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日本兰学的引进
转帖:18世纪日本兰学家前野良泽
“经营漫费人间之力,大业全赖造化之功。”
——《前野良泽先生自画赞》
【附注】兰学,即荷兰学,泛指西洋学术,乃是17世纪在日本兴起的近代学术。
前野良泽(1723~1803),号兰化,他在自画像上亲笔题写了上述文句,将人间之力(经营)与大自然(造化)的作用进行了对比。良泽谦虚地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在兰学研究上取得较大成就,全仗造化之力。同时此语亦反映了良泽对自身一心刻苦求学历程的回顾和由此产生的极大自负,强调与造化(造物主、自然)之巨大作用同样,人类社会的运行依赖于每个人的不懈努力。
据传,良泽生前拒绝出版自己的著作,故其著作和译作均为手抄本。其中,标记笔名的约40部,大半为译作与语言学书籍,而唯一可知晓良泽思想的著作是《管蠡秘言》(1777年)。这里我们根据良泽的《管蠡秘言》考察其“实心实学”的内容与特质。
当时,受田沼时代贿赂盛行的政治生态之影响,政治腐败,人心不古,世态混乱至极。此外,九州大地震(1769年),全国性旱灾与农民暴动(1770~1771年),江户大火、洪水、旱灾(1772年),疫病大爆发(1773年)等天灾人祸频发。对此,良泽断定“天地运行有过不及者,其源在人为”,并进行了如下阐述。
良泽指出,若滥用人力伐尽山林,则旱魃烈风肆虐;若大军驻屯于山谷,则雷声轰鸣不已;若地方及京都皆生火灾,则暴雨地震来袭;若不“使民以时”(《论语?学而》,使役人民应选择无碍于农耕和民众劳作的时期),则蝗虫兴而饥馑至。因“人为”而致“天地运行”(大自然的机能)紊乱之事,数不胜数,“国若不由人道,责归于一人。为君,岂非难矣”。即良泽认为,国家不以“人道”为根本之时,必然发生天地变异,而人民蒙受不幸、苦难的责任,必由君主一人承担,故为君一事堪称万般艰难。在锁国体制下,良泽通过翻译荷兰语而知晓世界大势,并援用孟子思想,将基督教(天主教、荷兰国教)与犹太教(茹德亚教)的教义理解为“救养鳏寡、孤独、废疾、贫困之人,以为立教政之根本者也”,尖锐地批评了当时的社会体制。
20岁前后,良泽在友人处偶读荷兰书片段,并受教挚友杉田玄白之言:“虽国异言殊,同乃人之所为,岂有不当为之事也”(《兰学事始》),遂发愤努力,立志于掌握荷兰语。此后,良泽投入青木昆阳门下,并赴长崎游学,竭尽全力地学习荷兰语。
1774年,良泽与玄白等翻译完成日本最早的荷兰解剖学著作《解体新书》。这一伟大成就彪炳史册,标志着日本近代医学与科学的诞生。
良泽高度评价经翻译而知晓的洋学(西洋学术),同时对东洋学术尤其是儒教予以严厉批评。在《解体新书》的附录《戏论五行》一文中,良泽彻底抨击了作为儒教自然观的五行说(依据木、火、土、金、水等五种物质,解释天地事物以及人类仁义礼智信等道德的世界观),认为其不过是荒诞无稽的“戏言”。良泽的这一观点早于彻底批判儒教为欠缺“实理、实用”之“虚学”的福泽谕吉。福泽在大分中津藩藩医良泽逝世31年后,出生于同藩下级武士之家,而其首倡的近代性“实学”概念,不同于儒学的“实学”概念。从日本洋学发展史来看,青木昆阳当为嚆矢,良泽与杉田玄白继承之,经取二者姓名各一字而自称“玄泽”的大槻磐水,由宇田川玄真、坪井信道、绪方洪庵等延续,至福泽时终集大成。鉴于此,福泽尊良泽为“洋学之始祖”(《福翁百话》),并积极推动相关纪念活动,曾计划在江户中津藩宅邸遗址上建立良泽纪念馆“兰化堂”,但未能如愿。
有人评价良泽是确立了欧洲语言句读法的“语言学者”,亦有人认为其与福泽同是彻底批判儒教的近代“实学”者。基于卷首“自画赞”中良泽的自我认识,其在《管蠡秘言》所阐述的天道思想(天谴说)与“人道”,以及其所主张的东洋式王道政治等内容,我们不得不尝试重新给良泽定位,即将其定位为:实为在西洋与东洋之夹缝中弘扬独特“实学”的实学者。(作者:大桥健二)
【参考文献】
前野良泽:《管蠡秘言》、《和兰译文略》、《和兰译筌》,载于《洋学上》日本思想大系64,岩波书店,1976年。
杉浦明平、别所兴一编:《江户时代的开明思想》,社会评论社,1990年。
杉本勉编:《前野兰化集》,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94年。
岩崎克己:《前野兰化》,全三卷,平凡社东洋文库,1996~199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