僖十七年鲁师灭项解
僖十七年鲁师灭项解提要
鲁国不强大，与项不接壤，僖十七年鲁师灭项并从此据而有之，颇可怪也。
此前鲁国加入齐桓公主导的尊王攘夷大业，连年征战，为齐贴金。鲁与齐有夙怨，如此劳民伤财受齐驱策难免国有怨言，僖十六年冬诸侯会于淮，与会诸侯只有齐与徐于僖十七年春伐英氏，鲁及其余列国未与其事。齐离去后，或将盟会事交鲁主持。鲁或独力灭项，或辖诸侯之师灭项。事后，鲁受到齐的惩戒，鲁僖公被齐拘禁，但因齐旋即走下坡路，对鲁的惩戒不了了之，项便始终没有脱离鲁之掌握。
诗经有《閟宫》、《泮水》颂僖公讨淮夷之功，而终鲁僖公之世，除僖十六年毫无斩获外，鲁未有与淮夷作战之记载。估计此二颂歌就是为鲁僖公受齐拘禁压惊，移花接木地将吞并项与伐淮夷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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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史杂识之 僖十七年鲁师灭项解
菜九段
“(夏)师灭项。淮之会，公有诸侯之事，未归，而取项。齐人以为讨，而止公。”《春秋左氏传》于僖十七年如是记。灭项一事，《公羊》、《谷梁》传以为齐灭，与《左传》见解相乖。有关灭项一事，鲁灭抑或齐灭，历来聚讼纷纭，以为《左传》、《公》、《谷》诸说均能成立，遂成千古悬案。由于《左传》的成书年代早于《公》、《谷》，且其叙事之完整性、可信性远非《公》、《谷》可比。所以，项由鲁灭说得到较为普遍的认可。例如，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就将项归于鲁之版图。但因未能对此说给出充分的解释，齐灭项说仍然不能彻底否决。故今人杨伯峻先生《春秋左传注》便不敢坐实任何一说。笔者无保留地持鲁灭项说，现综合《春秋》经传（凡经传俱引之事实，不出注），试论如下。
笔者以为，鲁灭项一事，是在齐国霸权由盛而衰的背景下发生的，并且也正是由这一背景催化的。齐桓公即死于灭项之年冬。齐自鲁庄公十五年称霸[1]至此已逾三十年，此时齐的国势也成强弩之末，远非其盛时可比。有关齐国的这种颓态，可以从距事发前几年的记载中得到充分显示。如僖十三年，狄侵卫，淮夷病杞；[2]僖十五年，楚伐徐，齐会诸侯救徐无功，楚败徐于娄林；同年，宋伐曹；僖十六年，齐伐厉不克。[3]凡此数端，亟现齐之疲态，已不再有早先的勃勃生气。为报复两年前楚败徐娄林之役，僖十七年，齐会徐伐英氏。但齐已不敢正面与楚冲突，只是攻击楚的同盟国英氏，且不知结局如何，多半又步了僖十六年伐厉不克的后尘。由于上一年，即僖十六年，齐之盟国有淮之会，而伐英氏一役，与会诸侯又没有参与。据《春秋经》，十六年“冬，十有二月，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邢侯、曹伯于淮”。伐英氏之役，参与者仅为齐、徐，那么诸多参会之盟国极有可能委鲁统辖。由鲁出面为齐主持征伐事，此前亦有之。僖四年，即由鲁帅江、黄伐陈。[4]在齐独力与徐伐英氏的情况下，由鲁主持其余诸侯，亦甚合理。鲁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灭项而有之。
表面上看，鲁取项的理由并不充分。项与鲁境悬隔千里，曹、宋、陈、郑诸国阻隔其间。灭项而不能有，确实无道理可言。但不应忽略，齐、鲁两国素有历史纠葛，在追随齐国多年之后，鲁国当局有对内交代的压力。或许正是这种压力，使得暂踞诸侯领导地位的鲁国必须有所作为，取项之举就是在这种压力下产生的合理结果。
齐、鲁素有姻约传统，两国的关系并不因此而融洽。其实质是，齐、鲁为紧邻，早先国力相当，于春秋早期，均有称霸东方之雄心，两国勾心斗角，或明争或暗斗。在鲁桓公时代，鲁的国势一度压齐一头。齐与纪素不睦，鲁就联纪、联郑与齐争锋，齐则联宋、联卫、联南燕与鲁抗衡。在桓十三年，鲁、郑、纪大败齐、卫、宋、南燕联军。[5]庄十年，鲁败齐师于长勺，又击退了齐、宋联军来犯。鲁之于齐，始终不甘居其下，兼之鲁桓公不明不白地死于齐，鲁对齐便不止是不甘，而且有宿怨。齐襄公死，鲁欲在齐扶植亲己势力，送鲁女所生之齐公子纠回国。不料，被先行入主齐国的公子小白，即齐桓公所败。[6]从此，鲁与齐的关系日差。由此可见，鲁对齐桓公政权的敌对情绪差不多是先天性的。直到齐桓公在管仲的谋划下，联诸小国定宋乱之后，鲁便孤立了。从此，齐更祭起尊王攘夷的旗号，于庄十四年，会周室及郑、宋、卫盟于鄄，齐的霸势得到确立，形成了齐联众小国孤立鲁国的局面。为了摆脱孤立的局面，自庄十六年后，鲁便处处与齐保持一致。但两国间的旧有敌视，并未因鲁的屈服而彻底化解。相反，随着齐对其追随国包括鲁在内的大小诸国无休止的调遣，鲁对齐的怨恨只会加强。何况齐对鲁的敌视及领土扩张的野心，从来不曾减弱。
据《左传》，齐于庄十年灭谭，庄十三年灭遂，庄十七年歼遂，闵二年迁阳。即使对昔日敌国鲁这样的大国，齐又何尝须臾忘却吞并之梦想。闵元年，齐桓公与其大夫仲孙探讨“鲁可取乎”一事即为齐敌鲁之明证。[7] 只因吞鲁一事为当时形势所不允许，只得作罢。此事既见载于鲁史，则表明鲁对齐的野心是十分清楚的。因鲁无力挑战齐的霸主地位，只能藏匿其怨恨之心，事事奉齐号令行事。但这种姿态不仅有违本意，而且劳民伤财，且以国事敌，势必怨声载道。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景象：因为大势所趋，鲁国，或许还有其它国家，既不情愿却又要积极地追随齐的事业。而从事这种不情愿的事业，鲁所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
综合《春秋》经传，即以僖公世为证：元年，城夷仪，盟于柽，[8]盟于荦；[9]二年，“城楚丘而封卫焉”；[10]三年，“会于阳谷，谋伐楚也”；[11]四年，侵蔡，侵楚，伐陈；五年，会于首止，谋宁周；[12]六年，伐郑新城，救许；七年，“盟于宁母，谋郑故也”；[13]八年，“盟于洮，谋王室也”；[14]九年，盟于葵丘，伐晋至高梁；[15]十二年，城卫楚丘；[16]十三年，会于咸，谋救杞，戍周；[17]十四年，城缘陵，迁杞；[18]十五年，盟于牡丘，救徐；十六年，诸侯戍周，会于淮谋鄫；[19]差不多年年有事。在前述一系列的国际活动中，齐国名利双收，而追随齐救难救亡的大小诸国，除了动用国力供齐驱策外，一无所获。其结果必然是促进巩固了齐的霸主地位，而令自身受到削弱。终于有一天，与事国的耐心到了尽头，而齐的霸权正好过了巅峰，也该走下坡路了。此时，齐桓公年事已高，管仲又病笃，齐的霸主地位受到联盟内部的挑战。僖十五年，宋伐曹，是齐霸联盟解体的最先信号。但从僖十六年诸侯会于淮，宋亦厕列其间一事看，宋或未受处罚。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一方面是齐桓公已力不从心；二方面，楚、淮夷益发不可制。为了不削弱攘夷力量，齐对于宋严重违规的行径只能姑息了事。
宋侵曹不受惩戒一事，对于素怀异志的鲁国无疑是一种鼓舞。它终于抓住了淮之会，齐、徐先行伐英氏，委其主持的机遇，灭项而有之。僖十六年冬的淮之会，其地不详，或在宋、陈之间。僖十七年春，齐与徐伐英氏，鲁及其余列国未与其事。齐离去后，或将盟会事交鲁主持。鲁或独力灭项，或辖诸侯之师灭项。从齐、徐伐厉不克一事看，以鲁一国之力灭项，难度不小。估计假盟主之号令，驱诸侯之师为之取项的可能较大。
项与鲁悬隔无接壤，故鲁灭项之举，多半为其向内交代之动因所驱使。在当时，大凡举兵，都应有这方面的要求。如僖三十三年，秦越晋图郑不果，遂灭滑而还，[20]即为对内交代之意。成二年，晋助鲁卫伐齐，齐败请割地献宝求和，晋将不允。鲁、卫进言曰：“唯子则又何求？子得其国宝，我亦得地，而纾其难，其荣多矣。”晋人以为然曰：“苟以有借口，而复予寡君。”[21]其意亦为劳师涉远须有所收获。此年晋范文子说：“师有功，国人喜以逆之。”这些就是劳师涉远宜有所得的必然解释。前面说过，鲁与齐不眭，由来已久，长期以来竭己之国力，供齐驱策，故有向内交代的压力。以前，因齐之强大，鲁长期无法对内有所交代。值此时齐衰落之时，鲁灭项而有之，不失为对内交代的上佳题材。《诗·鲁颂·閟宫》有僖公讨淮夷得胜的颂词，估计就是为灭项之役而作。征之于《春秋》经传，终僖公之世，除僖十六年毫无斩获外，鲁未有与淮夷作战之记载。所以，僖十七年更明言：“淮之会，公有诸侯事，未归，而取项。”
在齐而言，鲁灭项一事是明显违规，故齐之反应是相当严厉的。《左传》用了止公而讨的字眼，古人释止为执，按现在的理解，即为扣压。讨，意为讨伐。此处的“讨”没有解释。根据声姜会齐侯于卞（为鲁地）来看，齐对鲁的惩戒，远不止扣留僖公，而是对鲁国武力入侵，故能在鲁地会齐女。但鲁国并没有因此而屈服。由于声姜的斡旋，也由于齐国内部的麻烦——齐桓公将死，管仲已死，诸公子为继承权争得不可开交，齐国只能释放了鲁僖公。拘留的时间为夏，夏为四至六月，依僖公九月归国计，他被扣押的时间不少于三个月。《左传》记此事作：“至自会，犹有诸侯之事焉，且讳之也。”后面四字是对僖公被执事件最关键之处——既掩饰了尊为一国之君为他国扣押之耻，又解释了灭项之战功，可谓一箭双雕。联系到《閟宫》、《泮水》颂僖公讨淮夷之功，很可能，鲁国是把灭项充作为讨淮夷的战利品向国内解释的。考之于《春秋》经传，终僖公之世，与淮夷有涉者只有两年，一在十二年，一在十六年，均未提示有鲁大胜情况。唯有僖十七年灭项，是僖十六年事件的延续。当然，项国极可能是淮夷的附庸国。于是原本是一桩为挣脱齐国束缚、并向国内有所交代的违规军事行动，脱胎换骨演变成了克服淮夷之功，被吟咏至今。
自那以后，项入鲁国版土。项距鲁远在千里之外，鲁如何行使统治，其情已不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楚占领项之前，项始终为鲁所控制。项羽的先辈因封项而得氏；秦末，楚怀王心又封项羽为鲁公，亦提示了鲁与项曾经有过的隶属关系。
附注
[1][2][3][7][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参见《左传》
[4][5][8]参见《春秋经》
[6]参见《春秋》经传庄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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