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叔岩的无奈

（来源：敬亭山上客的博客）

人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故人为万物之灵。人的本质是自由，人生命的最大价值乃是能认识自身，包括生理状况和精神世界，从而不断战胜自我，彰显人的价值，达到人的自由，实现人生境界的永恒,从而进入一种自由王国。余叔岩正是一个在京剧生行中进入自由之境的大家。

余少年红，后来嗓败。在老夫子陈德霖的指导下，经过艰难的练习领悟，终于练就了一条云遮月的功夫嗓。他用中锋嗓，讲究头腔共鸣，用提溜劲，对京剧演员的发声、用气的认识和运用达到一种极致，实现了对用嗓认识和技巧的解放，将歌唱演员用嗓的技巧和智慧发挥到了极致，进入一种游刃有余的自由之境。其高音挺拔，中音宽堂，低音沉厚，美妙余音，仿佛自然天成，进入一种有我与无我的朦胧之境，堪称天籁。

余叔岩生前共录制了四批唱片，其中有两段《打侄上坟》。第一段为1924年在高亭公司录制，是西皮三眼“张公道三十五六子有靠”，当时标的剧名是《状元谱》。第二段是1940年在国乐公司录制，西皮散板转原板“提起了二爹娘要掌儿的嘴”，剧名为《打侄上坟》。剧中陈伯愚生活殷实，乐善好施，生活稳定而安闲，余赋予他闲云野鹤的气质。第一段唱得较为洒脱，听来深沉安详中有一种半百无子的深深感慨。第二段用情的成分比较重，散板是他恨铁不成钢，盛怒之下责打侄儿时所唱，原板中感叹自己老来无子，而侄儿不成器，陈门兴旺无望，流露出消极而绝望之情，令人感到已由第一段“张公道”的人生感慨转为一种沉痛的人生感叹。

第二段的调门低得多，顾曲家们评价他此时由清刚转为醇厚。我却感到，这一段中，或许流露出余叔岩的一种无奈。余曾反对用过高调门演唱，以为技巧的发挥留下余地，“张公道”一段为其中年时作品，彼时其嗓音虽正是最佳时期，但调门比1920年在百代公司录音时有所降低，演唱英气未失，更增一种沉稳老练。到1940年录制第二段时，其身体饱受尿毒病魔折磨，健康不佳，嗓音衰败，被迫降低了调门。这种被迫，自有一种无奈，一种人最终不能完全战胜自己的无奈。纵然演唱技巧无懈可击，人的解放或许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人的有限与无限的矛盾，不仅是一个人终其一生无法解决的矛盾，也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一个人个体的生命总是有限的，传宗接代是使人的生命得以延续的一种方式。余叔岩先生一生只生下三个女儿，膝下无儿。余大贤心中凄惨可想而知。虽然后来经过别人作伐，与一女子产下麟儿，但是不久被保姆失手摔死。余大贤于是不再强求。灌制此段之时，余叔岩或许思及无儿之事，与陈伯愚非常相似，因此在不自觉中感情倾注甚为悲戚，“老来无子甚悲惨”一句尤其如此，其中流露出一种有意无意的无奈。

余叔岩于1940年灌制了包括这段《打侄上坟》在内的三段唱腔，三年后带着这种无奈，终于被病魔夺取了生命，53岁便驾鹤西游，空留梨园一股袅袅的余音。所幸，其生命虽然短暂，绝嗣无后，身后的生行却是“无腔不熏余”，余派一脉香火旺盛。

人的自由与解放不是脱离大地的一阵轻风，而是在大地母亲怀抱中的升华与涅槃。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