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局长江大战略
“由国务院领导亲自担任长江经济带领导小组组长也是有可能的。”日前，就长江经济带战略，有权威人士在接受《瞭望》采访时表示，推动长江经济带建设的组织架构正在进一步讨论之中，不排除参照京津冀一体化的设计成立高规格领导小组的可能。
但正如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所言，长江经济带建设最大的挑战是如何打破行政区划界限和壁垒，形成市场体系统一开放、基础设施共建共享、生态环境联防联治、流域管理统筹协调的新机制。
记者了解到，目前已明确三大中心城市的定位。“从总体架构看，就是上海要覆盖全流域，而武汉和重庆则是要当好上海的'帮手’。”
强力破除区域利益壁垒
早在2005年，长江沿线7省2市就曾在交通运输部牵头下在北京签订了《长江经济带合作协议》，但受制于各地行政壁垒等因素，长江流域的航运和经济一直被割裂，因此这一协议并未产生预期的效果。
中国社科院西部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陈耀在接受《瞭望》采访时表示，早在上世纪80年代，国内就有地理经济学家专门开展了研究。
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但之后长江经济带又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原因在于内河航运一直处于衰落态势。
他进一步谈到，由于缺少统筹，长江沿线的地区更多只能从自身的需要出发。以长江上的大桥为例，多数桥梁的高度阻碍了货船的进入，加上长江航道疏于疏浚，制约了水运的发展。
“我们讲经济带，就是要依托重要的交通干线，把周边城市串连在一起，形成经济有紧密联系的带状经济体，没有联系就不是经济带。”他强调。
工作在一线的重庆市政府副秘书长张智奎对长江沿岸各地加强合作的愿望更为强烈。
“长江经济带建设中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加强区域合作和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破除政策障碍，消除要素流动、资源配置的壁垒，促进长江经济带各省市错位发展、分工合作。”张智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多位专家看来，由高层担任领导小组组长和副组长，正是看到了多省市合作面临的现实障碍。
国务院曾强调，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深化改革开放、打破行政区划壁垒、建设统一开放和竞争有序全流域现代市场体系的重要举措。
要建立健全区域间互动合作机制，完善长江流域大通关体制，更好发挥市场对要素优化配置的决定性作用。
陈耀认为，要推动单个领域的合作问题不大，比如交通由交通运输部统筹，各省配合是能够取得成效的，但经济带建设涉及到方方面面，在中央层面建立一个领导小组非常必要。
“地区行政壁垒需要通过自上而下来打破，在国务院成立领导小组，才能有力地打破各地利益藩篱，统一到中央确立的发展方向上来。”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长秦尊文对记者表示，“平级之间的协调，成本非常高，如果有上级出面，很多工作就容易多了。”
“有利于建立起高层次协调组织和协调机制，切实解决好全流域、跨区段、跨行政区的基础设施建设、环境治理、产业布局和财税分配等重大问题，促进长江经济带协调发展。”张智奎说。
“另外，还有利于推动国家部委与地方之间、地方与地方之间上下联动、区域协作，通过政策法规和体制机制创新，建立跨区域的工商、海关、交通、公安等部门的联合联动机制，推进全流域市场一体化。”张智奎补充道。
从地方谋略到国家战略
在国家层面刚启动有关指导意见的起草时，长江经济带所涉及的一些省市就积极行动起来，以期自身诉求能够得以在相关文件中更好体现。
如“长江大省”湖北，早在2012年有了自己的《湖北长江经济带“十二五”规划》。
在长江经济带上升为国家战略后，湖北的诉求是积极争取“将湖北汉江生态经济带建设纳入国家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战略”、“明确武汉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核心城市”等。
湖南方面明确提出，坚持通过对接国家战略来抢抓内陆开放制高点。其中的方向之一便是，以融入长江经济带建设为重点，对接上海自由贸易区。加强长江中游城市群合作，突出与长江沿岸相邻省份的主通道建设，优化沿江、沿湖区域公路、铁路、民航机场及油气管道布局。
贵州就加快构建对内对外开放新格局提出，向东深化与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积极融入长江经济带，要以完善黔渝、黔湘、黔桂合作机制为突破口，加快推进与周边省区的深度合作。
云南省要紧紧抓住重大战略机遇，积极主动融入长江经济带战略，努力把云南建设成为沿长江的对外开放龙头。
在长江沿线航运中心并未确立之前，江苏方面就寄望南京能成为航运中心之一。
在重庆、武汉和上海明确为长江沿线的三大航运中心后，江苏方面顿觉失落。江苏省有关方面就表示，南京与上海、武汉、重庆同为长江流域四大中心城市，已成为辐射带动长江中上游的重要门户和传导枢纽，应想方设法加入进去。
对于地方在这场难得机遇中的谋略，多位受访专家都表示理解。因为在一个大战略之中，谋求到一个中心城市或是重要节点城市的定位，就相当于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发展寻求到了更大的空间和更好的前景。
不过专家也表示，相关的顶层设计在考虑地方需求的同时，更多要从全局出发，进而作出不同的功能定位。
目前，三大中心已初步确立，包括上海、武汉和重庆，分别对应长三角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三大城市的各自定位业已明确。
受访专家认为，以上海带动全流域、以武汉带动中游、以重庆带动上游地区发展，正是东中西协同的重要体现。
随着指导意见的即将出台，各地的竞合也逐渐从之前的争定位转向合作上。上海曾联合长江经济带9省2市的学术机构，启动了长江经济带的研究课题。
湖北湖南的合作也在深化。秦尊文告诉记者，目前湖北已开始长江中游的河道整治。湖北和湖南已向中央有关部门申请将安庆到武汉的航道水深加深到6米。根据此前的规划，到2020年的水深是4.5米。
“从南京到安庆的水深是6米，如果安庆到武汉也实现6米，那么万吨轮就能长年进驻武汉，将大大推进航运的规模化和集约化运行。”秦尊文说。
张智奎还向《瞭望》介绍了目前的一些进展情况。
5月，重庆等长江沿岸城市在武汉召开了通关合作座谈会，对下一阶段长江沿岸城市在通关、航运、水铁联运、产业转移等领域的合作进行了深入探讨。
6月，湘沪两省市举行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交流会，签署了《关于加强两地战略合作共促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框架协议》，将携手共促科学发展。重庆还围绕成渝经济区和成渝城市群建设，推进与周边邻省城市的合作。今年下半年，川渝合作、渝黔合作还将进一步深化。
“国家层面有关的指导意见和政策体系即将出台，将进一步促进区域协作发展。区域之间，正积极探索建立优势互补、利益共享的区域协作机制。”张智奎说。
以产业对接和分工为抓手
长江经济带的建设，除了立体交通的建设外，为专家一致看重的则是产业的分工协作。
“建设长江经济带有利于发挥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龙头作用，通过产业、资本、技术向中西部转移，推进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从而构建东、中、西良性互动的经济发展新格局。”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部长侯永志在接受《瞭望》采访时表示，建设长江经济带有利于发挥上海、南京、武汉、重庆等沿江城市科技、人力资源丰富和制造业发达的优势，做大、做强我国的制造业。
“产业转型升级滞后是目前中国经济存在下行压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如果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沿着长江流域向中西部转移，就可以减缓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下降的趋势。”不过，在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看来，我国区域间虽有明显的梯度，但却缺乏合理的分工和紧密的产业联系。
从目前的实际看，长江经济带中的11个省市的产业总体上有一定的差异化，但还是存在着同质化竞争的问题。
比如重庆与成都在电子信息产业有竞争，重庆与武汉、南京、上海在汽车与装备制造业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同质竞争。沿线的长沙目前也在大力发展汽车制造产业。
因此，多位专家认为，要推进长江经济带建设，产业的重新布局、调整、优化和升级就成为产业发展的重要任务。
“现在即使是上海这样的城市，连一般的制造业还要自己做。有些产业，该转移的要转移出去，让周边地区发挥产业承接功能。”陈耀表示，长江经济带一体化，各地要按照自己的比较优势筹划重点，要有分工协作，形成一个统一市场。
现实中，地方对产业如何对接的考量也并不一致。
有研究人士表示，长江中游最早叫“中三角”，以武汉、长沙、南昌为中心，后来提出“中四角”，把合肥纳入到其中。原来的“中三角”也看重皖江经济带的发展潜力，寄望通过合作形成更大的带动市场。
但安徽最近却主动提出从“中四角”中退出，这反映出安徽在融入区域板块上的摇摆不定。
安徽更愿意与长三角走得更近。在与长三角的对接中，可能获得更多的资金和技术支持。从近水楼台的角度，安徽也希望成为承接长三角产业转移的首选地。
“客观上，安徽与中三角的联系并不密切，只有大别山区和沿江城市安庆与湖北有一些联系。而中部地区总体上属于欠发达地区，现阶段能够带给安徽的实惠自然与长三角不能相提并论。”陈耀说。
这实际上对深化长江经济带的产业协作与分工提出了更紧迫的要求。
侯永志认为，不是简单把几个地方圈在一起就叫合作了，关键是要利用天然的长江航道和现代化的沿江综合运输体系，推动产业转移、深化产业分工，从而在全流域范围内形成一种依托于各自比较优势的经济互动新格局。
从记者了解到的情况看，三大带动城市的产业定位日趋明确。
上海的制造业将逐步向内陆扩散，未来将集中精力搞好高端服务业，对外以参与国际竞争为主。
武汉和重庆虽参与国际竞争，但更多着力于满足国内的需求。
具体产业布局上，武汉将继续发挥作为“中国光谷”的优势，进行高端的信息产业布局，同时将着力发展生物医疗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和高端制造业。
重庆则将围绕着汽车制造、装备制造和电子信息产业等做文章。
对于各地的产业分工，专家的建议是，应以城市群为中心来制定产业规划，在深化城市群功能定位的基础上，明确不同城市产业定位。先在城市群之间实现产业的合理分工，进而再在城市群内部进行产业分工，改变目前各地之间同质化竞争的情况。
“在外部的大分工之下再进行内部的分工协作，如此才能体现各自特色和优势，实现产业协同的共赢。”秦尊文表示。（记者 王仁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