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凯 | 成年人制造的熔炉，却熔化了孩子们的希望
这是『思想周刊』的第六十九篇文章
你要看一个国家的文明，只需考察三件事：第一看他们怎样待小孩子；第二看他们怎样待女人；第三看他们怎样利用闲暇的时间。 ————胡适
2017年11月23日是感恩节。感恩节让人最闹心的事情，就是爆出了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事件。与近几年屡次发生的虐童事件不同，这次虐童涉嫌“性侵”，并且存在集体性侵等恶性情节。红黄蓝教育机构是在国内早教市场空白的情况下，研究、开发了早教教材，创建了早期教育品牌——“红黄蓝亲子园”，2003年红黄蓝集团在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开办了第一家幼儿园。经过十余年发展，红黄蓝的业务范围扩展为亲子园教育、幼儿园教育、竹兜育儿家庭教育系列产品、儿童艺术团等多个领域。截止2017年9月，红黄蓝幼儿园在中国300多个城市，拥有1300多家亲子园和近500家幼儿园。作为这样一个专门为2-6岁儿童提供专业幼儿教育服务的全国知名幼教品牌尚且能发生如此触目惊心的恶性事件，在未被揭露出来的幼教角落，在早教市场还刚起步中小城市还有多少惨剧和丑恶还在继续残害孩子们呢？每每想到这里，令人后怕、令人胆寒。毕竟，受害的是我们视为掌上明珠的孩子，是我们寄托了全部希望的可爱宝贝。
事件中的一位小朋友回家跟妈妈说：“小朋友们光溜溜，叔叔也光溜溜。”红黄蓝幼儿园发生的虐童惨案，短短一天便刷爆了朋友圈。而就在此前，携程亲子园的事情舆论高潮才刚刚过去。两件事情一个发生在北京，一个在上海，这两个在中国城市发展水平最高的一线城市都能发生如此惨绝人寰、丧尽天良的恶性事件，其他城市甚至欠发达地区又会怎么样？首都都无法保障孩子们的安全，祖国的花朵插在哪儿才能不被强盗恶意采摘呢？
面对这样的世事，我们不禁要反思这样几个问题
一、幼师职业操守与道德养成
每个人都有动机追求自己的利益，不管你承认与否，自私自利是人的天性。一旦这种天性长期压抑得不到满足，必然会出现问题。一定范围内，道德可以规范和约束人性，但绝对不足以长期压制人性，这就是规律。为何我国幼教机构的收费堪称天价，每学期的收费实在昂贵，但教育机构却时常常叫苦不迭，利润微乎其微，为何收费越高的学校，幼师的工资却越低。这中间的什么环节出了问题，还是有更深层次的核算成本没有计入机构的运营周期。当一名普通有合格教师资质的幼师拿着每个月三千块的工资，面对的却是二三十个孩子的无休止哭闹、危险的嬉戏、乱跑乱跳……大家将心比心，你是否能一直做到仅仅依靠职业操守与为师的「爱心」这种道德标准而克制自己，不发脾气，不打骂孩子？幼师有幼教相应的执业标准与就业门槛，理应有更高的专业水准，更精细的呵护本领和严格的职业道德。但这一切，是否应该建立在更合理的收入回报基础之上？当老师的收入不足以匹配自己的付出时，眼下需要看护的孩子则会变成老师委屈的负担。收费高，而转嫁在教师身上的薪酬却离奇的低，这是幼教老师出现集体操守崩塌与心理背叛的重要因素。
二、政府监管与引导不力
中国的学前教育发源于城市，也停滞在城市。计划经济时代，每个国企都可以办自己的幼儿园，反正不需要严格资质，帮着员工子弟看孩子成了最主要的职能，因此到幼儿园资源最鼎盛的80年代，全国曾经存在过的12万所正规幼儿园，绝大部分都存在于城市。作为主力的企事业单位自办园和街道幼儿园，并没有统一办学标准，都是在物质极大缺乏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利用边角余料资源办学。这些存在于长街陋巷中的幼儿园，它们体量狭小，产生的利润，容纳的生源都极有限，市场经济改革后，大而全的企业逐渐甩开了自办事业单位，很多教育、医疗机构甩给地方政府调控，整合、撤办、精简，成了地方政府聚拢教育资源的唯一手段，于是一大批小幼儿园从企业或机关单位的自办保护伞下出离出来，逐渐整合为正规的事业单位，享受财政补助办学，但这一切并没有真正提高幼教资源与教师队伍素质的提高，“看孩子”仍是主要任务，而提高幼儿心智、努力做好学前教育都没有真正摆上发展日程上来。同时，教育部门始终没有把幼教领域看作是国民教育序列的真正成员，大量资金、技术、人员培训、激励政策始终没有惠及幼教机构，幼儿园作为教育机构的门外汉，不仅尴尬，而且充满委屈。始终扮演者“哄孩子玩儿”的边缘角色。政府始终对待幼教机构，没有进行正规的制度化引导与人员师资培训，经费就更不用说了，因为幼教的投入和产出比很低，所以幼儿教育领域一直很惨淡。
三、健全法制惩戒体系
《儿童权利公约》1989 年11 月20 日在联合国大会通过。公约中有一条：“缔约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立法、行政、社会和教育措施，保护儿童在受父母、法定监护人或其他任何负责照管儿童的人的照料时，不致受到任何形式的身心摧残、伤害或凌辱，忽视或照料不周，虐待或剥削，包括性侵犯。”之所以要订这个公约，就是因为儿童权利并没有受到充分的保护。牛津大学教授大卫·芬克霍尔说：“儿童可以说是社会中受到犯罪行为伤害最多的群体。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对侵犯儿童的行为的规范和制裁相对较弱。同样的行为，如果受害人是成年人，会被视为严重的侵犯，如果受害人是孩子，就不会被认真对待。一旦老师变得充满愤恨、沮丧、恼火，他就不再是一个领导者和教育者，而变成了一个战斗的人——为自己的权力、地位、威信和优越性而战。于是老师就有可能对形势和自己的状况都失去理智判断，就会意识不到自己的行为应该对孩子们负责。“民主的课堂基于相互尊重，既不提供来回摇摆的方法，也不提供中庸之道的折中办法。民主课堂中最重要的是，老师要学会适应孩子的情况，而不是让孩子适应他，这样他就不会被那些与自己作对的孩子打败了。”无论这个孩子有多熊，一个文明的社会都应该尽最大努力通过立法真正保护孩子的权利与成长安全，用严刑重典对伤害孩子的罪恶进行惩罚。而我国在幼儿保护立法上出现长期空白，已有的法律条文也显得弱不禁风，无法真正实现约束、管控、惩戒社会外力对孩子的负面影响与伤害。利用严刑峻法无法真正解决幼儿被凌辱等事件，因为中国的幼教市场大部分是民间资本经营，能进公立幼儿园的孩子很少，国家提供的幼教资源就那么多，进来的人满了自然就没了你的位置，那么你又不可能不去就读，只有花高价投奔私立幼儿园，而部分家庭还会因为经济问题上不起幼儿园，幼教的蛋糕就这么大，家长就是拼了命，争到了自己孩子的一把椅子，但就读后的问题谁又能向外界诉这个苦呢？因为能上了这个学已经不易了，忍忍大概就过了，这是很多家长的心思，这是时代的悲哀，这也是亲情最大的忍耐，忍耐的想哭。如果提高法律标准，那么已经如履薄冰的教育机构会经营的举步维艰，更多游走在外界等待进场的资源也会止步观望，真正受害的还是那些没学上的家庭和无辜的孩子。家长、社会、学校需要的是精准的法律保障，针对具体学龄、情况、处境制订的人性立法。只有这样，利益的纠葛和教育的死角才会被兼顾，长年未被关注和约束的幼教安全领域才会被法制的阳光照耀。
四、缺乏竞争机制
中国的幼教领域缺乏政府建立的有效竞争体制，这样的养懒制度谁会给你提供日新月异的良好服务呢？“我这儿就这个样儿，您爱来不来”。同时，在现行体制下，政府收取的相应管理费也是天文数字，这导致学校将此费用只能转嫁给家长，缴纳政府监管部门后，留下的压箱底儿的钱只够给老师开微薄的薪水了，这就是无奈而可耻的循环。中国的幼教资源里不怕引狼入室，而怕只手遮天，只有开放的教育资源市场健全了，收费、教学水平、环境设施、教师水准才会不断被市场倒逼，从而快速提高，指望道德标准的约束，都是空话。真正的利器是制度！
如果你要幸福，仅有钱是不够的，你需要活在某种文明之中！
“我有一个长长的望远镜可以伸到你家里来，你做什么说什么我都知道。”
“如果真的有长长的望远镜，
我希望你能教孩子们用它看星星。”
【作者简介】
接客很贵的摩羯男一枚
请您斟酌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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