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长春祖师与成吉思汗的因缘！
邱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这都是他师父王重阳真人为他取的名字。他是山东登州栖霞县的人，当金熙宗大定七年间，他方十九岁，居昆嵛山修道，而遇王重阳，便依之称弟子。重阳当时赠以诗曰：“细密金麟戏碧流，能寻香饵食吞钩。被予缓缓收纶线，拽入蓬莱永自由。”对于他的器重，由此可见。他追随依止于重阳，不过四年，重阳便即坐化。
临殁吩咐他听学于马丹阳，他便随马丹阳、谭长生、刘长生等四人，护重阳灵柩，归葬终南山下，并且随丹阳等庐墓三年，极尽师弟之礼。后来他便独居于磻溪、龙门七年，专志修道，备尝难苦。后世道教的龙门派，俗称北派的，就宗于他修道于龙门而定名。他在这几年中，对于修道的心得，随时作成诗歌，因此流传开去，声誉便逐渐隆盛起来。
因金朝的京兆统军夹谷公礼请，遂还归终南，弘扬全真道。金世宗二十八年，召请人见。世宗向他求道，他便先说延生保命之要，次及持盈守成之难。又说：富贵骄淫，人情所常。当兢兢业业，以自防尔。诚能久而行之，去仙道不远。谲诡幻怪，非所闻也。
金世宗对于他，非常重视。先安置他在万宁宫之西，一年之中，屡次召见。他急急请求还山，到了是年八月，才放他还终南山。赐钱十万，他都辞而不受。二十九年，世宗死后，他便于章宗明昌元年(公元一一九○年)回到故乡栖霞，大修道观，安置徒众。当南宋宁宗嘉定十二年，金宣宗兴定三年(公元一二一九年)的时期，他住在莱州的昊天观。
那时山东大部分的地方，都被南宋收复。宁宗久闻他的道望，便遣使召请南行，而且命令大帅彭义斌派兵保卫起行，他都辞谢不去。地方官怪而问他的原因，他便说：“吾之出处，非若辈所可知。他日恐不能留耳。”到了那年的五月，成吉思汗在西征的途中，从奈蛮国遣近臣札八儿、刘仲禄，远涉间关险阻，到山东来请他西去。
本传所载成吉思汗写给他的制诏说：七载之中成大业，六合之内为一统。是以南连蛮宋，北接回纥。东夏、西戎，悉称臣佐。任大守重，惧有阙政。且夫刳舟剡楫，将以济江河也。聘贤选佐，将以安天下也。朕践祚以来，勤心庶政。三九之位，未见其人。伏闻先生体真履规，博物洽闻，探赜究理，道冲德著，有古君子之遗风，抱真上人之雅操。今知犹隐山东旧境，朕心仰怀无已。山川悬阔，有失躬迎之礼，朕但避位侧身，斋戒沐浴，选差近臣，备轻车，不远数千里，谨邀先生，暂屈仙步，不以沙漠远行为念。或忧民当世之务，或恤朕保身之术。朕得亲仙座，惟先生将咳嗽之余，但授一言斯可矣。
这一篇制诏，当然不是成吉思汗的手笔，那是不用推想可知。但是他的渴望之诚，和卑辞厚礼，却跃然纸上。按明陶宗仪著《辍耕录》原文，还较为详细，但大体不外这些恳切的情辞。而且刘仲禄奉命为请师的专使，其初一路行来，还不知道丘长春在山东那里，本来想带兵五千，专来迎请。后来经过金朝西北驻军和边臣的劝告说：正当两国议和，恐怕金人惊扰。才只带蒙古亲兵二十人，一路探访，来到登州。
邱长春祖师却一反常态，立即接受了成吉思汗的邀请。选弟子中可以从行的，共计十八人，便于(公元一二二○年)二月北行到了燕京行省(北京)。他所经过的地方，大家争求他的文笔诗颂，只要有此一纸，就可免了元兵的杀戮。后来元朝用兵中国，人们都求邱长春全真道的庇护，犹如清末时期，国人求庇于外国教士一样，真是历史上一件异事。
邱长春到了燕京的时候，成吉思汗的西征行程，已经更加辽远。据《辍耕录》等的记载，他便进表陈情，奏请不去。如原表云：登州栖霞县志道邱处机，近奉宣旨，远召不才。海上居民，心皆恍惚。处机自念谋生太拙，学道无成。辛苦万端，老而不死。名虽播于诸国，道不加于诸众人，内顾自伤，衷情谁测，前者南京及宋国，屡召不从，今者龙庭，一呼即至。何也?伏闻皇帝，天赐勇智，今古绝伦，道协威灵，华夷率服。
是故便欲投山窜海，不忍相违。且当冒雪衔霜，图其一见，盖闻车驾只在桓抚之北，及到燕京，听得车驾遥远，不知其几千里。风尘澒洞。天气苍黄，老弱不堪，切恐中途不能到得，假之皇帝所，则军国之事，非己所能。道德之心，令人戒欲，悉为难事。遂与宣差刘仲禄商议，不若且在燕京德兴府等处，盘桓住坐，先令人前去奏知。
其奈刘仲禄不从，故不免自纳奏帖。念处机肯来归命，远冒风霜，伏望皇帝早下宽大之诏，详其可否。兼同时四人出家，三人得道，惟处机虚得其命。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伏望圣裁。龙飞年三月日奏。
到了十月间，成吉思汗在邻近印度的边境，遣使奉诏回邀西去，如原诏云：成吉思皇帝敕真人丘师省，所奏应召而来者，具悉。惟师道逾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元纁，驰传访诸沧海。时与愿适，天不人违。两朝屡召而弗行，单使一邀而肯起。谓朕天启，所以身归。不辞暴露于风霜，自愿跋涉于沙碛。书章来上，喜慰何言。军国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诚云可尚。朕以彼酋不逊，我伐用张，军旅试临，边陲底定。来从去背，实力率之固然。久逸暂劳，冀心服而后已。于是载阳威德，略驻车徒。重念云轩既发于蓬莱，鹤驭可游于天竺。达摩东迈，缘印法以传心。老氏西行，或化胡而成道。顾川途之虽阔，瞻几杖以非遥。爰答来章，可明朕意。秋暑，师比平安好。旨不多及。
他由此便不辞险阻，远涉沙漠，追随成吉思汗的西征路线，历时四年，经数十国，行万有余里，《元史》称其：“蹀血战场，避寇绝城，绝粮沙漠。”于公元一二二二年，到达邪迷思干城。再过铁门关。才在雪山之阳，与成吉思汗见面。居住一年以后，他自北印度的边境返国，成吉思汗派骑兵数千，护送他回燕京。改天长观为长春宫。又敕修白云观，合而为一。并以万岁山、太液池赐之，改名为万安宫。
在我们的历史上，当六朝的时期，前秦苻坚为了迎接高僧鸠摩罗什东来，专为他发兵七万征服龟兹国，才得到了罗什大师。后秦王姚兴，而且又为了大师，于弘始三年(公元四○一年)派兵灭了后凉，他才到了长安。在此以前，苻坚为了争取道安法师，及习凿齿等学者，也不惜用兵十万，进攻襄阳，硬把他们俘去。历史上为了一位学者大师，至于兵戎相劫，而且还因此攻城灭国，实在为千古稀有的事。但是那是为了争取另一外国的学者大师到中国来传法的举动。
至于唐代玄奘法师，为了求法，在交通阻塞的当时，单人渡戈壁沙漠等地的险阻，远到印度去留学十八年，声名洋溢中外，功业长留人世，这也是一件永为世人崇拜的事实。可是人们却遗忘了当成吉思汗武功鼎盛的时期，他远自印度边境，也为了一位学者道士，派兵东来中国，迎接丘长春。而且更忽略了丘长春的先见之明，他不辞艰苦地到了雪山以南，是为得预先布置，保持民族国家文化的传统。这是多么可歌可泣，而且含有无限悲愤的历史往事!因为他是一位道教的道士，便被自命儒家的历史学者们轻轻地一笔抹煞，无奈不可乎!
翻开历史的记载，自秦皇、汉武，海上求仙以来，并唐、宋的帝王，误于神仙方术者，屡见不鲜。丘长春以全真道的大师，成吉思汗呼为神仙而不名，而且经过如此艰难的请去，他应当传些长生不老，修成神仙的法术了。事实上，并不如此。他教给成吉思汗的，却都是中国正统学术，儒、道两家忠孝仁义的话。尤其谆谆劝其戒杀而治天下。这比三国时期于吉、左慈等方士之流，想以方技动人的，就不知高明到多少倍了。
《元史·释老传》载：太祖时方西征，日事攻战。处机每言，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久视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锡仙翁，以悟朕志，命左右书之，且以训诸子焉。于是锡之虎符，副以玺书。不斥其名，惟曰神仙。
“生态”盖指生命体与其环境的有机联系。生态伦理就是人们对生命存在与生态环境关系的道德观念、基本规范和道德实践。20世纪以来，随着人类对环境危机的广泛体认，生态意识猛然走出专业圈囿，置身公众舞台，被赋予影响人类环境实践，维护全球生态平衡的重任，成为世界显学。道教不是生态学，但其生态伦理精神因其独有的特色而为其他学说和宗教不可替代，否则就不可能衰而复兴，流传至今，影响深远。在伦理认识上，道教以其重视生命的喜乐、宁静、恬淡、朴素和心灵的充实与扩展为特色，关注自我与自然的协调，以人为本，内容简而深、博而约，具有无穷的趣味；在伦理实践上，道教致力于体玄修道，韬光养晦，淡泊名利，求得生命在情感、行为、自然、人伦与文化的互动中长存长立，因此它在对自然生态和人的关系的认识上，表现出开发生命活力的自觉能动性、与自然对象的同一性以及伦理认识的整体系统性。用道教的话来说，就是“自然之道不可违” 1 、“顺乎自然之道”。此自然所指是事物本质之自然、人生之自然、社会之自然。参悟事物、人生和社会之本质，求得生命与本性应有的风格、态度和气象，就是道教伦理追求的目标与精神支柱。
道教生态伦理精神体现在它的精致深刻的内容和吸引世人的内涵中，蕴涵在使它延续、发展久远的生命力中。具体而言，道教生态伦理精神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万物一体的精神。道教所崇拜的最高对象是“道”。道教的宗旨是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所谓得道，就是通过修炼与大道一体化，因此，道教在中国诸多宗教中是最注重现实生命的宗教。在它看来，世间万物是一体的，自然万物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应当以生为乐，重生恶死，使生命不断升华。人类也要以平等意识尊重自然万物的存在与个性。早期道教经典《太平经》提出：“天地中和同心，共生万物” 2 ，认为理想的太平世界是人与各个层次的自然事物和谐相处、共生共荣的世界。在道教思想家葛洪那里，万物一体的平等意识也非常明确和丰富，他认为人通过修炼可以实现“长生久视”、“肉体成仙”的理想，这个理想也就是与自然齐一或万物一体的境界。道教还有“生道合一，重人贵生”思想，老子指出，道是宇宙的本原，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庄子说：“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天地万物，物我一也。”这表明道教注重从宇宙的高度来认识和把握人类的意愿。万物一体的生态伦理精神告诉人们，与自然要和谐相处，营造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的社会。
二是生而不有的精神。与万物一体的精神相关联，道教认为人生最高的境界和准则是产生万物而不占有万物的道德。道教认为，人的肉体修炼、精神完满的最高境界是“道”。“道”是如何产生的呢?葛洪提出：“道起于一，其贵无偶，各居一处，以象天、地、人，故曰三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人得一以生，神得一以灵。” 3 并且自认为这是对老子智慧大道的发挥。老子曾指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而自然的要义是：“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畜之，长之育之，亭之毒之，养之覆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由之，只有“道法自然”才符合道德的思想。高尚的道德在于繁生万物而不据为己有，帮助万物而不自恃有功，引导万物而不宰制它们。唐代道教学者、医学家孙思邈就是这种精神的实践者，他的医学理论以天人一体、生而不有说为基础，谓“天有四时五行”，“人有四支五藏”，“阳用其形，阴用其精，天人之所同也”，“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故形体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 4 孙思邈本人“学殚数术，高谈正一”，不仅医术精湛，而且品德高尚。道教的这种生而不有的精神具有相当的实践性和普世意义这种实践性和普世意义，提出了世间事物持续平衡发展的观念，揭示出人类要顺应自然，效法自然法则，有所为而有所不为，才能得心应手，取得成果；如果强行索取，则会适得其反，破坏和谐，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
三是曲成万物的精神。在道教以前，《周易传》有言：“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这里指出天道与地道是相对峙而又相协调的，其协调是由人来作中介的。老子将人提到重要的地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既然“人亦大”，那么人就不是仅依附于自然，受制于自然，而要驾驭自然规律。因为人要依靠自然而生存，要与自然进行物质交换。道教于此进而提出：人要三思而行，审时度势，求仙问道而不强作妄为；如果反其道而“妄作”，势必败坏心性，甚至危害人类自身。道教的修习者认为人与宇宙万物是互相感应的，感应的基础在于人和万物都有灵性，人与物资讯相通。宇宙演化不停，生生不息，人作为宇宙共同体中的一员，应该以促进整个宇宙更加和谐完美为目标，而不应该以毁灭各种自然物的行为来扼杀宇宙的生机。因此，道教不仅给人以一种思想信仰，以安身立命或将注意力放在教义教规的完善和遵守上，求得祭祀、祈祷的肃穆和虔诚，而且将信仰或教义教规具体化为各种道功、道术，进而形成操作体系，引导众信徒去实践力行。可以说，道教是重视道、术、行的宗教，既重视“道”的提升，又积极提倡功法和炼养术。真正的道徒对道教真谛的切实掌握，在于不仅要懂得它的基本宗旨，或具备其虔诚的信仰，还要作道术的训练，努力积累道功，日进无疆，不断深化和纯正信仰。这样，就充分强调了人类活动的主体能动性，以及人与自然的适应性。人作为天地的中介与协调者，既要顺应自然，又要制约自然变化，加以引导，以曲成万物。
四是合而不同的精神。道教合而不同的精神是与传统伦理学中的“和合”精神相承接的。道教《太平经》提出：“中和者，主调万物者也”，认为自然界与人间社会各层次的事物，皆包含阴、阳、和三种基本要素，合而构成一物，故名三名同心。“元气有三名：太阳、太阴、中和。形体有三名：天、地、人。天有三名：日、月、星，北极为中也。地有三名为：山、川、平土。人有三名：父、母、子。治有三名：君、臣、民。” 5 三名同心就是理想的太平世界。阴阳之道体现天意，所以人要顺应阴阳之理，从各个方面保持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和顺，才能消灾去异，致力世界太平。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道教在信仰系统、丹术符箓、仪式规范中发展了和合的思想。合而不同的生态智慧，帮助人们认识到世间万物多样性存在的意义。保护了事物的多样性，就有可能达到可持续发展。
五是循环再生的精神。在关于如何有效地利用自然方面，传统的中国人确立了“大”和“久”的目标，并认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人要有中正的德性，效法天地，用制度节制人的无穷欲望，不造成对自然与人类的伤害。《周易》指出了两个途径，其一是“九二贞吉，以中也。”其二是“中正以通。天地节而四时成，节以制天下，不伤财，不害民。”道教也发展了类似的思想，强调对生命以及生命存在条件的确认是圣人之智、圣人之德，是圣人之业，人的理想的生活世界是一个物我同一的美好社会，认为在那样的社会里，生命可以循环连续、周流罔停、生生不息。早期道教认为古之得仙者，或身生羽翼，变化飞行，卓然特立于一般人的本性之外，甚至化身异形，有似雀之化为蛤，雉之化为蜃。后来的道教吸收了更多的人伦日用思想，从生命循环再生的角度出发，把“老而不衰，延年久视，出入任意” 6 作为神仙之道。五代时期的道教学者谭峭以“化”的观点看待宇宙、人生和社会，提出：“虚化神，神化气，气化形，形化精，精化眄，而顾眄化揖让……” 7 整个人生和社会的兴盛就处在变化统一的过程中。道教在利用物资的观念上，主张人类要多多节制欲望，保持万物的生机与发展活力，这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依时令进山伐林，夏以前禁采樵，禁捕幼兽幼鸟、禁杀鱼蟹，不竭泽而渔，不焚林而猎等观念是相当一致的。人与生物资源相处，要进行物质交换。进行物质交换不是强行占有，而是对自然作顺应与调适。
六是融通万有的精神。道教思想一向把大自然看作是一个充满生命的超巨大系统，其中的所有事物都相互有机地联系着，宇宙在其历程中运行，是时间坐标和空间坐标的交叉线。从老、庄之始便探其玄机，以揭示自然界中固有的整体关系。老子说：“大道泛合，其可左右。万物持之持生不辞，功成不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常无欲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 8 也就是说，大道像广阔的河水一样滋润着万物，毫无私心，毫无偏意，像伟大的母亲一样爱护着所有的生命，所有的生命依靠道的养育而生。对自然界要善意对待，这是因为在根本上“人与天一也”。9 既然如此，就必须保护生态环境。庄子曰：“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 10 也就是说，万物都来自特定的物种，但在不同物质的物种之间也存在着联系和转换，如同圆环一样，分不出始终和次序。这种自然的联系性，可以叫做“天均”。道教认为道为世界的本原，道是创造一切生命的总源泉，是融贯万物生成的总动力。唐代道士吴筠说：“通而生之之谓道，道固无名焉。畜而成之之谓德，德固无称焉。尝试论之，天地人物，灵仙鬼神，非道无以生，非德无以成。生者不知其始，成者不知其终。探奥索隐，莫窥其宗，入有之末，出无之先，莫究其朕，谓之自然。自然者，道德之常，天地之纲也。” 11 这里立足于物象世界的固然之理，推理道德本体对于物象世界的意义，其中蕴涵着通生无匮、品物有方的生态伦理智慧。大道是宇宙的本原，也是观察天地万物的出发点；站在大道的角度观察人世，天地同一，万物一齐，物我无分，无此无彼；天地万物虽然形态各异，人间诸事虽然各有其理，但说到根本上，则各顺其情，各尽其性，各自自然，各自皆安，这就是差别之中的同一，相异之中的不异，体悟到差别之中的同一，相异之中的不异，也就体悟到了大道，也就融入了大道。
总而言之，上述诸方面，落实到现实中以保持生物物种、绿化美化生活环境，可以为维护生态平衡，实现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这就意味着，道教生态伦理必然并且能够进行现代性转换。而转换的契机，则在于具有高尚精神境界的现代性人格的塑造。因为根据道教的观念来看，人经过修炼而达到的崇高境界并不神秘，遥不可及，至高的神仙也是人在世的造化和修行的体现。我国宗教史专家牟钟鉴先生把道教的神仙人格特征概括为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生命力深厚旺盛，因此能够健康长寿；二是精神境界高超，摆脱“小我”而成就“大我”，所以精神可以不死；三是智慧超群，有很高的洞察力和预见性，却又大智若愚，和光同尘；四是利而不害，为而不争，功德在世；五是潇洒自在，豁达从容，善于化解烦恼，始终保持喜乐心情。能够做到这些方面，就可以称为活神仙。所谓神仙境界，除了幸福快乐的人，便是优美宜人的环境。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鸟语花香，人民和平幸福地生活着，其乐融融，这就是人间桃花源般的美好生活。12 我们认为，人们只要努力建设，把中国道教的这种万物一体、生而不有、曲成万物、合而不同、循环再生、融通万有的伦理精神，融会灌注到现代人格的塑造中，用以推进我们的物质和文化建设，人间的仙境是可以在眼前出现的。
同时，邱长春又把握许多机会，对于成吉思汗，加以机会感化。如本传载：一日雷震。太祖以问处机。对曰：雷，天威也。人罪奠大于不孝，不孝则不顺乎天，故天威震动而震之。似闻境内不孝者多，陛下宜明天威，以导有众。太祖从之。岁癸未，太祖大猎于东山，马踣。处机请曰：天道好生，陛下春秋高，数畋猎，非宜。太祖为罢猎者久之。
成吉思汗既赐给邱长春以虎符玺书，在过去中国帝王的习惯上，便算是等于列土封侯的荣宠。在某种情形之下，他凭这些东西，就可以便宜行事的。邱长春以间关万里之行，换得虎符玺书而归，不但为道家文化，增长声威。而且他们师徒，还凭此服务战地救了许多自己国民的生命，不使死于元兵的凶残淫掠之下，这更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一件事，如《元史·释老传》载：时国兵(元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罗俘戮，无所逃命。处机还燕，使其徒持牒，招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与滨死而得更生者，毋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
后来忽必烈统一中国的时期，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玺书，袭掌其教。其余的门人，分符领节，各据一方，执掌他的教化，也庇护了多少国民的生命财产。而且到了元武宗至大三年(公元一三一○年)还加赐金印。当国家有难，受异族统治之下，一个新兴的道教宗派，做了许多保存民族命脉的工作，追怀千古，实在应当稽首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