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视频 | 朱邦芬、施一公、潘建伟、饶毅贺杨振宁百岁华诞

10.1

知识分子

The Intellectual

绘图 | 王若男

以下视频来源于

赛先生

朱邦芬：吾“师”杨振宁

施一公：亦师亦友亦同道

潘建伟：三十年前潜移默化的影响

饶毅：仁者寿

百年风华杨振宁

饶毅 | 仁者寿：杨振宁先生

《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文集》内页 | 供图：饶毅

本文是饶毅应邀在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出版的《杨振宁先生百岁华诞文集》发表的文章。

撰文｜饶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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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论语》，是写杨振宁先生的捷径。

不仅题目立即有了、六个小标题有了四个，而且每一次见杨先生的感觉，用《论语》早就写过的话来形容：“君子哉若人”。

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

《论语》非常重视人际关系的智慧，但不太重视智力的聪明，这个小标题只好自拟。

杨振宁先生是我认识的最聪明的人。

杨先生的多项杰出科学成就被物理学家公认。

杨先生的聪明和智慧在平时的、非科学的交往就可以感到。我现在比较后悔，每次不仅当时认真听杨先生讲话，而且应该事后记录。但实际只记录过一次，以至于不容易说清楚为什么认为杨先生最聪明。也许只能依赖感觉，来自于二、三十次见面和百余邮件（我的计算机缺2011年之前的邮件，保留的邮件有72份来自杨先生）。

虽然我也认识少数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但能判断的主要是生物学家，所以对比有样本局限性。

生物诺奖得主中有自认为笨的。与纯数学、理论物理相比，生物和很多行业一样不需要高智商。如果有足够长时间的积累，大多数人都能做得很好（甚至杰出）。生物学领域也有比较聪明的，有些能做好研究，但被耽误的也不少，因为智力在生物的作用较小。如果施一公哪天因生物学研究获诺奖，并非用其智力的强项。

DNA双螺旋的共同发现者美国生物学家Jim Watson（沃森，1928-），比杨振宁先生小六岁。沃森的科学贡献非常突出。大多数人公认沃森和英国物理学家Francis Crick（克里克，1916-2004）于1953年提出双螺旋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生物学工作。虽然我觉得其重要性次于1944年Avery等提出DNA是遗传物质的工作，但毫无疑问，DNA双螺旋确实至关重要。

沃森的几本书很多人读过。我用他主编的《基因的分子生物学》教过学生。2017年，沃森访问过清华大学，杨先生和他同台。2018年，他们两人也都访问过西湖大学。沃森夫妇到我家做过客。沃森和杨先生在一起的时候，很难不被比较。出生更晚的沃森在逻辑思维、语言表达和反应速度等方面，不如杨先生头脑更清楚。比较他们两人年轻时的著述、讲话，也觉得杨先生更胜一筹。

君子怀德

杨先生关心大事，世界的、中国的、科学的大事。

对世界和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杨先生有自己独到的洞见。有些很深刻，有些很有趣，有时让人豁然开朗，有时让人感到高屋建瓴、雄视天下。

杨先生完全从公心出发，理性分析，得出自己的观点。

孔夫子的“君子坦荡荡”，适用于中国历代人物中类似杨先生者，对他们气质的描述是传神之笔。

杨先生对于社会的看法，有引起误解的情况。例如，我猜测，有些他表达的是他觉得合理的速度和步伐，而被人以为那是他认为终极目标。

杨先生不因为个人利益而影响他对公事的看法。我感觉他有一个误解。他觉得在反对北京对撞机之后，邓小平先生对他不高兴，因此1980年前后几年没有见杨先生。我猜想，当时中国百废待兴，中国领导人事情多了很多，减少了如果没有特别事情讨论而礼节性见外宾的频率。但这一误解丝毫不影响杨先生极为推崇邓小平。

对中国科学的发展和未来，杨先生更是长期多方面支持和帮助。近年我熟悉的两件事情都有杨先生的支持。

2016年，我参加发起未来科学大奖，并确定了第一批科学家委员会9位中的7位。对于这一给在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做出重要科学贡献的大奖，从酝酿到颁奖，杨先生都非常支持。施一公和我请杨先生参加了2017年1月17日的第一次颁奖仪式。

2018年，马化腾和我提议建立 “科学探索奖”。对于这一支持中国年轻科学家的奖项，杨先生不仅成为发起人之一，而且连续两年参与提名候选人、支持后辈青年科学家。2019年我请杨先生参加11月2日的颁奖典礼，97岁的杨先生不仅到场而且发表讲话。11月4日，杨先生还专门发邮件肯定“科学探索奖”。

杨先生的教导、激励、参与和道义监督，对建立和坚持中国最公平、最有荣誉含量的科学奖，非常重要。

君子喻于义

杨先生看问题，从大义。

有杨先生在的场合，众人能从他的言谈得到精神的享受和思想的升华。

用论语的词汇，杨先生 “文质彬彬”。对大型对撞机，杨先生几十年来不赞成，但都是理念性的，基于他对物理发展的理解、对于大型对撞机意义的认识。他的批评对事不对人。而且，杨先生没发起公开辩论，只是在被公开拉进辩论、并感到自己被置于不妥当的理解中后，才被迫公开表明态度。

2016年，杨先生和王贻芳在《知识分子》发表公开辩论，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是当年中国科学界影响较大的事件。双方都没有在文章之外施加影响。2019年，王贻芳获未来科学奖的物质科学奖。杨先生不仅事先、事后从未批评我们评奖委员会发错了奖，而且亲自参加颁奖仪式。这是杨先生君子风范的自然流露。

“君子泰而不骄”。杨先生并不固执己见，更不居高临下。我在香港和北京，都见过《走向未来丛书》的主编与杨先生讨论、争论。有一次对方声音急促、脸都红了，但杨先生丝毫不介意。杨先生对其回国，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君子成人之美

杨先生得奖那年，我的三舅在北大物理系读大五，他和全中国的物理学师生都深受鼓舞。大姨父是理论物理学家和核物理学家，1980年代在德国期间，杨先生到过其导师的研究所。姨父和教大学物理的姨妈也曾于1991年去美国拜访过杨先生。

杨先生建议物理教学要融合物理学史，姨妈用了确实很有效果。杨先生对科学史的了解超出物理学，他也了解华人电生理学家凌宁、中国生理学家冯德培等生物学方面的相关历史。杨先生曾任美国著名的Salk生物学研究所顾问委员会委员，在面临重大方向的争议时，他力排众议力推研究所坚持基础、追求卓越。

我自己在2006年之后，才有机会近距离了解杨先生，经常见证杨先生习惯性从多方面帮助他人、提携年轻人。

我最早听说田刚和夏志宏，是因为读到杨振宁先生1990年代公开称赞田、夏两位的数学成就突出。杨先生的评价让不少人关注田、夏。十年后，我才先后在西北大学见到夏志宏、到北大见到田刚。

物理学家张首晟曾给我讲述杨振宁先生如何与他长篇通讯，讨论物理学问题。杨先生在多种场合肯定张首晟的物理学成就。

2006年，邵逸夫奖的生物获奖者王晓东在香港科技大学发表演讲。我正好在港科大。午饭时，杨先生让王晓东叫我过去，这是我第一次有幸与杨先生交谈。不久，我去清华大学杨先生住所，也见到翁帆和物理学家聂华桐，后同去丙所晚饭。

杨先生多种场合和方式给予我宝贵的支持，也委婉地给予教诲。2011年我介绍屠呦呦和张亭栋的文章出来后、2020年我叙述新冠疫情对我家庭影响的文章出来后，杨先生都发邮件予以肯定。杨先生偶尔温和的点拨和我妻子经常的提醒，是近年我发现需要多反省自己、多倾听他人意见的两大原因。

杨先生对清华无私奉献。他也支持北大，例如参与我在北大的教学工作。我曾开设本科生《科学是什么》选修课。第一堂是请杨先生开讲，对北大本科生是很好的教导。

杨先生两次让我代替他去参加国际科学活动。日本那次我因为既没有美国护照、也没有中国护照而未能成行。参加的那次，其他国家去的都是诺奖得主，我和女儿享受了一次诺奖得主的 “待遇”。施一公回国后，赵仁滨不久带孩子回国。杨先生、翁帆也参与两校几家人欢迎一公、仁滨定居清华。一公的文章叙述了杨先生对他诸多支持的一部分。

君子周而不比

杨先生提倡 “君子以文会友”。2007年我全职回国后，杨先生提议以两校教授为主，小型聚会交流。

我安排了来自北大、清华、科大、科学院、北的学者，轮流在北大、清华聚会。每次先有交流，一人主讲，后面讨论，晚餐。

第一次是在清华高等研究院，杨先生开讲。杨先生的演讲和他的文化性文章一样，清新隽永。

这些交流，让我受益匪浅，建设了科学的文化，增长了见识，了解多个学科、不同的人。

但是，杨先生 “周而不比”。虽然我们很多人都非常尊敬和崇拜杨先生，但他不对我们施加其他影响。

作为《知识分子》的主编之一（编者注：本文写于2021年9月初，9月18日饶毅卸任《知识分子》主编，改任《知识分子》编委），早期我参与较多，后来编辑部本身做的很好，我的参与逐渐减少，到后来不用参与。

有些比我还年轻的华人，因《知识分子》发表有作者署名的文章而猛批我，横眉冷对，甚至从此不来往。其中好几篇文章我事先并没看过，何况作者文责自负，发表的文字不代表主编或者编辑部就同意。如果发表的文章都代表编辑部的观点，那就是一个很差的平台。如果《知识分子》发表的都是我个人同意的观点，它就应该关门大吉。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杨振宁先生从来没有因为崇敬他的后辈参与的刊物发表什么文字而以任何方式表示不高兴。杨先生也从未以任何方式施加任何影响。这是杨先生的君子风范使然，令人钦佩。

有一篇文章，事后发现里面有内容似乎影射杨先生。还有一篇文章，事先就看得出对杨先生有较大的偏见。但我们在尊重文责自负的作者和担心杨先生意见两难中，最后按公平的编辑方针按作者的原文刊出。这两篇文章，杨先生都丝毫没有怪罪我们。其实第二篇的题目和内容都很明显，杨先生不可能不注意到。我想，一方面是杨先生大度，另一方面也是有足够自信，并不担心一篇文章就能改变历史的事实。

杨先生的保守

旅美英国物理学家 Freeman Dyson 称杨先生的物理研究风格为 “保守的革命者”。

对杨先生的保守，我有些许体会。

1996年左右，我在美国任教期间，用传真给杨先生发了一个建议，希望他能够参与倡议中国建设研究型大学。那时我的想法是以中国科学院为基础，因为高等学校似乎力量不够。杨先生回复传真就一句话，大意是太早了。

我后来直接给周光召先生提议，得到的回复是应该让高等学校建设研究型大学。当然，我那时觉得高等学校的研究还差的比较远，所以没有联系教育系统。但1999年中国开始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从最初的口号，到十几年后中国确实在研究型大学建设过程中迈进了很大的步伐。这一例子，杨先生和我对中国发展的预计都比实际要慢。准确地说，杨先生比我更保守。

2012年，杨先生90岁。碰巧意大利犹太裔神经生物学家、第一位百岁诺奖得主 Rita Levi-Montalcini 以102岁高龄发表研究论文。我为此写了一篇介绍，寄给杨先生。杨先生回复他刚发表一篇物理学论文。我祝愿他能够打破意大利生物学家的记录，105岁发表论文。

杨先生当时回复：有信心95岁。

事实已经再次证明，杨先生太保守了。

2020年夏天，杨先生、翁帆和我们夫妇午餐，杨先生三个小时思路清晰、毫无倦意，精力和状态明显优于我。如果我不更新预期，那就是对自己缺乏信心。

而且，时代在前进、健康在改善，一公的爷爷就要110周岁了。

我应该反省自己：也不要太保守，把十年前对杨先生105岁写文章的愿望，更新为现在对杨先生110岁写文章的期盼。

2021年9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