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济高材生转行做律师：设计师太弱了
父亲是律师，沈哲驭从小就对法律文件耳濡目染，在他看来，“遵纪守法”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素养。
建筑本科毕业后，沈哲驭入职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两年多的工作经历，他最深刻的感触却是“这个行业里，《劳动法》是一纸空文吗？”
2016年，沈哲驭从设计院离职，用了不到3个月的时间脱产准备司法考试，并顺利通过。之后经过1年的实习期，他完成从设计师到律师的转变。但他接的案子，却只与建筑行业相关。
01
“误入”建筑行业
“建筑学是迷人的。”哪怕已经转行几年，聊起大学时期的经历，沈哲驭依旧这样觉得。
当初报考建筑学时，沈哲驭对这个专业还了解甚少，因为分数相当而被同济大学录取。彼时，同济大学尚未推行“工科实验班”，并以此模式进行建筑系专业的高考招生。建筑系包括三个方向：建筑学、历史建筑保护工程、室内设计。
学生需要确定培养方向。沈哲驭选择了历史建筑保护工程，“课程设置基本上与建筑学相同，但会增加一些与历史建筑保护相关的理论、技术和实践。”
一方面，性格中有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安定因子；一方面，课程还算比较有趣。沈哲驭渐渐喜欢上了建筑。大学时期，多数的课程作业会以真实地块为案例，学生前往现场考察调研。基于真实地块的设计和讨论，也让沈哲驭觉得倍有成就感。
“建筑学本身有它的迷人之处。”沈哲驭重申，“一方面，它有艺术气息在里面；另一方面，你可以通过设计改善一些人的生活，让他们在这个空间中生活得更有意义。这个学科可以给人成就感。”
2014年毕业后，沈哲驭入职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2年多的时间里，他基本上把策划、设计、施工图等方向都尝试了一遍，接触的项目也多为大型商业项目。设计院内年轻人多，工作氛围不错。工作方面可以了解设计全流程，参与的项目也都拿得出手，这样的工作经历，按理说应该会让不少人羡慕。
但，沈哲驭不这么想。
工作2年多，他最深刻的感触，一是这行越来越难做，加班强度大不说，待遇却在下降；二是这个行业里的管理者，似乎根本不在乎《劳动法》。
“2009年我入学的时候，当时的学姐学长一年可以拿到20万起，当年的毕业生一个月拿到1万基本上没问题。等到我毕业的时候，一个月就变成了8千。几年过去了，工资不升反降。”
而提到《劳动法》，很多行为都被大家心照不宣地掩饰过去，变成了默许。加班费、节假日三倍工资、平日里的劳动报酬扣发到年底，美其名曰“年终奖”……
种种行业内司空见惯的行为，在沈哲驭看来，都是不合法不合规的。从小在一个“知法懂法”的氛围中长大，沈哲驭没能适应工作后的状态。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沈哲驭选择了前者，回想起那几年的工作经历，做得最多的就是无意义的修改。多数设计师明明学历不低，却难以得到应有的尊重。面对不合理的工作安排，也没任何话语权。
“有段时间我在施工图组，为了赶项目进度，方案都没有确定就催着我们出施工图。那个时候怎么可能画得准确，后面不出意外就是一遍又一遍地修改。”沈哲驭告诉「计成」。
02
一纸空文
两件事情，成为沈哲驭离职的导火索。
一是家中突遇变故，母亲因此在路上摔倒骨折，不得不在家卧床修养。在家庭最需要的时候，沈哲驭却每天都被“困”在公司，几乎没有时间回去照顾。
二是身边一位很优秀的朋友，一路披荆斩棘终于做到了华东院某分院所长一职，辛苦工作一年，拿到手却只有二十万出头。“在上海，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处于一个相对高的职位，居然只有这个收入。当时就觉得这行也就这样了。”
还有些细碎的“不满”一直积攒着。“这个行业视《劳动法》为一纸空文”的念头一旦产生，只会随着时间变得越来越强烈。长期的高强度加班、加班费、加班调休却闻所未闻；劳动报酬被拆解成基本工资和年终奖金……
“我一直不懂，同样是乙方，为何施工单位面对甲方却完全不像设计院那样唯唯诺诺。该要的钱，该放的假，施工方都会坚持到底。不给，那就法庭见。”直到离开这个行业，提起往日种种，这个看似安静的上海男生依旧愤愤不平。
2016年年中，沈哲驭从同济院离职，脱产备考司法考试。
回忆起那段时光，他表示的确是一段比较辛苦的日子，“光复习资料就有几千页，四张卷子的考题，涉及的法律条款无穷无尽，你需要找到规律，整理出一套逻辑，把这些都尽可能地记下来。”
在封闭式的环境里“闭关”复习了近三个月，每天除了上课就是看书和自习，但沈哲驭依然觉得这段时间的辛苦和设计院的加班比起来，“只是毛毛雨。”
通过司法考试并不代表就可以立即持证上岗，法律规定需要一年的实习期，虽然在律所签的是正式合同，但仍然属于实习律师。
“实习期的工资，大概只有我当时在设计院的一半。但过了实习期，转正后的工资会有明显提高，基本上已经赶上我在设计院的收入了。那个时候依旧是助理的身份，行业内不成文的规定是，转正后要留在该律所继续工作一年左右，之后才可以出来单干。”沈哲驭说，“到那个时候就是真正的多劳多得，很多人也是奔着这个阶段去的。”
03
只接与建筑行业相关的案子
正式成为律师后，沈哲驭看似转了行，却没能真正地离开这个行业。早前他所在的事务所是全国最好的建筑行业律师事务所，专门负责行业相关的案子。
“总体而言，施工单位的案子比设计单位的案子多。我接过很多施工单位的案子，为了讨要尾款和甲方对簿公堂。”沈哲驭说，“这又回到了我们之前讨论的问题，就是同样面对甲方，施工单位为何能比设计单位更强势？纵观许多大型设计院，也没有这个魄力，尾款要不到就算了。”
他认为原因可能有以下几点：
一是国家有专门保护农民工的法律。对于农民工问题，近几年的政府述职报告中都有提及，不管是解决“三农”问题，还是保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有国家在后面撑腰，维权更有底气；
二是农民工群体态度更加强势。有人为了要钱，直接把挖土机开进公司院子里。设计师则相反，大部分人都受过高等教育，在某些方面则会想要维持“体面”；
三是没有真切损害到既得利益者。农民工拿不到钱，不管是闹事还是撂挑子，罢工一天就是一天的损失，设计师拿不到钱，或许还会期盼一下年终奖，或者被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搪塞过去。
“这个行业的劳动者太缺乏法律意识，不懂得如何用法律武器捍卫自己的权利。之前行业上行的时候，这一问题被掩盖了，现在则到了爆发期。”沈哲驭总结道。
他要是体面，你就让他体面；他要是不体面，你就帮他体面。这是电影《让子弹飞》中的一句台词。沈哲驭深以为然。
在他看来，离开设计院成为律师后的这几年，却是他与行业联系更加紧密的几年。他从未如此细致和近距离地观察过这个行业，是是非非都被看在眼里。
有一个案子，甲方因不满设计，将室内设计师告上法庭索赔1000万。设计师第一时间没想着去找律师，而是找了个中间人去调解，却糊里糊涂地签了一份“过错声明”。
签完声明，设计师才意识到事情变得不可收拾。沈哲驭了解完案件的前因后果，气不打一处来。“甲方这样太欺负人了。有些合同，我看到都觉得签得太耻辱。这样的合同怎么签的下去？你连自己的权利都不了解，又从何维护？”
通过沈哲驭的努力，最终，赔偿金额由1000万减少至80万。“如果不是签了那个（过错声明），这80万都不用赔。”提起这个案子，沈哲驭依旧愤愤不平。
作为律师，他有自己的职业素养，客观理智、公平公正。但作为曾经的设计师，他难免会有强烈的代入感，会气愤，会为遭遇不公的设计师鸣不平。正是这一份强烈的情绪，成为他为每一个委托案件拼尽全力的驱动。
沈哲驭的想法和「计成」不谋而合。
“推动行业良性发展”是「计成」一直以来的目标，也是「计成」团队正在逐步推进的事情。但行业的进步从来不是靠少数人，而是千千万万的设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