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梅兹 | 历史社会学的历史社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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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社会学的历史社会学

乔治·斯坦梅兹 著

周天羽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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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夫的天空 左小祖咒;张玮玮 - 美国

近年来，社会学的“历史学转向”引发了诸多讨论[Morawska 1989;Smith 1991;Mikl-Horke 1994]。然而，社会学出现历史学转向的原因，及其在世界不同地区间不均衡发展的原因都鲜有人关注。的确，大多数文献都关注于美国[Skocpol 1984;Adams，Clemens和Orloff 2005]，并在较小程度上涉及英国。

本文探讨了历史社会学命运突变的原因及其突变的各色形式。要了解社会学家的历史兴趣的兴衰起落，有必要注意外在于科学的变化，例如宏观社会的危机和稳定，以及科学内部的变化，例如不同时期和国家之间历史学与社会学二者关系的变化和两个学科领域内在的层次结构。对一个国际学科领域的分析，需要像审视思想观点和社会科学家国际流通的具体渠道（例如被迫流亡海外和自由学术交流之间的区别[Bourdieu 1991;Heilbron 2001；2004]）和国家特征那样，审视学科内部和跨国家（尤其是二战后全球社会科学的“美国化”）的主导和抵抗模式。

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我将定义我的研究对象——历史社会学。在第二部分中，我将介绍一种有关社会学的社会学的理论上和方法论上的分析路径，该分析路径结合了布迪厄的学术场域理论和其对社会历史背景对知识生产之影响的分析。在最后一节中，我将讨论20世纪德国社会学和美国社会学相互联系的案例。

我的“研究样本”集中在那些至少在社会学系有学术职务的人。即使在魏玛共和国，社会学都作为一个场域存在，而一个场域中包含的最重要的标准是其他参与者的归属感。由韦伯（Max Weber）于1909年成立的德国社会学协会（Germ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发起的德国社会学专业化意味着那些研究似乎具有社会学含义但未在大学及学术研究机构系统内任职的人往往被排除在该领域以外（韦伯本人的反常例外，他于1903年从大学辞职，直到他1920年去世前不久才重新开始教学）。

我们可以快速简述德国社会学和美国社会学场域的主要特征以及历史研究在其中的地位。在19世纪，无论是在德国还是美国，社会学都是学术研究中一种特定类型的名称[Maus 1962]。德国社会学协会成立于1909年，但是直到20世纪20年代，德国高校才有了社会学教席，而社会学在美国则从1890年代就开始存在[Käsler 2002]。到1933年，德国大约有三十多个社会学教席，其中许多人与经济学相衔接，但也有不少人纯粹是社会学界的。在德国的大学和技术院校中，各个级别的社会学老师至少有100位[von Ferber 1956：198]。

作为一种实践的历史社会学在魏玛共和国期间广泛传播，特别是在1925年之后[Kruse 1994a;1999a]。它首先集中在海德堡[Blomert 1999]，法兰克福[Steinert 1990]和莱比锡[Üner2004]的大学。当代人称其为historische Soziologie或GeschichtsSoziologie ，并将其视为魏玛时代社会学的两种主流之一（Aron，1935年）。1933年后，大多数德国历史社会学家被迫流亡海外，尽管少数学者留在了纳粹德国，但大多数人还是最终停留在了美国。

1945年后，一些流亡学者返回德国，但是历史社会学已经无力恢复其早期那般的中心地位。到1950年代，（联邦）德国社会学的主要“流派”是形式理论，其名义领袖再次由冯·维泽（Leopold von Wiese ）担任，以及对当代问题进行定量的经验研究，这些研究集中在明斯特大学（Univesität Münster）和科隆大学（Universität zu Köln）以及多特蒙德社会研究中心（Sozialforschungstelle Dortmund） [Weyer 1984; Schelsky 1959,第3章]。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是从1950年代开始的具有支配地位的第三极，但是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回国太晚以致于没能参与对战后学科重建的塑造，他们对历史社会学的态度是矛盾的，他们自身亦受到当时强烈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限制。历史社会学貌似已全然消失，或者已经迁入其他学科，例如政治学，或是后来出现的社会史[Steinert 1990，32]。大多数纳粹的定量社会学家在1945年后都得以继续任教，或在经验研究机构中工作 [Klingemann 1996; Gutberger 1996, 467-473]。而新一代的德国定量社会学家，出生于1926年至1930年之间，于美国接受专业训练，并自称为“年轻的土耳其人”[Scheuch 1990，42]。这些具备严明专业素养的“现代化者”声称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社会学中的一种更国际化（即美国化）的变种代替“德国社会学”的老把戏。

如今，有人说，历史社会学在德国“不存在”[Bock 1994：184]。当然，这是夸大其词：战后德国历史社会学家的名单从尤尔根·哈贝马斯开始，虽然简短，但都卓越非凡。一些最优秀的历史社会学恰恰关注历史社会学的消失问题[Kruse 1999a]。但是在德国，“历史社会学”（historische Soziologie）一词已成为英语世界所开展工作的同义词[Spohn 1996]。与美国社会学协会相反，德国社会学协会没有历史社会学专业。在德国，正在进行的历史社会学研究计划主要存在于历史学家中，属于社会史研究（historische Sozialforschung）或历史社会科学（Sozialwissenschaft）的范畴。

与德国相反，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之前，美国几乎不存在真正的历史社会学。巴恩斯（Elmer Barnes）在1921年声称，直到1900年，社会学思维一直完全被他口中的“历史社会学”所主导，但他指的历史社会学是历史“阶段”进化论的分析路径。尽管如此，巴恩斯[1921，17，48]指出，由于这一时期国家行为的增多以及将应用社会学或实践社会学专业化所带来的更大的经济优势，这些进化论的分析路径甚至被“心理学、生物学和统计社会学所取代”。威斯康星州的社会学家贝克尔（Howard P.Becker）是另一个例外，他与巴恩斯一道儿批评了社会学家对历史的“残酷忽视”，并拒绝“社会进化中僵化次序的教条”[1934，20，22]。巴恩斯和贝克尔(Barnes 和 Becker, 1938, 760)写到，“社会学家不应该在处理数据时，有意无意地强迫它们上那先验可概述的‘永恒’范畴的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译者注：出自希腊神话，意为强求一致）。”他们认为，更为可取的是韦伯的理想类型，因其“是通过对那些时代中人类行为的不可比较的特殊性的洞察而构建得来的”[ibidem: 763;Becker 1934:26]。他们的结论是，“美国历史社会学”拥有“辉煌未来的一切前景”[Barnes and Becker 1938: 790]。未来也许确实是辉煌的，但必须要再等四十年才能实现。在中欧社会学家涌入美国之前，贝克尔和巴恩斯是历史社会学的唯一倡导者[Maus 1962: 158-159]。

1930年代和1940年代初期的美国社会学领域还很不稳定，门派林立[Steinmetz 2006]。第一个主要方面是自然主义，通常是定量的实证主义，从经验的层面关注当今的美国，由吉丁斯（Franklin Giddings）领导，直到他1931年去世，其学派集中于哥伦比亚大学。第二个方向是“芝加哥风格”的经验性的个案研究，这些研究已有大量的著述记载，但也以当下主义和美国为中心。第三个新兴阵营是由年轻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引导的“宏大理论（high theory）”。

1945年之后，由于联邦资金的新来源，战时政府组织的新人员以及福特主义的社会化模式的涌入，美国学院派社会学得到了彻底的重新配置[Turner和Turner 1990; Steinmetz 2005]。但是，身为外来移民的历史社会学家在美国基本上没能实现“理论置换”[Sutherland 1974，91]。如同那些在战后德国的学者一样，一些孤立无援的社会学家（其中许多是德国移民，例如莱因哈特·本迪克斯，刘易斯·科瑟和根特·罗斯）一直笔耕不辍。但是在1970年代之前，他们的研究都被其他研究路径掩盖。历史社会学家阿诺德（Arnold Bergstraesser）[1953，231-232，242]于1954年从他流亡美国时的住所返回德国，他认为“美国对德国社会学的基本问题有着更大的开放度”，即其“人文传统”之所在，但他也承认“很难预测[美国的]接受程度”。

直到1970年代，历史社会学才开始在美国社会学中成为一个重要的子场域。在当今的诸多美国大学中，历史社会学是一个结构良好的场域，或更准确地说，是一个经已确立、得到承认的子场域，具有（子）场域的所有属性：特定的股权和象征资本的形式，特定的期刊和奖项，和更多的自治和他律的两极之间的分裂，即在更依赖于社会学领域生态的地位标准的一极与更专门地与其他历史社会学家以及该学科之外的盟友（特别是历史上的盟友）形成对话的一极之间的分裂。历史社会学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S News and World Report)所收录的社会学研究生课程清单中的少数子场域之一。一个连贯的子场域的建立似乎已经保护了历史社会学并改变了它的内部动力，同时又使该学科的其余部分免受任何可能对“主流”社会学的批评。

提出本文问题的最好方法是，询问社会学家何时，何地以及为何以历史的方式开展工作，为什么社会学的这种形式在某些时期繁荣昌盛，而在另一些时期却枯萎衰竭，为什么它有时成为主导社会学场域的有力竞争者(1933年以前的德国)，而在其他时候变成一个孤立的子场域(1980年前后的美国)。为何二十世纪历史社会学的集中地从德国转移到美国？

定义历史社会学

我们如何定义历史社会学？大多数人都同意历史社会学涉及对过去进行理论层面的理解。进化论，从孔德（Comte）到斯宾塞（Spencer），乃至战后的现代化路径，虽然关注于宏观的历史变迁，但在当时它也被称为“历史社会学”，但如今却很少被纳入这一范畴[e.g. Barnes 1948]。近来，历史社会学家倾向于拒绝目的论和进化论对变迁所做的阐释。

历史社会学家认为，历史学和社会学都与人类的社会实践有关，即人类有目的的或非预期的改变的能力——即产生事件的能力，并在现有的社会象征秩序中引发巨大的、革命性的断裂。社会学和历史学都在对社会结构进行同样似是而非的复制再现这件事儿上感兴趣，也就是说，社会结构的永久化使其看起来是自然的和非历史的。通过描述历史社会的彻底不可通约性，历史学家使当下自然化。同样，社会学家的“成因解释”揭示了当代社会形式和等级制度的独断性[Bourdieu 1998]。

但是，一旦我们尝试明确方法论和认识论，观点就会大相径庭。一方面是那些用“普遍法则”解释历史的学者[Hempel 1965]。有时，这是以一种统一的机制或过程为基础的单一理论，如马克思主义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法、社会生物学中的自然选择或理性选择[Kiser和Hechter 1991]。自20世纪中叶以来，经已被修正的社会科学实证主义允许提供概率和多元解释[Reichenbach 1951]，该解释允许非定量的历史社会学家仿效统计分析的研究方案[e.g. Orloff 和 Skocpol 1984]。

与这些各式各样的实证主义相反的是十九世纪历史主义的继承人，他们认为社会学更接近于文化的历史科学，即Geisteswissenschaften，而非自然科学。得益于狄尔泰[1988]，文德尔班[1980]和李凯尔特[1913]的努力，魏玛时代的新历史学家借鉴了马克斯·韦伯的方法论著作。这些同时是“新历史学家”的社会学家相信，作为研究对象的人类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本体论上的根本区别，因为前者在历史层面和环境层面有着持续不断的变化，在意义上独一无二，并且由意义共同构成[Freyer 1926; 同见 von Below 1926]。根据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1934，14，20]的观点，德国社会学的特征是“认识到每个社会事实都是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的函数”，而社会学也是一门“内在理解的学科”。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并不因学科界限而焦虑不安（帕森斯在1945年后发表言论，说前者根本不是社会学家），他一生都在捍卫“历史社会学”的方法和其所谓的“历史社会学”（ Geschichtssoziologie） [“History-Sociology”; e.g. Weber 1927; 1951; 见 Eckert 1970, 16-18; Demm 1999]。

沃尔克·克鲁斯（Volker Kruse）以魏玛时期历史社会学家的工作为基础，将历史社会学定义为对“以历史研究建构理论”，“解决自己时代的重大问题”和“对科学过程具有自我反省的工作”的结合。历史社会学将社会现实理解为“历史产生的”，作为“历史个体”或“复杂的宏观个体”，在马克斯·韦伯的意义上，是一个不能被普遍的或超越的历史范畴所忽略的对象[Kruse 2001，106]。历史事件和人类实践不能用普遍法则或理论来解释，其是由不同力量（其日后被称为机制或解释项）的综合所决定的。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文化科学、社会科学或“地学”科学之间的区别意味着后者必然具有解释性的历史意义。

学者所提出的每一个定义同样也是是力场中的一个位置。在以后的一篇文章中，有必要研究历史社会学的争论定义是如何与这一子场域和更广泛的社会空间中的立场联系起来的。我将在这里使用最接近魏玛时期社会学家提出的历史社会学的定义。

有关社会学的社会学

在外部研究对象的层面上，可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社会学与其他学科区分开来[Stölting 1986]，但是尽管如此，社会学还是经常作为一个场域（Bourdieu 1993）凝聚起来，以其特有的象征资本等形式。[Steinmetz 2006]。许多场域的特征是“正统”信仰和“异端”信仰的拥护者之间的斗争，而异端往往与年轻一代或较新进入该领域的人有关[Bourdieu 1971]。科学场域有时也以子场域的扩散为特征。区分场域（field）和子场域（subfield）的一个标准是，该场域的所有成员也参与到各个子场域中，并且必须通过与该场域内的所有其他成员相同的入门程序。但是，子场域可能会修改甚至颠倒更广泛场域中不同类型的行动的价值所在。例如，在美国政治科学里政治理论的子场域中，关于价值无涉或规范性的观点，以及关于经验和理论研究的层次结构的观点，都与在整个学科中同样问题的主流观点直接对立[Mihic, Engelmann, 和 Wingrove 2005]。在美国文学领域的诗歌子场域中，几乎所有的诗人都对商业上的成功持有极端负面的看法，而“反资本主义”的看法通常只在更广阔的文学场域的“自治”一极占主导地位。创建一个子场域可能会保护像诗歌、政治理论或历史社会学等势单力薄者，它也可能使该领域的其他部分免受子领域的非正统信息的影响。

对特定科学场域的分析需要辅之以对广泛的环境场域和宏观历史层面的关注。人们进入了新的场域时，持有其他场域产生的资本，这些资本也许可以、也许不可以被转换为本场域内有效的货币。在不同国家场域之间流动的社会学家可能无法在新环境中重新利用其科学资本。外部盟友为场域内的参与者提供资源。特定场域内的实践借鉴了该场域之外产生的意识形态[Steinmetz 2007a]。最后，全社会的危机既可能侵蚀场域的相对自主性，又可能重新配置知识生产的内容。

德国的历史社会学：

消失的实践

我们如何解释1920年代历史社会学的兴起？德国社会学起源于一个国家知识分子体系，这个体系在文德尔班称为“一般规律研究（nomothetic）”和“特殊规律研究（idiographic）”的方法论问题上存在两极分化。这些对立的立场映射到魏玛社会学的两大主要分支，这使得“系统”社会学与“历史”社会学截然对立。德国历史社会学还受到哲学层面上现象学的存在主义和施米特（Carl Schmitt）的“决断论”的影响，社会学家从施米特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档案》（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und Sozialpolitik）中发表的文章和马克思·韦伯的纪念文集[Schmitt 1923]中对其有所了解。1920年代和1930年代的德国历史社会学家通常弃绝历史的目的论、进化论和单因素论证，而是认为社会变革是一个由深思熟虑的决策所驱动，或者用今天的话来说，由人类集体的代理所驱动的偶然的、开放的过程[Freyer 1933]。

这种认为历史是完全独特的和不可预测的，是“创造出来的”而非简单“发生”的观点，在魏玛时期持续的大规模危机中得到了强化。社会政治存在的极端偶然性是任何人都难以忽视的，因为由选民、议员和政治家的决定 [Ermakoff forthcoming]所产生的不可预测的综合影响来决定的德国民主的命运，在天平上摇摆不定。相比之下，西德战后时期(至少在1950年以后)的特点是相对的稳定，其鼓励从社会中自发的社会学作为准自然的对象，其重复的运动可以被普遍的“法则”所印证[Bock 1994;Steinmetz 2005]。

外部资源也影响了社会学内部的力量平衡。在1920年代，左翼人士和自由派政府官员对社会学的建立表示支持，他们认为社会学比诸如历史学这样的旧学科更接近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自由派的普鲁士国家教育部长贝克尔（Carl H.Becker）相信社会学能教给学生“对社会的综合取向”，并支持傅艾叶（Hans Freyer）在莱比锡的任命，他是贝德克（Bedcker）在德国青年运动中的朋友[Muller 1987，133;Üner1994，7;Lepsius 1981，11-13]。萨克森州政府也做过迫使莱比锡大学的右翼教授聘用马克思主义者和犹太教职人员的尝试[Muller 1987，136-143]。

尽管在任何半自治场域内的斗争都是由外力决定的，但这些斗争本身也具有不可简化的逻辑。1925年，傅艾叶[1926]在莱比锡的就职演说中，将社会学看作是两种观点的并列，即“法国”实证主义传统将社会学看作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的观点与“德国”社会学作为一门阐释性科学的观点并列时，他明显忽略了在德国诸如安德烈亚斯·沃尔特（Andreas Walther）这样的实证主义学者和利奥波德·冯·维泽（Leopold von Wiese）这样的形式理论家的存在。傅艾叶于1933年当选为德国社会学协会主席是自由派社会学家和纳粹党之间政治妥协的结果，但这也标志着该领域内的权力剧变，因为这破坏了傅艾叶最强大的对手——维泽的计划[Muller 1987, 246255; Klingemann 1996, 140, n. 64]。1934年，傅艾叶接受美国社会学家的采访时，他洋洋得意地说维泽是“德国社会学家中的二流货色”[Käsler 1991，93]。1945年后，权力的天平重新向维泽倾斜，维泽在美国社会学家哈茨霍恩（Edward Hartshorne）和贝克尔（Howard Becker）的帮助下被提擢为重建的德国社会学协会的主席，他们二人都是美国占领军的成员。想要加入德国社会学协会的会员，依旧需要现有会员的保证书，而维泽并未邀请傅艾叶参加。魏玛时期社会学领域的两个主要方面仍然存在，但是它们的相对力量已经被扭转，并且很快都被“社会经验研究”所掩盖。

社会学领域的其他内部特征决定了德国历史社会学的命运。1900年至1933年之间的德国社会学迎来了历史学家，例如阿尔弗雷德·冯·马丁（Alfred von Martin）和安德烈亚斯·沃尔特（“纯粹的”历史学家，在其职业生涯中途转向社会学），以及历史经济学家，例如马克斯·韦伯，阿尔弗雷德·韦伯，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和弗朗茨·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Kruse 1994b;Wassner 1986]。总体而言，社会学的开放性，尤其是其聘用历史学家和历史经济学家的意愿，加强了其历史根基。但是具有历史背景的社会学家也可能对他们自己那非同寻常的起源进行过度识别或过度补偿，例如沃尔特，他成为了“美国式”社会学的传教士，在成为汉堡大学社会学的正教授后，他又一次为“粗鲁的实证主义”发声辩护。1928年，沃尔特拒绝了朗茨胡特（Siegfried Landshut）的教职论文，理由是他认为作者是一个希望使社会学回归历史学科的“反社会学家”[Wassner 1986，396]。沃尔特与自身历史学家的背景的矛盾关系，实际上反驳了任何将社会学的“开放性”简单地解释为有助于其历史化的观点。在沃尔特1933年加入纳粹党之前，他在德国社会学中长期处于孤立状态，这表明了他未能将自己的文化资本转换成与其新的科学位置相匹配的形式。

魏玛时代的历史社会学消失的原因最简单、最明显的解释是法西斯主义。多达三分之二的德国社会学家流亡海外，赴美国的学者占比最大[Dahrendorf 1965, 112; Lepsius 1983, 6; but compare Wittebuhr 1991, 256-265]。在1933年德国的学院里可以确定身份的29名历史社会学家中，有22人流亡海外，其中一位，恩斯特·格伦菲尔德（Ernst Grünfeld），因政治原因而失业。只有一小部分学者战后回国（见表1）.

表1.魏玛时期的历史社会学家

* Bergsträsser, Arnold (Germany—United States—Germany; 1896-1964)

Brinkmann, Carl (1885-1954)

* Cahnmann, Werner (Germany—United States; 1902-1980)

* Elias, Norbert (Germany—Paris—Great Britain—Ghana—Amsterdam—Germany; 1897-1990)

Freyer, Hans (1887-1969)

* Gerth, Hans (Germany—United States; 1908-1978)

Grünfeld, Ernst (1883-1938)

* Heberle, Rudolf (Germany—United States, 1896-1991)

* Heimann, Eduard (Germany—United States, 1889-1967)

* Horkheimer, Max (Germany—United States—Germany; 1895-1973)

* Landshut, Siegfried (Germany—Palestine—Germany; 1897-1968)

* Löwe, Adolf (Germany—Great Britain—United States; 1893-1968)

* Ernst Manheim (Germany—London—United States; 1900-2002)

* Mannheim, Karl (Germany—Great Britain; 1893-1947)

* Marcuse, Herbert (Germany—United States; 1898-1979)

Martin, Alfred von (1882-1979)

Müller-Armack, Alfred (1901-1978)

Mühlmann, Wilhelm Emil (1904-1988)

* Neumann, Franz (Germany—Great Britain—United States; 1900-1954)

* Oppenheimer, Franz (Germany—United States; 1864-1943)

* Plessner, Helmuth (Germany—United States—Germany; 1892-1985)

* Rosenstock-Huessy, Eugen (Germany—United States;1888-1873)

* Rüstow, Alexander (Germany—Turkey—Germany; 1885-1963)

* Salomon, Albert (Germany—United States; 1891-1966)

* Salomon-Delatour, Gottfried (Germany—FranceUnited States—Germany; 1892-1964)

* Salz, Arthur (Germany—Great Britain—United States; 1881-1963)

Scheler, Max (1874-1928)

* Schelting, Alexander von (Germany—United States—Switzerland; 1894-1963)

* Speier, Hans (Germany—United States; 1905-1990)

Weber, Max (1864-1920)

Weber, Alfred (1868-1958)

注：* = 1933年后的流亡学者，

括号中=流亡地和居住国的位置；出生和死亡日期

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德国历史社会学的消失是由于历史社会学家的移民。大多数流亡学者很快就开始用英语出版著述，直到很久以后他们才在德国被重新发现，纳粹社会学家构建了一个完全非犹太血统的德国社会学史[Pfeffer 1939]。在纳粹时期接受培训的大多数新社会学家在被占领的东欧国家对具有日耳曼血统的人口同化问题、土地问题、空间规划问题以及最终解决方案的其他层面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根本没有历史导向[Klingemann 1996，2002; Gutberger 1996]。战后，许多这些前纳粹分子聚集在科隆和明斯特的实证社会研究机构以及社会学系，继续担任社会学家的教职。

然而，流亡和德国社会学中的纳粹遗产无法解释历史方法自我更新的失败。多位主要的历史社会学家战时都留在了德国，包括阿尔弗雷德·韦伯，汉斯·傅艾叶和阿尔弗雷德·冯·马丁。尽管阿尔弗雷德·韦伯和冯·马丁退居某种“内在流亡”之路，但他们都在纳粹期间和之后坚持撰写历史著作。但是，尽管阿尔弗雷德·韦伯（Alfred Weber）从内在流亡状态走出来后，起初似乎重新在海德堡（Heidelberg）威名远扬，但他在一本名为《历史和社会哲学家》的广为流传的（如斯宾格勒）书中被勒内·柯尼格（René König）[1958，151]归类为“历史和社会哲学家”。冯·马丁，《文艺复兴时期的首个社会学研究》的作者，他于1919年至1923年在法兰克福任教，并于1924年至1931年在慕尼黑任教，然后移居哥廷根，在那里他担任社会学研究所所长。纳粹上台后，他辞职，但留在德国。马丁于1946年在慕尼黑恢复了社会学的教学，但是他深厚的历史著作对如今已紧盯当下的社会学影响不大。至于傅艾叶，即使他从未参加纳粹党并在1935年以后在某些方面与纳粹党保持距离，但他的工作对“那些在战后多年才逐渐成熟的知识分子”的吸引力有限。1948年，傅艾叶在莱比锡失去了职位，那时莱比锡还是苏占区，随后他被排除在“学院社会学及其代表机构内部中具有影响力和声望的职位”以外[Muller 1987，329，369370]。

尽管没有一个流亡学者将纳粹独裁的十二年视为“一段间奏曲，在此之后，人们可以回去延续往昔岁月，仿佛什么都没有改变” [Krohn 1993，199-200]，但其中一些人在战后确实回到了德国。但是，许多人进入了社会学以外的学科，要么停止了历史性的研究，要么他们回来太晚了以致于无法影响战后的格局。霍克海默（Horkheimer）和阿多诺（Adorno）在都曾在法兰克福担任社会学和哲学领域的联合职务，但他们停止了对公认的历史话题的研究，在1950年代初期，阿多诺将魏玛时期的历史社会学视为一种投机哲学，他甚至参加了对其长时段的破除运动。[Adorno 1972;但另请参见Horkheimer and Adorno 1956，10]。冯·塞廷（Von Schelting）移居瑞士，并撰写了有关俄罗斯历史的书籍 [e.g. von Schelting 1948]，但对德国社会学影响不大。海曼（Heimann）直到1963年退休后才返回德国。阿道夫·洛威（Adolf Löwe）于1983年从新社会研究学院退休多年以后，当他90岁时，他返回了德国。卡恩曼（Cahnman）曾两次被邀请到慕尼黑做客座教授，并于1968年获得名誉，但他并没有永久回到德国。朗茨胡特（Landshut）回到汉堡，并协助建立了政治科学的新学科，该学科是战后在美国的敦促和帮助下在德国创立的 [Nicolaysen 1997, ch. 8]。伯格斯特拉瑟（Bergstraesser）未能在战后的德国社会学中寻得归宿，其转而进入了政治科学的新学科领域。回国后，他在德国社会学领域的低知名度因为其著述的历史风格和文化风格以及他对非欧洲地区越发感兴趣而加剧，直到1960年代马克思主义重新出现前昔，德国社会学家才开始重新讨论该主题。所罗门·德拉图尔（Salomon-Delatour）曾是特洛尔奇（Troeltsch）的学生和阿多诺的老师，他将社会学定义为“对历史进程的阐释”，他直到1958年才重返法兰克福。在1960年代初期，他仍在批评非历史形式的社会学，但是到了这个时候，“美国风格”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已经在德国占主导地位 [Stölting 1984, 55; Salomon 1922; Oppenheimer 1964, 350; Henning 2006, 50-51, n. 8]。威廉·穆尔曼（Wilhelm Mühlmann）[1932]在战前的工作代表了社会学，人种学和历史学的融合，直到1957年才获得教职[米歇尔1992]。1960年，他被海德堡（Heidelberg）招聘，在那里他领导了一个新的社会学和人种学研究所[Sigrist 和 Kößler 1985]。

我们仍然无法用流亡学者的缺席，他们的较晚归来或他们在1945年之前的去世来归咎历史分析路径失败的原因。如果他们的思想被他人采纳，那么他们的思想便能在战后的德国社会学中发挥功效。创意需要承载者提高其社会影响力，但承载者并非必须由发起者担任。我们也无法指出那些留在德国或返回德国的学者的边缘化：问题在于，他们为什么会被边缘化。

历史社会学的再生产被中断了。整个新一代的社会学家都接受了现代主义，政策导向的培训。然而，尽管这些纳粹培养出来的社会学家在战后的德国社会学中继续扮演着核心角色，但一些自由派社会学家，如勒内·柯尼格，以及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1981]等马克思主义者却将纳粹意识形态与历史社会哲学和历史社会学捆绑得更为紧密。1950年代德国社会学中所谓的“内战”似乎打破了历史社会学家和前纳粹主义者之间的任何区分，而当下的经验主义方法则与自由主义者和移民者（例如柯尼格和国际社会学协会的德国分支机构）相关联[Weyer 1986]。

历史研究在1945年以后也被绕着走，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引导社会学家去检查他们自己在纳粹时期的行为举止。直到1980年代，才出现对德国社会学家参与纳粹主义所进行的认真的调查。探究德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想不触及纳粹主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因为新近占据统治地位的“例外论”史学框架倾向于将宗教改革到斯宾格勒的一切解释为不可逆转地走向最终解决方案[Steinmetz 1997]。在1946年德国社会学协会第一次战后会议的演讲中，维泽宣布，社会学需要摆脱“投机的历史哲学”，而后者通常是历史社会学的代名词。维泽随后将纳粹时代描述为“害虫”，害虫“从外面袭击那些没有毫无准备之人，就像偷袭一样”。维泽说，纳粹主义是“形而上的秘密，社会学可能无法触及” [von Wiese 1948，29]。当然，维泽本人在纳粹时期是一位活跃的社会学家，1941年，作为外交部“档案委员会”的一分子，他负责监督论文和研究项目，并在巴黎呆了11个月，该委员会评估了德军缴获的法国文件，并撰写了一份报告，报告的观点是罗斯福总统在美国犹太人的压力下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Klingemann 1996，69; Archivkommission 1943，39]。他有充分的理由把同事们的注意力从那个时代转移开 。历史社会学的另一位反对者是赫尔穆特·舍尔斯基（Helmut Schelsky），他于1932年加入SA，并于1933年加入纳粹学生基金会（Nazi Studentenbund）。1938年，他加入了纳粹党。1941年，舍尔斯基担任傅艾叶的助手，当时后者正在领导位于布达佩斯的德国科学研究所，帮助他整理有关匈牙利教授的“种族”起源和政治观点的资料[Muller 1987，313; Schäfer1990，155]。舍尔斯基臭名昭著地指出，到1933年魏玛社会学“本身就是结局（selbst am Ende war）”[1959，37]，它已经抵达无可挽回的衰败阶段。这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大多数社会学家都被（当权者）主动地压制，而非自然而然地消退，事实上，1933年之前的数年是德国社会学史上最激动人心的时期。

德国历史社会学的终结也被一系列我们可以泛泛称为美国化的因素所加速。1945年之后，美占区官员和基金会在重塑德国社会学方面发挥了根本性作用。德国社会学家的不同团体争相效忠于为美国军事政府工作的（美国）社会学家，其中包括霍华德·贝克尔和内尔斯·安德森(Nels Anderson)。安德森在美国军事政府的资助下，组织并协调了达姆施塔特（译者注：一座德国城市）的“中镇”式社区调查。《达姆施塔特研究》为数十名崭露头角的德国社会科学家提供了实证社会调查方法的实践经验 [Weyer 1984, 323-328; Gerhardt 2007, 232-238; Anderson 1956]。来自美国的占领者和资助者倾向于支持社会学的经验统计方法，即使他们对政治科学新成立的学科在方法论上持开放态度，在这种学科中，“行为主义”方法也并非总是被优先考虑[Plé 2001，206 -207]。

历史社会学衰落的最后一个原因是经济动荡的减弱和社会的相对稳定，这一点在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总理的著名短语“没有实验”中得到了体现，并且在理论上被大西洋福特主义的概念所俘获。福利国家使得经济衰退对个体的影响得到了部分缓冲，以及福特主义国家的许多其他政策，使得将社会视为一个正式化的、可预测的机器的实证主义模型在表面上貌似具有合理性[Steinmetz 2007c]。

美国：子场域的建立

为什么美国社会学如此非历史性？如前所述，在1914年之前，人们对历史主题和认识论产生了一定的兴趣，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兴趣在很大程度上消失了。美国社会学的许多创始人都来自于自然科学和经济学（与德国相比，后者在美国并未受历史主义支配）。这些创始人大多以经济学或自然科学其中之一为模型。对于德国人，例如朗茨胡特[1929]和傅艾叶[1926]来说，如此显而易见的智识资源，即一种致力于将社会学想象为人文科学（ Geisteswissenschaft）的智识资源，对于早期的美国社会学来说却是缺席的。

1945年之后，美国社会学中历史分析路径和历史敏感的最终出现，部分原因是中欧流亡者的涌入。早期推动历史社会学兴起的美国本土学者，往往与这一流亡群体的成员联系紧密，或者便是曾在德国学习。霍华德·贝克尔于1926年到1927年期间，曾在科隆与马克斯·舍勒（Max Scheler）和维泽一起学习，并在威斯康星州聘用了格特[Gerth 2002，146]。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学生格特（Gerth）批评了美国社会学的反历史主义[Gerth 1959]，并鼓励他的学生兼合作者米尔斯（C. Wright Mills）走独立的道路。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Jr.）是美国历史社会学的另一位创始人，在二战期间曾与诺曼（Franz Neumann）和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一起担任战略研究办公室的政策分析师。罗斯（Günther Roth）于1953年移居美国，并出版了一本关于第三帝国时期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的重要历史社会学著作和一本专门论述韦伯历史观的著作[Roth 1963;1979]。因此，可以准确地说，当今的美国的历史社会学或“英美”的历史社会学多多少少都根植于“德国文化空间”[Kruse 1999a，192]。

即使大多数流亡的德国历史社会学家继续在他们的“新家”中推广历史分析路径，但他们的工作并没有在那里引起太多关注[Kruse 2001，107]。例如，从1934年到1966年去世为止的一直在新社会研究学院任教的艾伯特·所罗门一直坚持认为“社会学必须成为历史社会学”，但对所罗门工作的兴趣只是在最近几年才出现[Mayer 1967，221]。卡恩曼与博斯科夫 [1964] 编辑了一部名为《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书，但是在这里，社会学家所实践的“历史学”主要等同于“社会变革”的进化论。例外状况存在于某些文章之中，其作者是那些来自德国和中欧的移民学者，包括莱因哈特·本迪克斯，鲁道夫·希伯勒（Rudolf Heberle），恩斯特·曼海姆和约瑟夫·本·戴维德（Joseph Ben-David）。

流亡的历史社会学家整体上并未实现“理论置换”，但这并不意味着移民学者不可能将其社会学资本转化为新的条件。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是进行社会科学资本转换并大获成功的最著名案例，他在战后数十年间成为了美国社会学的主要人物之一[Pollak 1979;Neurath 1988]。一些流亡学者，例如汉斯·施佩尔（Hans Speier），一抵达美国便停止以历史的方式进行工作。恩斯特·曼海姆（Karl Mannheim的表弟），其1933年出版的关于18和19世纪的公共领域的历史社会学著作[Manheim 1933]，先于哈贝马斯的那项更为著名的研究，其中的主要内容是关于他在美国时的青年和犯罪问题。

就像美国人在战后德国决定性地塑造了社会学家之间的力量平衡一样，美国社会学领域的资深学阀亦可能会将某些流亡学者捧上神坛，或者砸了他们的饭碗。特别是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他“牢牢抓住了对德国社会学的解释权”，他对韦伯，曼海姆等人的解释，以及他对诸如汉斯·施佩尔和冯·塞廷等人的吹捧与对诸如格特和阿尔弗雷德·韦伯的贬低[Kettler 和 Meha 1994，29]。

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社会学家开始以历史的方式开展工作，撰写有关历史主题的论文，并关注历史学家的问题、概念和词汇。仅仅用流亡历史社会学家的存在无法解释这种转变，否则历史社会学应该早就巩固了其在这一学科中的地位。历史社会学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主要原因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进行了探讨[Steinmetz 2005]，但美国社会学中对马克思主义的重新发掘和福特主义调节模式蕴含的不稳定性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结论：

解释社会学的历史化浪潮

似乎在社会学和学术界内部的有五个因素，还有两个科学以外的因素，它们有助于解释历史社会学作为变量存在。但是，这些因素是否为必要条件尚不清楚。对于给定的历史情况，还有一些完全独特的因素，例如历史社会学与纳粹主义的假定联系，以及在二战刚刚结束的（联邦）德国，其不愿意重新打量纳粹的历史。

第一个也是最明显的“内部”因素纯粹是智识性因素，即是否存在支持历史分析路径的观念。魏玛德国所继承的智识文化为社会学提供了一套丰富得难以想象的历史性和人文科学的思考体系。战后的美国社会学从这些潮流的涌入中受益匪浅。法国社会学亦能够借鉴布迪厄所探讨的哲学和科学史中思想丰富而非正统的传统，以及包括萨特在内的法国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思潮。

我无法在此审视的第二个因素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魏玛时代社会学、1970年代美国社会学和布迪厄社会学中历史社会学的重要知识前提。马克思主义既可以在历史社会学方面发挥促进作用，为历史思维方式做出贡献，又可以起到抑制作用，这种影响的程度如此之深远，以至于历史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紧紧相联，而马克思主义则被视为过度还原主义者，出于政治缘由而被拒之门外。

第三个“内部”因素与社会学领域的结构有关。与其他学科相比，社会学通常对新来者和局外人更加开放。这种开放性可能有助于历史社会学，尽管我们也有一些反例，例如前历史学家沃尔特（见上文）。

第四个内部因素是历史社会学子场域的存在。如上所述，这可以保护历史社会学，尽管这也可能使得它难以对社会学内的其他场域产生影响。如果它是一个界限分明的子场域，如其在当代美国，那么它也许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免受该场域作为一个整体的反历史压力。该子场域的成员，特别是那些位于“自治”一极的成员，可能更愿意接受跨学科的“旅行（travelling） ”[Bourdieu 1991;Herzog 2004；Steinmetz 2007b]。历史社会学家当中存在着效仿本学科的主流研究规程及认识论的“他律”的一极，这可能会自相矛盾地通过使得子场域的自治一极成员不被审查而起到保护他们的功效。

促进历史社会学发展的重要制度因素是有利于跨学科研究的机构的建立，例如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1933年之前的莱比锡大学，纽约市新社会研究所，密歇根大学的历史人类学博士大纲和巴黎高等社会科学学院。

似乎也有两个外部机制影响了历史社会学的可能性和兴旺与否。在这里，主要针对德国案例讨论了其中的第一个：外部投资人和政府机构。普鲁士和萨克森州的德国政府官员有时会在魏玛德国推广历史社会学，而1945年后的美国占领军则倾向于支持非历史的社会学。美国社会科学的历史学家们已经证明了洛克菲勒基金会和联邦资助机构如何促进以实证主义和定量面目包装的时事导向型、问题解决型的研究[Ross 1991; Kleinman 1995]。

最后一个外部因素是指整体宏观历史的系统。高度稳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例如战后福特主义的“三十年光辉岁月”，可能会削弱社会学家对历史思维方式的自发性兴趣。相比之下，社会历史危机可能会鼓励更多的历史思维方式，即使其不会直接导向历史性的智识工作，而历史性的智识工作总是或多或少地独立于世俗权力和一般社会趋势。危机赋予人们以历史路径看待社会更多的自发性，这可能会间接地渗入社会学领域以及其他社会和人文科学领域。历史社会学风起云涌的两个伟大时代，即德国的1920年代和美国的1970年代，也正是危机四伏、前途未卜的时代，这似乎并非巧合。这一点通过对有限的工作岗位的激烈竞争即刻在学者之间展现出来[MLA Task Force 2007]。同一时期，历史分析路径的兴起也在社会学以外的其他领域出现。例如，从新批评中，文学批评完成了转向，美国盛行的非历史的、以文本为基础的解构主义让位于“新历史主义”，后者将文学研究者带进了档案馆[Gallop 2007;Gallagher和Greenblatt，2000年]。1990年代，随着学者的社会经济条件变得更加稳定，新的历史主义作为文学研究者的主流范式逐渐式微[Mullaney 2007]。

这是否意味着那些赞成历史社会学的人应该渴望危机出现？也就是说，他们是否期望宏观社会危机能加强社会科学家的历史定位？渴望危机无疑是错误的，不仅是出于道德上的考量。我试图找出某些导致历史社会学两波热潮和历史社会学式微的原因机制。危机及其相反的社会稳定在每一种情况中皆为重要机制。但我们还应该记得，1930年代于美国而言也是一个危机时期，但没有一个学者引发社会学历史主义的热潮。1970年代至1980年代，西德的历史社会学亦无显著增加。历史阐释与预测是不一样的[Horkheimer 1933]。历史社会学的认识论对我们的教训之一是，除了对当前的一些模式进行非常短期的预测外，对社会的预测是不可能的。如果对社会历史生活做一个有效的概括，那么历史事件是由一系列不断变化、无比复杂的因果机制决定的，其中一些因果机制本身就要求异常特定的时间和地点。

原著 |  ·斯坦梅兹

译 | 周天羽

图片 | 网络

编辑 | 尤天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