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原王朝的边疆治策对边疆区域发展的影响——以宋朝治策对大理国社会发展为中心
摘要：中原王朝对华、夷的划分，不仅代表着核心和边疆地域上的差别，同时文化水平差异、区域经济开发强弱等皆成为重要标准。于边疆而言，核心地区往往具有较强的吸引力，边疆地区的发展也因此与中原王朝的治边政策密切联系。宋朝立国，缘于北方严峻的地缘压力及对北部边疆民族的仇视，宋朝的西南治策尽显消极，加之统治者对大理国的猜忌甚深，双方关系经历了从交往到隔绝的不正常发展过程。宋朝的西南治策，暂时缓解了西南地缘压力，却对边疆云南区域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及对外关系，皆产生了不利影响，云南于中原地区更加滞后。
关键词：宋朝；边疆；边疆治策；大理国
作者简介：于爱华( 1981— ) ，女，云南宾川人，云南师范大学历史与行政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历史学研究；董继梅( 1981 — ) ，女，云南宾川人，云南民族大学民族文化学院副教授，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 院博士生，主要从事民族历史研究。
先秦时期，就处理中心和边缘的关系，古人提出了“五服”说及“九服”说。汉代以后，由于华夷关系的复杂性，这种理论渐不适应，史籍中记载减少。但“五服”说及“九服”说之蛮夷观却深刻影响了历代治边政策。华、夷居住于不同区域，不同文化分布的差异、区域经济开发的强弱等成为划分的重要标准。一般来说，少数民族居住的边疆地区，为距离核心区域较远的偏僻之地，经济发展水平明显落后，居于中心地域的封建王朝，不仅代表着先进的文化水平，还代表着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对边疆地区具有强烈吸引力，边疆的发展由此与中原联系在一起，而中原王朝的治策在其中起关键作用。
目前，学术界关于治边理论的研究尚不深入，正如方铁教授所言：“学术界关于古代治边理论的研究起步较晚，虽已取得一定成绩，但不能令人满意”。同时他还指出：“宋朝疏远大理国，与其划大渡河为界，其影响是多方面的。就经营西南边疆而言，所产生的消极影响也十分明显。”［1］(185)目前，学术界多集中于宋朝与大理国关系的探讨，对其消极影响则关注度不够。文章试图对此进行研究，以求教于方家学者。
一、宋朝西南治策的形成及其对大理国的认知
宋初两次伐辽遭重创后，军事上改为防守。在西南地区，宋朝吸取唐亡教训，“宋挥玉斧”，“此外非吾有也”［2］(89)，放弃统一大理国。景德三年(1006年)，宋真宗又以“交州瘴疠，宜州险绝，若兴兵攻取，死伤必多”为由，放弃统一交趾［3］(9786)。以上举措，尽显统治者在开疆拓土上的消极态度。北宋中后期曾有两次“开边”行动，但最终引起朝野动荡，宋理宗在端平三年(1235年)，“诏悔开边。责己”［4］(810)。此外，宋朝还消极处理与南海诸国关系。“交趾、占城、真腊、蒲甘、大理滨海诸蕃，自刘餦、陈洪进来归，接踵修贡。……来则不拒，去则不追，边圉相接，时有侵轶，命将致讨，服则舍之，不黩以武。”［4］(13981～13982)
不仅如此，在处理腹地和边疆关系上，宋朝统治者也有自己的原则。宋朝端拱二年(989年)，朝臣田锡在奏书中称：“欲理内，先理外；内既理则外自安”。宋淳化二年(991年)，宋太宗对近臣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尚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帝王用心，常须谨此”［5］(719)，即所谓的“守中治边”原则。宋朝在处理与边疆民族关系上，甚为谨慎，即所谓“朝廷不可以四夷生隙，隙一开，祸拏不解，兵民肝脑涂地，岂人主爱民恤物意哉!”［4］(11094)对西南少数民族，统治者有自己的认识。“自羁縻州洞之外皆蛮也。其区连亘湖南，接于西戎，种类不可胜记。溪洞外依山而居，荒忽五常者为僚，无酋长版籍，无年甲姓名……其南连邕州南江之外者皆成聚落，罗殿、自杞以国名，罗孔、特磨、白衣九道等以道名，此诸蛮之外又有大蛮落，西曰大理，东曰交趾，大理即南诏也。”［6］(708)对西南羁縻民族进行分类，实行不同治策。其中大理被视为大蛮，成为重点防御对象。“蛮人熟知险易，商买(贾)囊橐为奸，审我之利害，伺我之虚实，安知无大中、咸通之事!愿密谕广西帅臣，凡市马之所，皆用谨信可任之士，勿任轻狷生事之人，务使羁縻而已。”［7］(326～444)宋朝对大理国的这一认知，还来自于对唐朝历史经验的总结，所谓“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8］(6295)。基于以上认识，宋初放弃大理国，似乎合时宜。在宋朝统治者看来，南诏是造成唐亡的罪魁祸首，大理国同样不能小觑。宋朝将之划为徼外，《宋史》将其列为外国。使其“欲寇不能，欲臣不得”，被认为是对大理国的“御戎之上策”［7］(326～444)。
随着北方地缘压力的增加，统治者不断重申对大理国的防御政策。政和末，有人请于大渡河外置城邑以利互市，黎州知州宇文常言：“自孟氏入朝，艺祖取蜀舆地图观之，画大渡河为境，历百五十年无西南夷之患。今若于河外建城立邑，虏情携贰，边隙浸开，非中国之福也。”［4］(11149)绍兴六年(1136年)，翰林学士朱震再次重申：“按大理国，本唐南诏，大中、咸通间，入成都、犯邕管，召兵东方，天下骚动。艺祖皇帝鉴唐之祸，乃弃越巂诸郡，以大渡河为界，欲寇不能，欲臣不得，最为御戎之上策。”［7］(326～444)又说，“蛮夷桀黠，从古而然。唐以前屡被侵扰入川。属自太祖兵威抚定，以大渡河为界，由是不敢猖獗。然沿边控御兵官，岂可非人?”［3］(9692)在宋朝统治者看来，大理国乃是西南边疆不安定的潜在因素。隔绝与大理国的关系，便可防患于未然，杜绝边患的发生。
可以说，宋朝君臣对大理国是带有先天仇视的，而北方严峻的地缘局势，则是造就这种仇视心理的主要原因。“累世以来，夷狄人众地大未有如今契丹”［5］(5726)，“夏国自祖宗以来，为西方巨患，历八十年。朝廷倾天下之力，竭四方财用，以供馈饷，尚日夜惴惴然，唯恐其盗边也”［5］(8376)，“南夷敢杀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强之王，北夷敢有抗礼之帝者”［9］(412)，可谓宋朝地缘局势的真实写照。于是，形成了“宋兴，北有大敌，不暇远略”［10］(20)的地缘战略。
二、从交往到隔绝——宋朝对大理国政策的转变
大理国与宋朝的关系，受北方地缘局势的影响。北宋初期为稳定西南局势，双方积极开展政治、经济交往，后期宋约金攻辽，双方关系中断。南宋立国后，金朝给它造成巨大的地缘压力，为解除西南边患，统治者明确终止政治关系，但为补充北方战马来源缺失，双方间的马匹贸易达到一定规模，南宋后期蒙古攻宋，双方关系阻绝。
为稳定西南，宋朝积极开展与西南各族的交往。开宝元年(968年)，大理国遣使黎州，递交文书。天平兴国七年(982年)，宋朝建造大船，以便利西南蛮之朝贡［3］(9534)。此后，大理国与北宋的朝贡关系不绝于史，如雍熙二年(985年)、端拱二年(989年)、淳化二年(991年)、至道三年(997年)、咸平二年(999年)、景德二年(1005年)、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和宝元元年(1038年)，双方朝贡密切，不止以上记载。为获取战马，宋朝在黎州、雅州(今四川雅安)等边境设置博易场，马匹交易一度兴盛，且带动了邻近部族的积极参与，邛部川山前、山后五部落“仰此为衣食”［5］(3721)。在处理与西南民族关系中，大理国尽显小心谨慎。庆历四年(1044年)，北宋因在黎州购买马匹优劣相杂，仁宗诏“择不任战者却之”，益州官吏怕此举造成动乱，于是“率如旧制”［5］(3721)。熙宁七年(1074年)，“番马绝迹不来”，宋朝人士杨佐前往大理国招诱买马，次年，大理国人驱赶马匹至四川贸易，此时因西北贸易恢复，宋人以“本路未尝有杨佐也”，予以拒绝。熙宁年间，北宋在西北地区积极开边，对于大理国的朝贡，宋朝仅仅以礼遇待之，不予册封，有意疏远之。政和七年(1117年)，双方关系达到顶峰，宋朝封大理国王段和誉为云南节度使、大理国王，赠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上柱国［4］(14073)。然而，随着北方地缘压力加剧，宋廷对大理国猜忌加深，双方关系恶化。宣和二年(1120年)，宋约金攻辽，北方战事吃紧，黄璘也因引荐大理国入觐获罪，北宋有意冷淡与大理国的关系，“自是大理复不通于中国，间一至黎州互市”［4］(14073)。
南宋偏安江南，金朝造成的地缘压力史无前例。在西南地区，南宋袭承以大渡河为界防御大理国的做法，大渡河以南已属徼外，“黎州蛮犯边”“黎州蛮投附”以及加强黎州边防等记载不绝于书。绍兴三年(1133年)，大理国入贡，高宗“谕大臣止令买马，不许其进贡”［4］(4565)，明确终止与大理国的政治关系。为加强西南防御，缓解四川地缘压力。四年，宋朝将买马提举司从四川转移至广西。六年，大理国进马1000余匹、象3头，南宋统治者以“今春买马已足，别无买马钱物在寨”为由，拒绝朝贡。但又惧怕此举引起动乱，后令官吏买马措置，同时“暗作堤备”［3］(9082)。南宋统治者多次重申加强西南边防，“大理不敢越善阐”［4］(13270)成为后期双方政治关系的真实写照。宝祐元年(1253年)，蒙古进攻大理，邕州官府派人刺探军情，然“少能至大理者，盖沿途诸蛮隔绝，不易通也”［11］(1179)。军探仅能至特磨道(今云南广南一带)，反映了南宋后期与大理国交往已阻绝的情形。
为获取战马，双方间的马匹贸易曾一度兴盛。绍兴二年“救令广西经略司以盐博马。其后岁拨钦州盐二百万斤与之”［7］(325～747)。双方以金、银、盐等博易，“以马之高下，视银之重轻，盐锦彩缯，以银定价”［12］(187)。广西横山寨每年马匹交易量达1500匹，南宋偿付马值金50镒、白金300金、棉布4000匹、廉州盐200万斤［2］(3415)。在马匹交易中，南宋对大理国防范甚严，“置寨立关，傍引左、右江诸寨丁兵，会合弹压，买马官亲带甲士以临之，然后与之为市”［12］(190)。然而受到西北地缘局势的影响，马匹交易并不顺畅。“今日干戈未息，战马为急，桂林招买，势不可辍……异时西北路通，渐减广马，庶几消患未然。”［7］(326～444)而当西北地缘局势紧张战马来源缺失时，宋朝又派人至大理国招诱买马，“如蕃蛮能备战马三百匹赴官种卖者，赐与锦袍一领，银带一条。仍用效用，遍逾诸蛮，各令通知。由此蛮情慕赏，诱不待其招而自来者”［13］(183)。由于南宋对大理国的猜忌，自杞、罗殿成为与宋朝马匹交易的主角，“大理国去宜州十五程尔，中有险阻，不得而通，故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而转卖于我者也”［12］(189)。南宋后期，由于金朝攻宋，及其后蒙古大举攻宋战争的影响，大理国和宋朝之间的经贸联系不见于史载。
三、宋朝治策对大理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北宋前期，统治者在成都府路的雅州(四川雅安)、黎州(四川汉源)、嘉州(四川乐山)，梓州路的戎州(今四川宜宾)、泸州(四川泸州市)、长宁军(四川珙县)等地设置博易场进行贸易，清溪关道成为双方联系的主要通道。“蛮马之来，他货亦至”［12］(193～194)，成为双方贸易兴盛的真实写照。北宋后期北方地缘压力剧增，宋廷关闭四川博易场，贸易据点转移至广西。于是史书出现了“中国通道南蛮，必由邕州横山寨”［12］(68)的记载。淳祐元年(1241年)，“黎守阎师古言大理请道黎雅入贡，安抚使孟珙却之，使道邕州”［14］(39)。邕州道路程走向为：
至横山一程至古天县，一程至归乐州，一程至唐州，一程至睢殿州，一程至七源州，一程至泗城州，一程至古那洞，一程至龙安州，一程至凤村山獠渡江，一程至上展，一程至博文岭，一程至罗扶，一程至自杞之境名曰磨巨，又三程至自杞国。自杞四程至古城郡，三程至大理国之境名曰善阐府，六程至大理国矣。自大埋国五程至蒲甘国，去西天竺不远，限以淤泥河不通，亦或可通，但绝险耳。凡三十二程。若欲至罗殿国，亦自横山寨如初行程，至七源州而分道。一程至马乐县，一程至恩化县，一程至罗夺州，一程至围慕州，一程至阿姝蛮，一程至朱砂蛮，一程至顺唐府，二程至罗殿国矣，凡十九程。若欲至特磨道，亦自横山，一程至上安县，一程至安德州，一程至罗博州，一程至阳县，一程至隘岸，一程至那郎，一程至西宁州，一程至富州，一程至罗拱县，一程至历水铺，一程至特磨道矣。自特磨一程至结也蛮，一程至大理界虚，一程至最宁府，六程而至大理国矣。凡二十程矣。所以谓大理欲以马至中国，而北阻自杞，南阻特磨者，其道里固相若也。闻自杞、特磨之间，有新路直指横山，不涉二国。今马既岁至，亦不必由他道也。［12］(122～123)
据陆韧教授考证，邕州道分为中线——自杞道、北线——罗殿道、南线——特磨道［15］(129)。以上线路，中间皆有西南部族的阻隔，因此，史书有“自杞诸番本自无马”“自杞、罗殿皆贩马于大理”等记载。交通线的转移，影响甚大。
买马地点从四川转移至广西，从地缘上削弱了云南和四川的传统联系，双方间的人员流动中止。熙宁七年，北方战马来源短缺，杨佐受命至大理国招诱买马，见有群蛮在地间劳作，与其夷语，有一老翁回答：“我乃汉嘉之耕民也，皇祐中以岁饥，来活于兹，今发白齿落垂死矣!不图复见乡人也!”［5］(6540)据此推测，熙宁前川民因饥荒进入云南，熙宁后中断。人员流动的中断，经济文化交流由此受限。此外，就经济发展水平而言，宋以前四川远超广西。宋代广西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农业落后。广西土地多，“田家所耕，百之一尔”［12］(146)，但农业生产方式粗放，土地破种后，“旱不求水，涝不疏决，既无粪耕，又不耔耘，一任于天”，“生齿不蕃，土旷人稀”［12］(149)。广西落后的经济状况，不利于双方间经济的交流。杨佐《云南买马记》记载：“土田生苗嫁，其山川、风物，略如东蜀之资、荣。”［13］(246)以及元初李京看到大理及滇中一带白蛮“多水田，谓五亩为一双，山水明秀，亚于江南。麻、麦、蔬、果颇同中国”［16］(88)。对此，因予以正确理解，不能据此认为云南地区农业经济已经堪比内陆。
首先，滇中和大理地区地理条件优越，发展农业经济条件较好，代表着当时云南农业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但不具有普遍性。云南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地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广大地区经济仍十分落后。如金齿百夷地区“尽力农事，勤苦不辍。及产，方得少暇”［16］(19)。乌撒路(今贵州威宁)一带“诸夷多水田，谓五亩为一双”，而滇东北、川西南山区的土僚处于“刀耕火种”阶段，“所收稻谷，悬于竹棚之下，日旋捣而食”［16］(95)。南诏重视农业经济的发展，并为大理国奠定了基础。南诏统治者“专于农，无贵贱皆耕”［8］(卷222，6270)，并且有水利系统灌溉的保障。而滇池一带则“土俗唯业水田”，“蛮治山田，殊为精好”［13］(60)。
其次，云南商品经济发展水平与农业发展水平是相吻合的。大理国商品经济发展总体落后，贝币流通普遍。贝子，主目翳，“云南极多，用为钱贸易”［13］(345)。元初云南地区使用贝币频繁，“云南民以贝代钱。是时初行钞法，民不便之。赛典赤为闻于朝，许仍其俗”［17］(3065)。“云南贸易与中州不同，钞法所实未谙，莫若以交会、贝巴子公私通行，庶为民便。”［17］(177)与马可波罗游历云南时所见情形一致，昆明地区“所用货币则以海中所出之白贝而用作狗项圈者为之”，大理地区亦普遍使用贝币。金齿州“其货币用金，然亦用海贝”，秃落蛮州“使用海贝，如前所述”，阿木州“亦习用海贝、黄金”［18］(122～123)，等等。贝币几乎在整个云南地区流通。关于贝币来源，目前学术界主流观点认为来自印度及南海诸国，说明双方贸易达一定规模。此外，贝币还与金银货币并行流通。“交易用贝子，俗称为贝八，一一手为庄，四庄为手，四首为苗，五苗为索。”至元十九年，“定云南赋税用金为则，以贝子折纳，每金一钱直贝子二十索”［17］(246)。“八十贝直银一量，等若物搦亚银钱二枚或二十四物，银八量值金一量。”［13］(142)海贝在大理国颇受欢迎，以贝“为甲胄之饰。且古以贝子为通货，又以为宝器，陈之庙朝”［12］(268)。
对于大理国境内流通的多种货币，有研究认为，“这三种货币是一种地域上的并存流通关系，即各种货币均有自己相对固定的流通领域，并存流通，而并不形成一种货币职能上的分工互补”［19］(32)。以上现象，一方面说明大理国境内使用的货币有多重来源，金银货币来自于与宋朝的商品交换，大量贝币来自于与南海诸国的贸易，且贸易达一定规模贝币才可能在流通领域占主导地位。另一方面，货币是商品经济发展水平的体现，金银货币和贝币同时流通且贝币占主导，说明云南地区商品经济发展不平衡，广大地区的商品经济仍然十分落后。
南诏向慕汉文化，“异牟寻每叹地卑夷杂，礼仪不通”［8］(6289)，唐朝予以积极回应，并开清溪关道以利之。双方交好的五十多年间，唐为南诏培养人才多达数千［20］(8078)，促进了南诏汉文化的发展。双方交恶，南诏入侵四川，“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13］(148)，人口掠夺成为双方文化交流的另一种形式。而宋朝与大理国的文化交流则与此不同，对大理国的文化需求，宋朝未予积极回应。“乾道九年冬，忽有大理人李观音德、董六斤黑、张般若师等，率以三字为名，凡二十三人，至横山议市马。出一文书，字画略有法。大略所须《文选五臣注》《五经广注》《春秋后语》《三史加注》《都大本草广注》《五藏论》《大般若十六会序》及《初学记》《张孟押韵》《切韵》《玉篇》《集圣历百家书》之类，及须浮量钢并碗、琉璃壶及紫檀、沉香水、甘草、石决明、井泉石、密陀僧、香蛤、海蛤等药。”［21］(616～617)崇年二年(1103年)，“求经籍，得六十九家，药书六十二部”，嘉泰元年(1201年)，求取《大藏经》1465本。以上是史书关于大理国求取书籍的记载。据方国瑜先生的考证，传入大理国的书籍不止这些，《帝范》《群公四六》《集圣历》以及宋人诗文皆传入云南［22］(542)。书籍成为双方贸易中的重要内容，但规模有限。
首先，受宋朝西南政策影响，大理国和宋朝文化交流有限。宋朝贯彻以大渡河为界实现对大理国的防御政策，杜绝并减少与之交往成为宋朝君臣的共识，史籍中对书籍外流有诸多限制，国史、地理、时政、朝议、刑法等成为禁书。开宝五年(972年)，官府下诏“禁玄象器物、天文、图谶、七曜历、太一雷公、六壬遁甲等不得藏于私家，有者并送官”［5］(290)。太平兴国二年(977年)再申诏令：“禁天文、卜相等书，私习者斩。”［4］(57)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加大了书禁政策的力度，“诏图维、推步之书，旧章所禁，私习尚多，其申严之。自今民间应有天象器物、谶候禁书，并令首纳，所在焚毁，匿而不言者论以死，募告者，赏钱十万”［5］(1226)，禁“民间私写编敕刑书，及毋得镂版”［5］(2796)。其次，私人撰修与本朝相关的史书一律禁止售卖，甚至收藏。涉及议论时政的书籍也在禁售之列，包括“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3］(8353)等。“申严私藏天文、兵法之禁。”［5］(1396)以上书禁政策旨在防止国家信息流失，加强国防建设，起初是针对北方民族的。从宋朝统治者的偏见来判断，书禁对大理国也不会例外。整个宋朝期间，不见于大理国人至成都学习的记载，这些均不同于南诏。佛经成为大理国书籍求购的大宗。此外，官方交流不可避免伴有民间贸易，据双方不正常的关系推测，其规模不大。南宋后期随着北方地缘形势的加剧，统治者直接终止了与大理国的关系，双方间的文化交流随之终止。
其次，就大理国求取的书籍分析，双方间的交流也是有限的。大理国人所列书籍已不为宋朝人所重视，或已滞后，如《五经广注》《文选五臣注》《玉篇》等。这一现象的出现，一方面反映出大理国汉文化发展水平，求取书籍种类也反映出大理国自身文化发展的需求，与宋朝差距甚大。另一方面，有可能缘于大理国对宋朝汉文化发展不甚了解，文化差距显著。无论哪种情形，都说明了大理国汉文化发展水平落后。
大理国佛教兴盛，段思平“岁岁建寺，铸佛万尊”。在大理国帝王的重视下，元初洱海地区已是“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10］(23)。大理国佛教有自身特色，“佛教甚盛。戒律精严者名得道，俗甚重之。有家室者名师僧，教童子，多读佛书，少知六经者；段氏而上，选官置吏皆出此。民俗，家有贫富皆有佛堂，旦夕击鼓参礼，少长手不释念珠，一岁之中斋戒几半”［16］(87)。佛教对大理国影响至深，“(大理)其称呼国王曰缥信”。段正兴自称“皇帝骠信段政兴”，《张胜温画卷》则称“利贞皇帝瞟信”“奉为皇帝瞟信画”，“利贞皇帝”即段智兴。“瞟信”，即“缥信”“骠信”，此称呼承袭南诏，此称谓多认为与骠国有关［23］(101)。“官渡市中有石碑，相传摩诃嵯与三十七部会盟时立。”“摩诃嵯”即摩诃罗嵯，起于南诏，据《僰古通纪浅述》载：隆顺即位，“远见巍山巅有白气，使李紫奴往，挖得铜钟一，重三百两，阿嵯耶观音一位，自号摩诃罗嵯耶”［24］(81)。梵语中摩诃罗闍，乃印度及南海诸国对王的称呼。佛教的影响远不止统治阶层，范成大记述大理国商人至广西卖马情形：“其人皆有礼仪，擎诵佛书，碧纸金字相同，邕人得其《大悲经》，称为'坦绰赵船若宗’，祈禳目疾而书。”［25］(123)大理国佛教中的这些独特现象，不同于中原地区。为此，有学者指出“由于大理地近印度，毗邻东南亚，同时与吐蕃和唐接壤，在佛教席卷亚洲的时代，其佛教密宗可能有一个多元的来源”［26］(72)。但是，大理国沿用南诏时南海诸国佛教的称呼［8］(6281)，足以说明大理国受南海诸国影响甚深。
宋朝治策对大理国及其自身对外关系皆产生了重要影响。首先，宋朝的大理国治策使西南地缘关系发生重要变化，进而影响大理国对外关系。云南和四川传统地缘关系削弱，南海诸国与宋朝之间的朝贡大都经由海路，经广州港或者是经由交州到达中原地区，传统经云南达中原的道路不见通行。整个有宋一朝，大理国和交趾之间联系不多，见于史载的大中祥符八年，大理国和交趾发生战争，最终以安南获胜。其次，南海诸国与宋朝联系也大为减少。根据《宋史·外国传》记载，中南半岛诸国交趾、蒲甘、真腊、占城等，与宋朝间的联系明显减少。蒲甘曾向宋朝贡，但史书记载次数较少且路线不明，这与前代蒲甘向中原王朝频繁朝贡的现象大相径庭。《宋史·蒲甘传》仅九十余字，说明双方关系疏薄。
综上所述，宋朝对大理国的消极政策，不仅对大理国社会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于自身也不利。宋朝放弃统一大理国，隔绝大理国，将其关系限定在一定范围内，其做法初衷在于缓解西南地缘压力，解除西南后顾之忧。虽然此举缘于对云南地缘战略地位认识的不足，但却限制了大理国和中原地区的交往，对大理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及对外关系皆产生了不利影响，使云南地区社会的发展于中原更加滞后。蒙古联合大理夹击宋朝之举正是利用了云南的地缘优势，可以说，宋朝隔绝大理国的做法，也给自身灭亡埋下了祸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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