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文学情缘
我的文学情缘
杨增能
(一)
作者2005年在封江与武汉作家董宏猷、邓一光、董宏量、王新民、张执浩、李鲁平等合影
我出生于安陆农村,是从读高中时开始做文学梦的。
安陆文化馆有一份非正式出版刊物《安陆文艺》,开本像我们的课本一样32开,不定期出版。我当年的一些诗歌习作首先就是投给《安陆文艺》。当时赵金禾老师是安陆文化馆的馆长,杨亚老师是责任编辑。
有个周末的下午,我在位于文化馆一楼的阅览室浏览杂志,那个只有一两个房间大的阅览室当时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有一人来还书,快出阅览室时图书管理员喊"杨亚",他又折返回来。因为此前给《安陆文艺》投过稿,所以在他们讲完后,我主动找到杨亚老师并作了自我介绍。就像我惊异于与他的偶遇一样,他也对与我的相遇感到意外。在我们交谈结束后,他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喊我的名字,我应答之后他停顿了好一会,后面说的什么我已记不得了。当时给我的感觉,他这一喊就是想看看给《安陆文艺》投稿的那个人是不是我。我人生中遇到的第一个编辑就是这样邂逅的。
杨亚 水易居摄于2016年
我的第一首诗发表于《安陆文艺》1981年第3期。现在来看,实在是太稚嫩了。但在当时,习作和名字第一次变成铅字,真有"漫卷诗书喜欲狂"的感觉,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兴奋之中。这也大大地激发了我,使我更广泛地阅读文学作品,更勤奋地练着笔。往往一有灵感就马上记在纸上,而更多时候则是"为赋新词强说愁"。
作者在《安陆文艺》发表的处女作
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到了一定时候,便将这期间的习作抄在一个笔记本上,汇成一辑。为了写这篇文章,我清点了一下,一共有十一辑。第一辑我起名"胚芽",请当时安陆一中的校长杨业荣老师题写的。第二辑起名"弯弯的路",是杨业荣老师作的序。杨老师在序言的开篇中写道:"我怀着希望的心情读完了这位年轻诗迷的又一个习作集。作为一个诗作爱好者,一个业余的诗作爱好者,一个年轻的业余的诗作爱好者,竟能如此勤奋不怠,委实难能可贵,亦堪赞许⋯⋯"在中间提了很多期望之后,结尾写道:"这诗迷既已起步,理应在诗的长途上走下去,走向理想的未来。对此,我怀着更强烈的希望。"护犊之情,溢然纸上。杨老师是认真看过我的习作的,我习作集里的一些错别字他都改过来了。当时有一个流浪汉在冬天死在了学校的厕所,我写了一首诗表达同情,他在诗旁批注:"此事确曾有,不宜作题材。有情当放遣,恻隐自何来?"那个流浪汉以前从没有到过学校,因此这件事确实与学校也没有任何关系,当时他又是学校的主要领导,所以我完全理解他看待这件事情的角度。他在我的另一首比较消沉的诗旁批注:"天生我才必有用"。
杨业荣 水易居摄于2016年
《孝感报》是孝感地委机关报。 大约是1982年春季的某一日,《孝感报》在某一版的左中偏下的位置发表了我的两首诗。那是我第一次在正式报刋发表作品,诗的主题大概是春风春雨之类。我是在一个下午收到报社寄来的报样的,当拆开信封时不能不说是一种莫名的惊喜。那个下午,我在教室的窗前把玩(已经不能叫阅读)着报纸,窗外天空低沉,斜风细雨,春寒料峭,那一情景到现在还定格在我的脑海中。遗憾的是,后来那份报纸不慎遗失了。若干年后,我到季云堂那里做客,仓促间也未能在报社的资料室找到那期报纸。那时季云堂是孝感日报社的社长,大学同时期在新闻系进修的同学张明担任《孝感晚报》的总编辑。
右三为季云堂 图片选自网络
由于在阅读和写作上,我相比于其他同学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因此作文水平有很大提高。当时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俞庆懋老师曾经在班上念过我的作文,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阅批作文时习惯在他认为精彩的文字下面划线,他划的既不是直线,也不是波浪线,而是波浪线在下面交叉,看起来就像并在一排的一株一株幼苗。每次看到俞老师阅批后的作文,我总是反复揣摩,老师为什么在这些地方而不是其它地方划线,激励我更好地锤炼文字和提升文章境界。俞老师心地善良,生性耿直,曾经在班上没有点名但神情严肃地批评:"有的同学花了很大的精力在读小说,这是不应该的,现在的主要任务是把学习搞好。"我知道这些语重心长的话是对我讲的。那个时候,对一个来自农村的学生来说,能够考上大学就意味着改变了命运,就实现了"跨阶层流动",毫无疑问是对的,他是设身处地在为我着想。俞老师很胖,走起路来手和脚在两边有节奏地摆动着。他来查晚自习,人还没到我们位于教学楼二楼东头的教室,听到他的脚步声,我就悄悄地将课外读物塞到抽屉里了。他的话没有能够点醒梦中人。
杨增能诗文选集《小站》
安陆县城不大,安一中在城南凤凰山麓,离县城中心的文化馆只有几分钟的路程。因此我常去文化馆找杨亚老师,有时候是送稿子,有时候是打问稿子处理的结果。他是单身汉,住在文化馆顶层的那个像电梯机房的唯一的一间房内。有一次他告诉我,准备约请华中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安陆某机关的姓肖的大学生写一篇我的诗歌评论,到时候与我的诗作一起发表。我盼望了好一阵子,终究是没有看到这篇评论,就像期待编印中的《安陆文艺》一样,迟迟见不到踪影。在1983年的某天,我读到了散发着油墨香的《碧山新花》,这是一张专门刊登文学作品的报纸,在当时的安陆可以说是"横空出世"。为什么《安陆文艺》没有持续编印,改为报纸,再后来又改成《太白风》,个中缘由不得而知。但当我看到《太白风》一长串的理事名单时,特别是看到这些理事好多来自安陆的知名企业,我就隐约理解他们的局促和苦衷。让我惊喜的是《碧山新花》首期刊登了我的一组诗,并附了我的简介。
安陆地域不广,人口不多,但文学艺术的氛围很浓。我个人认为,除了李白"酒隐安陆、蹉跎十年"太白遗风外,《安陆文艺》这些刋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些刋物周围聚集着一批作家和文学艺术爱好者。像我这样咿呀学步的诗作者,编辑就想办法扶苗浇水、奖掖提携,可见他们的良苦用心,也可见这里有着多么适合文学艺术工作者成长的土壤。一些熟悉的名字常在这些报刋上见面,陈大超,曹军庆,毕大松,雷祖干,闭业俊,王义功,杨业赋,刘镇繁,卫保群⋯⋯这些人里面,我和杨业赋老师过从甚密,见过面的还有曹军庆、陈大超和刘镇繁三位。曹军庆和陈大超现在已经是省内乃至在全国很有影响的作家。
诗人饶庆年给作者的约稿信
安陆文学艺术的活跃还与赵金禾老师有密切关系。赵老师既是带动者,又是推动者。说他是带动者,他的杂文《毛遂不避嫌疑》入选了高中语文课本,仅1996年一年他就创作了11篇中篇小说,其中两篇刋发于当年的《人民文学》;说他是推动者,他是安陆文化馆馆长、文学创作协会会长,《安陆文艺》那些文学刋物、报纸在创办、存续、质量和风格保持等方面都倾注了他的思想、精力、心血。赵老师性格开朗,笑声爽朗,特别善于接受新生事物。当时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正热,他请刚上大学机械专业不久的我假期回来给文化馆的全体干部职工作了一次讲座。当时我自己对信息技术可以说是懵懂无知,只有临时恶补。还值得一提的是,文化馆牵头组织了一次安陆籍在外大学生的寒假联谊活动,活动就在文化馆楼上,好几位县领导出席了,参加的有几百在外就读的大学生,活动是赵老师提议和直接组织的,我是主要联络人之一。
赵金禾 程超摄于2016年
(二)
1983年,我在复读之后考上了华中工学院,也就是现在的华中科技大学。当初之所以选择读理科,是因为我的语文和化学成绩相对好些,读理科两门的优势都可以保留,好拉高分数。如果单一地看,首选跳农门而不是自己的兴趣理想,也许正是我这类寒门子弟的无奈选择和悲哀之处。但现在回过头来看,学习理工科,又加上爱好文学,对写文章和自己的整个人生都是大有帮助的。任何事情都是辨证的,都有两面性,是因缘和合。那年我报考的是管理系,在"是否服从专业调剂"一栏填了"是",估计报考管理系的同学较多,我因此就被调剂到了机械工程一系机械制造专业。
当年华工安陆籍部分在校生合影
走进大学校园,感觉到文学的视野一下子拉开了。在这里,我涉猎了更多的书籍和刋物,接触了更多的文学界人士,也结识了更多志趣相投的诗友、文友。
我在华工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是散文诗《新生活应该这样开始》,发表在校团委和学生会创办的文学期刋《青年园》。当时计算机系安陆老乡沈亚洲是编辑之一,他对那篇文章提出了一些好的修改意见。由于那期杂志刊登了副主编包普安等人采访朱九思院长的文章,朱院长也给《青年园》题了词,因此影响较大。而我的文章排在那一期第一篇,可以说在华工初亮了个相。两年后湖北省写作协会成立,会刋《青年写作》试刋号转载了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的缘故,也因为学校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年一年老生要离校,很快我也成为了《青年园》杂志的编辑。编发其他同学的诗,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也使自己提高很快。
作者与“华工之父”朱九思院长在河南合影
大学真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我们宿舍在南一舍,南一舍住着机一系和机二系的男生,文学氛围异常浓厚。在宿舍入口,有一块横放在支架上的黑板,贴上抄着同学诗作的材料纸,还用水彩笔配上一些类似吴冠中先生江南风格的非常简洁但乡风浓郁的插图,整个板报看起来非常清新,诗情画意。按专业设置分,机一系是金属切削、机床这些冷加工及其设备、工艺,机二系是焊接、热处理这些热加工,看到这些板报,你无论如何想不到这些诗作和插图出自将来要在工厂与金属打交道的同学之手。这里面有李咏成、刘鹏、胡涛、胡洪⋯⋯等一批诗友的作品。特别是刘鹏的诗"清江啊我的母亲"语言清丽,情真意切,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机一系宣传部办了一期我的板报专辑,除了在南一舍展示外,还放过东五教学楼的中间休息区,有时候晚自习中途出来休息,看到有同学在板报前抄我的诗,很有点暗自得意。
作者与华中理工大学时任校长杨叔子院士在宜昌
我的诗歌习作越来越多,投稿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作品除了在《青年园》、校报发表外,《湖北日报》《长江日报》《长江文艺》《江汉早报》《武汉晚报》《武汉青年报》等本埠报纸刋发了我的一些作品。在《中国青年报》《飞天》《湖南文学》《广西文学》也有发表作品。毕业后在《诗刋》以及有点青年诗人和诗作者"英雄榜"性质的《青春诗历》(湖南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都发表过作品,那是后话。现在翻看这些作品,我的《致妈妈》发表在《湖北日报》1986年3月8日的副刋头条,《思念》发表在《中国青年报》1986年2月14日,这些作品发表的时间也值得玩味。我在《湖北日报》发表的第一首诗是与我的家乡安陆烟店镇同名的《烟店》,我的父亲是一个在村里从事基层工作的农民,他一向反对我写诗,认为写诗是"不务正道",大概是镇里干部给他夸过我的这首诗,他给我讲这事时,我感觉到他有些宽慰。
作者在《湖北日报》发表的第一首诗《烟店》
当时更多的作品还是发表在学校校报和《青年园》上。在《青年园》杂志发表的诗作大都放在"刋首寄语"栏目,排在封二或者扉页,用报纸发社论的那种楷体编排,一方面这些诗或者散文诗适合在这个栏目发,另一方面我是编辑,也有点"近水楼台先得月",编辑部的幸智敏、陈军、包普安、杨凤开、郑萍、樊静霞、李兵、姜玉莲、王铁军、廉弘等同学也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些作品刋出后在校内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我在与校报打交道的过程中,也与陈天照、陈思中、胡安琪、严赤卫、江洪洋、郭进中等都成了很好的朋友,是真正的亦师亦友。几年前,在人民日报新彊分社担任社长的学弟杨明方来汉,我和已在文华学院担任副院长的陈思中老师与他相聚,陈老师还打趣道,那时我给校报的作品"刚开始是怎么改都行,后来是怎么改也不行"。当时的情况也大抵如此,不是因为后来有些名气了,而是后来对自己的文字反复打磨了,特别是像诗歌这样的体裁,真的就是到了贾岛那种用"推"好还是用"敲"好要琢磨半天的地步。而事实上在编辑和读者看来是不是一定这样也难说,这也是很多文人容易自我的通病。
《青年园》杂志
从 1985年开始,湖北省作家协会青年诗歌学会组织编印了几辑40开本的诗歌小丛书。先是印行了《南方青年诗丛》,有郭良原、徐鲁、马竹、梁必文、陈应松、谷未黄、胡鸿、曾静平等人的作品;后来是《屈原诗丛》,有鄢元平、我及尚建国、张隽、黄殿琴等人的作品;再后来是《后现代诗人诗丛》,有南野、熊红、野夫、唐跃生等人的作品。后来又出版了《长江诗丛》,它并不是省青年诗歌学会组织编印的,但与前几辑在开本、装祯设计上几乎一样,有诗友胡玥、沙溪等人的作品。我纳入《屈原诗丛》的诗集名为《星星草》,是我十分崇敬的老诗人曾卓先生作的序,责任编辑是饶庆年、王建渐老师。勿庸置疑,当年这些系列小诗集对于形成湖北特别是湖北高校诗歌浓厚氛围和发展高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著名诗歌评论家、当时在华师工作的赵国泰老师在评论这些小册子时,用的标题是"正是三月,武汉诗坛莺飞草长"。对《星星草》的评论其中有:"深沉的情感往往外延出素洁的形式,这时形式已是完成了的内容","在新诗潮的围困中,读一点素体诗不啻为审美疲劳的解除。"
著名诗人曾卓写给杨增能的信
1985年,我加入了武汉作家协会。当时加入作协的通知书上还有附言交单位存入个人档案。加入作协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华工当时在大学就读期间加入作协的只有船舶和海洋工程系的杨晓峰和我两人,那时杨晓峰已经毕业。我加入作协不久,就参加了在汉口赵家条空军招待所召开的作协理事(扩大)会。当时武汉作协和文联的活动较多,经常能够在一些场合聆听曾卓、李蕤、沙蕻、李冰、王精忠甚至沙莱等老一辈诗人、艺术家的教诲。
由于大量的精力用在阅读、写作和社会活动上,我的专业学习越来越感到吃力。不知道我的情况是如何让时任校长黄树槐教授知道的,他提出如果我愿意,学校可以与武汉大学协商,把我转到武大去读中文系。当时我还没有听说过大学就读期间转学的情况,我在深感自己幸运的同时,对这位机械工程领域的著名专家对一个不曾认识的学生如此爱护怀着由衷的敬意。那个时候已经是大三上学期,我了解到如果转到武大学习,在华工已修的公共课的学分可以计算,而机械专业课和专业基础课的学分不能算。这样将大大延长我的大学求学时间,当时家里的经济条件也不允许,因此作罢。我毕业留校工作后的一年,学校准备下大气力抓产业发展,筹备召开产业发展工作会议,听说给黄校长准备的讲话稿几次修改他都不满意,他点名让我来改这篇讲话。这篇讲话由于要对政策、机遇、现状非常熟悉,在此基础上凝聚共识、出思路、拿举措,而我接触了解不多,只在语言、逻辑等方面作了些修改。我估计他也是不满意的。他老人家已在几年前去世,当年的这件事在我的心里一直如骨梗喉。
图为湖北文学艺术界朋友在曾卓诗歌馆前留影。左二《长江日报》副刊主编周璐、左三《今古传奇》集团董事长、诗人鄢元平、左四黄陂作协主席李文浩、左六诗人鲍勋、左七黄陂政协副主席、诗人魏云乔、左八作家周娴、左九作家诗人马竹、右三诗人张隽、右二湖北省文联文学艺术院院长郑鸣、右一书法报社社长、诗人舟恒划、左五为本文作者
当时机一系的师汉民、邓世兰、杨志光、姜楷、袁建春、徐振高等老师都给予了我很多帮助。一次在与系主任师汉民老师的交谈中,我得知这位机械专家非常喜欢古典文学作品,《红楼梦》读了五六遍,给我很大的启发。为了照顾我读书和写作,后来我们搬到南二舍时,系里在顶楼单独给我安排了一间宿舍,那里最大的好处是通宵不停电。由于信函较多,在南一舍时收发室给我单独编了一个信箱:南一舍特一号信箱。
1986年底,我利用寒假到江浙采风,应该说是一次社会实践活动。武汉作协给我出具了到南京、浙江和湖州等地作协的介绍函,在南京作协偶遇诗人车前子和因《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而成名的诗人梁小斌,并进行了愉快交流。在浙江作协拜访了"七月派"著名诗人冀汸,回汉后老诗人赠我一本他题签的新诗集《没有休止符的歌》,是寄曾卓老转我的。在宜兴拜访了因在华工讲座而结识后来成为忘年交的著名陶瓷画家张志安先生。寒假归来,在《青年园》刋发了四个版面的《江浙行》游记。当时《湖北日报》准备刋发一些大学生假期参加社会实践活动的情况,政文部两位记者来校后经校学生工作部推荐采访了我。不久后《湖北日报》发出来的变成了我的署名文章。而且文章中写到自己通过社会实践"夜里辗转反侧",叙述了我的思想转变过程。看到"我"的这篇文章后,我非常生气,向学生工作部反映了这一情况,并给报社政文部和总编室打电话,声明我没有写这篇文章,而且在参加社会活动期间晚上都睡的很好,没有"辗转反侧",我要求报社更正。对于这样的大报,这一要求显然是难以做到的。曾卓老知道这事后告诉我,"算了,没有多少人在意的"。后来又听说报社一位领导给学校打电话还是来人表示歉意,并请学校做我的工作,我也就没有再提了。多年以后,在不同的场合又分别见到了这两位记者,有一次还是在同一饭局,见面也是相逢一笑。
杨增能作品刊发在《湖北日报》
那个时候,可以说笔耕不辍,夜以继日。我也不断地向报刋投稿,并因此得到了很多编辑老师的帮助。现任省文联主席熊召政老师那时在负责《长江文艺》的工作,住在华中电管局宿舍,我将我的一本打印诗集送他指点,不久他即在杂志上刊发了其中的两首诗。有联系的还有湖北日报的韩雨、李红云,长江日报的巴兰兰、丁兴国,武汉晚报的周忠良,武汉青年报的邓一光,湖北电台的王丽等。《甘肃文艺》改名的《飞天》杂志开办了"大学生诗苑"栏目,专门发在校大学生的诗作。退稿或要求修改时,编辑总会用铅笔在诗旁边提一些意见,有一次提的"平"、"实"要先"奇"、"崛",我觉得非常中肯。记得韩雨在《江汉早报》当编辑时,在财大办公,有一次我们谈完已晚,他留我吃饭,那一顿饭是他在宿舍用煤油炉做的。后来他到日报社文艺部工作,在《东湖》副刊发表过我的《爱情来临》、《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沉默》等几篇散文。当时每篇作品的最后都要附作者单位,《沉默》发表后反应较好,我收到了几十封读者来信。周忠良老师当年在汉口洞庭街报社的顶层办公,跟他的交流简单而愉快。有一次从他那里归来,我是坐一路电车回武昌的。车到长江大桥时,天色已晚,从车窗眺望两岸万家灯火,感觉世界是那么美好!
(三)
1980年代,校园诗歌社团活动风起云涌。
华工先是成立了夏雨诗社。夏雨诗社的发起人是胡星斗,我记得当初的成员有鲍勋、李咏成、胡安琪、刘燕南、刘鹏、陆晔等人。大约在1984年,在西边体育馆举办了"青春与祖国"大型诗会,碧野、白桦、曾卓等著名作家、诗人及青年诗人郭良原都参加了,武汉话剧院的演员鄢继烈、张境也受邀朗诵了诗歌。当时诗人、剧作家白桦因剧本《苦恋》产生的巨大风波已经结束一段时间了,学校似乎还持一种谨慎的态度,只有校宣传部和学工部的领导出面接待。白桦朗诵了他自己创作的与诗会同名的诗作,这首诗开头是这样的一一
我的青春在祖国
在来自天上的滔滔黄河
在长江,在汉水
在洞庭,在澜沧
在故乡那些潺潺的溪流中
跳动着我青春的脉博⋯⋯
后面的大意是,如果我是一棵树,祖国就是大地。土地肥沃,树才能茁壮成长;土地干涸,树叶枯萎摇落……而且,在雷雨来临时,我会与大地母亲扎的更紧,而不会像树上的鸟远走高飞⋯⋯联系诗人的际遇,我更深地理解了他这首诗所表达的拳拳之心,赤子之情。诗会之后杨晓峰将他自己抄下来的这首诗给了我,我时常诵读。可惜写这些文字时这首诗怎么也没有能够找到。
后来,华工又成立了楚风文学社。同样是在西边体育馆,1985年5月3日举办了"五月风"诗会。这次活动规模很大,田野、欣秋、熊召政、刘益善等诗人参加了诗会,曾卓、碧野、徐迟、胡天风等都发来了贺信。当时唯一的一家全国性大学生诗歌刊物《大学生诗坛》的主编潘洗尘路过武汉,也赶来参加了诗会。在汉兄弟院校派了20多位代表参加。这次诗会,校长黄树槐、校党委副书记张碧辉都出席了。经过与会专家评审,鲍勋的《校园里倒下一片白桦林》获得一等奖,我和熊红的诗分别获得二等奖。会后,我作为这次活动的主要组织者之一,接受了当时新闻系学生、校《学术通讯》记者现在担任工人日报社副社长的王四新同学的采访。
参加华中工学院“青春与祖国”诗会合影。前排左二著名作家诗人白桦、前排左三著名作家碧野、前排左四著名诗人曾卓、前排左五青年诗人郭良原、后排左二为作者杨增能
"五月风"诗会后的第二天,武汉的诗友又在东湖组织了一次小型诗友聚会。舟恒划、韩雨、马竹等都参加了,好像潘冼尘也参加了。那天东湖下着瓢泼大雨。
夏雨诗社保持了旺盛的生命力,胡星斗离校后,社长由鲍勋接棒,后面是我、周明剑、张帆⋯⋯经过了这么多年,大学生走了一茬又一茬,夏雨诗社直到今天还在华中科技大学的学生中存在着,真可以说是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1987年南京青年诗人周俊编辑的诗刊
我们那时诗社的活动很多,经常举办讲座、朗诵会。有一年中秋节,我们在东边球场举办了一场篝火晚会。那天下午,柴载兮等诗友推着印有"总务科"字样的铁皮板车在校园里拾捡枯枝,这一画面到现在还清晰地映在我的脑海里。篝火晚会中途,有校保卫处的同志来到现场,他们可以有很多理由制止,比如安全、影响离球场近一些宿舍同学的休息、破坏了球场地面等,但他们只叮嘱我们注意安全就离开了。对比现在在校园有的马路上停车上下个人就有穿制服的保安来敲窗,感到当时学校各个方面对学生是多么包容。当时诗社的成员有李斯、项进改、柴载兮、凃文塑、周明剑、张帆、张劲、秦宇峰、廉弘、李晓智、倪国彬、罗仙军、郑阿曼、刘劲涛等人。除了诗社、文学社的活动外,当时校广播台也举办了多场"蓝色的爱"诗歌朗诵会,形成了交相辉映的局面。广播台除了机务是教工外,编辑记者全部是学生,据说这最早是九思院长要求的,目的是利用这个平台锻炼学生。这样,广播台就吸引了一批又一批有才华的帅哥靓女。当时杨磊是台长,金敏、邬向阳、唐晓媛等朗诵过我的诗,与郑志、张梅、傅洁、杨冬等也多有交往。另外一个方面,中文系的何锡章、赵仙泉、潘大华等老师或开设课程、或举办讲座、或自己写诗,对形成华工校园浓厚的诗歌氛围发挥了积极的助推作用。
杨增能作品刊发在《诗刊》
1980年代,几乎在汉的每一所高校都有诗歌社团。武大有珞珈诗社、浪淘石文学社,华师有桂子山文学社,湖北大学有湖光文学社⋯⋯校际之间的社团联系和诗歌交流也非常频繁。当时有联系的诗友有:武大的马竹、王新才、若木,华师的李尔葳、王慧轩、易建新(易飞)、李鲁平、张执浩,财大的陈明正,华农的涂琼理,湖大的朱江,水利电力学院的方舟,水运工程学院的胡玥,民族学院的杨斌、张志及,中医学院的谢百羽、时昭红等。也有一些校外的诗人参加交流,如首创非非主义的四川先锋诗人周伦佑,武汉的诗人王新民、谷未黄等。在诗歌活动上,武大举办樱花诗会、华师举办"一二·九"诗歌大奖赛相对固定些,其它高校的诗会主题大都没有固定。如:华工、财大都曾举办过"五四"诗会。有一年参加樱花诗会,我参赛的《老水手》一诗是根据老诗人曾卓的经历写的,台上朗诵时曾老在下面流泪了。那首诗后来发表在1986年《广西文学》4月号诗歌头条。那次诗会白桦、曾卓、骆文、沙蕻等老诗人都上台讲话或者朗诵了,当时大学生朗诵者是从舞台两侧的楼梯上去的,而这些双鬓斑白的老诗人都是在舞台前面直接跨上去的,一个个给人老当益壮的感觉,使会场的气氛变得活跃不少。在华工新闻系进修的方政军参加了那次诗会,并给华工校报写了一则消息。湖南出版社当时刚创刊的《今日大学生》杂志约我写一篇诗会侧记,我正好推荐了他。那时华工新闻系有一批有发展潜力的新闻人进修,可谓藏龙卧虎,写这些东西对他们来说是课外作业、小试牛刀。
杨增能作品获奖通知
那是一个属于诗的时代。国内各地高校的诗坛非常活跃。八十年代大学生诗歌研究专家姜红伟先生称之为"八十年代校园诗歌运动"。我当时了解的有,哈尔滨师范大学潘冼尘主编的《大学生诗坛》问世了,中国人民大学的程宝林在国内大学生中比较早地出了诗集,南京青年诗人周俊组织编印了《诗对话·全国青年诗人诗歌大展》,北京师范大学马朝阳编印了《中国当代校园诗人诗选》⋯⋯诗歌社团更是如雨后春笋。在武汉,由马竹发起,鄢元平、鲍勋、舟恒划为主成立了"南方诗派",他们因此被称为"南方四君"。《南方诗派》创刋号刋登了我的《南方》一诗,后来这首诗在《飞天》正式发表了。
湖北省作协青年诗歌学会大专院校分会成立后,武汉高校的诗歌活动就更有组织和协调性了。大专院校分会首任会长是武大浪淘石文学社社长马竹,他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因不久要毕业离校,他在华师主持召开了一个会议,推举我为会长,武大的王弘弢(若木)、华师的王慧轩、华工的熊红为副会长,湖北大学的朱江是秘书长,李鲁平等是理事兼副秘书长。
湖北青年诗歌学会大专院校分会组织机构及会员名单
我担任会长后,参加了武大、华师、华农、湖大、湖医、体院、水利电力学院、水运工程学院等高校的诗歌活动,有时候是参赛,有时候是交流,也有时候是当评委。有一天晚上,武汉水利电力学院组织了一个诗歌活动,我应邀参加,活动结束后学校领导坚持派车送我这个学生评委,可见那时高校对社团活动的重视支持。当时高校的诗歌活动特别是得到了一大批作家、诗人的支持。除了碧野、曾卓、白桦、骆文、沙蕻等老一辈作家诗人外,中青年诗人熊召政、刘益善、董宏猷、管用和、饶庆年、胡发云、郭良原、董宏量、舟恒划等都给予了大力支持。记得有一年的华师"一二·九"诗歌大奖赛,剧作家沈虹光也参加了。现在的省作协主席方方,那时在湖北电视台文艺部工作,我到她位于武商背后的鄂广大院的家里拜访,她提出拍一部反映武汉高校诗歌活动的专题片,希望我们配合提供一些素材。后来为此也有书信往来。有一次她在来信中说,"我最近正在弄一个文学欣赏的电视节目,下一步打算将你的《长江边》请人朗诵出来并配以画面",那个时候没有电视看,我们也未就此事再有后续信息,应该是没弄成的。而拍高校诗歌活动专题片一事,因为每次大型诗会都没有影像资料而又不可能补拍,最后也未能付诸实施。
作家方方(汪芳)给杨增能的信
此间,安陆成立太白诗社,杨业富、邬德发、付中波等诗友在具体操持。因我人在武汉,给我安了个"名誉理事长"的职务。我还应邀回安陆及在华工新闻系851班、湖北中医学院等作过几场诗歌讲座。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诗歌活动除了锻炼了一大批诗作者外,也锻炼了一批播音人才。当年参加诗歌朗诵的华师学生孙汀娟 、华工学生傳洁后来都成为了湖北电视台的新闻主播。
(四)
到了毕业季,我的就业成为了头等大事。那个时候的毕业生还是计划分配,由学校包办。考虑到我的情况特殊,学校允许我自己联系单位。我的首选当然是从事新闻、文化、出版这样一些单位。但事与愿违,按照现在的网络语言,我与这些单位差一个办公桌的距离。求职的残酷现实,也击碎了我在高校象牙塔的那种良好感觉。
先是赵金禾先生给在湖北日报社担任人事处长的朋友作了推荐。我持赵老师的信找到他时,他很支持。当即给文艺部的罗主任打了电话让我去见面。罗主任是一位很和蔼的女同志,说了报社需要和欢迎年轻人之类的客气话,而在场的一位副主任则很直白地插话,报社需要的是编辑,是为人做嫁衣裳的,而不是需要自己来搞创作的人。他还表露出对他们那里某位同事既当编辑又搞创作、参加很多社会活动的不满。由于具体的用人单位没有意见,这事也就不了了之了。
方政军在华工新闻系完成进修后调到了新华社湖北分社政文组工作。他向时任分社社长李永长、副社长周东爱推荐了我。李社长非常重视人才工作,在看完我的简历后,当即留我下来考试。当天的《人民日报》刊登了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一篇通讯,是反映企业家步鑫生重新上台后又把企业办垮的。他让我就此写一篇评论。我的评论的大意是面对不断变化的形势,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停滞不前,都要与时俱进,否则就会被时代淘汰。大概是这篇评论他还满意,一周后我接到电话让我第二天中午2点钟到湖北饭店某房间找他,电话里没有说是什么事,我怀着忐忑的心情到他的房间时,他在那里给我安排了第二场考试,考试的内容是哲学、政治经济学。题目是他手写在材料纸上的,让我在房间答完题把门带上即可,然后他去开会了。我看到当时桌子上放着全省经济工作会议的材料。大约两周后,他又通知我去那个时候还在省计划管理干部学院隔壁的分社,这次是让我以"我为什么要当记者"为题写一篇作文。记得当时我是从新闻观和我的政治素质、新闻捕捉能力、文字表达能力、身体素质等能够胜任这一光荣职业展开的。三次考试后,便是几个月漫长的等待。期间我给李社长打过两次电话,他都是说让我等消息。我问考得如何,他回答"还可以"。从"还可以"的回答中,我感觉他们在招不招我的问题上还在犹豫。到了第二年4月底,分社通知我录不了,因为"没有编制"。这当然是个托辞,没有编制会安排我考试吗?而且前面的考试不满意的话,会有后面的考试吗?事后知道,他们后来招录了一位在新华社另外一个分社实习的复旦大学毕业生。
作者的诗在《中国青年报》刊发
拖了这么长时间,再去联系其他单位,已经非常紧迫。曾卓老给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胡天风先生作了书面推荐,我自己也向在汉的几所高校出版社"自我推销",并给武汉电视台台长赵致真先生写了一封自荐信,附上了我发表作品的清单,赵台长收到我的信后,还安排市广电局蔡姓人事处长专门来校了解过我的情况。去这些单位最后都没能如愿。感觉那时就像一只无头苍蝇,四处碰壁,心身疲惫。现在来看,主要还是因为不是中文或者新闻科班出身,专业基础不扎实,用人单位不放心。
参加工作几年后,我收到了参加武汉电视台科教部成立的请柬,电视台还打电话落实希望我到会。成立仪式结束后赵台长问我,"怎么样,想不想来?"我恍然明白通知我参会的原因。那时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入,文学艺术的热度逐渐减下来了,加之在机关工作了一段时间后,随遇而安,过去那种执着追求文学的意志也逐渐消磨了,我就回绝了。包括后来与曾卓等老师联系少了,也是这一原因,没有写东西也不好意思再见他们。
武大珞珈诗社社长王新才的信
当年,有位老师提醒我,如果到新闻单位求职,人家要看的是你的新闻作品,而不是文学作品。一语点醒了我,一段时期,我给校报写了好些新闻稿。也与《湖北青年》杂志社联系,由他们开具介绍信,采访了武汉救助站,那篇稿子因故未能发出来。另一篇反映文学界现状的通讯《文学界的困顿》在杂志刋发了。校报每年都评年度好新闻、好作品,过去只在"好作品"里面出现我的名字,后来也出现在了"好新闻"里面。
毕业后,学校最终安排我留校工作。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后来也写了一些诗,但越来越少了。尽管也时有作品发表,包括1992年很火的楚天广播电台办了一个"文学风景线"栏目,因为易建新在那里当编辑,以"湖北青年诗人专辑之五"对我作了20多分钟的专题介绍,但总的感觉就像后来在基层工作时抗旱一样,那已经是水库的"尾水"。因为工作需要,我在《科技日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都发过一些新闻稿,与陈天照老师合写的新闻上了《人民日报》,与方政军老师合写的消息作为新华社电讯稿也有两次被《人民日报》采用。
杨增能的稿件被《人民日报》采用
后来在工作中,特别是在地方的行政工作中,反过来我尽量去抹掉这些痕迹。我一直觉得,行政工作是主理性的,需要遇事沉稳,冷静内敛,每个人都是整个运转环节的一环,尽管也有个人发挥,但从根本上说,是螺丝钉就是螺丝钉,是螺丝帽就是螺丝帽;而文学艺术特别是诗歌是主情感的,感性、思维跳跃,按弗洛伊德所说,是一种"渲泄"。我觉得只有领袖人物(如毛泽东主席)才有可能很好地集两者于一身。对于一般的人来说,文艺青年的那种特质去掉的越彻底,行政工作就越成功。这也是一种艰苦的转型。很长一个时期,这似乎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自我革命。
当然,这一段文学经历也培养了自己观照世界看待事物的视角、过硬的文字功夫以及凡事追求完美的精神。事实上,在后来的工作乃至整个人生中,我也一直在享受着这种红利。
(五)
情缘,《辞海》的解释是:1.男女间爱情的缘份;2.指一般的缘份。但我觉得,从组词的两个字来看,"情"是个人的态度、兴趣、情感、追求,"缘"是因缘,是一个人成就事业和追求的有利客观条件。1980年代,我和文学的亲密接触,是自己的孜孜追求,而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又得到了多少老师和朋友的真诚帮助!
让我们来看看这些帮助过我的老师和朋友们的现状吧一一
赵金禾老师现在仍担任安陆作协名誉主席。前几天与安陆一朋友通话,他说赵老师现在还经常辅导文学青年,第二天还要参加下乡送书活动;
杨亚老师最后一次见面是他在武大进修时,我去拜访他。以后就没有再联系;
杨业荣校长后来担任过县政府办主任,也在组织部、统战部工作过,已经退休多年;
我的班主任俞庆懋老师在华工附中延揽人才之际,通过我牵线搭桥,和夫人张美华老师一起调到了华工附中。十年前因患癌症去世,我得知这一消息已是夜里12点,那时刚防汛回来准备睡觉。我又请假,连夜往武汉赶,参加天亮后的告别仪式⋯⋯
方政军老师后来担任过新华社湖北分社总编辑,从纪检组长的位置上退休后,现在担任湖北省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还在劳走奔波;
韩雨担任过《楚天都市报》和《楚天金报》的总编辑,现在是湖北日报副总编辑;
"南方四君"的鲍勋在十堰作协工作,舟恒划担任书法报社社长,马竹在湖北电视剧制作中心担任编剧,是专业作家,鄢元平是今古传奇集团的董事长,相对而言,与他们联系要多一些;
武汉晚报的周忠良老师后来一直没有再见过;
刘鹏在《楚天都市报》担任副总编辑。
作者的作品刊发在《长江日报》
最让我遗憾的是,2002年曾卓先生逝世的消息我是从湖北日报等媒体获知的,那时我在基层工作,而报纸登载的是告别仪式的消息,这样,这位给过我无私帮助的慈祥老人连最后一面也没有见上。这一直使我在内心十分愧疚。我曾经在《湖北日报》读过一位诗人造访曾老黄陂故居、呼吁建立纪念馆的文章,如果这一建议成真,我愿意捐献曾老与我的20余封通信以及他签名赠我的书藉,算是对老人家惠予我关怀的微薄回报。
……
诗友们毕业后天下各散,夏雨诗社早期社员胡星斗、刘燕南、陆晔现在分别是北京理工大学、中国传媒大学、复旦大学的教授。接我手担任社长的周明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而广播台的巴曙松现在是国内著名的经济学家,前些年央视《新闻联播》经常就经济金融形势和政策访谈他。也有在海外工作生活的,如秦宇峰、张梅等,总之,天南海北,各安其所。
现在,我又回到原点。一切归于了平静。这一段刻骨铭心的文学经历,以及这以后的改变,是耶?非耶?真的说不清楚。真的如《金刚经》所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
其实,人生就在于过程。人生,每一个时期可能有每一个时期的梦想,在那一个时期,你做了梦,追求了,奋斗了,你就是充实的,就没有遗憾。而有的人,可能始终如一地做着同一个梦,始终朝着一个方向努力,他就可能更容易获得成功些。
我常看见楼下的青藤,左弯右绕,曲折攀沿,这里生出一片叶子,那里长出一朵花来⋯⋯我很感慨,人生可能正像这蜿蜒的藤蔓,展现着它的努力、曲折和光彩。
而对我而言,1980年代的文学亲历,正是我人生藤蔓青绿的一截。
2018.5
(完)
摄影:水易居
赏石商店
老水带货:如图。沙漠之舟。太湖石。长23厘米,高15厘米,厚7厘米。石质坚硬,造型逼真,厚重而不失灵秀,虽静而动感十足。石座为安陆名家日月山人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