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光明 | 朋友圈随笔（1）
文心雕龙
【编者按】
毕光明先生是著名学者、文学评论家，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他常在朋友圈发些即兴笔记，主要是关于文学的，亦偶有关于时事和生活的。这些笔记篇幅简短，而内容宏富，见解独到，我从中受益匪浅。但圈外人无缘得见，诚为憾事。鉴于其中部分文字是发圈后引起朋友关注，多方互动形成，略欠完整。我乃请示毕老师，由其略作梳理，并获其同意，陆续在故乡读书会编发，以飨读者。所有图片，均为毕老师发圈时配图。
【作者简介】
毕光明，湖北浠水人，武汉大学文学博士，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小说学会副会长，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海南省有突出贡献优秀专家，海南省第五届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与作家作品研究，出版有《文学复兴十年》《虚构的力量：中国当代纯文学研究》《批评的支点：当代文学与文学教育》《纯文学视境中的新时期文学》《纯文学的历史批判》等学术专著，有论文和专著获海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专著类一等奖。现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当代文学问题史”。
毕光明：朋友圈随笔（1）
新潮时代的知识盛宴
八十年代已成遥远的过去，那是一个对于文学这种社会精神形态来说不可再得的时代，在那以后文学不再可能处于时代思想文化的中心位置。
八十年代文学的标志性事件是“八五新潮”，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一个时间节点，1985年出现了寻根文学、现代派文学、先锋小说创作潮流，但“八五新潮”在时间上起自八十年代初的现代派文学译介、论争与创作上的借鉴，内容上应该包括1985年前后兴盛的理论热，即美学热、西方现代文学批评方法热、新三论方法热、文学主体论、文艺新学科热、文化热，等等。
八十年代是纯文学伸展全部的触角向新理论寻找支持以谋求走向世界的追新逐异时代。心理学、美学、西方现代哲学、政治文化理论、神话学、人类学乃至自然科学前沿动态，都被囫囵吞枣地充作文学批评和阐释的理论资源及话语构成。为了培养具有新视野和综合思维的人才，刘再复主政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八十年代中期举办了两期高级进修班，办班的目的从授课内容就可以看出来，来进修班讲课的正是在理论新潮中最活跃的一批学者。
我保留了1986年9月至1987年7月的第二期高级进修班的课程表，从这份课程表中大致可以看出八十年代那一代文学评论研究工作者的知识结构。虽然后来在九十年代和新世纪随着社会情势的移易和新的理论资源的涌入而有所调整和扩展，但是八十年代新启蒙时代奠定的思想质地，并没有被抛弃。
在如今这个金钱拜物教和权力崇拜盛行的时代，很难有八十年代那样的对纯粹知识的爱好，一代亲历者的身上也都落满了生活的灰尘，但是，我们仍然有理由期待，在扰嚷的市声之外，让安静的书桌任由绵绵新知无遮拦地传播。
补记：
第二学期的课程表是调整过的，本来安排有王蒙的报告，但第一学期接近期末时，京城的上空出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阴云，春节后的课表只好调整，期待中的王蒙的报告没有了。
当时感到很遗憾。那个寒假，我租住在鼓楼北大街一位朋友家的房子里，心情抑郁，因为不能接受思想解放的形势突然逆转。可见八十年代的文学并不是如我们说想象的那样脚下平坦，一路凯歌。
这个班的班主任是杨匡汉老师。在进这个班之前，已经读过他和匡满老师的书。
八六年进这个班听课，并没有特别的新鲜感，因为1984到1985年跟张福贵兄、高建新兄和樊洛平他们一起在北大、北师大听过很多名家的课。如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谢冕的新诗研究，钱理群的鲁迅研究和周作人研究，严家炎的现代小说流派史，孙玉石的《野草》研究，曹文轩的八十年代文学研究，黄修己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赵祖谟、李复威小说研究，乐黛云的比较文学和小说分析方法，叶朗的美学史，杜维明的新儒学，佘树森、刘锡庆的散文研究，任洪渊的诗歌研究，童庆炳的文学理论，刘象愚的西方文论，还听过北大中文系每周一次的名家讲座，主讲的有王力、王瑶、吴组湘、林庚、唐弢、傅庚辰等老先生。
那时候真的是把北大、北师大看作精神的圣地，所以在文学所学习的这一年，我没有跟班上的同学一起住在中国现代文学馆的所在地万寿寺，而是仍然住在北大西门娄斗桥，文学所进修班没课的日子，就去北大、北师大蹭课，听了温儒敏、黄子平、王富仁等几位的课和形形色色的学术讲座。
由于知道以自己的基础搞不了什么研究，做不出学问，因此干脆以听名家讲课为乐。听课太多的结果，是变得眼高手低，不会讲课，也写不了文章，一开口、一动笔就觉得心虚，因为名师的高度是巨大的威压，让人感觉被压成了一张薄纸。
蹭陈平原老师的课是1995年秋季或1996年春季，1987年是旁听他的博士论文答辩。
林兴宅老师是“方法年”的主角之一，所以再复所长把他从厦门大学请来在班上讲了两场。记得他讲《系统科学方法论与文学观念的变革》那次，在课后的互动中我恶作剧地向他提了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意思是观念和方法到底谁更重要。现在想起来感到惭愧。
当时林兴宅算是文学理论变革的一颗明星，他白天在社科院讲，晚上去北大讲，地点在东门的历史楼里。演讲开始前，我从阶梯教室的座位上看到赵祖谟老师拄着拐杖在他夫人的搀扶下一跳一跳地进门了，我知道他住在北大西门的蔚秀园，坐轮椅要穿过北大校园才能来到讲座地点，为了听一位外地外校来的同行做讲座，他竟然不顾医疗事故造成的伤残而艰难地来到教室，可见林兴宅在当时的名气有多大，可是赵老师的“追星”何尝不是说明了北大的老师把新知看得高于一切，并不因为身在最高学府而拒绝外省学者的学术新见。看到身材高大的赵祖谟老师双手撑住拐杖一只脚立在门口用目光在前排寻找座位，我一阵感动，眼泪都快流了出来。
这就是八十年代的北大吧。记得此前刚从伯克利访月回国的乐黛云老师在西门化学楼的大阶梯教室里讲西方现代批评方法时，挤满人的教室里第一排坐的都是中文系和外系的同事，有的老师白发苍苍，让人感到北大的教风与学风尽在新知的河流里波澜不惊地融合。
2020.0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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