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疑探秘||"大可函牛 百人可移置“的舜鼎究竟去了哪里？
迷失的九疑舜鼎
——探寻湖南历史文化名城宁远古文明笔记之二
鼎，是传承华夏文明的礼器、中华民族祭祀先祖的重要载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我国的造鼎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到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见图1），从夏代开始将鼎作为国家祭祀的重器、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故鼎又是华夏文明绵延数千载未曾间断的重要见证。作为中华始祖“三皇五帝”之一的舜帝，其藏精之所——九疑山的陵寝内自然是少不了这等国家宝器的。地方史料显示,舜鼎曾经很辉煌地在九疑山屹立过, 但存续数百年之后，又神秘消失了！真可谓：不知其生何来，失之何往矣！成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历史谜团。
图1：距今6000年前的仰韵文化时期的陶鹰鼎（现存国家博物馆）
（一）地方志书中的舜鼎
在永州和宁远，历代地方志书都有对舜鼎的记载：
1、明弘治年间的《永州府志》内，全文记载宋代书法家黄表卿(1178-1245)的《九疑山赋》中就有：“天下一景，湖南九疑…攀断龙髯，黄鹤莫留于仙驭，空遗虎鼎，白鸦犹养于玄田（见图2）”的表述 。
2、明万历二十二年（1596年）的《九疑山志》卷之三（抄录档）载：“舜鼎 今在舜陵，大可函牛，百人可移置”。
3、清康熙二年（1662年）的《九疑山志》卷之二“神異”篇，原原本本抄录了万历版《九疑山志》中关于舜鼎记载的内容（见图3）；
4、清嘉庆丙寅年（1806年）编修的《九疑山志》第一册里却记载：舜鼎，旧在舜陵，大可函牛，形圆足峙，今失所在！（见图4）；
5、清嘉庆辛未年（1811年）编修的《宁远县志》卷之十里复述了丙寅年版《九疑山志》里的记载(如图5)。
从可查阅到的原始档案看：九嶷舜鼎从发现有最早的文字记载（即十三世纪的南宋时期）开始，到最终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即十九世纪初叶的清朝中期），前前后后一共经历了约600年的时间；而从正常逻辑来判断，其真实存续的时间应大大超出这个时间跨度！
图2：明弘治年间《永州府志》里对九疑舜鼎的记载（红框圈标记）
图3：康熙二年编修《九疑山志》关于舜鼎的记载（红圈内字迹）
图4：嘉庆丙寅年编修《九疑山志》关于舜鼎的记载（红圈内字迹）
图5：嘉庆辛未年编修《宁远县志》关于舜鼎的记载（红圈内字迹）
（二）鼎从何来，失亦何往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目前能查到的关于舜鼎的记载非常有限。若这些官修史志所载非虚的话，它至少留给我们四个迷团：一是舜鼎由何人铸于何时、何地？二是用什么材质制作的？三是鼎于何时移置于舜帝陵内？四是它因何故又消失不见了？
笔者根据相关史料和当时的历史情境，大胆作了如下推测：
1、舜鼎可能为朝廷御赐。中华始祖“三皇五帝”之一的陵寝之中有祭鼎，符合封建王朝追思先王圣贤的礼制。正因为如此，至少在距今四百年的明朝或更久以前的宋朝，中央政府就曾御赐宁远县，或敕命其他地方为九嶷山舜帝陵（庙）铸制过一口形圆足峙的巨鼎，并放置到九嶷山，用于官方祭舜时烹煮三牲（大可函牛）、尝享上苍、福佑社稷。但也不排除政府遣派工匠，分别于宋代和明代在九疑山舜庙（陵）各铸制或打制过一口大鼎的可能，只是两只鼎后来都不见了！九疑舜鼎也许是不同朝代分别制作的鼎，即一为虎鼎，一为舜鼎。也有可能是同一只鼎在不同时期放在了不同的地方，称谓发生了变化而已：即宋人把这只放在玉琯岩舜庙的鼎称为“虎鼎”（与鼎上的虎形纹饰有关），明代把这个鼎（虎形纹饰已模糊）移到新建的舜帝陵里后称其为“舜鼎”。
2、舜鼎体形高大且厚重。此鼎应为青铜质或铁质铸造。因自然造化或是经人工制作成石鼎或陶鼎的可能性较小。因为，记载里很明白地说它“可移置”，制造可搬动的石鼎是没有必要的；若做的是陶鼎则质量相对较轻且易损毁，无需多人便可搬运，也不大可能；而只有制作金属鼎才真正符合礼制且可以用来烹煮三牲太牢。同时，舜鼎又是相当沉重的，需要百人左右才可以挪移。按明、清时代的一斤等于现代十六市两、一个劳力可挑抬八十至一百斤（明清度量衡）计算，该鼎应当在6—7吨之间，整体占用空间体积应不小于6立方米。而且，此鼎还是当时全国范围内祭祖用的独一无二的大鼎（未见同时期其他地方志里有制造过类似巨鼎的记载）。
3、舜鼎可能于明初时置入。明洪武四年（1371年）在九嶷山重建舜帝陵时或本朝的后任君主（早于万历帝）遣官致祭时制造并置入；亦或是从历史更久远的玉琯岩舜庙（考证为秦汉时期已建庙）移置过来。前者的可能性要大一些，因为现在的舜帝陵建于明洪武初年；《易经》有云：“革物者莫若鼎，故受之以鼎”。明朝建国是驱除蒙元挞虏、“革故鼎新”之中华盛事，朱元璋仿效《史记·封禅书》里的圣王“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而铸鼎或置鼎于九疑，以示受命于天、复兴华夏正统，是完全符合情理的事情。而后者的可能性要小一些，但也不能排除；因为舜鼎有可能在北宋或更早的唐代，甚至汉代就已经造好，通过子江河水路运送到玉琯岩舜庙，用于祭祀舜帝已久。因历经元朝百年风雨洗礼，原舜庙荒废倾塌，但祭鼎犹存。明初，朝廷不再重修玉琯岩舜庙，而是在舜源峰北麓新建舜陵；为物尽其用，动用了大量人力将此鼎向北迁移了2.5公里，置于新建舜帝陵内。当时，与舜（虎）鼎一起搬过去的，还有由汉代零陵太守徐俭题撰、原本立在玉琯岩前的“帝舜有虞氏之陵”碑石；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所见之明代舜帝陵里有汉碑，而汉代已建庙的玉琯岩却没有汉碑的根本原因。
4、舜鼎或因天灾人祸而消失。1993年版的《宁远县志》大事记篇里分别记载：“康熙四十七年（1703），宁远地震”和“乾隆四十七年（1782），三月二十八日未时地震，山崩地裂”等两次重大自然灾害。由于九嶷山大部分为石灰岩质喀斯特地貌，地下暗河溶洞密布，而舜鼎本身自重又很大，遇到地震、地陷或山崩、泥石流，便可瞬间沉埋于地下（鉴于舜帝陵及周边的目前状况，再对其进行地下考古发掘已无可能）。在漫漫历史长河中，也不能排除此间有被人偷盗和人为损毁的情况发生，但出现这种的可能要小得多；因为在那个社会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要整体搬运走这个宠然大物或当场损毁拆零、熔作他用，需要动用大量人力、物力才能实现。况且，当时的清政府在舜帝陵（庙）是常年派驻有守陵户看陵护院的，且窃鼎或毁鼎要弄出很大动静，事中或事后，地方政府不可能不知晓！
（三）复制舜鼎势必行
鼎，中华文明的独特标识与文化的载体。从轩辕黄帝郊雍（4700年前）采首山铜，于荆山创立中华，铸立国之鼎始，传六代而出舜王，自此泱泱中华，绵绵不断、生生不息，更叠数百代而再现今日之复兴气象。作为黄帝苗裔，且为“三皇五帝”之一的舜帝之陵寝内祭鼎之失已数百年；今又逢盛世，中华崛起，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复铸舜鼎重置于舜陵，当具重要意义，亦有充足理由：
1、效之历代帝王，理当复铸舜鼎。《史记·孝武本纪》载：“鼎宜见于祖祢，藏于帝廷，以合明应”，意思是说：鼎宜放置在祭奠先祖的宗庙之中，珍藏于拜祭天神之宫廷之内，才会显示祥瑞。”同时，它也从侧面说明，鼎是国家重器，只有王室才有权拥有和使用。而作为“德自舜明”的圣祖——舜帝，对于承启华夏文明、感召亿万后人的功劳，不输于任何世代君王。在号称“华夏第一古陵”的九嶷舜陵圣地，却没有一尊在华夏九州排列靠前的祭鼎，似乎与其应有的地位和名份很不相称！亦有愧于这位先王。
2、祭祀国之圣祖，当有国之重器。西周用鼎制度规定：“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古语亦有“一言九鼎”、“问鼎九州”、“定鼎中原”、“三足鼎立”之说。可见，鼎历来就是王权的象征、传国的宝器。况且，陕西黄陵、河南新郑（黄帝故里）等“五帝”陵庙内，当地政府或有根据史书记载，或根据最高礼制而重铸祭鼎（黄陵内有九鼎，新郑有“天下第一鼎”），置于宗庙，以示敬天法祖、还原历史（见图6）。而根据史实，九嶷山舜帝陵本来就有大鼎，且较其他中华始祖陵重修的时间更早、规模更大，却长期没有把体现历史本质与核心的内容——舜鼎复制出来，似乎有自甘落于他人之后之嫌矣！
3、昭示德政清明，须有舜鼎象物。《左传˙宣公三年》曰：“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牧，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于上下以承天休。”意思是说：从前，夏朝正当有德之时，把远方的东西画成图像，让九州的长官进贡铜器，铸造九鼎并且把图像铸在鼎上，所有物像都具备在上面了，让百姓知道神物和怪物。所以百姓进入川泽山林，就不会碰上不利于自己的东西。螭魅魍魉这些鬼怪都不会遇上，因而能够使上下和谐，以承受上天的福佑”。这段话很明白地告诉我们：鼎自古以来就是“政府施行德政、国家团结和平、上苍福佑万民”的象征，亦是民心所向、国运隆昌的标志。我们应当重视它的象征意义，并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当下，时值国家元首贤德、政治清明、百业俱兴，正是我辈召唤亿万宗亲，贡金九牧，铸鼎象铭、刻纪功烈、颂扬祖德、陈述锡命、昭告乾坤的大好时机。
因此，复制舜鼎于舜陵，已正当其时、势在必行！
图6：纵观古今，唯太原春秋大鼎和肇庆鼎湖山大鼎与九疑舜鼎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