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天圣针灸铜人”迷踪

宋天铜人它是举世瞩目的稀世珍宝；它在战乱中被争来夺去；它自公元1126年被金兵从北宋都城汴京掠走后，就渺如云鹤了无踪迹。你想知道这件国宝从何而来，到何处去，如今又在何方吗？“宋天圣针灸铜人”——国之珍宝，实用奇妙春秋战国时期，虢国太子突患“尸厥”，生命垂危。神医扁鹊应诏入宫，用针刺、用艾条熏灼太子身体的经络穴位进行救治。太子死而复生。神医扁鹊妙手回春，留下针灸治病救人的传奇佳话。针灸是中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北宋以前，医生主要按照唐代《皇帝明堂经》指定的人体经穴进行针灸治病。然而《皇帝明堂经》因唐朝末年的战乱轶失，致使后来的针灸取穴失去了标准。宋天圣铜人的铸造背景宋以前，诸家名堂并存，针灸穴位存在着许多混杂现象，众说纷纭。北宋政府对医学高度重视，宋天圣元年（1023）宋仁宗颁布诏令对古代针灸医籍进行校对整理，并组织医官制订针灸穴位新标准。这项工作历时三载，由王惟一于宋天圣四年（1026）完成，所编纂的著作就是《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该书共三篇。医官夏竦为此书作序曰：“……殿中省尚药奉御王惟一，素授禁方，尤工厉石，竭心奉诏，精意参神，定偃侧于人形，正分寸于腧募，增古今之救验，刊日相之破漏，总会诸说，勒成三篇。”（《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因《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完成于北宋天圣年间，故又称“天圣针经”。《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一经付梓，就作为法定教材，颁布全国。为了便于该书的长久保存与观摩学习，北宋政府又命人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刻在石碑上，这就是有名的宋天圣针经碑。次年（1027年），王惟一又主持铸造了两具针灸铜人，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铸造的针灸铜人——宋天圣铜人。其经过记载如下：“天圣五年十月壬辰，医官院上所铸腧穴铜人式二。诏：一置医官院，一置大相国寺仁济殿。先是，上以针砭之法传述不同，命尚药奉御王惟一，考明气穴经络之会，铸铜人式，又纂集旧闻，订正讹谬，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至是上之，摹印颁行。翰林学士夏竦序。以（天圣）四年岁次析木秋八月丙申上。”（《玉海》）“上又以古经训诂至精，学者封执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复令创铸铜人为式。内分腑脏，旁注溪谷，井荥所会，孔穴所安，窍而达中，刻题于侧，使观者烂然而有第，疑者涣然而冰释。”（《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夏竦序）天圣铜人内有脏腑，外有穴位，穴孔通向体内，穴名刻于体表穴旁。在北宋时被分别放置在医官院和大相国寺的仁济殿两处。宋天圣铜人的外形特征根据明正统石刻拓本《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中的铜人经脉图、宋天圣针经碑等资料，可知：第一，以青年男子为模特雕塑，下身穿短裤及腰带，刻有头发及头冠；第二，铜人姿势为站立，两手平伸，掌心向前；第三，铜人体内有五脏六腑和骨骼；第四，铜人身上共刻有354个穴位；另外，当代学者吴元真从古建筑学角度，考证宋大相国寺宋天圣针经碑和宋天圣铜人的放置布局，估算宋天圣铜人的身高约为175cm；宋天圣铜人的腧穴定位特征，可以从宋石藏用铜人图加以推知。石藏用铜人图的原图已散佚，但明成化史素据此图的重修图现均存，可以从中间接地得到关于宋天圣铜人在腧穴定位方面的重要信息。为给针灸经穴重新制定国家标准，宋天圣四年（公元1023年），宋仁宗诏令国家医学最高机构医官院编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医官院将这个任务交给了王维一。王维一是北宋著名的医学家，历任宋仁宗、英宗两朝的医官。经过3年的努力，完成了新的针灸经穴国家标准《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为便于保存，又将它分别刻在5块石碑上。宋仁宗认为“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如案形”。于是再次诏命根据《新铸铜人针灸图经》铸造针灸铜人。针灸铜人由王维一负责设计，朝廷组织全国的能工巧匠进行铸造，于1027年铸成了两具一模一样的针灸铜人，被后来的人们称为“宋天圣针灸铜人”。“宋天圣针灸铜人”由青铜铸成，身高和青年男子相仿，面部俊朗，体格健美。头部有头发及发冠；上半身裸露，下身有短裤及腰带；人形为正立，两手平伸，掌心向前。铜人被浇铸为前后两部分，利用特制的插头来拆卸组合，体现了当时较高的人体美学和铸造工艺。铜人标有354个穴位名称，所有穴位都凿穿小孔。体腔内有木雕的五脏六腑和骨骼。因此，不仅可以应用于针灸学，也可应用于解剖学。更为奇特的是它的实用性。宋代每年都在医官院进行针灸医学会试，会试时将水银注入铜人体内，将体表涂上黄蜡完全遮盖经脉穴位。应试者只能凭经验下针。一旦准确扎中穴位，水银就会从穴位中流出。医学史书把这一奇特的现象称之为“针入而汞出”。“宋天圣针灸铜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铸成的针灸铜人，它开创了世界上用铜人作为人体模型进行针灸教学的先河，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关注。针灸铜人一具放在朝廷医官院，用于学医者观摩练习之用。另一具放置在京城大相国寺的仁济殿，供百姓前来参观。“资圣薰风”成为汴京八景之一。“宋天圣针灸铜人”的珍稀奇妙，似乎注定了它们命途多舛。百余年后，劫难降临了。公元1126年，金兵大举南侵，攻破北宋的都城汴京，大肆掠夺奇珍异宝。从此，两具“宋天圣针灸铜人”失去踪迹。那么，“宋天圣针灸铜人”到底流落在何方呢？王惟一，或名惟德，北宋医家，约生活于987—1067年间，籍贯不详。王惟一历任宋仁宗、宋英宗两朝医官，仁宗时为翰林医官、朝散大夫、殿中省尚药奉御骑都尉。王惟一精于针灸，《宋史·艺文志》载有王氏《明堂经》3卷，惜未传世。天圣四年（1026），宋政府再次征集、校订医书，王惟一奉皇帝命令，纂集旧闻，订正廖误，考订针灸著作。他按人形绘制人体正面、侧面图，标明腧穴的精确位置，并搜采古今临床经验，汇集诸家针灸理论，著成医书3卷，共载腧穴657个，采用按经络和部位相结合的腧穴排列方法，既使人了解经络系统，又便于临证取穴需要，王惟一。仁宗以为：“古经训诂至精，学者执封多失，传心岂如会目，著辞不若案形，复令创铸铜人为式。”于是王惟一负责设计，政府组织工匠，于天圣五年（1027）以精铜铸成人体模型两具。仁宗下令将一具置于医官院，一具置于大相国寺仁济殿。两具针灸铜人均仿成年男子而制，躯壳由前后两件构成，内置脏腑，外刻腧穴，各穴均与体内相通，外涂黄蜡，内灌水或水银，刺中穴位，则液体溢出，稍差则针不能入，因而可使医生按此试针，以供教学和考试之用。王氏前所撰针灸著作也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从此，该书由政府颁行全国，与针灸铜人相辅行世。后世宋铸铜人丢失，对其去向，说法不一。据传，一具流入襄阳，后来由“赵内仲归之内府”。属何“内府”，尚需考证。另一具，《元史》称：“此宣抚王檝使宋时所进”，则这具铜人是贡品，与一般所说金人南侵时曾掠其一而去，到元代又从金人那里夺回的说法不一。宋以后，历代统治者都视铜人为国宝。《元史·方技工艺传》详载了元世祖于公元1260年命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修复铜人的经过。至元二年（1265年），新像修成，关鬲脉络皆备，金工叹其精巧，莫不愧服。阿尼哥受到世祖嘉奖并赐官。明英宗正统八年（1443年），铜像因年久失修，昏暗难辨，下令重铸铜人模型，以代替宋铜人。至此，这一座宋铸铜人的下落，亦趋于不明。明清两代，公私铸造铜人很多。现存于世的，大多是明清两代所造，包括流传于国外的。日本帝室博物馆，藏有一具大型铜人模型，有人认为这就是宋铜人。但是，据亲眼目睹这铜人的人描述，这铜人为“二个断片缀合组成”，而不是“背面二器相合，浑然全身”，故不能“中实以汞”。其腧穴名称于鎏金书写的，而不是镶嵌“错金而书穴名于旁”。据此，可以断定日本帝室博物馆所藏的这具铜人，绝非宋铜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刊行之后，又由王惟一负责，将全书内容刻石，并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以该书石刻为壁，在大相国寺内建成“针灸图石壁堂”改称“仁济殿”。宋代，我国的印刷术已经有了很大进步，《图经》完稿后即以付梓。但王惟一恐怕《图经》不易保存，日久湮没或传之出现讹谬之处，创造性地将《图经》刻于石上，昭示大众，便于学者观摩。并于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以该书石刻为壁，在大相国寺内建成，建成“针灸石壁堂”（1042改称“仁济殿”）。元代至元（1277－1294）或元贞（公元1295－1296年）年间，将石刻从河南汴梁（今开封）移来大都（今北京），放置于皇城以东明照坊太医院三皇庙的神机堂内。明英宗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上距王惟一刻石时间，已四百多年，石刻已漫灭不清。英宗令工匠砻石，仿前重刻。重刻上石，将“新铸”二字删去，定名为《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增入明英宗序言，记石刻之沿革。到英宗正统十、十一年（1445－1446），修筑城垣和东城时，宋·天圣刻石被劈毁，充当修筑城墙的砖石，被埋于明代城墙之下。1965年至1971年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配合拆除明代北京旧城墙的考古工作中，始将宋天圣石刻发掘出土，我们得以重见这一历史文物。石刻确为宋天圣文物的主要依据是，石碑所刻“通”字，皆缺笔少了中间一竖，为章献刘太后临朝，避其父刘通讳使然。王惟一对针灸医学的贡献有三，一是考定《明堂针灸图》与撰写《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二为铸造针灸铜人模型，三为刻《图经》于石。从《图经》、石碑、铜人的编绘制作，可以看出，使经穴理论规范化，是王惟一主要学术思想之一。王惟一在撰写《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时，“纂集旧闻，订正讹廖”，做了不少校勘考证工作，对后世学习《内经》原文起了加深理解的作用，并进一步完善了经穴理论。《图经》、石碑、铜人三者虽然形式各不相同，但内容一致石碑，起到了保存《图经》内容的作用……王惟一的铜人，对经穴教学的形象化与直观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开创了针灸学的腧穴考试，要进行实际操作的先河。湖北襄阳针灸铜人，虽有记载，不见实物据史料记载，北宋灭亡数年之后，一具针灸铜人出现在湖北襄阳。周密在《齐东野语》一书中记述，他的舅舅章叔恭在湖北襄阳任职时曾获得针灸铜人。针灸铜人最后归属襄阳府赵南仲。专家们推测：金军入侵汴京后，“宋天圣针灸铜人”中的一具可能被金军掠走，另一具则可能被人带出汴京流入襄阳府。史料记载：康二年，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省商丘）继位，史称南宋。赵构登基不久，赵南仲将“宋天圣针灸铜人”送归南宋朝廷。公元1232年，元朝军队进攻金国的都城汴京。两年后金国灭亡，元朝趁机派遣使节到南宋威逼索要针灸铜人。惧于元朝的势力，南宋朝廷只得将“宋天圣针灸铜人”献出。《元史.阿尼哥传》记载：后来，因“宋天圣针灸铜人”历经200多年，“岁久阙坏”，急需修缮。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广召天下能工巧匠，最终诏命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修复“宋天圣针灸铜人”。阿尼哥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修复如新，因此受到忽必烈的嘉奖并赐官。1264年，“宋天圣针灸铜人”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由汴京移到元大都三皇庙。100多年后，朱元璋攻占元大都，建立明朝。此时，“宋天圣针灸铜人”和《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仍然放置在三皇庙内。到了明正统八年，历经400多年的“宋天圣针灸铜人”已经昏暗不堪，穴位名称也已模糊不清。明英宗诏命仿照“宋天圣针灸铜人”铸造一具针灸铜人，人们称之为“明正统针灸铜人”，与“宋天圣针灸铜人”“不差毫厘”。同时还仿制了宋天圣石刻《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正统针灸铜人”被放置在药王庙内，并一直保存到清代。可是不久，蒙古瓦剌不断骚扰北京，明英宗为防止瓦剌进犯，开始加固京城的城墙。宋天圣《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竟被劈毁当作砖石使用。明景帝时北京失守，在战乱中，“明正统针灸铜人”被毁伤头部，直到清顺治时期才被修补好。从此，只剩下“明正统针灸铜人”，而这具“宋天圣针灸铜人”竟不知去向。日本东京针灸铜人——粗看似真，细究则伪20世纪70年代，专家们发现一条令人兴奋不已的信息：1936年，中国针灸学者承淡安在日本东京博物馆发现一具针灸铜人，其文字说明为：“制作年代不详，据传由中国渡来者。”当时的日本医学界也认为它是中国的“宋天圣针灸铜人”。或许寻找“宋天圣针灸铜人”的答案就在日本东京的这具针灸铜人的身上了。1980年春，中国中医研究院针灸考察团赴日本考察，发现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针灸铜人也是用青铜铸成，体腔内原有木制的脏腑因年久失修早已损坏。铜人体表分布经穴，由黑漆涂记的经脉线相连。每个经穴有凿穿的小孔，标有穴位的名称，并与《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的354个穴名全部相符，具体的定穴方法也完全相同。但它与“宋天圣针灸铜人”存在很大的差异：它的身体不是由两部分而是由12个部分组成；手臂的姿势与《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不同；总穴位名称达365个，多出11个；穴位名称不是雕刻而是以涂料书写而成；其铸造工艺及制作水平远胜于我国宋、明、清三代铸造的针灸铜人。这具针灸铜人身高只有1.62米。与专家推测的“宋天圣针灸铜人”身高173－176厘米之间相差甚远。根据以上分析，专家断定日本东京这具针灸铜人不是中国“宋天圣针灸铜人”。后来，专家们发现了明代后景《图经铜人》石刻，最后推测：日本东京的这具针灸铜人很可能是按照明代后景《图经铜人》石刻铸造的。现在，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对这具铜人的说明已经作了如下修改：“铜人形，江户时代18世纪。”至此，追踪“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努力又陷入了困境。俄罗斯圣·彼得堡针灸铜人——艰难求证，终得正名1965-1971年，从北京旧城墙地基相继发掘出土7块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碑。既然《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碑被用于修建城墙，那么就有专家大胆推测：“明正统针灸宋铜人”仿制完成后，“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命运很可能和《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碑一样，被当作废品扔进了熔铜炉，化作铜水永远消失了。如果这个推测成立，那么“明正统针灸铜人”就成为寻找“宋天圣针灸铜人”踪迹的关键所在。到了清代， “明正统铜人”仍然受到极大重视与尊重。它不仅被称为“铜神”，还专门修建了一幢“铜神殿”。它在明、清的太医院中珍藏了450多年。然而，劫难开始了，清光绪《太医院志》记载：“太医院之有范铜铜人......铸于明之正统年，光绪二十六年，联军入北京，为俄军所有。”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太医院遭到洗劫，清太医院被俄国占作使馆区。显然“明正统针灸铜人”极有可能就在这时被掠走了。为弥补“明正统铜人”被劫的重大损失，清光绪三十年又仿“明正统针灸铜人”铸造了一具，也就是“光绪铜人”。“光绪铜人”于1958年被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寻访过程中，专家们意外得到一条线索：1958年，中国孙震寰医师访问前苏联时，曾在一个博物馆见到一具中国古代铜人，可惜没有带回只言片语资料。几年前，中国中医针灸研究所研究员黄龙祥在一本国外医学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介绍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收藏有一具中国明代铜人。虽然配图与“光绪针灸铜人”完全相同，但是，黄龙祥仍然推测这具针灸铜人可能就是“明正统针灸铜人”。2003年初，黄龙祥、徐文斌等三人前往俄罗斯圣·彼得堡考察。当他们走进圣·彼得堡国立艾尔米塔什博物馆中国展厅时，只见一具铜人立在大厅的中央。直觉告诉他，这就是“明正统针灸铜人”。经过细致考证，发现圣·彼得堡针灸铜人的姿势、服饰与“宋天圣针灸铜人”基本特征完全吻合。铜人高175.5cm，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吴元真先生考证的“宋天针灸铜人”高度175cm极其相近。标示出发际是“宋天圣针灸铜人”的一个重要特征，这具针灸铜人有精雕细刻的头发，并标示出前后发际。这在目前发现的国内外官修的针灸铜人中是惟一的一具。据《太医院针灸铜人像沿革考略》记载，明末战乱中，“明正统针灸铜人”头部被毁伤，至清顺治年间才被修复。而这具针灸铜人也有一条通贯颈项的裂痕，以及清晰的修补痕迹。明英宗时，历经400年的“宋天圣针灸铜人”的穴名文字已经昏暗难辨。而“明正统铜人”距此时已561年，这具针灸铜人的穴名文字，用肉眼也已很难辨认。这具针灸铜人的经穴数量与定位，均与宋《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相符合。更为重要的是，在现存的针灸铜人中，只有这具针灸铜人能够完成“针入汞出”，而且方法简单、稳定实用。既然这具针灸铜人与“宋天圣针灸铜人”如此相似，那么，它会不会就是“宋天圣针灸铜人”呢？史书记载：“宋天圣针灸铜人”铸造时，正值章献刘太后临朝。刘太后父亲的名字中有个“通”字，为避父讳，特意将针灸铜人身上的“通天”穴名，改为缺笔的“通”字。同时仿制的《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刻中的穴名“通”字也均缺笔。但经红外线照相检测，发现这具针灸铜人“通天穴名”不是缺笔的“通”字，而是正确的写法。由此推断，这并不是“宋天圣针灸铜人”。专家们经过不懈的追踪和艰难的考证，终于认定圣·彼得堡国立艾尓米塔什博物馆的针灸铜人是中国“明正统针灸铜人”。中国中医针灸研究院通过外交途径向俄罗斯方面索回“明正统针灸铜人”，但遭到婉言拒绝。为此，专家们决定重新仿制一具“明正统针灸铜人”。黄龙祥所领导的课题组经过艰苦的努力，终于成功复制出一具“明正统针灸铜人”。中国“明正统针灸铜人”的发现和重铸，在学术界引起了轰动。它不仅使人们知道1000年前中国宋代医学家对《针灸图经》文本的理解，也使现代的针灸学者了解宋代在腧穴定位方面的真实情况。宋天圣针灸铜人与明正统针灸铜人

针灸铜人

宋代名医——王惟一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命运”针灸疗法在我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北宋天圣四年(公元1023年)，宋仁宗诏令国家医学最高机构医官院编撰《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医官院将这一任务交给了时任翰林医官王惟一。王惟一是北宋著名的医学家，历任宋仁宗、英宗两朝的医官，仁宗年间任皇家医官院医官尚药奉御(医官院负责人)，他对先前针灸疗法进行了科学的总结，并着以案籍考经，体察实症，融会贯通，历经三年的努力，主持编纂了一部医学巨著《铜人腧穴针灸图记》，共三卷，于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成书，书中认定人体穴位354个(占现在已知人体穴位361个的98.06%)，论述人体经络循行通路和腧穴部位，阐明各个穴位的性能和主治疾病，这在当时作为法定教本，官颁全国。为便于保存，又将它分别刻在五块石碑上。宋仁宗详阅深究后认为“传心岂如会目，着辞不如案形”，于是再次诏命根据《铜人腧穴针灸图经》铸造针灸铜人，在成书的次年，王惟一又受命负责设计并主持铸造针灸铜人，朝廷下旨召集全国的能工巧匠进行铸造，于公元1027年铸造成了两具一模一样的针灸铜人。铜人按人体比例，标明穴位，一置医官院，一置大相国寺(今开封)，北宋政府又将《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刻石，嵌在大相国寺仁济殿殿壁上，这样就把我国针灸医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使针灸技术规范化，有利于学习研究，有利于推广应用。铸就的铜人与真人大小相仿，胸腹腔中空，铜人表面铸有经络走向及穴位位置，穴位钻孔，铜人由青铜浇铸而成；人形为正立，两手平伸，掌心向前，铜人被浇铸为前后两部分，可以利用特制的插头来拆卸组合，铜人制作体现了当时较高的人体美学和铸造工艺。铜人躯体标注354个穴位名称，所有穴位都凿穿小孔直通腹腔，体内有木雕的五脏六腑和骨骼分布，铜人身高175.5厘米，除冠172厘米，头围(经两耳上际)62.5厘米。此铜人被后人称为“宋天圣针灸铜人”，当时“宋天圣针灸铜人”不仅应用于针灸学，也应用于解剖学。更为奇特的是它的实用性，宋代每年都在医官院进行针灸医学会试，会试时将水银注入铜人体内，将体表涂上黄蜡完全遮盖经脉穴位，应试者只能凭经验下针，一旦取准扎中穴位，水银就会从穴位中流出，医学史上把这一奇特的现象称之为“针入而汞出”。“宋天圣针灸铜人”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早铸成的针灸铜人，它开创了世界上用铜人作为人体模型进行针灸教学的先河，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关注。宋天圣针灸铜人及铜人图随着其在针灸教育与临床中的影响越来越大，自宋以后已逐渐成为针灸学的象征。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针灸铜人“宋天圣针灸铜人”是作为中国第一个针灸经穴国家标准的重要载体出现的，从而也决定了其在针灸经穴定位研究上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宋天圣针灸铜人”在成为当时实用医学模型的同时，也成了珍稀奇妙的历史文物，似乎注定了它们命运多舛。公元1126年，金兵大举南侵，攻破北宋的都城汴京，大肆掠夺奇珍异宝，两件铜人针灸图经刻石均被作为战利品掳到北方。那么，“宋天圣针灸铜人”到底流落在何方呢？周密在《齐东野语》一书中记述，他的舅舅章叔恭在湖北襄阳任职时曾获得针灸铜人。据专家们推测：金军入侵汴京后，“宋天圣针灸铜人”中的一具可能被金军掠走，另一具则可能被人带出汴京流入襄阳府。史料记载：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康王赵构在南京(今河南省商丘)继位，史称南宋。赵构登基不久，赵南仲将“宋天圣针灸铜人”送归南宋朝廷。公元1232年，元朝军队进攻金国的都城汴京，两年后金国灭亡，元朝趁机派遣使节到南宋威逼索要针灸铜人，惧于元朝的势力，南宋朝廷只得将“宋天圣针灸铜人”献出。《元史·阿尼哥传》记载：后因“宋天圣针灸铜人”历经200多年，“岁久阙坏”，急需修缮，公元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广召天下能工巧匠，最终诏命尼泊尔工匠阿尼哥修复“宋天圣针灸铜人”，阿尼哥经过4年的努力，终于修复如新。公元1264年，“宋天圣针灸铜人”和《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由汴京移到元大都二皇庙。“流落”至俄国的明正统针灸铜人100多年后，朱元璋攻占元大都，建立明朝，此时，“宋天圣针灸铜人”和《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仍然放置在三皇庙内。到了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历经400多年的“宋天圣针灸铜人”已经昏暗不堪，穴位名称也已模糊不清。明英宗诏命仿照“宋天圣针灸铜人”铸造一具针灸铜人，人们称之为“明正统针灸铜人”，与“宋天圣针灸铜人”“不差毫厘”。同时还仿制了宋天圣石刻《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明正统针灸铜人”被放置在药王庙内，并一直保存到清代。可是不久，蒙古瓦剌不断骚扰北京，明英宗为防止瓦剌进犯，开始加固京城的城墙。宋天圣《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石碑竟被劈毁当作砖石使用。明景帝时北京失守，在战乱中，“明正统针灸铜人”被毁伤头部，直到清顺治时期才被修补好。从此，只剩下“明正统针灸铜人”，而这具“宋天圣针灸铜人”竟不知去向。值得庆幸的是，1965年、1973年、1983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在拆除明代北京城墙的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宋天圣《新铸铜人腧穴图经》残石六方及石雕碑檐仿木结构头拱残石一段，更为针灸、学术界所瞩目，为“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再现提供了依据。明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但其时包括太医院在内的衙署未及营建，“皆仍旧官舍为之”，至明正统七年(1442年)四月在京师在明门之东(东交民巷西口)新建太医院，建院后的第一件大事即是重铸宋天圣针灸铜人、重刻天圣针经碑。第二件大事，仿天圣针灸铜人铸成，明英宗亲自作序记其事之原委：宋天圣中，创《铜人腧穴针灸图经》三卷，刻诸石。复范铜肖人……于今四百余年，石刻漫灭而不完，铜像昏暗而难辨。朕重民之所资，念良制之当继，乃命砻石范铜，仿前重作，加精至焉，建诸医官，式广教诏。仿宋针灸铜人铸成后一直藏于明太医院，而清代太医院仍沿用明代之旧址，直到1900年被俄军侵占后，才于地安门东大街另建新署。也就是说从公元1443年～公元1900年的458年间，正统针灸铜人一直藏于明、清太医院中。关于正统针灸铜人在清太医院珍藏及被劫掠的情况，清光绪间太医任锡庚《太医院志》记曰：“太医院署药王朝香案前立有范铜之铜人，周身之穴毕具，注以楷字，分寸不少移，较之印于书绘于图者，至详且尽，为针灸之模范，医学之仪型也。铸于明之正统年，光绪二十六年联军入北京，为俄军所有。”因清太医院原址被占为俄国使馆区，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在地安门东大街另建新院，建院的同时又新铸一具针灸铜人。长期以来学术界对于这具铜人的性质与来历纷争不断，或认为是清代仿明正统针灸铜人或以为系明正统针灸铜人。其实只要了解这具铜人的来历，至少可以判定后两种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但长期以来由于媒体一直将后两种观点作为正统的观点广泛宣传，使得这具最晚的官修铜人变成了知名度最高的中国古代铜人的代表。关于第一种观点，1958年中国学者得到一次判定光绪重铸针灸铜人性质的极佳机会，当年有一位孙振寰医师随中国医学代表团访问苏联时，曾见到了一具中国古代铜人，但由于没有时间加以认真考察，也没能带回一张图片，结果30多年后当年孙大夫的参观口述仍被作为清光绪铜人系仿明正统针灸铜人观点的重要证据。由此可见，要破解这近百年悬而难决的学术疑案，必须再次寻找到当年被俄军从中国清太医院掠去的明正统针灸铜人，这样关于保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清光绪铜人性质的争论便可立刻得到澄清。俄罗斯圣彼得堡国艾尔米塔仁(Ermitagc)博物馆中国展厅现藏有一具针灸铜人，无疑来自中国。经进一步调查，再未发现俄罗斯境内其他知名博物馆收藏有中国古代针灸铜人。由此可判定，该铜人即是俄军当年作为战利品从中国清代太医院掠走的明正统针灸铜人。明正统针灸铜人与宋天圣针灸铜人的关系综上所述，明正统针灸铜人的沿革已能判定：现藏于圣彼得堡国立艾尔塔什博物馆的针灸铜人正是100多年前珍藏于清太医院的针灸铜人。那么，这具铜人究竟是不是明正统针灸铜人呢？以下提供更多可靠的证据，以确保鉴定结果的正确无误。对于宋天圣针灸铜人、明正统针灸铜人、中外前辈及老一辈医史学家曾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可是近百年来人们却忽略了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问题——明正统针灸铜人的性质，即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铸成的铜人是依据宋天圣针灸铜人仿制，还是另制一新铜人？而本人在疑云迷雾中，正是从上述最简单的问题入手，另辟蹊径，不仅找到了鉴定明正统针灸铜人的正确途径，而且理清了其他传世针灸铜人的源流，获得了一系列的重大发现。关于明正统针灸铜人的性质，明英宗序已明言系仿前重作，那么这具针灸铜人究竟是否依据宋天圣针灸铜人重铸的呢？首先从逻辑上讲，如果这具明正统针灸铜人不是仿宋天圣针灸铜人，那么就无法与《铜人图经》石刻放在一起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其次，通过将明正统石刻《铜人图经》与出土的6方宋天圣石刻《铜人图经》残碑比较，发现前者系严格仿后者重刻，足证明英宗“仿前重作”之言不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