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而实：谭鑫培的最后绝唱
谭鑫培拒演《新安天会》
民国四年阴历八月廿十日是袁世凯虚龄５８岁寿诞的正日。新华门前冠盖云集、将星辉耀，居仁堂中铺设了极为讲究的寿堂。为即将“高升一步”的今大总统作寿，当然得传召堂会。谭鑫培年事虽高，快满７０虚岁，但身体康健，演唱仍具有极高的艺术魅力，调门反而提高，唱得更加动听，于绕指柔的柔婉中透出百炼成钢的刚劲；作派已入化境，装谁像谁，善于体现人物心境的艺术造诣臻于炉火纯青，被观众视为神品。
大总统的堂会，当然谭是首选，“无谭不欢”嘛，而且“上头”早就指定他唱《新安天会》。
这是一出荒诞不经、荒谬绝伦的“新编历史剧”，戏中情节套自《安天会》，大意是孙悟空大闹天宫以后，逃回水帘洞，为天兵天将所包围。孙悟空一个筋斗就逃往东胜神州，扰乱中华古国，号称“天运大圣仙府逸人”。孙悟空的这个新名，占了逸仙两个字，暗指何人，不言自明。
谭鑫培晚境甚佳，正是声名日隆，稳居“后三鼎甲”之首，从伶界大王的身份正酝酿着一代宗师的地位，这差不多已经是名至实归的事了。“有匾皆书（王，当时的名书法家），无腔不学谭”、“满城争说叫天儿”的口碑已经喧腾多年，早已深印人心。他何苦不爱惜羽毛，自己砸自己的牌子？袁世凯当了大总统还不知足，又想当皇帝；当皇帝不说，怎么又糟蹋首创民国的伟人？梨园这一行，最讲是非、最重仁义，这也太不公平啦，太离谱啦，太荒腔走板啦，简直是不仁不义，是非颠倒！
琢磨来，琢磨去，这个戏不能唱！于是谭鑫培便抱了病。
哪知，在袁世凯生日前几天，他的盟兄徐世昌在东四六条胡同本宅也办了一场堂会，大轴是谭鑫培与一位创造力极强的花旦翘楚田桂凤合作的《坐楼杀惜》。谭鑫培精力弥漫，哪有一丝病容，而且唱得满宫满调，尤其在《坐楼》一折中的对“啃”，淋漓尽致，旗鼓相当；及至《杀惜》一场中要杀不杀，作出种种身段。他原有武生的底子，腹笥又宽，每个身段都出奇的好看、边式，座中看客无不如醉如痴。这时，田桂凤技穷了，跪倒在地，合掌而拜：“求求您，早点把我杀了吧！”堂会中，这种“现挂”，不算违背戏理，台下的笑声、掌声简直能把屋顶震飞掉。
座中有“公府庶务处长”郭世伍在，台上愈是精彩纷呈，他愈是怒不可遏，觉得大丢面子。第二天一早便派人去质问：既然是抱病，何以能在徐宅堂会中唱戏？
谭鑫培的答复不卑不亢，有点绵里藏针：不敢应公府之请，只是为了唱不来那出《新安天会》；抱病原是借个名目，彼此好圆面子。
这样的话，郭世伍觉得更伤了“今上”的面子，通知步军统领衙门“锁拿谭鑫培”。锁拿当然只是那么一说，意思是公府的这个堂会，不上也得上。
老谭的架子大，面子也大，说是领袖梨国、名动公卿、交欢士子、愉悦国民，一点也不过分。
光绪十六年（１８９０年）他４３岁时，首次奉诏入宫演出，深得慈禧太后的激赏，曾赐四品服饰。一时王公将相、贝勒贝子，争相邀约他参加本府的堂会，老谭还忙不过来，常常辞谢。愈难请，愈名贵，清末时竟有“谭贝勒”的外号。这风气袁世凯是深知的，也未能免俗，８年前，袁世凯５０大寿（虚岁），慈禧太后赏赐甚多，京内外百官均送厚礼。为御使江春霖参奏：以作寿为名，广收礼物，揽权纳贿，结党徇私。一年后便死去的慈禧为笼络其心，参折留中，未给处分。袁世凯也不大在乎一个御史的抨击，风声虽紧，生日照样过。在锡拉胡同本宅的堂会上，也有谭鑫培的戏。刚刚出台，还未走到“九龙口”，只见座中与袁世凯同为内阁大臣的那桐站起来，遥遥一揖，满堂宾客，无不动容。这是多大的面子！反过来说，当晚，那桐以“戏提调”的身份，能请得动谭鑫培，又是多大的面子！
入民国以后，谭鑫培的艺术才能、革新精神与社会声望与日俱增。每一献艺，观众无不大捧。其名作《失空斩》、《定军山》、《珠帘寨》、《打渔杀家》、《洪羊洞》等等都是唱作俱佳，内外行十分宾服，谭老板确乎是“不群”。民国二年，思想有进步倾向又急公好义的花旦名家田际云，呈请民国政府成立梨园公会性质的“正乐育化会”，伶人聚会公推谭鑫培为会长。这是自管兼自律的组织，与清时的“精忠庙首”受内务府满郎中管辖的旧制相比，显然带有了民主性的相对独立地位。谭任会长，宁不自重？何况自民元以来，民气大申，民心大振，公民名义上都是平等的。
多少年来被侮辱与迫害的伶人，一直渴望作为人的不多也不少的尊严与自信，谭鑫培更是顾盼自雄，视业为宝，视艺为宝，视身为宝，可以说是珠规玉矩。有时候脾气未免有点古怪，因此行内很多人不敢接近他。他很喜结交学养深厚的知识分子，说到头，这也是为了提升京剧的文化内涵，同时他也真诚地提掖后进，带动同台演出的青年演员，如田桂凤、王瑶卿、杨小楼、梅兰芳等等陪他演戏。万一有碍，他能给遮盖得滴水不漏。后来被称为胡琴圣手的徐兰沅，也是他识拔于众多的“宫中胡琴”中，大胆使用、培养为自已的专职琴师，这使比他年轻４６岁的后辈，大有一登龙门身价十倍之感。他对于精研谭派艺术修养有素，而且悉心追求的票友们，如红豆馆主（溥侗）、陈彦衡、王君直及年轻后生王庾生等无不无私指授、平等交流。他很热心公益，于义务戏不大肯推脱，这也是他人缘好的一个原因。他以“伶界大王”的身份，当然自视甚高，社会各界也格外尊重他。民国三年，在熊希龄名流内阁任司法总长不到半年就被袁世凯排挤下来的梁启超，袁只给了个币制局总裁有官无职的空衔。梁暗中布置进步党人脱离袁后如何有所作为。民国四年农历三月十六日为其父梁达涧七旬晋一寿辰举办堂会，当时官商各界私人办堂会的比起清末或民国八年以后尚不多见。老谭欣然应邀演出，梁氏大为感谢和激赏，原来谭鑫培和梁启超甚有交情，彼此互相钦佩，丁卯人日，即民国三年正月初七梁启超曾赋七绝二首赠谭。其一曰：
四海一人谭鑫培，
声名廿纪轰如雷。
如今老矣偶玩世，
尚有俊响吹尘埃。
梁办完堂会之后，袁世凯听说此事都连说“好阔”。意思可能是梁的手笔如此之大（其实一共只花了８００元，比晚几年办堂会的价格便宜至少５０００元），谭的享誉如此之隆。
所以，对于出身小古董商人、由袁世凯的亲家何秋涛荐入直隶总督衙门当差的郭世伍，谭鑫培也略有所闻。随着袁的步步跃升，郭世伍也得志并得法起来。他不但是袁的家臣，而且也成了民国的蛀虫。他主持并经手总统府的营造，将仪銮殿改为居仁堂为总统办公厅，丰泽园改为府员办公处，都是洋式建筑，所拆下来的楠木、紫檀、红木等名贵材料，一律报销，实际上运到他老家定兴，盖他自己的住宅去了。老谭对这样的人怎能看得起？
在当时的气候下，老谭的举止很不合时宜，袁朝新贵都俯首称臣，趋奉帝制唯恐不及，他何以这样决绝？梁启超其时已避居天津意租界，在国体问题大辩论中写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以批驳美国人古德诺博士的《共和与君主论》及立宪派理论家杨度的《君宪救国论》。袁听说了，恐怕对帝制的杀伤力太大，于是命人到天津送去２０万元，１０万元为其父补寿，１０万元为梁做出国的旅费。梁启超毕竟是大政治家、大学者，到了贿赂公行到他头上的时候，他就不能不公开在《京报》上发表出来，文章力斥帝制之非，表示即使三万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人都赞成，他也断不能赞成。这样，袁世凯视梁启超为最危险的政敌，对他不久前写诗公然揄扬过的谭鑫培也连带产生了恶感。所以才有“锁拿”的一令。说到在他５０岁诞辰堂会上向谭一揖的前清军机大臣那桐，（“清华园”大门上的颜体榜书，就是他的手笔，至今有９５年了），虽被袁列为“旧侣”、“切勿称臣”的７人中的一人，但他们都是标志一个时代的领袖人物，如载沣、黎元洪等对袁世凯这种露骨的拙劣表演极为鄙视，那桐不例外地持冷淡态度。他与袁世凯早不是同僚了，很少往来，此时又避居青岛，也无从庇护谭鑫培。至于府院部会的一批二三等官僚，稍有良心者也都请假回籍了。留京的，谁敢替谭鑫培说话？所谓舆论，那是“舆论一致”的舆论。
江朝宗是老于官场的滑吏，也是个大戏迷，于京师的社会风习、审美趣味、艺人们的人脉指数和人事背景都最为精熟，他不怠慢可能是发自极峰的口谕，又不敢得罪公众偶像的谭鑫培，只好以老熟人兼谭迷的身份去大外廊营“英秀堂”拜访。
谭鑫培索性装病，伏在枕上连连喘气，一边连连拱手。江朝宗熟不拘礼，站着说：“老谭，公府请你唱戏，去一趟吧，商议商议，让我好敷衍公事。”
江朝宗的两个随身马弁陪着笑脸：“谭老板，我们来伺候您。”
说着把他挽扶起来。
事已至此，谭鑫培不再做作，下了榻，与江朝宗会心地相视大笑。
坐上汽车，一路上说笑进了新华门，由南海直到居仁堂。郭世伍的左右手山东人王锦章，字文卿，从前清直隶总督衙门直到如今的总统府，一直管着堂会的事，是半个内行，与梨园界的交情不浅，而且是袁家老二寒云公子在总统府给弄了个内卫名义的余叔岩的干爹。一见面，寒暄已毕，旧话重提，王文卿拿出一册装潢精美的戏本子，笑着说：“上头的意思，《新安天会》，非您来不可。”
谭鑫培双手往外一推，针插不进：“我看不懂。”
僵住了。幸而余叔岩打圆盘，仗着一边是他干爹，一边是他去年２５岁时才正式拜了的师傅，提议不如唱一出《秦琼卖马》，准带“舞锏”，王文卿有这出谭鑫培轻易不露的“绝活”来唱大轴，上头也没甚挑剔，便沉吟不语；谭鑫培也不说话了，意思是“勉为其难”。
王文卿的面子够了，笑着说：“这回的堂会不白唱，戏份不同于往常的４０元，大总统特赏２００元。”
原来，总统府和清宫一样，也要传差，可是比别家堂会钱给得少多了，一向是４０元。谭鑫培心里早就不乐意了，可这时却钉问了一句：“要叩头谢赏不要？”
“不用，说一声就可以了。”
谭鑫培点点头，意思是尚需叩头谢赏，他还不想拿那２００元。
总算勉强达成协议。
袁世凯祝寿堂会
谭鑫培虽然曾被清宫召为供奉，受慈禧太后激赏与厚恩，并终身引慈禧为知音。这是事实，但决不说明他在精神上是效忠于逊清的遗老。自辛亥年武昌起义以来，谭鑫培出自内心支持中华民国、拥护共和、礼敬孙、黄。当袁世凯以席卷天下的势头阴谋称帝时，谭鑫培决不随波逐流，更不趋炎附势。
这《新安天会》贵贱不唱。找到“后三鼎甲”之一的孙菊仙，这位天津人的“老乡亲”也犟，不肯唱，公府方面只好找到刘鸿升，他年纪尚轻，根基稍浅，不敢拒绝。但经知道深浅轻重的友人指点，到时候硬着头皮登台，照本宣科而已。
寿堂上，《新安天会》上了，刘鸿升的扮相是遵公府的意旨扮的，很怪异，戴平天冠，穿龙袍，脸上勾成丑角模样，一出台先惹了一个场笑。到了开打的时候，出来两员将官，一个叫“黄风大王”，一看扮相便知道是黄兴；另一个是先锋官，是白袍小将，头戴李花，面目俊秀，影射的是二次革命时期讨袁的江西都督李烈钧。
黄、李大败，袁世凯大喜。
帝制红人、今日堂会总司招待的湖北都督段芝贵，朝黎元洪陪笑搭讪：“刘鸿升扮得真像，副总统总认得出来。”
“我耳聋眼瞎，教我如何看得见、认得出？”黎元洪说着站起身来要走。
另一个总司招待的内务总长朱启钤想留住他：“副总统，老谭快上了，副总统捧捧贵同乡，也该听了'卖马’再去啊。”
黎元洪说：“秦琼卖马，英雄末路，看了心里难过，不如不看他。”
这两个湖北佬竟在意态骄盈、擅作威福的袁世凯称帝前夜，以各自的方式批逆鳞、示决裂，决非易事。后来，黎有坚拒封王的峻切态度，足证他们虽无沟通却两心相通，这对“九头鸟”不是轻易中箭的。
及至大轴上了，老谭登场，想想今日跟秦琼困在天堂州下，备受小人凌辱有何不同？有了这一番感触，愈发了解剧中人的心境，一段“店主东带过黄骠马”的西皮慢板，唱得凄婉无比，真能让人掉泪。加以萧长华深知他的情怀，格外铆上，将店主东势利小人的嘴脸，模拟得活灵活现，更逼出谭鑫培的好戏来，真是珠联璧合，精彩纷呈。
当晚，辛亥重九昆明起义的蔡锷将军也在座，他同他留日的同学好友哈汉章将军对谭鑫培的为人、为艺所深深打动。
哈汉章是黎元洪重要僚属，也是湖北人，当然也受袁世凯的防范。
谭鑫培长舒了一口气
“洪宪”烟消、袁世凯断命之后，谭鑫培长舒了一口气。虽然虚岁已满７０了，但腰脚顽健，精神矍铄，嗓子也愈发嘹亮，唱腔清脆流利，悠扬蕴备更胜于前。他本来就博采前人之所长，融合变化，形成自己独特的优长；字音以湖北音的四声，中州韵的尖团、辙口为主，有时也掺用了些京音。这种字音读法，基本上奠定了京剧唱白的标准，也是唱白有没有“味儿”的一项最重要的标识。至于用细致的表情、手势、眼神、丰富优美的舞蹈动作，来刻画人物的精神状态，更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很多前辈艺人都说谭鑫培“浑身是戏”。北京人爱谭、敬谭、迷谭，视谭为京朝派戏剧文化的至尊瑰宝！而其不为“洪宪”伪朝当顺民、不为恶剧当唱手的义士风范，也更为时重。
从民国五年端午后，谭鑫培的演出频率很高，并没有人为他已近暮年而担心，似乎他是金刚不坏之身，观众们也以为他可再葆艺术“青春”，至少是十年八年的。
谭鑫培的家累甚重，有子８人、女２人。谭一次堂会，是陈德霖代约的，事后陈送来３００块钱，齐如山适在座。谭说：“德霖，别找人家要那么些钱，要不人家不找了。”出门后，陈德霖对齐如山说：“谭老板说钱多，其实是给了７００。”齐感慨地写道：“他的子女都要分点，不过不让谭老板知道；另外许多人都跟着他，等着他一出台就可以拿钱用。”
这也许是老艺术家的一种别样的悲哀。
实在要７００，人家都肯给，谭鑫培自己则以为３００已太多，这也足见老谭视艺为宝，决不是光认识钱。
不管怎么说，谭鑫培此时精神是乐观的。他的爱好挺多，依旧跑跑马、斗斗蛐蛐、射射箭、观赏观赏鼻烟壶、养养鱼，看看《三国》或《隋唐演义》，还常去戒台寺拜佛诵经，跟方丈谈谈佛法。家里喜庆日常约鼓王刘宝全唱唱大鼓并和他谈谈用气的体会，还置办了一堂滦州皮影戏没事摆弄摆弄。他还常临帖，行书挺秀遒劲，这些文化活动常常是和各界友人分享的——这也是他的人脉之旺的一个原因。
无论如何，经过生死劫难的中华民国得以“再造”，民国有望了。
然则接踵而来的是“府”“院”对立。因对德宣战问题，黎元洪总统、段祺瑞总理外交意见处于两个极端。朝中议论不定，以双方最高领导人的私人意气介入国家政策之中，这是民国年初又一件最不幸的事情。
民国不幸！
这不幸给谭鑫培最终带来了什么，当时谁也不知道。
谭鑫培晚年的演出频繁
几种记载的失忆失真
吵吵闹闹中，进入了１９１７年（民国六年）了。
西南派军人中，广东省督军陆荣廷实力最强、声望最隆。当蔡锷率孤军苦战纳溪，进展不利时，袁世凯大为兴奋，一下封了征滇军的战将好几个子爵、男爵，晋升了好几个中将、上将，呈回光返照之势，这是护国军最黯淡的日子。在这个节骨眼上，陆荣廷在柳州行营宣布独立，参加讨袁，自任两广护国军总司令，任命梁启超为总参谋长。这是讨袁战争的转折点，这样一来，广西与云南、贵州连成一片，显示护国运动不是一两省人发动，而是已成了燎原之势的烈火。紧接着，各省纷纷独立，袁世凯终成斗不下去的困兽，不得不于１９１５年３月２４日下令取消帝制，直至气死。陆荣廷享有襄助蔡锷、维护共和的虚誉，黎总统以再造民国为首功特授蔡锷、梁启超、唐继尧等５人勋一位，陆荣廷也赫然名列其中。他应邀于１９１７年３月２０日来到北京，这是西南派军人中亲到北京的第一人，不能不给予最高礼遇。
这时，黎、段间势同水火，对陆争相拉拢，以壮声势。
段祺瑞想把他收伏，作为西南各省中的骨干；黎元洪也相当重视，希望他加入拥黎倒段的阵营；刚恢复的国会，也极表欢迎，在迎宾馆公宴招待。
当时的风气，大军阀到京必办堂会，何况是府院双方都想借重的实力派陆荣延。当时黎、段左右的官僚、幕客的思维定势是：没有谭鑫培的北京还成其为北京吗？没有谭鑫培的堂会还成其为堂会吗？一等一的大军阀不由一等一的剧界大王献艺，岂不既慢待了客人，也辱没了主人？“无谭不欢”、“无谭不乐”又被赋予了一层政治含义。这次的堂会的大轴根本不作第二人想。黎元洪当然深知一年多前谭鑫培一身傲骨、几分胆气，公然在袁世凯生日堂会上拒演袁钦点的剧目《新安天会》，段祺瑞也不可能不知老谭这个胆大包天的举动。他们决不肯“只顾自己作乐”（《中华民国历史资料丛稿·谭鑫培》）强迫谭去演出；也不可能如一些回忆录所记载的那样：“１９１７年的冬天，步军统领右堂袁德亮、警察总监吴炳湘这些军阀政客们，在金鱼胡同那家花园欢迎广东督军陆荣廷。这些骑在人民头上的军阀们珍肴百味不能尽兴，还要通知谭鑫培先生为他们唱堂会。有病的人不能登台，便婉言谢绝。这下子可恼怒了这些军阀老爷们了，'一个小小的戏子，竟敢违背大老爷们的意旨！’还要逮捕谭鑫培入狱。在严重的威胁与压力之下，谭鑫培不得不强作精神答应了演出。军阀们点了一出《洪羊洞》。那一天，谭老先生虽在病中，可是唱得很齐整，却不料他回到后台时，竟伏在桌上晕倒了……到第二年春天，约在三月里，一代艺术大师就这样瞌目长逝了，享年７１岁。”（《徐兰沅操琴生活》）
徐兰沅先生是亲历者、目击者，最后的堂会的主要伴奏者，当时才二十几岁。照常理说，应该对谭的逝世记得很瓷实，可是竟出了几个实在是很明显的错误：一、堂会不是１９１７年冬天，而是春天举办的。陆荣廷是３月２７日到的北京，堂会是在４月１４日他离开北京前的一两天举办的。二、谭鑫培的逝世，不是“到第二年（１９１８年）春天，约在３月里”，而是１９１７年５月１０日。三、办堂会的主人是黎元洪、段祺瑞而不是“袁德亮、吴炳湘这些军阀政客们”。
徐兰沅早年受老谭的知遇，从宫中琴师擢拔为随身专职琴师，直到晚年一直对谭的培养是充满感激之情的。后来他为梅兰芳操琴，创出不少新腔，终成一代胡琴圣手。然而，他在自己怀念谭老的文章中，也出现了失忆、失真。这也不能强求，徐兰沅只是一个专门家而不是一个史学家。
另一则也是同时代人的记载：“１９１６年，谭鑫培７０岁，生病在家，不能演出，军阀头子袁世凯有一次为了欢宴陕西督军陆荣廷，要演一场热闹的堂会，就指名要谭鑫培演一出《洪羊洞》。当时谭鑫培已经病得很厉害，可是万恶的军阀根本不管艺人的死活，最后竟在一个严寒的冬夜，还是由两个副官硬拖上汽车，强迫他抱病演出了《洪羊洞》。这样的演出当然不可能精彩，那
些没人性的军阀官僚们对此还表示不满，甚至大发雷霆。谭鑫培勉强把这出戏应付下来，又病又累，病势日益沉重，从此就没有再上舞台，《洪羊洞》竟成为他结束舞台生活的最后一个剧目。”
王庾生是极知名的票友，从１４岁就经常跟在谭的身后，谭上台，王看戏；谭下台，又逢着高兴，就给他说说唱腔、身段。这种情形维持了１０几年，一直到王２９岁时谭鑫培逝世为止。这位终身受益的名票以其表演传神、刻画人物细腻、会戏多，而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被誉为“天津票界之王”。在此前后，他收过众多的京剧名伶，如生行的曹艺斌、杨菊芬、徐东明，旦行的章遏云、杨菊秋等为徒。他壮岁时，正入向谭求教问艺的迷境，怎么会把谭的逝世提前到１９１６年冬？堂会的主人硬安在已死去的袁世凯头上？堂会的主宾陆荣廷是广东督军却被说成是陕西督军？而且想当然地评说“这样的演出不可能精彩”。真是一误再误，几近梦呓，同王庾生这位大名家的经历、身份及文化素养太不吻合。
徐、王的误传、误记，恐怕还有一个时代印记的问题。他们的晚年分别在京、津从事戏曲教育，都逝世于“文革”初期，谈京剧的专著都定稿于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很高的学术水平；但涉及历史人物的时候，难于摆脱当时的主流思想，即无限夸大阶级对立、阶级压迫，把艺人写成处于社会底层的无助者，凡是统治阶级中的文武大员则一概斥为“万恶的军阀官僚们”。在两者中间
没有任何缓冲地带、合作空间、包容精神、相互依赖而彼此不可或缺的往来以及相应的礼数。“旧社会对艺人侮蔑、凌辱是常见不鲜的事，不知道有多少善良正直的艺术家，在军阀官僚们欺压下断送了宝贵的艺术生命”，以这种粗陋的阶级斗争史观，贯穿于无限丰富的京剧发展史当中，贯穿于京剧界业者与社会各阶层（也包括统治阶层）的繁复、微妙的关系当中，至少是片面的。当然，不能苛责徐、杨两位和类似的别位作者，在意识形态凌驾一切、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全面专政的喧嚣下，他们把谭尽量拉向无产阶级一边也是好意。在这样的主观下，将最后的堂会所说“谭闭门休养、所有演出一概谢绝”、“当时谭鑫培已经病得很厉害，实在不能上台”，也是无奈之举。不单于京剧，而且于词赋、于书法、于古代文物都十分精熟的大学问家张伯驹先生，在他于１９７８年香港中华书局出版的《红毹纪梦诗注》中也说：“项城（袁世凯）逝世后，谭鑫培已年过７０，居家不再演出。”——这些说法完全不符合事实。
１９１６年６月６日袁死至１９１７年５月１０日谭鑫培逝世，中间有１１个月的空间，这段时间谭鑫培演出相当频繁或至少说是正常的。袁死的当天他不就在文明园唱《骂曹》吗？这时他不再组班，只搭散班演唱，１９１６年下半年，他搭的是“陶咏社”，仅和梅兰芳同台就有两次，还在吉祥戏园日场与陈德霖合作过《南天门》；冬末，第一舞台有一次大义务戏，大轴是谭的《洪羊洞》，压轴是杨小楼、王蕙芳的《大战宛城》，再前场是刘鸿声、谢宝玉的《雪杯圆》……１９１７年初，俞振廷组织春合社，约谭、梅加入，每期不过１０天，都是吉祥象园的日场。他们的“对儿戏”有三出：《桑园寄子》、《四郎探母》、《汾河湾》。梅兰芳晚年回忆说：“他能在台上启发我，陶铸我，不知不觉地把我带进戏里去了。我跟他演一次戏，就有一次新的体会，这对我后来的演技是有很大影响的。”
谭鑫培戏路很宽，能演三四百出戏。唱工戏、做工戏、衰派戏、文生戏、袍带戏、褶子戏、箭衣戏、靠架戏，无所不能。用戏班的话来说，红、黄、白、绿，四蟒四靠全拿得起来。这阶段，他精选出来百看不厌的拿手戏来演，如《捉放曹》、《骂曹》、《空城计》、《洪羊洞》、《打棍出箱》、《碰碑》……等，唱作两方面看，哪出戏都是经典。１９１７年春季的北京观众，有福了。
进了４月，一日夜场在吉祥园为闽灾义演，谭的大轴《捉放曹》、梅的压轴《嫦娥奔月》，极为名贵。过了没两天，总统府有堂会，可能是黎元洪家里的喜庆寿日，谭演出《天雷报》。从上年到本年的好几个月来看，谭演出一直没断，剧目也很繁重，足证谭的健康状况非常好。“居家不再演出”之说，决不能成立。
宗师绝唱——最后的堂会
陆荣廷是１９１７年（民国六年）３月２７日到北京的，堂会的日期是４月１４日陆离开北京前办的。欢迎之说未免离谱，没有贵客到京半个多月后再办堂会以示欢迎的。所以，毋宁说是欢送或者说是“祝贺”。堂会的主人是大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段祺瑞。其时，“府院之争”已达白热化，大概是为求得平衡，堂会不在总统府，而假座金鱼胡那家花园。奔走趋奉的是步军统领江朝
宗、步军统领右堂袁德亮、警察总监吴炳湘这几个二三等的权贵人物。陆荣廷４月１０日获黎、段明令发表的“两广巡阅使”头衔，这是继辫帅张勋的长江巡阅使之后的第二个巡阅使，是凌驾督军之上的大头衔。所以祝贺办堂会是黎、段示好拉拢的一个作派。可是陆荣廷在志得意满的同时，逢人就表示“不贪名、不贪利、不争权位、不要地盘……军人以服从为天职，对外交问题决不表示意见。”他晋京的主要目的达到了，而在府院之争中刻意疏离，在黎段之间保持中立。而出席那场堂会的一两天后，没有和任何人告别，就悄然回南方去了。不久之后，南北分裂，南方各省成立护法军政府，推孙中山为大元帅，陆荣廷造作、推辞了一阵，也就职为元帅。
这且不说，还是回到谭鑫培的最后一次堂会。谭元寿在《谭门艺语》一文中说是“照例相邀”，很有分寸。到总统府（假座那家花园）应堂会本属常事，是“例”，谭鑫培本没有什么不乐意的（不乐意是前年到总统府为袁世凯唱堂会的那一次），而且也谈不到大军阀以势压人。
那么，４月１４日前一两天的堂会，谭鑫培究竟是不是在病中，又究竟是不是在“威胁”、“压迫”之下才应的呢？
梅兰芳先生为印证此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曾专门拜谒过徐兰沅先生。
梅兰芳先谈及１９１７年４月初的那场总统府的堂会，谭唱的是《天雷报》，压轴是梅的戏。
谭的扮戏屋偏偏不毗连后台，来回走了两趟，春寒袭人，着了点凉，回来就病了。
徐兰沅说：“谭老板还没有复元，那家花园欢迎陆荣廷的堂会又去找他，就拿这来婉言谢绝。”
这次访谈经梅、徐共同回忆，谭老板是死在民国六年（１９１７年）的秋天，而不是如徐原说的１９１８年春天；年份是对了，但月份还是错了。梅、徐二位这次没有谈到主其事的是江朝宗，他是一个滑吏，在京城做九门提督主管地方治安，人头极熟，跟谭鑫培算是老交情，也是个大戏迷。他曾给更有权势的当权人物提调过不少堂会。前年８月，被谭鑫培拒演的袁世凯寿辰堂会，就是他接来谭才交的差。这次谭鑫培婉言谢绝，他也知道谭本小恙，不好当面捅破，又为办差办得漂亮，讨黎、段的欢心，也不敢据实回报谭报病请假，便派了吴炳湘、袁德亮去谭家说项。谈话中抓住了谭的一个弱点。
原来谭有个孙子叫谭霜，前些日子因事被拘（有两种说法，因不得确证，故从隐），谭一直托人保释。谭要不应这场堂会，恐怕不易放出来，谭爱孙心切，便以释放谭霜为条件，带病应了这场堂会。这便是误传的“威胁和扣押”的张本。
堂会那天晚上，谭披着斗篷、戴着风帽，跟着步军统领衙门右堂袁德亮一起走进后台。袁在前清宣统年间摄政王载沣当政时，曾被派到河南省彰德府监管罢去一切职务、回籍养病的袁世凯。此人昏聩糊涂、贪财好利，又不通文墨，被袁世凯所玩弄、收买，最后竟认了本家，连定期向清廷报告的文书都由袁的幕僚起草。待袁世凯复起后，一路得法，他也水涨船高，由一个中级军官擢升为“堂官”。袁死后，他又伺候起黎、段来了。当然，以这么个蠢材不可能有自己的主意，他只能看层层上司的脸色行事，必然是势利眼。他总知道，“洪宪”垮台，梁启超与蔡锷这师生二人便成为一时人望，同被授勋一位，黎元洪更专电专函礼聘梁为总统府秘书长，并月赠津贴２０００元，梁逊谢；同时，他在对德宣战问题上又是支持段祺瑞的。当黎元洪说：“现在舆论界都反对宣战，我们不能不予以重视。”梁启超接着说：“我就是舆论界之一人，但我就是坚决主张宣战的。”真是文焰熏天！梁是极其尊重谭鑫培的。而堂会所假座的那家花园主人、前清军机大臣那桐，又是遗老中的大佬，也是极其尊重谭鑫培的。袁德亮一伙能不顾忌吗？能不客客气气吗？说“威胁”、“压迫”，只能是利用了谭鑫培保释孙子的急切心理。
总统府点的是《洪羊洞》，这原是一出不大的戏，谭元寿的《谭门艺语》一文记：“经谭与主事者商定，只从探病一场唱起。”这已不是压迫，足证老谭的面子与主人知道老谭抱恙后表示出来的谅解——堂会戏本没有只唱一折的先例。谭上场时，据张伯驹《红氍纪梦诗注》中说：“陆本瑶族不知戏，谭演时，陆稍坐即去后面打麻雀牌。”陆荣廷看完不看完不要紧，大总统、总理的面子够了，总算是请到了谭鑫培。
徐兰沅从艺术角度介绍了谭的最后的演出：“谭上场第一段，'叹杨家保宋主心血用尽’，想不到他的嗓子非常痛快，唱得满宫满调，劲头足极了。那段快三眼，一气贯到底，那是谁都办不到的。”
１９７７年，谭富英病危入医院，探病去的许姬传问起来他祖父带病演《洪羊洞》是什么人配八贤王？谭富英说：“是贾洪林。祖父病故开吊那天，贾洪林对我父亲（谭小培）说：那天老爷子的《病房》一场，'自那日朝罢归身染重病’的二黄快三眼，唱得非常悲伤，就像真事儿一样，我听了毛骨悚然。几个月后贾先生也作古了。”
贾洪林专工老生，他的念白俏丽，动作洒脱，表演细腻传神，长期为谭饰演二路老生，并向谭问艺，终成名家，马连良深受其影响。
谭元寿在《谭门艺语》一文中说，谭在演出时“回想起他的师父程长庚大老最后唱的就是这出戏，思前想后，感慨万分……上场后触景生情，竟至声泪俱下，把一个杨六郎演活了”。
决不是像王庾生说的：“这样的演出，当然不可能精彩。”
谭鑫培一生活得精彩，死得也精彩。
徐兰沅最后与梅兰芳谈了谭鑫培演出后的情形：“谭老板走进后台，匆匆卸完装，就趴在桌上，抬不起头……他本来就憋着一肚子气，内热始终不清，偏偏又碰上一个糊涂的大夫，给他下了一剂热药，火上浇油，热度骤然上升，老年人久病之躯，到这会儿可就再也抗不住了。临死的时候，眼里和鼻子里都流出血来。”
谭鑫培辞世的时间，梅兰芳、徐兰沅说是民国六年的秋天，谭元寿说是“１９１７年的事。我祖父于剧终卸妆后，因心情极度紧张，当即晕倒。经人扶持回家，病情天天加剧，一星期后便与世长辞。”
年份不错。但不是“一星期后”，是堂会后的近一月。谭鑫培卒于１９１７年５月１０日，即民国六年农历三月廿十日！
谭鑫培的逝世是北京城的一件大事，梨园界同行、各界的生前友好以及大量观众纷纷到灵前吊唁，１３座名刹的主持带领徒众亲到谭府为这位虔诚的佛教弟子同时又是大施主、大护法颂经。出殡那天缟素的行列长达数里，一直送到门头沟栗园庄的墓园。
时隔近９０年，２００５年立冬前一日，全国文艺界２００多人在重新修的谭鑫培墓园举办了隆重的祭扫活动。
“谭鑫培墓”终成了有心的中国人瞻拜的圣地。
哲人其萎留下了无尽广阔的思考空间
谭鑫培死了！在北京乃至全国观众和京剧界造成极大震动，人们在伤感之中兼有不平气，遂有“欢迎陆荣廷，气死谭鑫培”之说，与当年的“九城争说叫天儿”、“有匾皆书”、“无腔无学谭”以及近年的“四海一人谭鑫培”、“湖北三杰”诸多的谚语，真可以概括谭鑫培不凡的艺术人生和巨大的社会声望。谭老确乎不凡，说“军阀官僚们欺压艺人”，可这位艺人竟敢在袁世凯权力达于顶峰时，批了这个逆龙的龙鳞一记。
他连袁世凯的总统府堂会都敢拒绝，那出《新安天会》，他以刚柔相济的手法，贵贱不唱，硬挺过来，才５８岁的袁世凯挺不过他。袁身后，军事独裁的大本营——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和特务统治的总机关——军政执法处，都在千夫所指之下被取消了。至于黎、段，在谭眼中还不过是二等人物而已；而江朝宗之流顶多是“碎催”，借谭的威名绝艺凑趣、买好而已。
谭鑫培虽在病中，一如他平时所信守的戏德：“总对得住台底下，”也不光是戏德，这其中还关乎艺道。谭鑫培的好友、京剧音乐家陈彦衡如是说，“鑫培明乎养气之道，故其承接收放，顿挫抑扬，圆转自如，出神入化，晚年歌声清朗，如出金石，足证颐养功深，艺也而似乎道矣”。
这是他最后的演出，又不是通常意义的最后的演出，这是“宗师绝唱”！后无来者的令人叫绝的为艺的品位和为人的风骨!
哲人其萎！
萎谢不了的是这位大艺术家的白雪遗音，１９０５年幸有百代公司灌录、发行的１５面唱片传世，为后世的法帖。
也是１９０５年的春夏之交，经营丰泰照相馆的任庆泰是京剧票友，与谭鑫培交好甚厚，为了向谭鑫培６０岁整寿献份别开生面的重礼，他有意将谭鑫培最拿手的《定军山》拍成电影。谭鑫培对新鲜事物有着天生的兴味，便欣然同意。拍摄现场设在照相馆前后进之间的院子里，两根廊柱上挂一大方白布幔，摄影机固定在后墙观看最佳的位置上。一共１０来分钟的戏，前后拍了３天。摄影师是照相馆内技术最好的刘仲伦。
《定军山》在也是任庆泰于三年前投资兴建的大观楼影院公映。“谭老板真功夫上了影戏”的消息传遍四九城，大家纷至沓来，戏院人满为患。接着几家茶楼、戏馆也跟着映出。这就成了中国电影的开山之作。１９０５年的下半年谭鑫培又拍了第二部影片《长坂坡》，影片策划人兼导演兼发行人任庆泰固然在百年中国电影史册上留下了功在不朽的一笔，而谭鑫培也成为站立在中国艺坛上第一个影剧双栖的演员。他真的是“圣之时者”。
萎谢不了的是谭氏奕世威德、子孙昌盛，从始迁祖谭志道（叫天，工老旦）算起，从艺至今已绵延７世，后继者绳武二世祖鑫培公工老生，梨园世家中如此一脉相传、代有传人的只此一家。
萎谢不了的是谭鑫培汇集了京剧奠基人程长庚的徽派、余三胜的汉派、张二奎的奎派的精华，兼收并蓄，集其大成，京剧历史上影响最为深远的表演体系，为后世树立了典范。他所开创的谭派为生行的法乳，继起的余派、言派、高派、马派、麒派、奚派、杨派都与谭派有直接、间接的血缘关系。至于谭门后代，以谭富英为代表，更是以谭派鸣世。
我们真不能设想，缺了谭鑫培，生行的文化内涵、意境能达到这样的深度吗？别人不说，造诣、成就极高的余叔岩脱离开老师谭鑫培的开拓性创造，他的艺术道路怎么走？一次，余叔岩曾与陈彦衡一起去听谭戏，由陈记录胡琴的工尺，余记录词句与腔调。后来谭听到此事，知道他学艺心诚，又见他颖悟，就慨然道：“吾之衣钵其归属余乎？”谭的书斋题名为“英秀堂”，余则求湖北名士陈农先为其题书房名“范秀轩”。余成大名后自谦自逊：“人家说我是老师的得意门徒，可是我觉得我到如今还赶不上老师的一个脚趾头。”余醉心谭派，倾心相学，朝夕不辍，终于不仅得到谭派神髓，而且又根据自己钻研领会，对谭派艺术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演剧意趣雅静，做派简洁细腻，唱念表演似乎平淡实则深邃微妙，可意会而无法言传。因而，京剧界内外称之为余派。但他从未自认为余派。在他最后一次演《打棍出箱》前，曾对友人陈维麟说：“老师（指谭）的艺术太深太好了，我没法比。”关于怎样继承、怎样发展，这两位大师的艺术实践，给我们提供了无限广阔的思考空间。
哲人其萎！
谭的逝世，不是正常的寿终正寝，然而也决不是受压迫而亡。是那种社会结构的不合理，艺术家一方面受到了极大的尊重，另一方面又遭遇到年深代远的思维定势下对艺人的“人”的忽略。虽谭鑫培也难免如此。“极峰”，即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办的堂会，主宾又是他们争相延揽的实力派人物陆荣廷，如果请不到谭鑫培，他们的面子往哪儿搁？这个“例”必须“循”。哪怕知道谭鑫培确实“抱恙”，只要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病，在前几天他不是还应了一场总统府的堂会吗？无论如何不能缺席。所以，经“商定”，同意谭只唱“病房”一场，这已经是破格。老谭圆了主人的面子，主人也觉得圆了老谭的面子。前清军机大臣那桐、民国前任司法总长、现在又支持段祺瑞对德宣战的梁启超万一听说这个“商定”，也想必会满意的。至于江朝宗等人一定觉得自己会办事，八面来风，八面玲珑。
老谭在清宫是“内廷供奉”，当了十几年，连宫里也准“报病”请假，这是屡见不鲜的事。老谭宁不知？他过低估计了自己的“偶染风寒”，过高估计了自己的矍铄强健，何况又有开释孙子的承诺，他竟是欲罢不能了。庆祝陆荣廷获两广巡阅使，又是个堂皇的题目，陆不是个普通的军阀，而是响应、配合蔡锷讨袁的功臣，当时的社会总体评价和谭本身的爱恶取向吻合，真“报病”不唱，与谭的反袁倾向就背离了。
清末民初以来，民间堂会的规矩已不同于清宫的传召，总统府也不例外。老谭就问过袁世凯手下的人，给２００元钱要不要谢赏？如果还需要叩头谢赏，他就宁肯不要那２００块钱。这在帝制时代是不可思议的。现在是民国了，堂会的主人和艺人是东宾关系、主客关系，而非上下关系、主奴关系，甚至也不仅是我买你卖的商业关系。堂会的戏价比戏馆的戏价高出几倍。“伶界大王”、“一代宗师”身份的谭鑫培，多年来需经过“戏提调”优容有礼的再三敦请，甚至请安作揖，礼下于人，才蒙俞允，尽管同时谭也怕“要得太多了，以后人家不找了”。所以诸多因素，归结为“面子问题”，才致使谭鑫培不能不唱这场堂会。这是酿成这场悲剧的真实原因。我想，黎、段、江等人也不愿落个“气死谭鑫培”的千秋恶名。
“面子社会”，官场如戏场，戏场名利场，这种残存的痕迹，直到现今恐怕也是不容易完全避免的。
对艺人的“人”的忽略，则是一个更加复杂得多的问题。民国以来，旦角陪酒等陋习虽近绝迹，顶儿尖儿级的艺人形式上可以与大人先生平起平坐、称兄道弟，但总还是有隔膜。如谭鑫培这个７１岁的老人，又染了风寒，在普通人家还不得到细心的照拂、孝养，怎么可能忍看他去应付那么许多的义务戏、营业戏和堂会戏呢？黎、段、陆、江等人怎么肯为了虚面子去惊动这个老人呢？
这不是“压迫和威胁”，是对艺人的“人”的忽略！即如普通的观众在沉酣满足地鉴赏谭鑫培的演出时，恐怕也没顾得想到他已是年逾７０的老翁了。这也是一种人的忽略。好像谭鑫培是金刚不坏之身，应该永远为他们献出——开始时带点沙音，等到拔高、放宽时，反而清亮无比，就像一轮皎月，冲破了淡淡乌云，突然间光芒四射的“云遮月”的唱法。
谭鑫培不死在一年以前袁世凯５８岁寿辰的堂会之中，而死在反袁称帝的黎、段的酬酢也是反袁称帝的陆荣廷的堂会之中，该是同样也是反袁称帝的谭鑫培所深憾的吧？
尤令今人所深憾的是谭鑫培受“军阀压迫而死”，罪魁竟误指黎、段，而轻轻放过了最大的军阀兼窃国大盗袁世凯。莫非刚刚过了不过９０年，竟把先贤最见风骨的前事尽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