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经济学工具更加可靠？
经济学家能相信他们的模型吗？他们的数据如何推动他们的结论？这是激励计量经济学家以赛亚·安德鲁斯（Isaiah Andrews）的一些重要问题。
这位哈佛大学的教授因其对计量经济学理论和实证实践的贡献而被授予了今年的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译者注：John Bates Clark Medal，约翰·贝茨·克拉克奖俗称“小诺贝尔经济学奖”，由美国经济学会评选，是经济学界除诺贝尔经济学奖外的另一项重要殊荣）。
Andrews说，当研究经济学中一些技术上最困难的问题时，帮助学生对于他的成功来说至关重要。
AEA（译者注：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美国经济学会）的Tyler Smith和Chris Fleisher与Andrews谈论了他是如何在计量经济学领域起步、该学科如何能够提高多样性，以及他对年轻经济学家的建议。
以赛亚·安德鲁斯（Isaiah Andrews）是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
来源：“Making economic tools more reliabl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10 June 2021, https://www.aeaweb.org/research/interview-isaiah-andrews-clark-medal-2021
Fleisher：直到您在麻省理工学院（MIT）读研究生的第一年，您才开始真正涉足计量经济学。我了解到您在一次晚宴上被随机安排坐在Anna Mikusheva（译者注：计量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副教授）旁边。晚宴结束时，据说她给您提供了一个研究职位。晚餐期间发生了什么？
Andrews：具体来说，我以前有一些计量经济学的相关经验，但我对做计量经济学的研究不是很了解。所以在那次晚宴上，我就坐在Anna旁边，她提到她在夏天有一个很感兴趣的项目，并问我是否有兴趣担任她的研究助理。而实际上，我已经和另一位教员谈论过为他做研究助理的事情。最后，我基本分配了那个夏天的时间，同时从事了这两项工作。有机会作为安娜的研究助理并开始在那个项目中工作真是一段奇妙的体验。这是我从事计量经济学研究的的第一步，对我来说是一次美妙的经历。
Fleisher：您能详细解释一下吗？是什么让您相信那次经历就是您的研究道路？
Andrews：在那个项目中，我们考虑了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中的识别问题，我觉得这很有趣。我有很多问题，关于我们是否可以相信其中一些模型得出的结果，或者数据在多大程度上真正驱动了研究对象，而不是模型的结构。这在很多不同的层面上都很有价值，而其中之一就是了解计量经济学研究项目的生命周期是什么样的。然后，一旦我们获得了正式的结果，就能了解在这种情况下论证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是在计量经济学中构造证明的正确方式。
Smith: 让我们深入挖掘一些最终导致您获得克拉克奖的一些工作。您能谈谈您关于偏倚经济结果的研究吗？
Andrews：该项目的出发点是对发表偏误和重复危机（publication bias and the replication crisis）的广泛关注——无论是在广泛的社会科学领域还是在经济学领域。发表偏误的概念是，给定的实证研究结果在文章中发表的可能性，实际上取决于已发表文献的发现结果。例如，你可以这样想象，如果我是一个对最低工资对就业的影响感兴趣的劳动经济学家，我得到了一些新的数据集，并进行了一些新的分析，而我的结论是，提高最低工资确实降低了就业率。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发现，也许我想把它写出来。但是，如果我运行这个分析，并发现一个有噪声的零——所以数据与大幅增加或大幅减少相一致——对我来说这可能不是特别令人兴奋的发现。这样的研究可能很难被发表。但是，如果你从总体上考虑，如果我们更有可能系统地撰写或发布具有正显著影响或负显著影响的结果，那么系统地来说，这将会使我们的估计值偏离零。
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我与Max Kasy合作的论文（译者注：论文为《发表偏误的识别与纠正》，2019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中，我们对发表偏倚进行了修正。本质上说，如果你告诉我，统计显著的结果比统计上不显著的结果发表的可能性高十倍，这就能校正已发表研究参数估计值的分布，用以剔除发表偏误的影响。
Smith: 如果您交谈的对象是一位年轻的计量经济学家，那么您对分解这些复杂的问题有什么建议？
Andrews：作为一名从事计量经济学工作的人，我认为定期参加各种应用领域的研讨会或午餐会是非常有价值的。尽管经济学是一个领域，但经济学中的不同子领域在讨论密切相关的问题时可以有非常不同的方式。作为一名计量经济学家，我的工作从更深层面来说是试图提供结果、建议或反馈，以促进实证工作的发展，我必须得知道如何与人交谈，如何理解人们遇到的问题。出于这个原因，在与计量经济学的研究生交谈时，我真诚建议他们定期参加应用研讨会、午餐会谈等等，以了解工作中的沟通部分。
Fleisher: 您的学生提到过您非常擅长帮助他们理解这些非常困难、抽象的概念。您在这个领域还很年轻，但是您是否觉得您有责任成为年轻人的导师？
Andrews: 当然。正如你所说，我自己在这个领域的时间并不长。这份工作的指导部分是我觉得我仍在学习如何去做的事情。但我认为这是工作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且我的确觉得，对我来说，我在每周内最高效的一些时间不是我在做自己的研究；而是我向研究生（无论是计量经济学研究生还是应用研究生）就他们遇到的问题提供反馈。某些情况下，有可能我把他们放在了错误的轨道上——这一点我们将在几年后来确认，但无论如何，我希望正在为他们推动问题的进展。我真的很重视这一点。
Smith: 在哈佛大学，您是经济系多元化和包容性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同时，您最近也开始在AEA的经济学专业少数群体地位委员会任职。对您来说，包容性显然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所以我想知道，您认为经济专业应该采取哪些最重要的步骤来使其更加多样化？
Andrews: 这绝对是一个对我很重要的问题。虽然我想指出，在这个行业中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来自不同背景的人更有可能被要求从事增强多样性的工作。但我认为，对于这个专业的各个部门来说，最值得考虑的一点是，只要在某个部门或整个行业看来，这是一项重要的工作，就应该在资源分配中反映出来，并谨慎地决定谁在这方面投入时间，谁在这方面不投入时间。
但我也确实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同时我也非常关心）的问题。经济学在这方面有着长期存在的问题。如果你只看对新晋博士生的调查，就性别和未被充分代表的少数群体而言，你会发现结果非常惊人。因此，从长远来看，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增加经济学新晋博士和助理教授的多样性，以及让新的经济学博士作为一个整体更具代表性（但不幸的是，它更像是一个目标，而不是实现目标的途径）。
* 本文仅代表学者个人观点,
与沪港发展联合研究所立场无关。
选 题：吴建峰
翻 译：张书茗
审 译：吴建峰
排 版：朱红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