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物`2020年08月师友赠书录（三）韦力撰

《读书与藏书之间》初集、二集，辛德勇著

中华书局2020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疫情影响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上海书展早就传闻还会按期举办，为此多家出版社都在商量参展问题，我得到的消息五花八门，有人说会按以往的惯例继续在八月举行，有的人认为疫情始终有反复，几乎没有开办起来的可能，各种消息使得出版社和作者都无法像以往那样认真为书展做准备，直到今年上海书展开办前的很短时间，我方得到具体通知，经书展主办方最终策划，决定在8月14日及以后的一周内举行书展。

也是疫情的原因，我今年原本计划有至少三种书在此次书展上首发，但到书展开办时，仅印出了一种书，虽然有这样的遗憾，但我也有着可以轻松度过此书展的窃喜。成行前的几天，中华书局的俞国林先生来信说，书局命我给辛德勇先生的两部新书发布会担任嘉宾，而今辛老师新书发布会的日期和地点已经定下，故国林兄命我赶快阅读辛先生的这两部大作，以便对谈时有话题。

辛德勇先生的《读书与藏书之间》实为十余年前的作品，初集、二集我均拜读过，而今中华书局将此两书作为“辛德勇著作系列”的第六和第七部予以再版，但再版本我未曾看到过，于是该书责编朱兆虎先生立即寄来两套书，我收到此书的日期恰好是自己出门的前一天，于是带上此书，沿途在高铁和酒店细细阅读。

还是因为疫情，我今年上半年的寻访计划仅进行了一点点。人们大多是根据十七年前抗击非典的经验来类比新冠疫情，当年的非典来无影去无踪，人们将病毒的消失归功于其不具耐热性，新冠病毒会不会也是如此呢？目前的情况看来，这种病毒在国内的肆虐情况大有下降，但在国外却肆虐如常，以此说明，新冠比非典狡猾得多。坊间消息还在传说今年冬季时新冠会卷土重来，我对这种说法没有判断力，故抱着宁信其有的态度，决定在三伏天借上海书展之机，提前出门，寻访一些重要遗迹。为此我在书展前的十几天，先辗转了六七个城市，虽然酷热难耐，但还是访到了多处欲访之地，大汗淋漓中有着一种心满意足，而每晚回到酒店后，除了记录当日的寻访细节，得暇就读一段辛先生的文章。

一般来说，我出门都有带书的习惯，但按照惯常的做法，辗转多地寻访时，会将读完之书以及路上所得的赠物以快递寄回北京，以便减轻负重。以往我的寻访每次平均十天，这次却展延到了十六天，如此长的时间内，始终带着一个人的书，且一路细读，这是未曾有过的经历。

此次的上海书展确实采用了全新的防疫措施：不现场售票，所有购票者必须网上实名登记，现场验证个人信息，同时限制每日入馆人数，并且在日场和夜场之间要将整个场馆人员清场进行彻底消毒，参展人员与嘉宾分别设独立的入口，同样也是提前将个人信息报给管理方。这等麻烦的手续也无法阻挡人们对书籍的向往，听说10元的门票炒到了150元，可见上海人对读书的热情超乎想像，同时也可窥得主办方为了保证绝对安全，以壮士断腕之勇，来强制性的限制入场人数，虽然场馆的面积增加了10％以上，但是每个场馆内的景气程度却比以往下降了很多，这种状况当然是增加了逛书展的舒适性，但我不知道各家出版社销售额是否也会同比下降。

辛老师的新书发布会安排在了友谊会堂一楼，会议主办方特意将每个座位的距离拉得很大，以此保证听众的安全，责编朱兆虎先生做了开场白，之后我俨然成为了本场讲座的主持人。辛老师首先用PPT来讲述本书中的一篇文章《记南明刻本〈西曹秋思〉》，这篇文章收录在初集之中，之前我已拜读过该文。就我的感觉，辛老师所写书话更像考证文章，他并不在意某书背后的八卦故事，更多的是从细微处作一个小切口，然后展开详细的论述，最终勾勒出一段不为人知的史实，

比如二集中讲到的盛大士《靖逆记》，讲述的内容乃是清嘉庆十八年天理教徒陈爽、陈文魁等在宫中太监的策应下，攻入紫禁城的历史事件。辛老师通过对几个不同版本的比较，来讲述出该书的产生原因，以及相关的版本问题。“借书一痴，还书一痴”乃是书话类文章经常念叨的话题，而辛老师却能将这个句话的来龙去脉梳理得清清楚楚。

初集中还专有一文谈到了2005年嘉德公司的古籍拍卖专场，那场拍卖会最大的亮点就是过云楼部分旧藏，辛老师一一点出了这部分藏品的亮点所在，同时谈到了该场拍卖中的蜀刻中字本《春秋经传集解》。此书存世的几册均是出自藏书家陈东先生之手，但这部著名的书却难查到递传记载，以至于大家都怀疑它是否为明代翻刻本，经过辛老师的梳理，这部书的价值在市场上得到了空前重视。

辛老师讲座之后，我以提问的方式请辛老师作答。他在二集中，有三篇文章谈到了自己的老师黄永年先生，这几篇文章饱含深情，与别的文章很不同，他从细微处来勾勒人物的传神特征，偶尔也会用到小说笔法，比如他写到跟黄永年先生在校园中行走时，路过露天电影场，黄先生说他从不看电影，路过浴池时，黄先生说他从来不洗澡。

我读这样的段落，马上被黄先生的语气吸引，恨不得一下子读完此文，找到这种说法的答案，果然辛老师在文末抖出了包袱，原来黄先生说的从来不洗澡，指的是不去公共浴池，他在家里还是会每天沐浴。而他从不看电影，也是中年以后的事情。其实，我今天准备的问题之一，就是想向辛老师请教黄永年先生从不乘飞机之事。

黄先生在世时，中国还没有高铁，他每次来京总是乘火车，那时候所耗时间是如今高铁的几倍。当时我问他为什么不乘飞机，黄先生认真地跟我说，飞机有可能会掉下来。我跟黄先生说，按照国际统计，飞机失事的概率要低于任何交通工具，但黄先生却说，万一不幸中了大奖呢？作为现代人，一辈子不乘飞机，于我辈而言难以想象，我宁愿相信这是黄先生跟我在说笑，但今日讲座现场有不少听众跃跃欲试等着提问，我不好意思作麦霸，仅将自己准备的问题问了一半，就将话筒交给听众，而黄先生从不坐飞机之事，于此也未得到证实。

《时空——〈史记〉的本纪、表与书》，陈正宏著

中华书局2020年5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此书乃是陈正宏先生在喜马拉雅开设的音频课基础之上编纂而成者，分为四册，总计十二卷，此为该书系的第一册。陈先生在该书的总序中讲述了为什么要通读《史记》，他首先说，《史记》顾名思意就是历史的记录，对于什么是历史，他形象地说，刚刚过去的上一秒就是历史，而历史的显著特征是“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故历史的整体特性就是一个字：变。同时他指出：“人性不变，历史就难免有重演的冲动。”因此他认为，如果比较完整的通读《史记》，就能让读者超载生命的极限，大幅拓展个人的经验世界。

通过这样的概括，陈先生点出了他系统讲述《史记》的原因所在。关于《史记》，我最读不进去的一部分，就是《表》和《书》，而本册的主体除了《本纪》外，恰好讲的就是这两部分，但是当我拜读本书后，却深深叹服于陈先生能够将《史记》中最枯燥的一部分，深入浅出的用时尚语言予以解读。这让我想起杨成凯先生多年前跟我谈到人们为什么喜欢读来燕榭书跋时，他的结论是：“黄裳先生能够把文章写得很不费劲”。如何深刻体悟“很不费劲”这句话呢，以我从前的理解，举重若轻应当就是很不费劲，而我读完陈先生的这本书时，就不由自主的想到了这个词。

陈先生在卷首语中解释了《史记》的整体概念以及作者情况。他谈到司马迁在天汉二年的经历，在此之前，一切都是顺风顺水，但到了这一年，“因为任性、率真，话太多，出事了。”此时的《史记》才写到一半，发生了李陵投降匈奴事件，当时朝中大臣无人敢替李陵辩护：

只有他，当汉武帝程式化地问了一句：司马迁，你怎么看啊？他竟然天真地认为，最高领袖真的要他发表个人看法，就真的开始很有条理地为李陵辩护了起来。结果，汉武帝当场翻脸，他被钦定下狱，判处死刑，最后以接受腐刑，也就是割除生殖器为条件，才免于一死。

作为复旦大学名教授的陈正宏先生，能够以如此通俗化的语言来解读《史记》，想来喜马拉雅上订阅他讲《史记》音频的读者超过200多万，也就不足为奇了。

本书从《五帝本纪》讲起，陈先生给每一篇文章起了一副题，本篇的副题是《为什么说你我都是炎黄子孙》，他也解释了司马迁为什么不写“三皇”，而是直接从“五帝”写起。陈先生认为《史记》中的《五帝本纪》乃是司马迁根据史料记载以及他人的叙述整理而成，他特意点明《五帝本纪》中所写的五位帝王传记，篇幅长短不一，文风也有差异，比如颛顼只写了一百多字，而舜的部分却有一千八百多字，为此陈先生推论说，《五帝本纪》的主体内容不是司马迁父子自己写的，而是抄录整理前人著述中的相关内容，同时穿插各种听闻来的传说故事。

对于《史记》不以“三皇”开篇，陈先生认为这正是司马迁的伟大之处，因为他给自己、也给后来的同道定下了一个通史书写的原则：写人而不写神。但有的后代学者未能认真领会司马迁所定原则，比如唐代的司马贞在注《史记》时就在《五帝本纪》之前，添加了一篇《三皇本纪》，对此陈先生给出的评语是“佛头着粪”。

陈先生将《项羽本纪》和《高祖本纪》放在了同一篇里来讨论，他首先引用了唐代史评家刘知几在《史通》中的所言原文，而本书中引原文之处极少，于此所引必有深意，因为刘知几说，项羽乃是犯上作乱的大盗，而本纪则专写天子，余外司马迁所写的《项羽本纪》就行文方式来看，也是列传的写法。陈先生提到，对刘知几的前一个问题，很多人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刘知几不懂司马迁，因为本纪只可以记录天子之事，乃是后起的正史概念，故陈先生认为：“项羽做过一阵实际的老大，怎么就不可以进本纪呢？”但他觉得，刘知几所说的后半句话，也就是《项羽本纪》怎么看都像列传，不像本纪，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因为《项羽本纪》的记事是写完一件，再写一件，故事性很强，确实不像一般的编年体的《史记》。

但是，司马迁为什么要这么写呢？陈先生在本书中没有展开论述。但他说相比之下，写刘邦的《高祖本纪》就很有本纪的感觉，尽管如此，陈先生还是把这两篇本纪放在一块儿来看，以便点出两者之间的差异。比如刘邦、项羽都不喜欢读书，但项羽的出身是贵族世家，而刘邦出身低微，项羽的年纪在本纪的开头就有记录，但刘邦则不同，虽然他是著名的开国皇帝，本纪中既不谈他出生于哪一年，也不说他活了多少岁，同时在《高祖本纪》的正文中，也找不到他叫刘邦的证据，因为本纪中只是说他姓刘，字季，他爸叫太公，他妈叫刘媪。陈先生解释说，刘邦父母的名字，其实都不是真正的名字，就跟现在叫“刘大爷”“刘老太”是一个意思。而刘邦本人，他在家乡时的名字，可能叫刘四，也有人认为他应该叫刘三，后来他稍有了名气，于是改为雅一点的刘季，到了他有做皇帝的想法时，才改名叫刘邦。

同时，陈先生解释说，《诗经》中的“国风”原本叫“邦风”，因为刘邦名字中有了个“邦”字，为了避讳才改叫“国风”。陈先生正是用这种通俗的语言，来解读博大精深的《史记》。书中还配有大量的插图，尤其是书影部分，几乎用到了清乾隆武英殿本之前所有的《史记》版本。他在讲到某章时，就会配上《史记》该章节的书影，在配图方面如此下功夫，亦可看出陈先生在编书时的用心。去年他参加了我“觅系列”的研讨会，当时就指出我书中所配书影版本较差，今日读到本书，看来他更想说的是，在配书影的时候，最好图文相符。但是我的电脑中，所存书影大多是某部书重要的信息部分，并未对全书逐页扫描，做事的不彻底正是我的问题所在，而今读到了陈先生这部新作，使我又想起了他的教诲。

《历史的印记－－民国时期地政与权属登记概览》，田忠恩著

中国大地出版社2019年10月北京第1版第1次印刷　

2020年8月初，国内疫情趋缓，我借上海书展讲座之际，提前出门，以便多寻访一些历史遗迹。此行的第一站是徐州，在此受到了古籍文献研究会会长王飞先生的热情接待，他不但在三天的时间内带我探访多处，还每天约一些爱书人与我雅聚，这些爱书人中有多位是徐州不同部门的领导，他们在工作之余致力于收集、整理和研究历史文献，这份精神令我赞叹，其中一位朋友就是徐州市土地学会理事长田忠恩先生。

某天在王飞先生的带领下，我前往田忠恩先生的资料整理工作室，欣赏他收藏的土地权证，同时也听他讲述了收藏权证的起因及过往。原本田忠恩先生也喜好收藏古书，在30年前他已藏书过万，因工作的原因，田先生在档案中看到了一些土地契约，这让他对此有了兴趣，后来他到徽州地区看到一些市场上卖的契约很便宜，有时一百块钱就能买上一麻袋，为此他挑选有收藏价值的部分，买下了一些。

后来，他又在徽州收土地文书时，偶然遇到了北京藏书家田涛先生，因为两人住在同一家酒店，且房间隔得很近，几次接触后两人成了朋友。田涛先生听田忠恩先生讲到自己的藏书情况，劝田忠恩说，就其个人的情况想在藏书方面收藏到大量的珍本、善本难度太大，不如集中精力专门收藏土地权证。田忠恩先生从善如流，自此过后将全副精力用在了收集契约上面，经过一些年的努力，他收藏的数量已逾万件，成为了国内收藏该类藏品中的巨擘。

更为难得的是，田忠恩不仅仅是收藏，同时还在做系统的研究，为此他列出了宏大的写作计划，此计划分为四个部分，准备从中国远古时期一直写到现代，而本书乃是他的研究成果之一。

田涛先生曾经也出过一套关于土地契约的书，我印象中印刷得颇为精美，然田忠恩先生告诉我说，田涛的那部书只是将一些收藏品做了简单排比，并未做深入研究，他看到田涛的那部书时，曾向田涛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后来田涛先生也说自己后悔没有将藏品做深入地研究。从这个小细节可以看出，田忠恩先生能够对朋友坦诚相待，而他本人也能突破说易行难，这些年来，他查阅了大量史料，来对藏品进行系统梳理，因为他的成就，使得他在2010年被中国矿业大学聘为土地管理系教授，他在该校主讲中国土地管理史，并主持“中国地政资料分类”“中国民间土地契约类式”“民国时期不动产登记”等课题研究。

翻阅本书，果真是一部既有研究价值，兼图文并茂的雅俗共赏之书，田先生的这部专著除概述外分为五章，分别讲述了民国时期地政与权属登记法律基础、民国时期地政管理与登记机构、契税查验、清丈陈报与推收过割、权属登记等，其前半部分如同一篇学术论文，但其中穿插的藏品实物照片，则让这种专业讲述也能给予读者直接的观感。

我对这类权证见过不少，虽然很少去潘家园，但有限的几次都遇到有人在出售这类契约文书，后来到中山大学开会时，得知那里藏有大量的徽州文书，两年前到邯郸学院讲座时，又参观了该院所藏的太行文书，看来各种文书的收藏已然成为了显学。田忠恩先生耐心地向我讲解各类文书在性质上的区别，我提到明代的黄册库以及鱼鳞册，他也能告诉我，这些物品与他所收权证的区别，可见他对中国地政的历史变迁了然于胸。

对于民国时期地政与权属登记制度的构建，田先生首先讲述了其法律基础乃是借鉴晚清制定的法律，对于这些法律的来由，他在文中简述说：“1907年，清政府开始起草《大清民律草案》，并聘请日本法学家参与，于1911年9月完成。其主要参考1900年德国民法典的体系结构，同时保留了中国传统法律的部分内容。”他同时提及：

民国时期的法律在承袭清制的基础上，引进了西方大陆法系成文法典为主体的法律体系，即宪法、民法典、刑法典、商法典、民事诉讼法、刑事诉讼法，号称“六法全书”。民国十一年（1922年），北京政府颁布了《不动产登记条例》，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不动产登记的专门法规。

对于民国的相关法律制定，田忠恩在专著中写道：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通过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要保护人民公私财产。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验契条例》，明确其立法目的是“确定权属关系”。

对于相应法律的成熟，其又称：

1922年5月，北京政府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不动产登记的专门法规《不动产登记条例》，以法规形式明确了土地及建筑物的物权效力以登记为限，以及其他不动产登记的相关事项。

本专著中详细梳理了与土地有关的相关法律，虽然这些法律条文早已存在，但难得的是，田先生能够全部用自己的藏品来佐证和予以补充，他在这方面的研究颇具开创性，通过读这部赠书，也让我对此有了概念性的认识。

《徐州汉画像石》，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编著，武利华主编

线装书局2002年9月第2版第1次印刷　

此书乃是我第一次见到田忠恩先生时，得其所赠，经田先生介绍，我得知主编武利华乃是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馆长，并且是这方面的研究专家。本书的前言就是出自武先生之手，这篇前言写得言简意赅，他先讲到徐州乃汉高祖刘邦的桑梓故里，而徐州是中国两汉文化的发祥地，而后称：“西汉初，刘邦封其异母弟刘交于此，国号楚，都彭城，东汉易名彭城国。两汉四百年间，这里共有楚王、彭城王十八代，至于其荫封的王子侯孙，豪族世家，充如牛毛。终汉一世，徐州一带经济富庶，文化发达。”为此他总结说，徐州“是汉代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因为有了这样的物质基础，再加上当地的厚葬之风，于是产生了徐州地区的汉画像石：“豪强之家生时姿意享乐，极尽其欲，死后则崇仰厚葬，加之崇仰鬼神，迷信好名之风甚盛，多爱把自己所崇拜、爱慕的东西在墓中雕刻成画。豪家贵戚如此，贫民百姓竞相仿效。”

同时，武利华提到徐州附近盛产的石灰岩青石，为营造汉画像石墓提供了石料来源。到如今，徐州地区发现的汉画像石超过了1000块，大部分收藏在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内，而本书所选就是其中之精品。

对于徐州汉画像石的研究，武利华先从时代上将其分为早、中、晚三期。他认为，西汉末年到东汉初年为早期，这一时期的墓形多为石椁墓，画像刻在石椁四壁，“有的石椁板两面有刻画，雕刻方法是先把石料凿平，未经打磨，用阴线刻出物像轮廓，然后细部稍加修整。”中期则是东汉初到东汉中期安帝时，这一时期的墓葬形式由石椁墓转变成了石室墓，但是墓葬规模形制较小。而晚期则是汉顺帝到献帝时期，“这一时期画像石的墓葬结构以象征地面建筑的石室墓和砖石混合结构的多室墓为主。”相比较而言，这个时期的徐州汉画像石最为兴盛，“雕刻技法日趋成熟，有平面剔地线雕和剔地弧面浅浮雕等，画像内容也非常丰富，画像石艺术达到了历史巅峰。”

关于汉画像石图案的类型，武利华将其分为两类，一类是天上的神仙世界和表示祥瑞的珍禽瑞兽，描写的是墓主人死后祈求步入的仙境；一类是人间的现实社会，描写的是墓主人生前的享乐生活场景，而这两方面的内容　往往杂处一起，呈现出诡奇浪漫的生动画面。

那么，接下来则需要总结徐州汉画像石的图案在雕刻技法上的独特性：“徐州画像石有突出的艺术特征，它是绘画同雕刻结合的产物。在雕刻手法上它不同于希腊的圆雕，主要运用了阴线刻和浅浮雕两种形式。”对于这两种雕刻技法的具体特点，文中又写到：“阴线刻是在磨平或不磨平的石面上以细线刻出物象，浅浮雕是在粗糙的石面略作弧面的浮起。线雕细中求力，如高古游丝，浅浮雕凝重古拙，粗中见细。”

就绘画风格而论，武利华则在前言中给出了这样的总结：

徐州画像石给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构图布局上的繁密充盈。画面上台阁车马充天塞地，密不透风，空白外还要填以飞鸟走兽，似乎有犯中国画之大忌。然而，宾主分明，安顿有致，主题突出，条理清晰，画面繁而不乱，密而不窒，给人以情感热烈，奔放粗豪的感觉。

短短的一篇前言，把徐州汉画像石的各方面讲得清清楚楚，而本书的编排则是将汉画像石中的拓片予以影印，制做成线装书，一函两册，在每册的卷尾分别标明每件拓片的时代、尺寸、出土地、现收藏地，以及对于每幅图案内容上的解读，使得该书成为了一部研究徐州汉画像石的重要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