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无儿童图画书、儿童文学吗？
《日记故事》是元明清时期民间非常流行的一种儿童教育“品牌书”，有多种内容与不同版本，最早由元代虞韶编著，所憾已经散佚。由于虞韶编著的《日记故事》在当时产生的品牌影响力实在太大，因而后起的编著者与出版商不约而同地共用了这一书名，这种情况与《三字经》的品牌效应下出现一大批“三字经”读本相似。作为品牌书的“日记故事”，本文需要介绍的是其中一种最适合儿童阅读兴趣与接受心理，同时也最具儿童文学艺术特色的儿童图画故事书——明代正德十年（1515年）刊印的《新刊明解图像小学日记故事》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刊印的熊大木版《日记故事》。
明正德十年（1515年）刊印的《新刊明解图像小学日记故事》二册十卷，卷前有浙江“山阴后学管昫廷”作的序言。十卷内容是：卷一生知，卷二爱亲，卷三敬长，卷四亲友，卷五宽宏，卷六亲睦，卷七涵容，卷八方便，卷九忠君，卷十德政。这部《日记故事》的版式是上图下文，全书近300个故事。其中，“卷一生知”的儿童化特色最为明显，故事主要篇目顺序为：《人号曾子》，《座称颜回》，《请面试文》，《答客戏谈》，《应日远近》，《字父不拜》，《言明未正》，《展书指字》，《观棋答意》，《持戈取印》，《执笔还对》，《赋朝阙诗》，《吟华山咏》，《感范滂母》，《灌水取球》，《击甏救儿》，《赋牧童诗》，《通孝经义》，《燃薪夜读》，《闭户读书》，《游市记经》，《凿壁引光》，《囊萤留照》，《护鸡向诵》，《乘牛勤读》，《映雪夜攻》，《与圣贤对》，《圆木警枕》，《书不再读》，《食不视顾》，《不展家书》等。
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刊印的熊大木版《日记故事》，题“建安草窗虞韶以成纂集，书林鳌峰后学熊大木校注”。据考，清代倪灿、卢文弨《补辽金元艺文志》经部小学类著录有《虞韶小学日记故事十卷》，可知此书初编于元代，明嘉靖中，熊大木加以整编、注释的这部《日记故事》，就是他在元代《虞韶小学日记故事十卷》的基础上加以编校注释，并增加了部分当代的“本朝”故事而成，最后由他自己刊行出版。明周弘祖《古今书刻》卷上福建书坊刻书门著录的《日记故事》，也是熊大木的这个本子。
熊大木（？—？），明代出版家、小说家，号钟谷子，又号鳌峰后人，福建建阳人。建阳熊氏是刻书世家，熊大木的先祖熊宗立是建阳书坊种德堂主人，又是医学家，以刻医书闻名，先后刊行医书30余种。熊大木本人是建阳书坊忠正堂主人，博学多才，精于史学，又善小说创作，与建阳另一通俗小说家兼刻书家余象斗均以撰写演义小说闻名。熊大木所著《宋传》，其中有50回为《杨家将传》，叙杨业一家抗辽事迹，人物形象鲜明生动，语言通俗，是后来广泛流传的《杨家将通俗演义》的祖本之一。（参见李瑞良编著《中国出版年史》上册第477页，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由这样一位出身于刻书世家而又深谙文学创作的出版家兼小说家，来为儿童重新编写《日记故事》，因而此书的选文、编排、可读性与发行量，自然是可以期待的。
熊大木于嘉靖二十一年秋七月，为新编《日记故事》写有如下一篇序言：“《日记故事》一书，乃童稚之学，诚质往行，实前言以孝、弟、忠、信、礼、义、廉、耻之事悉举而备,使资幼学者，讲习有所阶梯也。升堂入室，易以及难，要之至理，亦不外于是矣，岂可以其小学而忽之耶？余因馆蒙，以此进讲者，错落愈盛，至于句读不可以分。故暇日立意检点，疑者解之，紊者去之，日积月累，孟秋是书告成焉。邻居刘者恳求与之锓梓，余不敢以私为己有，欣然付之刊行。后学君子知有妄处，冀改而证之，非余之幸，实天下之幸也。”明末著名教育家唐彪对《日记故事》曾作过这样的评说：“《日记故事》，俱载前人嘉言懿行，以其雅俗共赏，易于通晓，讲解透彻，不独渐知文义，且足启其效法之心。”
由于熊大木版《日记故事》是对前贤《日记故事》的整理重编，“疑者解之，紊者去之”，因而与管昫廷版《日记故事》在分类与选材上有所不同，熊大木版《日记故事》分为9卷47类，共263篇故事。以下是对熊版《日记故事》47类263篇故事的统计（数字为每类的故事篇数）：
一生知类20；二学知类19；三爱亲类18；四思奉类19；五敬长类23；六亲友类8；七会文类2；八尊贤类2；九别愚类1；十炎凉类2；十一诚信类3；十二感旧类6；十三宽弘类3；十四长厚类4；十五廉介类3；十六不欺类2；十七贞洁类3；十八隐逸类3；十九恭谨类2；二十俭朴类2；二十一勤俭类1；二十二改过类2；二十三操守类3；二十四自持类4；二十五恬退类1；二十六高尚类1；二十七自适类2；二十八亲睦类5；二十九家法类4；三十家齐类11；三十一家训类7；三十二家教类4；三十三涵容类8；三十四谦抑类4；三十五报德类4；三十六择怨类2；三十七敦仁类4；三十八应物类3；三十九方便类4；四十阴德类10；四十一赈施类4；四十二济物类4；四十三忠君类11；四十四忠烈类4；四十五功成类5；四十六鲠直类2；四十七庄严类4。
无论是浙江山阴管昫廷作序的正德版《日记故事》，还是福建熊大木作序并刊行的嘉靖版《日记故事》，均清楚地说明了《日记故事》在明代蒙馆教育中极受欢迎的事实，是当时儿童教育的重要教材与课外读物。这两种版本相距虽27年，但有不少相同之处，凸现出明代《日记故事》之所以广受欢迎的一些共同特点，尤其是熊大木的嘉靖版：
第一，注重儿童阅读兴趣与接受能力，将以成人为中心逐步转变为以儿童为中心，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
考察《日记故事》以前的蒙学读物，里面的人物形象、叙述本事几乎全是成年人，极少有儿童，即使是据说出自于九岁便以诗作扬名的浙江鄞县汪洙所写的34首《神童诗》，里面虽有“自小多才学，平生志气高”“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励志向学的名句，但全书的整体基调表现的仍是成年人的功名利禄、风花雪月，看不到儿童的影子。《日记故事》则不同，无论是正德版还是嘉靖版，都把儿童放到了突出地位，让儿童首先出场，打开书本看到的就是儿童形象与儿童故事。这两书的开卷均是“生知”，所谓生知即是生而知之，“不待学而知”的智慧儿童故事。嘉靖版在“生知类”之后又增设了“学知类”，即学而知之，“有其理待学而知”。这两类故事的篇幅均超过以后各卷，足见儿童在编著者心里的分量。
尤其难得的是，编著者所选编或自撰的每个故事均形象生动，充满动感，大多是描写儿童智慧、儿童情趣、儿童生活，如有世人熟知的灌水浮球、司马光破缸、曹冲称象等，同时也有砥砺意志、发愤读书、惜时上进的故事，如凿壁引光、映雪夜读、管宁割席等。即使是后面各卷的成人故事，也尽量选择能使儿童产生兴趣的内容，如嘉靖版中的“敬长类”有孔融让梨、立雪程门；“阴德类”有范仲淹赞赏儿子的“麦舟助葬”；“庄严类”有苏东坡修建杭州西湖堤埂的“名苏公堤”等。
第二，开启了蒙学读物讲故事的形式。
故事是儿童的最爱，故事有人物、有情节、有性格，儿童最喜欢的就是听故事、读故事、讲故事。考察《日记故事》以前的蒙学读物的编著方式，虽然不少也有人物、有事件，但极大多数都是以三字、四字、七字的形式出现，里面的“故事”要靠蒙馆教师自己去发挥、想象。如南北朝周兴嗣的《千字文》：“孟轲敦素，史鱼秉直”“布射僚丸，稽琴阮啸”。又如唐李翰的《蒙求》：“王戎简要，裴楷清通。孔明卧龙，吕望非熊”。《日记故事》一改传统，突出故事的叙事，文字虽然简短，最长也不过一二百字，但却娓娓道来，有头有尾，有情节有交待，有性格有对话，难能可贵的是编著者十分注重故事的儿童视角、儿童化的语言与幽默趣味，一扫传统读物艰涩难懂、枯燥呆滞之风。
如《与客戏笑》：“魏杨修，九岁聪慧。孔君平诣其父，父不在，乃呼儿出。设果，果有杨梅，孔君平曰：'此是尔家果？’修答曰：'未闻孔雀是夫子家禽也。’”杨修九岁时，有一天独自在家，有位姓孔的叔叔来看望他的父亲，杨修告诉叔叔家父不在，请他稍等，还端出杨梅招待他。这位叔叔望着乖巧的杨修，开起玩笑来：“哇，这杨梅是你们家独有的水果吗？”谁知杨修看了一眼叔叔，正经地回答道：“我可没有听说孔雀是你孔叔叔家里的专有家禽呢。”孔叔叔的脸一下子就涨红了。像这样风趣幽默、急智好玩的故事，儿童自然是十分喜欢的，严肃的蒙馆讲堂自然会充满笑声。
第三，图文并茂，版画精工，成为中国儿童图画故事书的传世范本。
中国古代的儿童图画故事书是一种版画艺术。古代版画是由画家起稿、刻工镌刻的。早在唐代晚期即公元九世纪中叶，中国版画艺术已经达到相当纯熟的水准，敦煌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年）所刻佛经《金刚经》卷头扉画正是这时期的版画代表作。进入宋、元，由于书籍的大量刊行，版画被更广泛地应用于图经、图史和各种农、医、工、艺等实用技术类书籍中，福建建安与浙江杭州是当时的刻书中心和版画重镇。
明代版画出现南北两京（南京、北京）中心，明中叶万历年间达到版画创作的高峰，浙派、闽派势头依然强劲，以新安为重镇的徽派版画异军突起。“而从版画发生、发展到完全成熟的过程中间，元、明之际的福建书坊刻本的插图书，曾起了很为重要的纽带作用。它一方面创造了一种特殊的形式，即上图下文的狭长式的插图；另方面，所造的形象虽然都是小型的，粗线条的，但由于构图和镌刻，都很活泼生动，具'咫尺寻丈’之概，这就为后继的版画趋向繁密工致开了先河。再从我国古代版画的流派而言，它也是独树一帜，与后来形成的金陵派、安徽派构成鼎足之势。建派版画多刻在小说书和课蒙书中，前者可以五种全相平话为代表，后者当推嘉靖本《日记故事》为圭臬。”（《中国古代版画丛刑（二）》第75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据上所述，从中国版画史的历史考察，足见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年）刊印的熊大木版《日记故事》的艺术地位与份量，而从中国儿童图画故事书的历史考察，嘉靖版《日记故事》则担负起了绘画教科书的重任，并以其“上图下文，咫尺寻丈”的艺术创新与生动活泼的画风，成为中国第一种儿童图画故事书的经典。
需要提出的是，明代的《日记故事》文图配置，不但有上图下文，还有左图右文的形式。如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的《鼎镌校增评注五伦日记故事》四册，就采用左图右文。此书的序文为“龙飞万历癸已孟冬哉生明约庵吴宗札序”。以上两种明代嘉靖版和万历版《日记故事》均幸存于世，系由郑振铎捐赠给国家图书馆，笔者曾在国家图书馆的国家典籍博物馆善本室，有幸见到过两书的真迹。
中国在明代不但有图文并茂的儿童图画故事书，而且还有图画精美、色彩艳丽的彩色儿童图画故事书，这就是《明解增和千家诗注》。此书共二卷，对传播广泛的儿童读物《千家诗》，以彩色插图的形式作了全新包装，每页上方均配置了与本页诗题相对应的彩图，每首诗均由谢枋得作了注释。此书刊印于1573年至1613年之间的明代万历元年至万历四十一年。
明代的图书出版业已相当发达，其时北京、南京、苏州、杭州、建阳、湖州、常熟、徽州、成都等地，均是很有影响的图书出版与销售中心。如福建建阳县的崇化里，每月初一、初六日，都要进行图书交易集市。据明代冯继科《嘉靖建阳县志》卷三载：“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肖东发等主编《中国出版史》第34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完全可以想见，在这热闹的图书批发交易市场上，出自福建人熊大木之手的《日记故事》，自然是销往各地的畅销书。
中国儿童文学的传统遗产已经证明：中国明代不但有传播广泛的儿童图画故事书《日记故事》，而且还有彩色插图版的儿童读物《千家诗》，它们均比据说是世界上最早有插图的儿童读物——捷克杨·夸美纽斯（1592—1670）编写的儿童插图读物《世界图解》还要早。
明版《日记故事》虽有重要地位与影响，而国内学界却少有关注，更有妄言中国古代无儿童图画书与儿童文学之说者，本文特辑存数则明代嘉靖版和和正德版的《日记故事》原文，以见其内容、文采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