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不仅纠正了两汉经学的弊病，也成为宋明理学的哲学起点
几千年封建王朝的统治下的思想基于儒家思想的控制，玄学始于老丹的《老子》，融合了儒家思想。每个朝代的思想意识主流不尽然相同，有以儒家礼教占据，有以道家、法家思想贯穿。
魏晋南北朝在经历了三国战乱的纷争，社会上玄学意识形态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发展与当时的社会时事分不开，魏晋南北朝时期正是兵戈乱世，为何提倡无为的玄学却能发展壮大？
一、魏晋南北朝的玄学上下而求索
东汉末年，连年的战乱使秦以来的四百余年统一大业分崩离析，整个中华大地开始了长期的割据和混战。铁与血的残酷现实成为魏晋文人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信仰、价值、行为准则等都陷入了深刻的危机。
人们痛切地感受到理想与现实的激烈冲突，多少仁人志士心怀天下的壮志被现实无情地击垮，断灭了士人在儒学正统熏陶下的对于政权的幻想与以天下为己任的斗志。
对人生的意义和个体存在价值的问题重新进行追问与反思，不再像两汉那样以外在的功业、品德、学识为价值标准，而注重的是内在的思辨和精神气度。这种'反思'意味着思想文化领域一场大的变革即将到来，是新旧时代交替发展的重要关头。
儒学发展到东汉后期，其天命观、谶纬迷信、名物训诂等的种种价值规范都值得怀疑，无法提起学人在更高层次上的理论兴趣。
随着汉代政权的解体，儒学已日薄西山，于是，一种以重建社会价值体系、协调社会秩序、寻找个体生命价值的需要为共同目的的新学说玄学逐渐形成。
二、魏晋玄学与竹林七贤的玄风思潮
'玄'取《老子》'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以崇尚自然恬淡、虚静幽眇的老庄哲学为思想基础，兼收儒学的思想精华，是一种具有强烈思辨色彩的理论。与其说玄学是一种神秘莫测的玄虚之学，不如说它是一种窥视人生本体意义的极富情致的学问。
玄学的出现标志着在两汉占统治地位的儒学开始走向没落，而玄学便随着人的觉醒的主题曲，逐渐占据了思想的主流。就思想意识的解放程度而言，魏晋完全可以与先秦媲美，人们冲破了儒家为争得功名而克己复礼的束缚，灵魂得到了空前的救赎。
在玄学之风盛行和人的全面觉醒的大背景之下，自曹操提出超道德观念的用人标准开始，名士们高谈老庄，谈玄析理、评论时事、臧否人物，引发了对于人格美的推崇。
从《人物志》到《世说新语》，反映了从以政治功利为标准，到对人物精神风貌的审美品评的转变。魏晋玄学一方面继承了道家'自然'即道性本体的观点，一方面又将自然与追求精神自由的生命本真联系起来，是对汉代理论思维的进一步发展。
在玄学发展的不同阶段，玄学家因其所处历史环境与学术发展之不同，其本体论呈现出不同的姿态，其所重视的本体概念也略显不同。又因魏晋时期毕竟为中国哲学本体论自觉之早期阶段，不同于宋明儒之本体论，故其本体概念的使用也显示出多样、庞杂的特点。
将玄学观念落实为具体的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则不能不说竹林七贤。竹林七贤开启了玄风思潮。竹林七贤中的何晏和王弼，不仅以妙善玄言的谈风获得时人推崇，更主要的是二人在玄学理论上的建树为魏晋玄学的发展起了开山之功。
何晏有着浓厚的文人色彩，不但精于《老》、《庄》，又有文集。玄风的思潮是对'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发起的一次具有超越性的挑战，所有这一切都是大一统政治崩淸的必然结果，又似乎都在为思想领域酝酿着一次异于前代的变动。
魏末时期，曹爽被杀，司马氏政权的血腥和残暴将与正始名士同期的竹林名士推向了深渊，竹林名士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在苦闷和悲愤中，避世竹林，酿成了一场竹林玄风。
在曹魏政权执政时期，竹林名士的父祖依存于该政权，传统的忠君观念，使他们和曹魏政权产生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正始年间曹氏和司马氏为控制朝政而爆发的激烈党争，给他们上了生动的一课，他们既不愿意成为父祖的逆子，成为曹魏政权的戴臣，又不愿意为了所谓的名节而与强权对抗，步何晏等人的后尘。
两汉以名教治天下，统治者利用各种名节、仪礼为工具来达到控制或约束的目的，无形中制约人的性情，在遵行礼教的原则下，人的情感逐渐被忽视，甚至以礼抑情，造成人性的扭曲，也出现守礼无真情的现象，礼教渐渐丧失其真性，沦为一种表面的形式。
到了魏晋个体觉醒的时代，情礼之争被激化，情的价值超越礼，成为最高的社会价值。老庄思想以忘情，超越现实为目的，而魏晋士人为了达到情感的宣洩与释放。
当士人建立在儒家思想范式下的人生理想与行为规范逐渐被打破时，任情便成为一种时尚。所谓任情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不约束自己的情感，让情感自由解放，这可视为当时魏晋士人崇尚自然，标榜自我主义，反礼教的重要标志。
形成于司马氏集团的血腥残暴中和高压统治下的竹林玄风，是竹林名士以传统儒家的济世精神为怀在济世理想遭遇残酷现实后所引发的忧世情怀和愤世情结，是一种面向庄学思想的转化。
他们反对以礼制情，反对礼法制度对人性的扭曲、对真情实感的压抑和摧残。他们张扬个性，追求理想的生存状态，视任情自然为理想的人生境界。竹林七贤都是魏晋时期的隐士，残酷的政治造成死伤无数。
士人普遍存有忧生之嗟，恰好隐逸可以满足士人内心的空虚、恐惧、寂寞，在与世隔绝的生活世界里，他们能尽情享受大自然、自由、快乐、平静，这些都是时代和官场所无法赋予的精神需求。
隐居是为求志、全道、镇躁、图安、动概、激情，能达到涵养心灵、成全心志、避害远祸的目的。在不愿违背理想的前提下，唯有远离政治，随心所欲，隐居于自然、田园、山野才能达到全生全志的目标。
三、玄学之风是古人精神的塑造
玄学为士人们提供了抛却尘俗、思想驰骋的极佳方式，他们将玄学融于游览山水的实践活动当中，倾注对生命的热忱和对自然的崇敬，在突出审美主体情感的同时，也肯定了审美对象的独立性。
此时，个体的解放和思想的活跃可谓空前，加之受佛家关于体悟思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一反汉代繁琐论证、引经据典的固定模式，从重直觉转变为重意念，标志着中国哲学史上的一次重大转变。
这股玄学风是大一统政权下个性的极端被压抑所形成的巨大社会反弹力，它在汉魏之际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迸发出来，形成不可抗拒的追求人性自由和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冲击着自秦汉以来形成的礼教制度。
人在这场个性解放的浪潮中所发出的呼声和所表达的诉求，对于过分倾斜于群体价值的儒家思想是一种有益的补充；对于大一统政治的专制倾向是一种合理的矫正；同时也是对道家思想的继承和转化。
特别是士人的理想人格经过正始名士、竹林名士以及中朝名士的调整，最终在东晋定格为'外玄内儒'的模式，强烈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魏晋人追寻自己的理想人格的过程中，也实现了自身的生命价值，这同时也是审美活动与日常生活中所要体验和寻觅的终极价值目标。
魏晋风度之所以能够具有极大的感召力，其内在原因就是以玄学家和艺术家为代表的魏晋士人深邃的思想和高尚的品德，这种思想和品德显露在极为险峻的政治历史环境，就愈发地张扬出人的魅力，因而弥足珍贵。
魏晋玄学强调个体精神、人格的纯任自然，追求超出于外物、伦理、欲望的独立生命和价值。士人们在追求外在超越的同时又注重内在超越，充满着浓郁的人文情怀，这一特点使魏晋玄学具有了浓厚的美学意味，这是魏晋玄学与先秦两汉哲学的不同之处。
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史上非常重要的一股哲学思潮，它不仅直接承袭了老庄道家学说，纠正了两汉经学的弊病，也为宋明理学提供了思想资源，成为宋明理学的哲学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