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良相，但为良医”：谈谈明代官员学医的历史背景及演变过程
“不为良相，但为良医”：谈谈明代官员学医的历史背景及演变过程
明朝是中国君主专制社会晚期，国家长时间稳定统一，社会经济高度发展，文化、科技等多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推动了中医学的发展。古人曾言：不为良相，但为良医。由此可见医者在古时地位之尊崇。而在这一时期，明朝许多官员都有学医的的习惯，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密切相关。
一、明代官员习医的时代背景
汉唐时期，官吏对于医家持鄙夷态度的，如唐代的韩愈曾说过：“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而孙思邈一代医学大家也曾说道：“朝野士庶咸耻医术之名。”但是在明朝，儒家学术一统天下，受到宋元时期“唯儒者能明其理，而事亲者当知医”的影响，加上儒家推崇济世仁心，明代官员已不像汉唐时期的官吏那样排斥、鄙夷医家，对于医道也逐渐推崇起来。
1、明代医家地位的提高
在宋人吴曾的《能改斋漫录》一书中记载了范仲淹不为良相但为良医的典故，公（范仲淹）曰:“嗟乎，岂为是哉。占人有云:'常善救人，故无弃人;常善救物，故无弃物。'且大丈夫之于学也，固欲遇神圣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
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果能为良医也，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民之厄，中以保身长年。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舍夫良医，则未之有也。”这个典故真假不论，但是文正公把业医排在业儒之后，可见当时医家的地位已经不像汉唐时那般令人鄙夷。明朝风气承袭宋元时期，业医者在明代一朝的地位自然也有了提高。
明代苏州有一盛氏家族，以医儒兼修闻名于世。据统计，盛家在明代业医者有30人，其中医官有12人，2人为太医院御医，3人为太医院医士，6人为医学正科，1人为医学训科。但是在业医之外，盛家同时还是一个业儒大家族，光是明代一朝其业儒成就卓著者就有13 人，其中进士有6人，乡贡2人，荐举3人，博士弟子员1人，无功名者1人。故此我们可以知晓，在明代医家地位之高，仅次于业儒者。
明再如徐有贞，明朝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对于医道亦有自己独特见解，他本人极为推崇儒医。他曾说道:“医有儒之称者，谓其儒而医也。儒而医，则其于理必明，于术必精，而存心必正，理明术精而存心正，则必能愈人之疾，全人之生，而不为庸工苟利之行，故医必儒之为贵也。”
他认为业儒之士已经经过了科举的试炼，识字能力、理解能力都比常人要好，具有洞悉医学理论知识的能力，习医能见奇效。同时，由于业儒之子弟受到儒家“济世仁心”的影响，因而不同于唯利是图之人，行医只为济世救人，所以他认为医者中尤以儒医为贵。位于社会上层的业儒者，转而业医或是兼而业医，都体现了这种情况。
不管是儒医世家的传承，还是对儒医的赞赏，归根结底都是因为医家地位的提高，管中窥豹，从徐有贞为儒医发声来看，明代官员对于医道已不如以往那么鄙夷、抗拒。
2、明代私人刊印成为风潮
自宋代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以来，印刷业得到极大发展，至明代时期，商品经济发达，出版印刷行业的兴盛，社会刻书风潮的兴起，使得医书大批量出现，甚至私人刊印医书成为风潮。
在这一时期，医学受到社会经济的推动，名医辈出，医著如雨后春笋络绎不绝，中医基础理论和临床各学科进一步发展成熟，医家典籍进入了全面、系统、规范化的总结阶段，而前代医书古方琳琅满目，医学书籍种类繁多，所以对于前朝典籍的需求增大，如张仲景《伤寒论》，刘纯《医经小学》、汪机《医读》、李挺《医学入门》、李中梓《医宗必读》等医书，“争相传刻，利济弘多”，使得市面上关于医学的书籍广泛流行。
而通过对这些医家典籍的总结，不仅产生了一批高质量、高水平的综合性著作和集古代中医学之大成的成果，也促进了临床各科的医书的发展，促进了民间私家医书刻本的兴盛。如李时珍《本草纲目》、张介宾的《景岳全书》和王肯堂的《证治准绳》等，这些医书都是集前代医家精华所著，是明代医书中的佼佼者。不仅如此，临床各科的医家典籍也逐渐增多，如万全所著的儿科典籍《万密斋医书十种》等。
除此之外，更有通俗易懂的医疗歌诀被编辑成册，指导日常治疗之需。如治头晕之症酒黄散，歌曰:“雷头风发闷低低，羊粪将来不用钱。捣碎重罗为细末，酒调热服便安然”，这些歌诀通俗易懂，便于传唱。梁其姿先生提出：“在各类通俗类书和手册的辅助下，任何能够识文断字的人，无论动机为何，皆能凭借相关医书获取一定的医疗知识，且能用于指导实践，治疗疾病。”可见，这些通俗医书的刊印促进了民间医学的发展，也促使医道的广泛传播。
从上可知，明代时期的医书大量刊印出版使得中医学得到快速发展，促进了医道的广泛传播，也促使了医家地位的提高。
3、明代从医者良莠不齐
在明代，成为医生的门槛极低，不仅没有规范专业的医学院校，也没有批准行医资格的审核制度，业医的准入门槛极低。只要识字，略微读过一些市面上良莠不齐的医书，就可行医。对于从医人员也没有限制，不论是和尚、道士，还是其他行业，从医人员良莠不齐。
明代优质的医学大家只为极少数人服务，在远离中央，在地方行医的，更多的是庸医。宋代陈自明说:“世无难治之病，有不善治之医，药无难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而当我们翻阅明代医者医案和，不难发现大量被无良庸医耽误的实例，许多官员之所以会走上从医之路，是因为自身或身边的的亲友被庸医误治从而丧命。如华亭王宏翰，其母为庸医所误，便下定决心究读医书，日积月累有所得，能治顽疾杂症，成为大家，著有《医学原始》十一卷等医书。无独有偶。明代山东王光隆，少时业儒，见乡间无良医，遂而业医，精研医术，活人无数，遇贫患不计报酬，施以医药。
由上可知，明代地方医疗资源的匮乏。而明代虽然设有包括中央、地方两个医疗体系，但是中央设立的太医院，只为宫廷及皇亲贵族所服务，普通百姓无缘求诊。地方政府按制应“置府州县医学、阴阳学，府置医学正科一人，阴阳正术一人，秩从九品，州置医学典科一人，阴阳典术一人，县置医学训科一人”来负责地方的医疗事宜，面向百姓，然而除了府医学官员之外，其他医官皆不入流，有些职位甚至仅设官名，不给傣禄。
统治者对地方医学的不重视，使得地方医疗资源的极度匮乏，迫使大量的地方官员自行学习岐黄之术，以保全家人，保养自身。
4、明代瘟疫传染病的几次爆发
自大航海时代以来，各个大陆居民往来日益密切，不仅带来了新物种，也带来了各洲的传染病源。明代是一个瘟疫频繁爆发的时代，虽然当时人们对于瘟疫等传染病的传播途径、传播方式等已经有初步了解，但是传染性疾病的传播却还是难以控制的。
明代存在许多致死率高的疾病。如梅毒，又称花柳病，明代医家则称之为“杨梅疮”，李时珍于《本草纲目》记载到:“杨梅疮，古方不载，亦无病者，近时起于岭表，传及四方，盖岭表风土卑炎岚瘴，熏蒸饮吠辛热，男女淫狠，湿热之邪积畜既深，发为毒疮，遂致互相传染，自南而北，遍及海宇，然皆淫邪之人病之，其类有数种。”从李时珍的记载中我们可以指导，当时人们对于梅毒已经有了初步了解，知晓其传播途径，并从中医角度解释了其病因病机。
但是局限于当时的科技水平，明代医家也没有研究出系统化、普及化的治愈梅毒的方法。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资本主义萌芽，致使人们突破明初倡导的质朴之风，甚至出现了僭越的状况。不仅在日常的生活中以贪图享乐、好逸恶劳为主，讲究吃穿用度，而其中性观念呈现井喷式泛滥，明朝青楼业的发展兴盛就是性观念泛滥的一种体现。由此使得当时的性病流行甚广。
除此之外，还有瘟疫、天花等诸多烈性传染病。在此境地下，明代官员不得不习医以保家人及本人的安康，河北王轩，字临卿，嘉靖四十四年进士，任保宁知府，王轩精通医术，著有《伤寒六书》。明代官员利用现有医疗资源，探究具有传染性疾病，不仅能保全家人及自身，也为中医学发展做出了贡献。
随着时代的发展，明代的对于中医学的认识也日渐深刻起来，在这个基础上，明代的官员也不像前朝那般排斥、拒绝学习医道了，他们出于种种目的，开始研读医书，这一时期，“不为良相，但为良医”是他们真实的写照。
二、明代官员习医对于明代医学的影响
明代官员习医的风潮一吹就是几百年，贯穿明朝历史前后，对明朝的医学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
1、促进明代医学业的繁荣
明代是我国中医史上发展的重要阶段，在这一时期，中医进入总结整理阶段。而官员尚医风潮的出现，则是中医典籍变得系统化、全面化的推手。
当时的士人官员有感于医药古籍晦涩难懂，且其中错漏不绝，对此，醉心医学之人便，苦读医籍，钻研探究，解读经典，使之通俗易懂。凡能进士及第者，无不寒窗苦读十年，四书五经无一不精，且要博学多思，方能一路过关斩将，考中童生、秀才、举人、进士，其思考学习能力可谓是当时社会的佼佼者，读书、做学问不在话下，而医术自是也难不倒他们，对于他们来说“夫良医之用药，如良将之用兵，知彼知己，百战百胜，非偶然也。”如此，官员习医自是有先天优势的。
明代宰相杨士奇曾言:“历代明于医者，皆有著书”，以求完善医理、青史留名。当他们学有所成，自会出书论著，完善其学，甚至考订文献讹误，医学为文化之一种，以文字为流传，不仅功后世参考，也能传诵千古。
正是文人官员的尚医风潮的兴起，促进了明代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名医辈出，医家典籍不断，出现了中医文化发展盛世。
2、提高明代业医者的地位
在明代，因为处于社会上层阶级的官员的习医风潮兴起，也间接提高了明代医家的地位。
不少官员对于医学兴趣浓厚，如明代的倪元恢，字念谦，金华人，任江山训导，后升为会通教谕，其人经史天文皆有研究，以此旁通医术，并著有《医略阐秘》，后遗失。
除官员之外，皇族子弟不乏对医术感兴趣者。朱橚，即周定王，太祖第五子。朱橚好学，能词赋，曾作《元宫词》百章，说明他也曾受过儒学教育，并且相当精通。出于对医学的医学的兴趣，他组织编著有《保生余录》、《袖珍方》、《普济方》和《救荒本草》等医学著作，对明朝的西南边陲医药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官员和皇室子弟作为当时社会的精英阶层，因为他们的习医，研读经典，使得人们对于业医者改变了想法，不像过去那么鄙夷医道，他们不仅对明朝医学事业做出了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业医者的地位，使得官员习医这一风潮传播得越来越广。
三、小结
综上所述，明代官员之所以兴起学医之风潮，受制于当时的社会，明代一朝，正处于大航海时代，世界联系日益紧密，在这种背景下，各大洲人民的频繁往来，不仅丰富了明朝百姓的餐桌，也带来了其他大陆的传染病，当时的科技水平不发达，卫生意识也比较薄弱，对于传染病的传播途径、传播方式认识不够，也缺乏有效的药物可以治疗疾病，加上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印刷业的繁荣，此时的官员不管是为了自身，还是为了家人，抑或是出于济世救人的思想指导下，他们都乐意学医。
而明朝出于社会上层的官员学医，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朝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提高了医家的地位，也影响了当时及后世临床分科。
参考文献：
1.《中国医学史》
2.《明代官员习医探研》
3.《不为良相 则为良医—明代苏州盛氏儒医世家研究》
- 柔软光洁2月前
中国的医学自古以来就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绝非二三百年历史的西医所能比的发扬光大祖国医学是所有炎黄子孙应该做的事感恩枫桥墨客的好文章，让大家都能喜欢并有兴趣学习研究宝贵的祖国医学文化，都能做到求医不如求己阿弥陀佛
回复2 - 眾正聯盟131439993月前
“明”者，日月雙晖映，隂陽正平衡“朱元璋”25 治头晕之症酒黄散，歌曰:“雷头风发闷低低，羊粪将来不用钱。捣碎重罗为细末，酒调热服便安然” 宋代陈自明说:“世无难治之病，有不善治之医，药无难代之品，有不善代之人。” 地方政府按制应“置府州县医学、阴阳学，府置医学正科一人，阴阳正术一人，秩从九品，州置医学典科一人，阴阳典术一人，县置医学训科一人”来负责地方的医疗事宜。 明代宰相杨士奇曾言:“历代明于医者，皆有著书”，以求完善医理、青史留名。当他们学有所成，自会出书论著，完善其学，甚至考订文献讹误，医学为文化之一种，以文字为流传，不仅功后世参考，也能传诵千古。 正是文人官员的尚医风潮的兴起，促进了明代中医药文化的发展，使得这一时期名医辈出，医家典籍不断，出现了中医文化发展盛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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