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六年（9）：春，正月，寔来（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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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我们说到楚国伐随，随国国君派奸臣和佞臣——少师去与楚军交涉，在楚国的战略会议上，楚国君臣定下了“示敌以弱”的骄兵之计。
基于对随国内政的了解，这条骄兵之计唯一的障碍就是随国的能臣和忠臣——季梁，担心他看破这条计策。
但楚国君臣商议后，一致认为在“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下，忠臣和能臣一般都斗不过奸臣和佞臣，所以只要把少师给糊弄住，就可以了。
计议一定，楚军上下马上就动起来了。楚武王故意损毁军容，接待少师。少师看楚军疲弱不堪，军容不整，营寨不修，甚至连做饭的锅都是漏底的，心中对楚军起了轻视之意。认为楚军并不是为了侵略随国土地而来的，而是通过发动战争来威胁随国，实为乞讨而来的，这叫做“军事讹诈”。
少师这么想也是有理由的，我们看曾侯乙墓和曾侯舆墓的陪藏品，就知道随国当年可是汉水流域富得流油的小强国，堪比欧洲的荷兰比利时。
随国少师有这种想法也很正常，有恒产者一贯是害怕无恒产者的。
无恒产者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大不了头掉了碗大的疤，十八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但有恒产者家里瓶瓶罐罐都是值钱货，打烂哪个都心疼，所以宁愿给无恒产者一些小好处，花钱买平安，息事宁人，甚至只要换得无恒产者暂时不骚扰也行。
二战前期，富有的英法对贫穷的纳粹德国实行绥靖政策，就有个因素。希特勒深谙政治讹诈和军事讹诈的技巧，一点点的从英法两国的口袋里掏东西，最终把自己养肥了，英法两国也因为养寇成患，最终不得不吃掉自己种下的苦果。
在电影《一九四二》里，地主老财面对蜂拥而至的灾民，心里想的也是“给他们点吃食，他们可能就走了的侥幸心理”。谁知道灾民们吃饱喝足以后，因为地主长工的一句话就把整个庄子给烧了。
抗日战争时期，汪精卫的伪政府里很多人也是这个心态，日本人要东北，给，只要给了以后不再要就行。日本人要了东北以后又要华北，给！中国还有黄河和长江嘛，只要日本人以后不再要了就行。所以这帮人当汉奸当得心安理得，津津有味。
其实对这种行为最好的办法就是：“消灭在萌芽状态”。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只要给了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就会比前一次更容易，给敌人钱财，不仅养肥了敌人，而且还消耗了自己，一来一去，其实是双倍损失。从古至今，纯粹执行绥靖政策的国家没有不灭亡的。所以说，伟人说的好：“不要在乎那些瓶瓶罐罐，打烂了，我们再建，就行了。”
《一九四二》电影里吃大户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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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楚国可不是灾民。事实上楚国经过七八代君王的奋斗，当时已经拥有千里国土，现在的湖北中东部，湖南北部一带都是楚国的疆域，连中原小霸王郑庄公都在四年前和蔡国国君会面，商量如何对付这个南方崛起的大国。因此，稍微有点国际政治视野的随国官员都不会相信楚国的军队真的就是一支有组织、无纪律、跟散兵游勇一样的军队。
但随国的少师就信了，而且信的实实在在的。要么就是随国的少师太蠢，要么就是少师压根没有开眼看过世界，对楚国的印象还停留在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前，就像美国的一些政客一样，到现在还有一些美国政客认为中国是个落后的发展中国家。
孙子兵法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前提是正确的知己，和正确的知彼，然后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像随国少师这样的“知彼”，带来的只能是惨败。
少师带着满满的自信回到随国，果然请求追击楚军。随侯将要答应他的时候，大臣季梁急忙阻止，说：“楚国是上天帮助的国家，楚军的疲弱，恐怕是故意示我以弱，骗我们上当吧，国君何必急于出师呢？臣听说，小国所以能抗拒大国，是因为小国得道而大国淫暴。
什么是道呢？就是忠于人民，取信于鬼神。
国君经常考虑如何利民，就是忠。
祝官和史官老老实实向神灵祭告，就是信。
现在人民在挨饿而君王纵情享乐，祝官史官却在祭神时虚报功德，臣不知道这样如何能抗拒大国！”
随侯说：“我上供的牲畜毛色纯正，膘肥肉壮，祭器里的黍稷也很丰盛，怎么不能取信于鬼神呢？”
季梁说：“人民才是鬼神的主人啊。圣明的君主总是先把人民的事情办好，再致力于祭祀鬼神。
所以在进献牺牲时就祷告说：'请看献上的牲畜多么硕大肥壮啊！’意思就是说：我国人民普遍都有生产的能力，请看他们的牲畜肥大而蕃盛，没有生癣生病，备用的牲畜充分得很！
在奉上黍稷时就祷告说：'请看献上的黍稷多么洁净而丰盛啊！’意思就是说：今年春夏秋三季都没有灾害，请看我国人民多么和睦、收成多么丰盛。
在进献美酒甜酒时又祷告说：'请尝尝我们用好米酿成的美酒吧！’意思是说：请看在我全国上下都有美德，不干没天良的事！由此可见，所谓馨香，就是上上下下有德性而没有谗言和邪行。
所以能够忠心从事三时的农作，讲习五教，亲和九族，虔敬地祭祀鬼神。于是人民都很和睦，鬼神也就赐福，他们一举一动都有成就。
如今，百姓各有自己的心事，鬼神也就缺了主人，光靠您的祭礼丰盛，怎么会得到幸福呢？您还是先整顿内政，和周围兄弟之国亲密友好，也许可以避免灾祸吧。”
随侯感到恐惧，于是整顿内政。楚国不敢侵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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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是名篇，《左传》的文字非常精炼，优美。中国的古文是很美的，不但简约而精确，而且一脉相承，是很好的知识载体，这一点是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无法比拟的。即如现在世界上流行的英语，征服者威廉时期的英语和现在的英语虽然只相差900年，但从拼写和语法上都已经大相径庭，几乎像是另外一种语言，阅读的时候需要专门的翻译。
而另一种古老的语言——古梵语，也几乎失传。但对于中国人来说，虽然《左传》的成书时间是2500多年前，如果我们静下心去读的话，还大概能了解文字的意思，所以，中华民族有历史且可以完美传承，英美也有历史但无法完美传承。
这种差异短时间内看不到效果，如果把时间拉长，以世纪为单位，就会发现，能够完美传承历史的民族，其一定具有强大凝聚力，有了强大的凝聚力，才有民族文化的韧性。这种韧性，正是中华民族无数次从外族入侵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重要原因。
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主体是儒学，其次是道学以及后来经过改造后的佛教禅学，而传播儒学的主题是儒生。儒家虽然从孔夫子之后才确立，但儒家的思想并不是凭空而来。孔夫子也是通过不断的学习，集前代先贤思想之大成，才形成了一套儒家思维体系，传之于后世。孔夫子之前，也有儒学，只是不成体系、比较散乱而已。但总体来说，都与“忠恕”、“爱民”、“敬天”、“慎独”有关。
从季梁对随君的劝谏中，不难看出季梁思想中有儒家学说的影子，而且其劝谏国君的方式也很儒家，那就是“直截了当，主动教育、苦口婆心”。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印象中，忠臣就是那种说话耿直，语气激烈，一言不合就撞死在金殿上的人，比如《封神演义》里商纣王的丞相商容（当然，商代是没有丞相这个职位的）；或者是像明朝的海瑞那样，刚正不阿，清贫如水，站在那里不用说话就让奸臣瑟瑟发抖的人。
但这两类人忠则忠矣，论起实际的效用，其精神激励的力量要远大于其对老百姓所做的实事，因为：
像商容那样的人，容易英年早逝，死了以后只能当偶像供起来，实事却无法做了；
像海瑞那样的人，一生得不到重用，不在其位，无法谋其政，何谈施展抱负，造福苍生？
这类人其实还有个称号叫做：“直臣”。因忠而直，因内怀忠心而不考虑说话办事的方式，以为只要自己够忠，够直，就可以无往而不利，就可以让对方听从自己的劝告。但他们往往因说话方式的不合适而无法达成自己想要的效果，甚至不但事与愿违，还往往最后造成相反的效果。
于是，他们又自怨自艾，认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自己坚持真理，所以就应该是孤独的，于是他们又变成“孤臣”，最终走上像屈原一样“死谏”的道路。这类人可歌，可泣，但如果从“实干兴邦”的角度看，是不可学的。如果都一言不合去跳河了，不是把一个大好河山白白的留给奸佞之徒了吗？
历史上真正造福苍生、施展抱负的官员，更多的是像管仲、萧何、霍光、房玄龄、范仲淹、包拯、于谦、张居正之类的人，他们可能在小节上不太注意，甚至会有曲意逢迎君主的行为，但他们一旦谋到了高位，所推行，所实施的治国策略，无不是力挽狂澜或者惠民亿万，这类人被称为“能臣”。
能臣和直臣、孤臣的区别就在于：
能臣设定目标以后，过程允许曲折，甚至可以迂回，遇到别人不听的时候，用阳谋或阴谋达到目的，最终达到目标就好；
直臣设定目标以后，过程不允许曲折，不允许迂回，别人不听的时候，采用直接打击教育的手段以达到目的；
所以能臣一旦启动改革，即便不成功，也能往前推进一些，总之开历史倒车的很少，直接把国家折腾散架的也很少；
但直臣一旦启动改革，不成功便成仁，往往改革没结束，自己就倒下了，国家也被折腾散了，比如北宋熙宁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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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俗语说：“莫信直中直，须防仁不仁”。一旦“直”成了“忠”的代名词，有些人就会以“直”为掩饰，而达到自己强迫别人的目的。比如很多人说话前都会说：“我说话比较直啊……”，这句式之后，就是一些让人很难接受的话。
那么是不是一定要把话说的很直，才能达到效果呢？不一定。刘备在蜀国的时候，当时天旱，为了防止民间酿酒而浪费粮食，就下了禁酒令。但小吏们趁机压榨民间，在家中只要收到酿酒的器具，即便多年不用，也要出发。
简雍是刘备的小舅子，有一次跟刘备出行，看到男男女女在路上走，就对刘备说：“这些人准备白日奸淫，应该把他们抓起来。”
刘备问：“你怎么知道的？”
简雍说：“因为他们身上都有淫具啊。”
刘备哈哈大笑，回去以后就对下面人说：“把那些家里有酿酒器具而没有酿酒的人放了吧。”
同样的故事还有明代解缙与永乐帝说的：“好圣孙”。一句巧妙的话，就奠定了后面两代皇帝的位置，成就了明朝的“仁宣之治”。所以说，说话不一定要很直，也能达到效果。曲则全，枉则直，这句话反过来也可以。
目标相同，方式不同，结果也会不同。
季梁就是个直臣，他劝谏随君的方式就很直接，先说“楚国有天助”，言外之意随国就没有天助喽；然后又说楚大随小，所以随国要坚持“道”，我不知道随君的自尊心有多强，但想来听了以后不会好受，所以随君反驳了。
但随君一反驳，季梁的直臣毛病就犯了，开始主动教育起随君：“你知道什么忠吗？你知道什么是信吗？”读到这里，且不说后面季梁是怎么解释“忠”和“信”的，至少稍微有点情商的人就知道季梁肯定要凉凉了，随君是不会听季梁劝谏的。
更不用说，季梁后面不但揭了随君的老底，还啰啰嗦嗦，夹枪带棒的把随君数落了一顿，就像不是每一种牛奶都叫特仑苏一样，也不是每一个君主都像唐太宗那么善于纳谏，所以随君的反应可想而知。
但是季梁这一说，就引出来一个中国历史上一直都在争吵的概念：“民、君、神，到底谁最尊贵？”或者说，中国上古时代到底是民本思想还是君本思想还是神本思想？
我们下一篇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