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

《李玄静碑》全称“唐茅山紫阳观玄静先生碑”,也称《茅山玄静碑》。碑文柳识撰,张从申书,李阳冰篆额。此碑唐大历七年(772)八月十四日立,位于江苏句容县茅山玉晨观,明嘉靖三年(1524)毁于火。《李玄静碑》是唐代的著名碑刻,撰文、书写、篆额者皆当时俊彦。书碑者张从申,以北碑笔法写行书,颇有晋人意韵。
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本宋拓《李玄静碑》,此本原为朱翼盦先生收藏,后捐赠故宫博物院,字迹清晰,纸墨敦古,堪为宋拓佳品。《中国书法·书学》2016年第1期专门约请作者撰写文章,并安排较大篇幅刊登拓本全部高清图版,除介绍碑刻外,还考证、释析了拓本所附题跋、观款,并对其间的人物关系进行了梳理。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封面,宝熙认为此本“元以前拓本无疑”,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马子云《碑帖鉴定》皆定为宋拓)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研读

尹一梅

故宫博物院收藏一本宋拓《李玄静碑》,宝熙旧藏,后归萧山朱文钧先生。此碑拓本传世甚稀,是本挖镶剪裱,蝴蝶装。墨纸十三开,每半开墨纸纵25.8cm,横17.5cm。封面宝熙题签,王铎题内签。后有沈曾植题诗,宝熙、朱翼盦跋,陈宝琛、朱益藩、张玮、赵世骏四人合观款。钤“沈盫墨缘”“沈盫鉴定墨王”“宝熙长寿”“顽山”“子敬又印”等鉴藏印六方。宝熙认为此本“元以前拓本无疑”,张彦生《善本碑帖录》、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马子云《碑帖鉴定》皆定为宋拓,碑文首尾完具,字口清晰,无甚损泐。

一、《李玄静碑》

《李玄静碑》全称“唐茅山紫阳观玄静先生碑”,也称《茅山玄静碑》。碑文柳识撰,张从申书,李阳冰篆额。此碑唐大历七年(772)八月十四日立,位于江苏句容县茅山玉晨观,明嘉靖三年(1524)毁于火。茅山原名句曲山,在江苏省西南部,是道教名山之一。相传西汉景帝四年(153)陕西人茅盈来此修炼,后其弟茅固、茅衷也同来修行。他们不辞辛苦,上山采药,炮制提炼出各种药物,为百姓治病。后人感激茅氏兄弟,改山名为茅山,并将其供奉为茅山师祖“三茅真君”。此后,葛玄、葛洪、杨羲、陶弘景等道教大师接踵而至。茅山道观隋、唐时期日渐盛大,到了宋代达到鼎盛,由于帝王的提倡和资助,雄伟壮观的“三宫五观”出现在茅山。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王铎题内签)

茅山的道教宫观最著名的是“三宫五观”,三宫是九霄宫、元符宫、崇禧宫,五观包括德佑观、仁佑观、玉晨观、白云观、乾元观。玉晨观原名“华阳观”,唐玄宗为茅山道士李玄静而改名为“紫阳观”,后宋大中祥符时又奉敕更改为“玉晨观”。

碑文内容介绍李玄静生平,赞誉其精研黄老之术的成就。李玄静名含光(682—769),晋陵(今江苏常州)人,一言为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本姓弘,其父避皇帝讳,改李氏。玄静年少既志求道妙,碑文言“年十三辞家奉道”,精老庄周易深趣。唐玄宗知其名,“开元中礼请尊师”。先诏居王屋山阳台观,后又请居茅山纂修经法,频征皆谢病不出。唐天宝四年(745)冬,玄宗命中官带着宝玺御书诏请,他也推迟了进宫的时间。入宫后颇受玄宗赏识,赐号玄静先生尊之,但最终还是以疾病为由辞还句曲山,玄宗敕命修紫阳观令其居住。玄静工篆隶,长于著撰,有《周易义略》《老庄学记》《三玄异同论》等书,赞者曰“穷颐精义”。大历四年(769)冬十一月坐化,时年八十七。其年十二月迁窆于雷平山之西陲,当时赴丧而至者数千人。

碑的撰文、书写、篆额者皆一时俊彦。撰文者柳识,“柳识字方明,知名士也,工文章,与萧颖士、元德秀、刘迅相上下,当时作者伏其简拔”。据记载《招隐寺朗然律师碑》《茅山白鹤庙记》《新修四皓庙记》等碑,也由其撰文。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一)

书碑者张从申(生卒年不详),唐吴郡人(今江苏苏州)。乾元年间(758—760)进士及第,主要活动时间在大历(166—779)前后。曾擢任大理司直,检校礼部员外郎,官至长史,人称张司直。以书法闻名,工正、行书。书法风格以宗法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主。其兄从师、从仪、从约亦皆工书,时号“张氏四龙”,张从申书艺最高。窦臮《述书赋》记:“张氏四龙,名扬海内。中有季弟,工夫少对。右军风规,下笔斯在。”其下注:“张从申长史,文场擢第。弟从师,监察御史;从仪,灼然有才。从申,志业精绝,工正行书,握管用笔,其于结密,近古所少。恨于历览不多,闻见遂寡,右军之外,一步不窥,意多拓书,阙其真迹妙也。”唐代独孤及的《毘陵集》中有张从师的墓志铭,名《唐故河南府法曹参军张公墓表》,记载:“有唐逸士吴郡张从师……,秀才高第,起家临濮县尉,历冯翊、伊阙二县主簿,乾元年,拜监察御史。中丞郑炅之拥旄济江,辟为从事,转河南府法曹参军,凡历官五政,享年五十有八。……上元二年(761)八月辛卯,终于吴郡私第。……季弟秘书省正字曰从申,乃茹天伦之哀,谋及卜筮,以是岁九月二十八日,权窆于虎丘山之西原,礼也。”《述书赋》和张从师的墓志铭,皆称从申为季弟,按照兄弟排行伯、仲、叔、季来讲,“季弟”是最小的一个,从申应排行第四。因此,《述书赋注》所记“弟从师”有误,应为“兄从师,监察御史”。

宋赵明诚《金石录》记载张从申书碑有七通:《玄静先生碑》(大历七年立,柳识撰文、李阳冰篆额)、《法慎律师碑》(大历八年立,李华撰文、李阳冰篆额)、《镜智禅师碑》(大历八年立,独孤及撰文、李阳冰篆)、《怪石铭》(大历十年立,樊晃撰文)、《王师乾碑》(大历十三年立,杨绾撰文)、《重修延陵季子庙记》(大历十四年立,萧定撰文)、《立汉黄公碣》(建中元年立,李翰撰文,李阳冰篆额),但保留下来的拓本却极少。

宋朱长文《续书断》对于张从申的书法有评述:“……学逸少书,结字遒密可喜,晚益自放,不务调端。当大历后,徐继海已老,独从申高步江淮间。”张从申以北碑笔法写行书,独具风貌。书体险劲遒迈,字形侧欹而笔意端正,结体缜密而风格萧疏。取右军法,而得益李邕笔意,明项穆《书法雅言》说:“笔气绝似北海”。虽然不及李邕书法劲健中间具柔和,却颇有晋人意韵,为人称道。正如黄伯思评其书:“余观从申虽学右军,其原出于大令笔意,与李北海同科,名重一时,宜不虚得。但所短者,抑扬低昂太过,又真不及行耳。然唐人而有晋韵,殊可佳尚。”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二)

《茅山玄静碑》碑文行书,笔画挺拔,重心下移,风格灵动端庄,刚健、秀逸兼而有之,无愧唐石佳品。碑文前半写得中规中矩,后半则逾写逾放,字势飞动,更见神采。

此碑的篆书碑额,是唐代著名的书法家李阳冰书写。张从申书碑,李阳冰多为其篆额,“凡其书碑,李阳冰多为题额,故得名益高”。除此碑外,张氏所书《法慎律师碑》《镜智禅师碑》《立汉黄公碣》也为李阳冰篆额。

李阳冰字少温,生卒年不详,其富词学,工小篆,书风劲利豪爽。窦臮《述书赋·下》云:“通世家业,赵郡李君。《峄山》并骛,宣父同郡。洞于字学,古今通文。家传孝义,气感风云。”

篆书自秦汉以后,逐渐走向衰落,唐代书法繁荣,篆书也得以复兴。据文献记载,欧阳询、殷仲容、卢鸿一、卫包、李阳冰、颜真卿、瞿令问、袁滋等人皆擅长篆书,李阳冰是唐代声誉最高的篆书家之一。李阳冰的篆书继承了秦小篆的特征,同时将秦篆较长的体态,茂密的结构加以改变,书体趋方,笔画均衡。李阳冰的小篆,与秦代《峄山刻石》的风格更接近。易秦篆的端庄凝重、圆润肃穆为匀停工稳、瘦硬姿媚,人称“玉箸篆”。故宫博物院藏有李阳冰书迹拓片《缙云县城隍庙记》《怡亭铭》《拪先茔记》《李氏三坟记》《般若台铭》等数种,从这些碑刻书法看来,早年风格较为瘦劲,如乾元二年(759)的《缙云县城隍庙记》,结构略显板硬。大历二年(767)书写的《李氏三坟记》,结构富于变化,线条婀娜。而大历七年(772)的《般若台铭》和写于大历九年(774)的《滑台新驿记》,则线条肥硕,结构渐趋平正。

此本《茅山玄静碑》虽失拓碑额,然“李阳冰篆额”五字小篆,展露出李阳冰书法的意韵。

对于《李玄静碑》,前人多有著录,如宋欧阳修的《集古录跋尾》、欧阳棐《集古录目》、黄伯思《东观余论》、陈思《宝刻丛编》,清李光映《观妙斋藏金石文字考略》、严观《江宁金石记》、方履篯《金石萃编补正》、何绍基《东洲草堂金石跋》,近代罗振玉《雪堂金石文字跋尾》等。除故宫博物院藏此宋拓之外,据记载流传至今的还有上海图书馆藏费念慈本、国家图书馆藏吴氏本、日本三井文库藏何绍基本。

二、拓本跋文

拓本后附页有题跋和观款。首段跋文,是沈曾植的七言诗跋,写于民国六年(1917):

握管拙为韦氏嗤,龙登玄云飞世知。太湖精在二张笔,顿作郎官陕刻思。积雨空林夏已秋,强将古墨遣新愁。何年却刊罗家本,怅望天东玉简楼。丁巳夏日避暑城阴,为顽山尚书题,寐叟。

沈曾植(1851—1922),字子培,号乙盦,晚号寐叟,别号逊斋、睡盦、谷隐居士等,浙江嘉兴人。光绪进士,历任刑部主事、江西按察使、安徽提学使、安徽布政使等职。宣统二年(1910)辞官归里,清亡后,以遗老自居,归隐上海。民国六年(1917),响应张勋,赴北京谋溥仪复辟,授学部尚书。沈曾植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书法家、诗人。他博古通今,著述宏富。藏书颇丰,先后集书达三十万卷,藏书之所“海日楼”。亦藏书画、碑帖,记载其有宋拓碑帖二十余种。

沈氏此题是应宝熙之请而写。诗中“强将古墨遣新愁”表现了沈氏的惆怅心情。此年农历五月十三日张勋与康有为拥溥仪复辟,但仅仅十二天的时间,即被段祺瑞的“讨逆军”击败,逃到荷兰驻华公使馆,后病死于天津。五月二十日沈曾植与康有为一起避居于北京美国公使馆。

沈曾植题写的这段诗跋没有确切月份和具体书写地点。时间写为“丁巳夏日”,我国农历夏天,是指农历四、五、六月份。据诗中“积雨空林夏已秋”之句,当至夏末时节,但天气尚热,因此还“避暑城阴”。据沈曾植《津沽杂诗》自注:“六月三十日出都后,自天津航海。”他于民国六年(1917)农历六月三十日从北京移居天津,七月下旬自天津返沪。许全胜的《沈曾植年谱长编》中收录了一通《王国维致罗振玉札》:“寐翁于四五日前抵沪,前日往候之,身体甚健,有客在,不甚多谈。《百万宝塔陀罗尼》与山谷石刻,并已交去。”信札时间是民国六年(1917)农历七月二十七日,所以沈氏乘坐海船,于农历七月回到上海,时间约在七月二十二或二十三日。

沈曾植避之美使馆时,还有信心,认为时局会有好转。在其《寐叟题跋》中有民国十一年(1922)农历四月的《更甡院长口占四章见赠依韵和之》:“此丁巳六月,余避美森园中与甡公唱和诗,当时境厄而神王,颇自信,又信天道之不我违也。”而题写在这本《李玄静碑》拓本上的诗跋语气,完全已经失去了对于时局好转的信心。因此他题写此诗跋的时间,最有可能是出北京到天津之前,农历六月末书写的。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三)

“太湖精在二张笔”,是说张从申和张旭二人,都是唐代江苏苏州人,以“太湖”代苏州。“顿作郎官陕刻思”中的“郎官”,即指唐陈九言撰文、张旭书写的楷书《尚书省郎官石柱记序》。唐尚书省郎官石柱,是立于唐代尚书省前的各司郎官题名柱。唐初起,尚书省各司厅舍都有壁记,载郎官姓名与升迁日期,但年深日久,不免损坏、脱误。于是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741),左司郎中杨慎余创意将其改为石刻。右司员外郎陈九言撰序文,张旭楷书,自此凡任郎官,皆题名刻石于柱。后柱残,文字又不能接续,因此言柱石或为一或为二论点皆有。《尚书省郎官石柱记序》是张旭的唯一楷书书迹,风格端正谨严,规矩之极。原石已经无存,宋代已有翻刻,现所知传世仅有曾为明都穆、王世贞、清宋荦等人收藏的宋拓孤本,藏于上海博物馆。

“罗家本”应指罗振玉搜集到的《尚书省郎官石柱记序》珂罗版精印本。罗振玉在宣统戊午(1918)有一段《宋拓郎官厅壁记》跋,录入罗福葆编《贞松堂校刊群书解题》当中:“张长史《郎官石柱记》,在明中叶传世者,亦仅此一本,其在今日,更不得不推为海内墨皇。旧藏端忠敏公许,及公殉国,所藏散佚,今不知归何所矣。”

“玉简楼”指罗振玉的藏书之所。罗振玉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古文字学家。他从事甲骨文、汉晋木简等研究,传播、整理了敦煌文献,保存和抢救了大量的内阁大库明清档案,一生著述一百多种,校勘书籍六百多种。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罗振玉携家眷到日本。在此期间,他研究甲骨、金文,著述《殷墟书契》前编、后编等,并由王国维协助撰成《殷墟书契考释》《流沙坠简考释》等著作,成绩卓著。一九一九年,罗振玉及家人从日本归国,先居天津,后定居旅顺。其收藏有大量的史料及书画、简牍、碑碣墓志、青铜器等文物,藏书处之称有“大云书库”“唐风楼”“楚雨楼”“玉简斋”“永慕园”“宸翰楼”“贞松堂”等。

罗振玉与王国维关系密切,从罗振玉在日本期间二人书信可知,罗振玉、沈曾植间的联系,常通过王国维转达。沈曾植写此诗跋时,罗振玉还在日本,而日本的地理位置正在东边,所以沈氏诗跋中有“怅望天东玉简楼”之语。

相互交换自己的收藏,是旧时文人常做的事情。民国六年(1917)农历五月十二日,罗振玉还曾给王国维写信,请其将黄山谷残石刻转赠沈曾植。他看上了沈曾植的一件画册:“今日寄报纸中,有黄山谷残石,祈转交乙老。乙老所藏老莲册,祈代致鄙意,愿以他物交换,但乙老需何人书画,乞见告,俾可遴选。”沈曾植对罗氏十分器重,在复辟失败后,还曾写信给王国维,表达了对罗的厚望。

沈曾植的书法受到时人推崇,是清代遗老中的代表。其以草书著称,能另辟蹊径,取汉隶、北碑、章草的特点相融汇,对传统兼收并蓄,融会贯通。既富有法帖韵味,又具备碑版气势,“如白云在霄,舒卷自如。结体虽散漫,而气韵高逸”。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四)

陈宝琛等人的观款,书于民国六年(1917)农历八月廿七日,赵世骏执笔:

丁巳八月二十七日,闽陈宝琛弢盦、莲花朱益藩艾卿、固始张玮傚彬、南丰赵世骏声伯同观。

陈宝琛(1948—1935),字伯潜,弢盦,福建闽县人。清同治七年(1868)进士,曾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山西巡抚、正红旗汉军副都统、礼部侍郎等职。为溥仪师傅,任弼德院顾问大臣。民国后,以遗老自居。朱翼盦先生每得罕见真迹、拓本,辄请其观赏,并留之饮酒。“必欣然而来,兴尽方去”。观此拓本时七十岁。

朱益藩(1861—1935),字艾卿,号定园,江西莲花人。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历任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侍讲、翰林侍读学士、湖北乡试副考官、湖南乡试正考官、浙江乡试正考官、陕西学政、山东提学使、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宗人府府丞、都察院副都御史等职。宣统年间以敢于直言闻名于朝,后任溥仪老师。满洲国成立后,拒受伪职,退居京城。其工书,精书画鉴定。书法雍容淡雅,雅丽沉着,结体精妙遒美,法度谨严。观是本时五十七岁。

张玮(1882—1968),字傚彬,号敔园。河南固始人。曾游学英国剑桥大学学经济,授学士学位,回国任外交部佥事科长。北洋政府时,出使俄罗斯,先后任赤塔领事、伊尔库次克总领事。其父为清末大臣张仁黼,傚彬承父榭中遗物,古物器玩、碑帖丹青收藏颇丰,且多系精品。其书通晓古法,楷书尤精,字势端肃宽绰,稳健秀美。精鉴赏,善诗文。系朱翼盦先生内兄,观此拓本时三十六岁。

赵世骏(公元?—1927),字声伯,号山木,江西南丰人,陈宝琛弟子。光绪十一年(1885)拔贡,曾任内阁中书,后入袁世凯幕府。辛亥革命后,闭门谢客。精书法,善花卉。书法初宗钟繇、“二王”,晚年致力于褚遂良笔意。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五)

拓本上宝熙自跋书于民国七年(1918):

张氏四龙,司直最擅书誉,其三人书传世甚希。赵明诚《金石录》载司直所书碑多至七八通,而茅山玄靖法师碑最烜赫在人耳目间。《集古录》则仅录一二,宜欧公有不知书之讥。此碑与鲁公所书《玄靖法师碑》先后均毁,故流传绝少。生平所见张叔未、沈韵初两家所藏本,并此而三而已。前人谓司直每书碑,李阳冰多为之篆额,因有二绝之称。盖唐行书中之极得名者,宜其远近称善,独步江外也。是本毡蜡精湛,纸墨淳古,元以前拓本无疑,当以墨王目之。(玄静误作玄靖)顽山志,时戊午春日。

宝熙跋文书于“春日”,是写于春季的某天,较陈宝琛诗跋时间晚几个月。跋言碑毁拓本极少,所见仅三本,即张廷济藏本、沈韵初家藏本及此。“玄静误作玄靖”即更正文中所写误的碑名。唐大历十二年(777),颜真卿也为李玄静书写了一通碑文,名《茅山玄靖先生广陵李君碑》,文中将“玄静”写为“玄靖”。颜真卿书写之碑较张从申所书晚五年,也立于茅山玉晨观。据记载,颜真卿在乾元二年(759)任升州刺史充浙江西节度任上曾写信给玄静,表白“结慕玄微”之心,玄静特令韦炼师景昭复书作答。后颜真卿赴任湖州刺史时,途经茅山,得知玄静仙逝,感慨万千,写下此碑。碑言李玄静为广陵江都人,唐玄宗赐嘉号“玄靖”,其文内容可与《李玄静碑》相互参证。

宝熙(1871—142),清宗室,姓爱新觉罗,字瑞臣,号沈盦、独醒客,署顽山居士等,室名独醒盦。隶属满洲正蓝旗。光绪十八年(1892)进士,历任翰林院侍读、湖北乡试正考官、山西学政、国子监祭酒、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学部右侍郎、学部左侍郎、总理禁烟事务大臣、崇文门副监督等职。辛亥革命后,曾任总统府顾问、政治会议会员、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抗战前夕,出任伪满内务处处长等。工书,善诗文。其书用笔内敛,苍劲厚重、端庄肃穆。

宝熙收藏碑版书画甚富,与朱翼盦先生因碑帖之事交往频繁。朱先生虽小宝熙十一岁,遇疑难却能为其解惑。民国十八年(1929),宝熙将所藏“弇州藏帖十卷”请朱翼盦先生鉴定。朱先生确定为宋拓《武冈帖》,并将考证寄与宝熙。宝熙回信:

幼平仁兄世大人阁下:春间接奉复书,未及答候。大著《武冈帖题跋考辨》精确,使弇州先生见之,当亦折服,无可改削。即将原稿寄回,奉求速行录于帖后。副页一开,断不敷写,可将各本前后副页拆下用之。如觉其纸不适用,请另选旧纸为之。当另装裱于后也……手此布臆,恭候起居,只颂侍祉百益。世愚弟宝熙再拜。

信中对朱先生的学识和鉴定能力甚为肯定和赞赏,并求将此篇考辨速书于帖后,无论拆附页或是另选纸张皆可,心情迫切,言语诚恳,并流露出熟人间求之必得的语气。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六)

拓本后转归朱翼盦,先生书跋在民国二十一年(1932)五十一岁之时:

丁巳年五月发复辟之难,沈曾植被召为学部尚书。此正复辟败后沈在京避匿时也。“古墨新愁”语,即指此。沈号子培,晚字寐叟。宝在前清时曾为学侍,未为尚书。不知何以误称。翼盦,壬申中秋。

此跋写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与第一段沈曾植跋文时间,相距十五年。这段跋中有误写,将沈氏字号颠倒。其后小注中“宝”字,是指宝熙。言宝熙在清朝只是当过学部侍郎,不知为何沈曾植题款为“顽山尚书”。查《清实录》,光绪皇帝曾“派学部右侍郎宝熙、内阁学士王垿估修雍和宫内大和斋要工”。同时自光绪三十二年(1906)至宣统二年(1910),在年末呈报分赏王公大臣狍鹿等物的清单中,所见宝熙之名,皆在侍郎名单中:光绪三十二年(1906)得赏赐野鸭二只、百合粉一斤,光绪三十三(1907)年得汤羊一只、百合粉一斤;光绪三十四年(1908),东鹅二只、百合粉一斤;宣统元年(1909),得赏鹅二只、百合粉一斤;宣统二年(1910),得赏野鸭二只、百合粉一斤。据成文于宣统三年(1911)十二月二十五日恭呈御览的《呈为更换崇文门副都督事清单》上,光绪三十四年(1908)八月初三至宣统元年(1909)八月初二日期间,宝熙曾任崇文门副监督。《大清德宗景皇帝实录》记其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大清宣统政绩》记载他从学部右侍郎转为左侍郎。据上述材料,宝熙确实未当过尚书,应该是沈曾植对宝熙的尊抬之称。

朱翼盦(1882—1937),名文钧,字幼平,号翼盦、甄父。光绪末年游学英国。辛亥革命后,历任财政部参事、盐务署厅长等职,一九二八年以后脱离政界。故宫博物院成立之初,被聘为专门委员,负责文物审定工作。朱先生博学好古,工书善画,尤精金石之学。他在此本中的跋文,用一张小纸写就。先生的藏品,从不轻易找人题跋,自己的心得、跋语,多工整地写在附页上,或另纸写下夹在拓本当中,有的当是先写草稿,准备誊抄之用。钤印也十分慎重,越是珍贵的版本越如此。先生在北宋拓《九成宫醴泉铭》明库装本内题有这样一段话:“……且古迹流传失所,遇庸妄人加以涂抹,钤以劣印,缀以恶札者,往往而是,徒使后之见者恣嗟太息,惜其所遭,虽有佳工,不可复改,而此则皆无之,又何其幸也!”充分表现了对于文物的爱护之心。朱先生特别注意保持拓本装潢的原样,不轻易重新装裱。没有外包装的拓本就让家人做上布套,自己则用毛笔工整题签。此拓保留了宝熙收藏时的布套,套是蓝色平纹棉布做,内里为湖蓝平纹绸布。衍缝。五扣式,暗扣眼。侧签为白色平纹绢,题字“元拓张从申茅山玄静碑 独醒客藏”,为宝熙所写。

朱先生此跋收录于《欧斋石墨题跋》之附录《欧斋碑帖目录》。是本留有购买时的记录,据朱家溍先生纂辑的《欧斋藏碑帖目录》记载,当时购价一千五百元,未注明购入时间和由谁出让。但据朱家濂《先君交游录》记载,宝熙收藏的拓本,后多归朱翼盦。因此,此本当是宝熙旧藏转归于朱氏者。宝熙收藏书画、碑帖极多,且十分爱护。不得已出让时,非以资重相让,却是注重所求人是否真懂宝物。他的明《李东阳自书种竹诗卷》,朱先生一九二一年从其手中求得。先生曾跋,对是卷极为喜好,意欲收藏已久。听得宝熙有意出售,即让张玮沟通,但宝熙由于爱护而不舍。后有不少钱财富足者出高价相互争购,皆未成功,最终宝熙还是将此卷出让给朱先生。宝熙并不因出资高而给予那些想转手赚钱或只知其名,但非真懂者。却将所藏之宝转让给了真懂、爱护、能守之人,朱翼盦先生正是懂得宝物,又真爱的人。朱先生跋文言道:“彼豪贵者,虽挟其雄赀,无所为计,且不知此卷之已有所属。而犹营营焉以谋之,其可嗤孰甚。侍郎厚余,余将秘之,非素厚者不示也。是为记。”兴奋、得意、感激之情在这几行言语中表露无遗。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七)

结语

朱翼盦先生博学好古,工书善画,尤精金石之学。他一生收藏善本碑帖七百余种,一千余件,在世时就有将珍藏之本捐赠国家的诺言。一九五四年朱先生的夫人张藼祗女士率子朱家济、朱家濂、朱家源、朱家溍,将家藏善本碑帖全部无偿捐赠故宫博物院,这本宋拓《李玄静碑》即捐赠的珍贵收藏之一,被定为国家一级品文物。

朱翼盦先生收藏碑帖,因爱而收。其苦心储物,仅靠工资为之,遇到喜爱之本甚至举债购入。先生不计个人得失,去世前留下遗嘱,将自己珍贵宝藏捐赠国家,分文不取,由此更加彰显了大家的风范。也正是这一无私之举,让这些民族文化遗产得到妥善保护。遴检朱先生所捐碑帖,以启功先生写于《欧斋石墨题跋》序文之语来概括,“近世石墨之藏,无或逾此完且美也”。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碑帖拓本,以版本优胜为特点,在二百余件一级品当中,超过四分之一的数量,是朱翼盦先生家捐赠的,我们观赏、研究良物之时,缅怀先生,敬仰其保护文物化私为公的高尚品德。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八)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九)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十)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十一)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十二)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十三)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十四)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十五)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十六)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十七)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十八)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十九)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二十)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二十一)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二十二)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二十三)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二十四)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二十五)

宋拓《李玄静碑》故宫藏本(之二十六)

《李玄静碑》故宫藏本拓本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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