都不再讨论了?以上这些,我们都很难在史书上找到明确答案,只是其中多有不合常理之处,让人觉得娄敬不像是一般的戍卒求见,而更像是由刘邦、张良安排好来唱双簧的。

四年前,项羽舍弃关中而定都彭城,被韩生骂作沐猴而冠。之后韩信汉中对策,亦指出项羽“不居关中而都彭城”是一大败笔。对此,刘邦和张良又岂会不心知肚明?想来,只是因为山东群臣皆欲富贵还乡,刘邦与张良不便直言西迁,所以才由齐人娄敬将话题挑起吧?而以这位娄敬的见识与才学,显然不会是一般戍卒,极有可能是张良的学生。故娄敬一出,则张良归隐。

司马光称赞张良归隐是“明哲保身”,这或许是有道理的。可司马光指责“淮阴诛夷,萧何系狱,非以履盛满而不止耶”,这就是含血喷人了。试问,韩信犯了什么错,竟被罢免楚王?他的王位是凭借自己的军功挣来的,司马光要他如何止?辞掉王位不做吗?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刘邦被封为汉王后,为何不是坚决辞去王位,反倒是愤愤不平地恨自己不能称王关中呢?同样的道理,萧何一生谨慎勤勉、任劳任怨地为刘邦足兵足食、治理国家,他又犯了什么错,竟被投入监狱?司马光又要他如何止?难道无论是谁,只要当到宰相,位处人臣之极,就应该辞官不做吗?即以司马光本人而言,其壮年时也曾是朝廷重臣,官至宰相,彼时也未见其“履盛满而知止”。宋神宗即位后,用王安石推行变法,司马光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而负气离京,绝口不谈政事,专心编撰《通鉴》。可是等到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太皇太后执政,司马光又再次入京拜相。那么,已经走到生命暮年,还有一年多就将去世的司马光,何以又要去“履盛满”?何以又“不知止”了?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苛责司马光,而是不能认同其对于韩信和萧何的苛责。韩信和萧何明明就是刘邦嫉贤妒能、猜忌功臣的受害者。可是,司马光既不同情受害者,也不指责加害者,反而批评受害者不能预先躲避加害者的迫害。这就如同女子遭歹徒施暴后,不去责怪歹徒,反而责怪女子一样,这算是什么道德逻辑和是非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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