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闽与郑芝龙降清事考

内容提要:本文考证了清军入闽之后的仙霞岭之战、分水关之战以及清军攻克建宁府、延平府、汀州府、福州府的过程,从而证明《清实录》、《清史稿》等书所载博洛等人苦战而得闽中的记载为谎言。对郑芝龙降清一事,作者也根据新史料对其动机与过程进行了详细的考订。文章认为,明末清初的中国海洋势力有拥清派与拥明派两大派系,郑芝龙降清失利,表明获得统治权的清廷尚不理解东南的海洋势力,这一问题最终在康熙朝获得解决。

隆武二年(1646年)秋八月,博洛率清军势如破竹地进入福建,擒杀隆武帝等人,隆武政权就此灭亡。清军入闽如此顺利,民间文献认为是郑芝龙降清的缘故,因此,清军入闽几乎是不战而胜;但《清史稿》则认为博洛等清军将领苦战而得闽中。如此巨大的差异,使我们感到有必要对这一历史进程进行辨析,并研究这一事件的后果。

一、博洛等清军将领的入闽战功考证

《清史稿》有关博洛等人入闽战功的记载如下:

  明唐王聿键据福建,博洛率师破仙霞关,克浦城、建宁、延平。聿键走汀州,遣阿济格尼堪、努山等率师从之,克汀州,檎聿键及曲阳王盛渡等。明将姜正希以二万人夜来袭,击之却,斩万余级。又破敌分水关,克崇安。梅勒额真卓布泰等克福州,斩所置巡抚杨廷清等,降其将郑芝龙等二百九十余人马、步兵十一万有奇。师复进,下兴化、漳州、泉州诸府。十一月,遣昂邦章京佟养甲徇广东。①

如果以上《清史稿》的记载可信,清军入闽经历了多次苦战,那么清初会有许多将领因为入闽战功而获得高升。我们再看《清世祖实录》等官方文献,它也说清军是经历了苦战而得闽中:

      征南大将军多罗贝勒博洛既定全浙,随分兵由衢州、广信两路进师福建。固山额真公图赖等击败伪阁部黄鸣骏等于仙霞岭,遂破浦城。前锋统领努山等擒斩伪巡抚杨廷清、李暄,分遣署护军统领杜尔德,前锋参领拜尹岱攻下建宁、延平等府。闻伪唐王朱聿钊遁走汀州,遣护军统领阿济格尼堪、杜尔德待,率兵追袭,直抵城下。我军奋击先登,擒斩朱聿钊及伪阳曲王朱盛渡、西河王朱盛淦、松滋王朱演汉、西城王朱通简,并伪官伪伯等,抚定汀州,伪总兵姜正希率兵二万复袭汀州,乘夜登城,我兵击败之,斩杀万余级。固山真宗室韩岱等,破伪总兵师福国于分水关,入崇安县,俘斩伪巡抚杨文忠等。抚定兴漳泉三府,署梅勒章京赵布泰等袭克福州,前后连破贼兵二十余阵,降其总兵二十员,副将四十一员,参游七十二员,马步兵六万八千五百余名,福建悉平。②

如果光看《清世祖实录》的以上记载,会以为清军入闽至少经过20余场大战才获得胜利。但仔细推敲这些记载,其实都不可靠。清军入闽,实际上并无大战。

1、关于仙霞岭之战的考证

仙霞岭是闽浙边境第一大关,也是从浙江到福建的必经之地,“凡往来闽浙暨之京师者,以其路捷而近,莫不争趋焉”。③ 从浙江往福建,仙霞岭山路起江山县的青湖镇,华廷献于明末从浙江江山县到福建浦城,“十七日抵青湖,舍舟登陆,过仙霞岭,岭百四十里,陟降凡两程,峭壁中开隘口盈丈,俯高临下,百人守隘,千夫莫能过也”。④ 其中最艰险的路段是翻越仙霞岭主峰,周亮工说:“闽由浦城往浙,必度仙霞岭,峻岭高三百六十级,凡二十八曲,长二十里。”⑤ 这里的山道陡峭,只能过一人一马,自古以来,“入闽者多苦浦城山路”。⑥ 因此,在这里设关置兵,足以挡住外来雄兵。

仙霞岭的地位如此险要,自然成为隆武帝的防御重点。早在隆武称帝之际,便派郑鸿逵率部驻守仙霞岭,我在《论隆武帝的战略问题》一文中也提到:郑鸿逵曾以仙霞岭为依托,进攻徽州的清军,但被打得大败。⑦ 此后,郑鸿逵与隆武帝的战略发生矛盾,隆武帝要求郑鸿逵大举进攻,郑鸿逵认为:防守尚可,进攻是自寻死路。二人的矛盾最终不可调和,隆武二年三月二十五日,郑鸿逵因隆武帝不肯采纳其意见,弃军而走,剃发为僧,“关门守御俱驰,而有输款清朝者矣”。⑧

郑鸿逵派驻仙霞岭的首席大将为黄光辉,郑鸿逵退隐后,黄光辉部的情况如何?在文献中找不到直接记载。不过,郑鸿逵退隐后,仙霞岭诸将中再也见不到黄光辉的名字。郑芝龙受隆武帝之托,布置仙霞岭防守,“以施福、黄兴守崇安,林顺、曾德守仙霞,岁满准与更番”。⑨ 可见,黄光辉之部应是随着郑鸿逵退隐而退走。《隆武纪略》记载隆武二年十月的事件:“漳州总兵黄光辉力屈,伪降于清。”⑩ 可见,黄光辉撤退仙霞岭之后,应是转任漳州总兵,并在清军入闽后于漳州降清。总之,郑鸿逵退隐,黄光辉部撒出仙霞岭,造成隆武二年三、四月间,仙霞岭无人把守。

隆武帝失去郑鸿逵后,不得已依重郑芝龙,“敕平夷侯郑芝龙拨兵遣将,扼守江山,壮衢声势;未可尽卸远调之担,自撤藩篱。”(11) 此处提到的江山,位于仙霞岭之北,所谓扼守江山,即为加强仙霞岭防御。同时,为了牵制郑芝龙,隆武帝还派出了文官作为监军,“以乡绅张调鼎同道臣赵秉枢扼守永定关、谢绍芳同府臣周维新扼守大安关、黄大鹏同台臣郑为虹扼守仙霞关;务要调和兵民,侦御奸寇,与守关兵将有功同赏、有罪同罚,违者三尺不宥。”(12) 六月份,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巡关御史郑为虹叱责平夷标下将官陈俊、邹太争夺船只,芝龙密诉于上。上曰:'干戈宁谧,全藉文武和衷。为虹叱责,亦是代卿约束,卿幸勿芥蒂。应以王臣、王事视为一体,等于同舟,尤所殷望’。”六月十六曰,“平夷侯郑芝龙调曾德回守仙霞关,上从之”。(13) 由此可知,迄至六月份,郑芝龙尚直接管辖仙霞岭的守军。

隆武二年五六月间,郑芝龙因陈谦一事与隆武帝的矛盾激化,而其本人也于六月中下旬被派到福州去监督本年度的科举考试。郑芝龙离开闽北后,防守仙霞岭的闽军实力薄弱,《隆武纪略》一书记载:“芝龙仅留兵二千人,分守松关、崇安及政和、松溪、寿宁等处。”(14) 上述四县一关皆位于福建边境,总共二千人的部队分守四个县,实际上根本没有力量。由李世熊所写的《李鲁传》中提到:“丙戌六月,鲁藩弃浙,公(李鲁)特奏言藩篱已撤,温麻邵建处处皆瑕,即重兵扼险,犹虑不济,况关兵撤回安海,四境荡无锁钥。人情泮涣,忠义灰心。去闽当如避焚抉网。”(15) 据此,六月份李鲁也说到关兵已撤。

郑芝龙退往安海之后,七月份,他进一步将他所能调动的郑家军全部撤回沿海。《隆武纪略》记载:七月二十六日,“平国公撤守仙霞关施福等还安平”。(16) 此处所说的平国公,即为郑芝龙,郑芝龙将原来就不多的郑军从前线撤走,仙霞关完全空虚。这显然是郑芝龙策应清军的一个布置。

不过,关于仙霞岭守军一事,还得考虑浙江鲁王部下的明军溃兵。鲁王在浙江失败后,其部下大将方国安等人降清,而剩余的部队,有的随之降清,有的退往福建。《隆武纪略》记载:“田仰、方国安、郑遵谦兵南奔至岭界,守者无一兵。”(17) 这些溃兵的数量不少,为什么当地的官员不能组织来自浙江的溃兵防守仙霞岭?我们可以看华廷献的记载:“七月望后,钱塘多不可问。马士英、阮大铖辈亦鼠窜浙东;有旧抚田兵会于鲁藩,号三家兵。田兵、方兵、郑兵,或离或合;甚至挟妇女坐山头,呼卢浮白。”(18) 可见,这一股溃兵纪律很乱,非但不能打仗,还破坏了当地的治安。乃至隆武的官员们感到十分头痛。郑为虹传记载:“丙戌七月,大清兵取衢州,将度仙霞,溃兵南奔者焚掠为食,人士流离,家不相保。为虹闭城发仓米、银布以犒,欢呼而去。”(19) 可见,隆武的官员根本无法组织他们防守仙霞岭。而这批官兵也未在仙霞岭停留,而是穿过仙霞岭向浦城以南流窜。他们在浦城得到巡关御史提供的粮食,感激不尽,安然返家。仙霞岭空无一人。

在清军攻仙霞岭的战报中,阁臣黄鸣骏是一个重要人物,清军自称是击破黄鸣骏所部后进入福建:“八月,博洛令诸军分道入福建,图赖自衢州出仙霞关,击破明大学士黄鸣骏等。师度岭,克浦城。”(20) 因此,我们有必要考订黄鸣骏在前线的情况。黄鸣骏为明朝旧官吏,隆武称帝后,任命他为阁臣。他是隆武帝较信任的一员官吏。隆武二年三月二十八日,郑鸿逵退隐后,他被隆武帝派到江山县防守。以其阁臣的地位,他应是类似黄道周之类的督师大臣,从而成为总辖江山与仙霞岭一带诸军的最高首脑。但其手中无兵无钱,无法发挥较大作用。

隆武二年六月份,清军攻克浙江重镇金华,城内明军首领朱大典自焚,清军南下进攻衢州。黄鸣骏无力抗御,六月二十日,“督师大学士黄鸣骏奔还建宁”。(21) 隆武帝大惊,并将黄鸣骏训斥一通,黄鸣骏只好返回前线。此后他应是在仙霞岭一带驻守。浙江溃兵进入福建后,他可能尝试过组织这批溃兵防守,并调解他们的矛盾,华廷献说:“元戎大帅持空头札市直充饷,如三家村老人解人诟谇。”(22) 其中的“元戎大帅”,看来就是指黄鸣骏等人。但是,尽管他们付出努力,仍然无法约束这帮从浙江来的溃兵,能将他们送走已经是十分不错的政绩了。

在这一背景下,八月十三日,清军过仙霞岭时,仙霞岭已是“守者无一兵”,“清骑遂从容过岭”(23)。据明代的旅路指南记载:“自浦城至(江山)清湖凡五日路程,中二日,山甚险峻。”(24) 福建方面的史料记载,清军八月十三日过仙霞岭,十七日占浦城县,前后用了五天时间。由此可知清军基本是在行进间顺利占领浦城县,没有受阻。其时,黄鸣骏见清军入关,单骑赴延平向隆武帝报警。以后跟随隆武帝到汀州,在汀州被清军俘虏。至于巡关御史郑为虹,在清军进入浦城时,还想组织抵抗,但当地百姓见大势已去,不肯作战,郑为虹被俘,拒绝清朝招降而死。从黄鸣骏与郑为虹的经历看,二人在仙霞岭与浦城一带,都未能组织起有效的抗清战斗,可见,所谓清军在仙霞岭大战黄鸣骏根本是不可能的。这一事实证明图赖等人所谓大战仙霞岭、攻克浦城等等战功完全是子虚乌有。

2、关于分水关之战的考证

分水关是福建与江西边界的一道大关。位于闽北崇安县与江西铅山县之间。明代的旅路指南记载了从崇安到铅山的山路:“四十里至大安驿,有望郎回山,其石似妇人手牵子立在山头,常有云雾,人常不见。若见,大吉利,对过吉门关但七站陆路,若取小轿,与弟子男子俱仔细,或至五六十里,便走此七站。……此一站俱山路。二十里至分水关巡检司。在岭头。有为闽中首地,回字。过江地界四十里车盘驿,一里至于规岭,下有子规铺,五十里至鹅湖驿,铅山县管。”(25) 由此可见,分水关山路要走数日,也是一道险关,若明军认真防守,清军很难突破。

《清史稿》汉岱传记载:“分兵略福建,攻分水关,破明唐王将师福,入崇安,斩所置巡抚杨文英等,下兴化、漳州、泉州。”(26)

文中所云师福,即为郑芝龙家将之一施福,他的部队是郑芝龙所部的中坚。他的名字经常出现于南明史的文献中,《隆武纪略》一书载有隆武帝于隆武元年七月初发布的登基诏书,其中提到施福:“内令前都督府总兵官施福道出广信。”(27) 而《思文大纪》一书记载:隆武元年八月,隆武“以副总兵施福守崇安关”。(28) 此外张家玉在其奏疏中说到:“若夫副总施福守大关也,以孤军深入弋阳(隶属江西广信府)。”(29) 这些记载都表明施福主要在崇安县分水关外的铅山河口镇驻扎,并在这一带作战,以掩护分水关。假若施福一直在铅山驻守,清军从分水关入闽,一定要先打败施福所部。然而,钱澄之《所知录·隆武纪事》一书记载隆武二年,陈谦被隆武帝杀害之后,郑芝龙即离开延平府,“芝龙既回安海,守关将施福声言缺饷,亦撤回安海。仙霞岭二百里间,空无一兵,惟所遣守关主事及内臣数员侦探敌信以上闻耳。”(30)

《隆武纪略》一书也有类似记载:“平国公郑芝龙撤守仙霞关施福等还安平。”(31)

由此可见,施福已在清军入闽以前,遵郑芝龙之命从仙霞关(或是分水关)撤兵。他不可能在分水关与清军大战。

据《隆武纪略》的记载:施福撤兵之后,兵部主事唐倜在建宁府城招兵数百人前往铅山防守。八月十三日,清兵一部打到铅山,唐倜在此战殁。(32)

总之,清军进入分水关也没有大战,仅是在江西的铅山县受到唐倜招募的义勇抵抗,而唐倜所部仅数百人,不可能产生较大的作用。因此,清军从分水关入闽,也没有大战,更不可能与施福所部大战。《清史稿》记载汉岱等人破分水关、大败施福的战功,也是子虚乌有。

3、清军占领建宁府过程

建宁府城今名建瓯,历史上曾名建州,是闽北重镇。无论是从仙霞岭进入福建,还是从分水关进入福建,首先遇到的大城即为建宁府城。因此,自古以来,建宁府城都是入闽军队首先要攻占的要塞。元末明初,红巾军入闽,经过四次惨烈的战斗才攻占建宁府城。隆武帝来到闽北后,多数时间住在建宁府城,它因而成为清军攻袭的重要目标之一。但在隆武二年八月清军入闽时,建宁府城并无大战。葛应忠的《清初建州大事记》记载,“八月十九日,大清兵破建阳,二十一日至建宁府,本府杨太爷率程三府、高四府、叶二府、李建安、王瓯宁出城降清。大清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督军入城。”(33) 这些降清官员的具体名字不详,从《建宁府志》中我们知道清初第一任建宁知府为程益:“顺治三年,以原官投诚用。”(34) 看来这位程益即为葛应忠所说的“程三府”了。总之,清军于隆武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占领建宁府城,当地明朝官员集体投降,到城外迎接清军,清军是不战而获建宁府城。

4、所谓的延平府城之战

延平府城即为南平,此地距建宁府城仅一百多里,因此,清军的前锋占建宁府城之后,略作休息,便直奔南平。据《南平县志》的王士和传,士和于七月二十六日被隆武任命为延平知府,八月二十二日,清军兵临延平府城下,“时百僚已争先拥卫去,独公留守,欲背城借水,而诸军皆亡。已而登陴力守,士民复逃窜殆尽。”(35) 于是,清军不战而下延平府,王士和自杀身亡。郑芝龙在降清时,曾经自吹“复回延平之卒”(36),可见,守延平之军逃走,至少有一部分是郑芝龙的“功劳”。

5、汀州城之战

八月二十二日,清军袭占南平,隆武帝在此前的二十一日离开南平,二十四日到顺昌,得知清军袭占南平消息后,抛弃部众向汀州奔去。“从者止何吾驺、郭维经、朱继祚、黄鸣骏数人。”(37) 他所率福州卫所兵组成的御营,不战而溃。清军前锋随后追踪而来。隆武帝在半路遇到汀州派来接他的周之蕃部闽军,才松了一口气,于八月二十七日抵达汀州。他在这里停顿一天,于八月二十九日晨出发。但跟踪而来的清军已来到城下,他们冒充明军哄开城门,轻骑突进,杀死前来查询的周之蕃,擒获隆武帝、诸王及其家眷。清军得手后,押着俘虏返回南乎。而后从崇安入闽的李成栋所部清军,为跟踪隆武帝,从邵武南下,稍迟数日进入汀州城。汀州之战的情况不过如此而已。

《清史稿》的记载与实际情况不同:“明唐王自延平走汀州,复遣巴牙喇纛章京阿济格尼堪、杜尔德等帅师追击,克其城,执唐王及其宗室诸王送福州。明将姜正希以二万人夜袭汀州,已登陴,我军出御,击杀过半。”(38) 这里的关键差别在于:当时有没有二万明军夜袭汀州城?如果有这一事,那么,袭占汀州的清军不仅俘获隆武帝及诸王,而且还大败明军二万余人,是大功一件。但在事实上,姜正希也是一个子虚乌有先生。在南明史册及汀州方志中,根本找不到这一个人的影子。而且,此时的明军,大部集中于赣州城下与清军决战,不可能在汀州有一支二万人的队伍而不使用。据汀州人李世熊所写的李鲁传记,李鲁在八月初受隆武帝之命到汀州招揽乡村各地的土匪,准备将他们改编为军队,为隆武帝作战。隆武帝在汀州被俘后,李鲁确实有组织军队重新作战的意思。但在九月四日,清朝招降令抵达李鲁所居的上杭县,其中应有不降即屠城之语。当地官民害怕李鲁的抵抗给他们带来灾难,其中有丁某宣言于众:“大清兵至,拒命者屠其城。李宦入山必率所抚之贼以抗王师,满城血肉肯易李宦数茎头发邪?杭人亦有然其说者。遂率党追拥公还城,严卫之。”在这一背景下,李鲁无法建功,只好自杀报国。(39) 按,在当时明军崩溃之际,诸军大乱,不可能有人组织起有效的反抗。所以,所谓姜正希率部二万人反攻汀州,只是清军将领为了夸张自己的战功而编造的谎话。

6、福州城的攻防

福州是福建省会,位于闽江下游,弘光二年七月,唐王称帝于此,改元隆武,并将福州改名为天兴府。隆武元年十二月,隆武帝离福州而至闽北,郑芝龙被留于此地任留后,主持征税及造枪炮之类的工作。隆武二年八月二十二日,清军占领南平后,原可顺流而下,攻袭福州。不过,因隆武帝向汀州逃去,清军进攻方向转向西部,福州因而有了喘息数天的时间。

据《隆武纪略》的记载,郑芝龙在福州一直到九月十四日才撤往安海。当时,郑芝龙降清的面目尚未暴露,他的手下尚在福州布置防务。《爝火录》记载:“郑芝龙列大炮于洪塘,泊舟南岸,福州城守尚固。”(40) 但郑芝龙之意不过是抢时间将福州的军火运往安海,“平夷侯郑芝龙兵船尽泊南台者旬日,搬运城中旧日北库所蓄火药兵器,复焚北库。巨炮震发,势如山崩。”(41)

清军在芝龙撤退后的九月十八日进入福州城。清军进入福州,得到永福县黄氏大家族的接应。《思文大纪》记载,永福县乡绅黄文焕父子起兵接应清兵,逐县官,“伐山开道,亲至延平。朝贝勒。”(42) 由于黄文焕父子的引导,“大清兵别由山径竟达省城,遂克之”。(43)

由此可见,清军进入福州也是不战而胜。

总的来说,隆武二年清军入闽,几乎没有打大的战役。各地隆武官员或逃或降,少数自杀殉国。清军根本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这与郑芝龙的出卖有相当关系。不过,清军既得闽中,诸位将帅便遇到了一个如何报功的问题。假使如实上报清军入闽情况,各位将领很难得到重大奖赏。为了得到大功,清军统一口径,夸张敌人的抵抗,从而使攻占福建成为大功一件。《清实录》及《清史稿》中有关清军苦战而得闽中的记载,其来源在此。

其次,由于清军将领要夸张自己的功劳,他们就一定要抹杀郑芝龙迎降之功。否则,皇帝知道郑芝龙撤关兵为清军扫清障碍的真相,给博洛等人的功劳就少了。因此,不论郑芝龙如何为清军效力,他已经注定没有好下场。

二、郑芝龙降清事考

郑芝龙以一个海盜降明,他与明朝的关系,其实质是一个买卖的关系,明朝授予他高官,而他为明朝平定东南海疆,并从中谋利,获得巨额财富。这一笔买卖对双方都合算,但不能保证郑芝龙忠于明朝。明末朝廷想调郑芝龙到北方去抗清,郑芝龙便声称要剃发为僧,不肯离开东南沿海,这表明他对明朝的态度绝不像一般官吏那样顺从,而是一直有自己算盘的。

在拥立唐王方面,郑芝龙一直不太积极,他只是被其弟郑鸿逵牵着鼻子走。隆武朝建立后,他与文臣黄道周等人发生矛盾,对隆武帝早已是三心二意。《隆武纪略》记载郑芝龙与洪承畴关系时说:“郑芝龙为上画策,请厚遣叛督洪承畴子走南京招承畴反正。而芝龙顾自养承畴母于其家。盖芝龙本与承畴同里,欲修好于承畴。”(44)

按,隆武继位后,一直想招揽降清的明朝大臣,而郑芝龙却利用了这一机会与洪承畴交好。他养洪承畴家属在自己的家里,显然是在做两手打算:形势对明朝有利,他招降洪承畴可以说是真的;形势对明朝不利,他可以凭洪承畴的关系降清。

除了洪承畴之外,郑芝龙还与闽籍降清大臣黄熙胤建立了关系。黄熙胤为晋江人,他是明末在北京降清的高级官员之一。黄熙胤降清后,隆武帝于元年七月初四“诏收北京仕清黄熙胤、黄志遴、黄文焕、张鸣骏、邓孕槐、吴之奇、陈北琦等家属,平虏侯郑芝龙劝止之。”(45) 郑芝龙的理由无非是想通过其家属招降其人。实际上,郑芝龙是借此与清朝拉上关系。其后,清朝亦命黄熙胤招抚福建。清代的档案记载:“招抚福建黄熙允题。臣系福建人,来闽招抚,然因道路不通,故使苏忠贵自小路前往。据苏忠贵回禀:我于三月抵达福建,见到郑芝龙,见其有诚意归附。对我言称,唐王性情暴戾,广东苏观生曾派兵迎我,我未前往。又言,我二人至粤可为总镇,我取粤后,即可归附。等情禀报前后。六月,臣随大军渡江,据此禀报贝勒。贝勒唤来苏忠贵,面询此情,次日,便赏银五十两,并着其手持敕书赍送郑芝龙。”(46) 据此,郑芝龙约于隆武二年三月与清朝负责招抚福建的黄熙允接上关系,清军入闽之前,其统帅博洛贝勒已经正式招抚郑芝龙。

郑芝龙降清的关键部署在于:下令他手下的大将放弃各个关口,给清军入闽让开大路。其中最为要害的是撤退仙霞岭与分水关守兵。而清军恰是从这两个关口入闽,这也证实了郑芝龙与博洛的关系。如其在给清帝的奏书中所说,“臣闻皇上入主中原,挥戈南下,夙怀归顺之心。惟山川阻隔,又得知大兵已到,臣即先撤各地驻兵,又晓谕各府、州积贮草秣,以迎大军。”(47)

《隆武纪略》也有类似记载:“芝龙先与虏约:以退兵为信,如虏兵临仙霞,则退浦城,临浦城则退建宁,临建宁,则退延平,临延平则退水口,临水口则退福城,临福城则退入海。”(48)

郑芝龙到福州投降博洛时,曾有一降表:“既抽各关之兵,复回延平之卒;开省城以待大兵,登海舟而回南土;遍谕兴泉漳邑,疾备兵粮马刍云。”(49)

由此可见:郑芝龙确实为清军入闽敞开了大门,他非但不守关口,还将各地的兵调回安海,使清军不战而得福建大部城市。他对清军入闽是有“贡献”的。

郑芝龙对清朝的功劳还表现为:他将一支抗清军队的主力交给清朝。由于郑芝龙早在清军入闽之际即将军队撤回沿海,他的主力基本保留下来。“芝龙保安平,军容赫。战舰齐备,炮声不绝。震天地。”(50)“芝龙退屯安海,楼船尚五六百艘。”(51) 除了他的直辖部队之外,郑成功余部也在安海。郑成功一直在光泽县杉关前线驻守,部下有一万人以上。隆武二年八月清军入闽,直奔建宁府城与延平府城,郑成功后路被抄,不得已向福州退却。其时延平已经被清军占领,郑成功所部多为招募于沙县的“山贼”,郑成功要将他们带回沿海是很困难的。这些人中的多数,应是溃散于闽北。据王忠孝文集记载,郑成功与清军在南平有过一些小接触,终于冲破清军的封锁,回到沿海。不过,他的军队应是在撤退中大部损失,因此,他回到安海后,便没有军权了。尽管这样,郑成功在部队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因此,他敢于向郑芝龙力谏。此外,郑芝龙之弟郑鸿逵在历史上曾拥戴隆武帝,后来虽与隆武帝分手,但其心中是支持隆武帝的。由于这一原因,他支持郑成功向郑芝龙力谏,最后又纵郑成功入海,并支持他举兵抗清。他们的存在,是郑芝龙降清的一大阻力。

事实上,郑芝龙降清在内部遭到极大的反对,除了众所周知的郑成功、郑鸿逵之外,“安南侯杨耿、来夷侯周崔芝,安洋将军辛一根等皆不从。弟芝豹、子成功尤极谏。”“初芝龙走回安海,各营战舡尚有五六百艘。降议既定,其幼弟芝豹诤喧声闻于外。成功见不能挽,乃纠诸将中同志者另走金门所,团结水寨于乌洋上。”(52) 其时,周崔芝等人还以自杀等手段反对郑芝龙降清。曾樱、张肯堂等明朝旧臣避居海岛,他们在芝龙部队中也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在这种背景下,郑芝龙能够完成降清部署,也是相当不容易的。他能做到这一点的原因在于:他将军队抓在手中。而其降清主张,应得到手下主要将领的拥护,例如施福、施琅等人的态度一直倾向清朝。因此,尽管有拥明派的反对,郑芝龙还是决定降清。其后,以施福所部为主的郑芝龙部主力,还跟随李成栋等人攻打广东。

按施福所部明军,实为郑芝龙军队的骨干。这一支军队降清后,剩下的郑氏军队多为游兵散勇,大多不能打战。郑成功在海岛上树起反清旗帜之后的几年内,屡战屡败,一两年内不见起色,其主要原因在于失去这支主力部队,新招募的游兵散勇形不成战斗力。直到施福、施琅所部回归郑成功之后,郑成功所部才成长为一支能征善战的队伍。(53)

由此可见,郑芝龙降清给南明造成极大的损害。

三、郑芝龙降清与东南海洋势力的历史命运

从宏观历史角度看,郑芝龙、郑成功所代表的是一支东南沿海的海洋势力。中国主要是一个大陆国家,在历史上,中国的海洋势力很少扮演过重大角色。但在晚明之际,东南海洋势力崛起于海上,已经形成相当大的势力。这一股势力的特点在于重视海洋更胜于陆地,当明清之际,这股海洋势力徘徊于明清两个朝代的两大势力之间。不论他们向哪一边靠拢,都会造成较大的影响。早先,在郑鸿逵、郑彩与郑成功的影响下,他们选择了拥明抗清的道路。但他们与隆武帝的合作因受到文官集团的抗拒,最终以郑鸿逵退隐、郑彩受贬而大受打击。郑芝龙则代表海商内部降清派的势力,他们从一开始就反对过多地卷入明清之争,这是郑芝龙冷对唐王称帝行动的原因。郑芝龙一生采取的策略是与朝廷合作,向海洋发展。从降明到降清,其实是他这一路线的实现。他认为与清朝对抗是没有出路的,只有与其合作才能保持权利,并向海洋发展。在当时的东亚之海上,郑芝龙的发展越来越受到荷兰人的压力,二者隔海对峙,迟早要再次一决雌雄。从这一角度去看郑芝龙降清,我们可以理解为:他想依靠清朝的势力向海洋发展。但是,这一派在道义上是失败的,因而只能成为一股潜流。早期,他们是跟着郑鸿逵,走与隆武帝合作之路。在与隆武帝合作失利后,郑芝龙利用军队中对隆武帝不满的情绪,将其引向降清的道路。他压倒了内部反清的势力,并使其中大部分人相信:只有降清才有出路。在这一形势下,他最终完成了降清的部署。

郑芝龙自海盗降明后的十七年内,先后在福建与广东任职。在广东的数年里,他深深感受到这个省份的发展潜力远胜福建。而且,广东在明清之际是仅次于福建的第二个海洋大省。在该省的潮州一带,一直活动着对抗郑氏家族的海洋势力。郑芝龙的梦想是任闽粤总督,一统中国的海洋势力。可是,尽管他任过广东省总兵,但在他主持隆武政权财政时,还是受到广东方面的抵制,“闽饷不足,芝龙遣给事中梁应奇入粤督饷。应奇往,参迟误者数十人。命提问。亦莫应。潮州知府杨球遂止越界。”(54) 郑芝龙无一刻不在谋求占据广东,他曾对清朝的间谍苏忠贵说过心里话:“广东苏观生曾派兵迎我,我未前往。又言,我二人至粤可为总镇,我取粤后,即可归附。”(55) 郑芝龙降清的目的之一,便是想通过清朝而领有广东。《隆武遗事》记载他的得意算盘:“两广素属部下,若招两广以自效,闽广总督可得,犹南面王也。”而博洛利用其弱点,也以广东作为诱饵:“且两粵未平,今铸闽粤总督印以相待。吾所以欲将军来见者,欲商地方人才故也。”(56) 然而,郑芝龙吞下鱼饵之后,却被博洛逼送北京。郑芝龙非但没有得到闽粤总督,甚至没有给予任何实职,仅授其为精骑呢哈番,隶汉军正黄旗。

博洛挟郑芝龙北上进京,是清廷最愚蠢的决策之一。清廷进入中原以后,对降人一向是控制其首领,使用其部下。所以,左梦庚、刘泽清等明朝大将降清,都被其挟至北京,而其部下诸将得到重用,如李成栋、马得功等人。就大范围来说,实行这一政策是对的,但对郑芝龙部用这一策略则为失策。盖因郑氏集团内部有拥清与反清两派,除了郑芝龙真心降清外,郑鸿逵、郑芝豹与郑芝龙长子郑成功等人都是拥明派。郑芝龙的许多部下原来的意向并不明朗,但见清廷哄骗郑芝龙入京软禁,知道降清不过如此待遇,一齐心冷,以后都成为拥明抗清派。如果当时博洛不是食言而肥,而是真用郑芝龙,郑芝龙为其平定闽粤,可以说是指日可待。清廷的错误使东南战事延续数十年,这是其所料不及的。顺治帝后来回顾此事时说:“兹尔郑芝龙当大兵南下,未抵闽中,即遣人来顺,移檄撤兵,父子兄弟,归心本朝,厥功懋矣。墨勒根王不体朕心,仅从薄叙,猜疑不释,防范过严,在闽眷属又不得安插恩养,以致阖门惶惧,不能自安。”(57) 这说出了郑氏集团当时真实的心态。

就郑芝龙而言,他个人的悲剧也不仅仅是个人的,它也是中国海洋势力的悲剧。如果仅从个人立场来看郑芝龙降清,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叛徒。但从各阶层的动向来看郑芝龙,我们应当承认:郑芝龙是中国海洋势力的代表。郑芝龙由海商而海盜,由海盗而成为明朝水师将领,再由明朝大臣而降清,他的举动其实反映了中国海商的政治动向。中国海商作为一个新兴的阶层,他们对明朝有过斗争与妥协。在荷兰殖民者的压力下,这一批人最终选择了向明朝妥协而与荷兰人抗争的道路。在明末十几年内,这一策略是成功的。郑芝龙背靠大陆,控制了台湾海峡的航线,从而与台湾的荷兰人对抗。清初,郑芝龙降清,其实也是想承袭历史上有效的策略,与没有海上利益的清朝协调,力争得其支持,从而可以全力对抗荷兰人,在东亚海上争霸。倘若他的联清策略得以实行,他在海上对付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竞争,会有更多的有利之处。因此,他向清廷靠拢,不是个人的好恶,而是深谋远虑的行为,就海商的长远利益而言,他的策略也许更有利于海商的发展。

但是,在清廷进入中原之初,他们还无法理解海商的立场与诚意。他们仅仅是将郑芝龙当作割据地方的一个豪强,采取釜底抽薪的方式诱捕郑芝龙。如果郑芝龙只是一支陆上武装,清廷这一策略是会成功的。但郑芝龙从根本上来说是中国海洋势力的代表者,他们拥有朝廷难以控制的海上武装,而清朝对这一股势力还不了解:中国海商在明末已是一个强大的阶层,他们无论如何都会推出自己的代表,一个郑芝龙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们会推出几个郑芝龙来代表他们。所以,清廷诱捕郑芝龙,只是使抗清派在海商中得势而已。此后郑彩、郑联、郑成功等人都相继走上历史舞台,并采取与清朝对抗的策略。

对海洋势力来说,郑芝龙降清失败,表明清朝并未理解和接纳东南的海上力量。他们只有走与明朝联合的道路才能获得发展,郑成功正是这一策略的实践者。在郑成功驰骋东南沿海的近二十年内,中国海商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武装,从而达到了将荷兰人驱逐而称霸东亚海洋的目的。可是,海上势力的发展,从根本上离不开大陆的支持。因为,他们贸易的商品大都来自陆上各城市的生产。为了控制这些商品,他们就得到大陆作战,与陆地上的清军作战,便有了失败的可能,并使获得商品的代价上升,这是违背资本运行规律的。所以,明清中国海洋势力的最终出路,是与朝廷取得一致,从而获得廉价的商品来源。

在经过数十年的战争之后,清朝廷逐渐理解了东南的海洋势力。在康熙皇帝亲政后,清廷对海洋势力采取了以招抚为主、打击为辅的策略;自从三藩之乱后,清朝也逐步调整了海洋政策,从最严厉的海禁走向允许对外贸易,并在招降台湾之后开放口岸,使外贸合法化。在这一背景下,东南的海洋势力与清廷最终相互协调。历史在走了一段弯路之后,终于回到它发展的固有的轨道上。

注释:

① 《清史稿》卷217博洛传,中华书局标点本,第9011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29,顺治三年十一月,第1页。

③ 杨荣:《杨文敏公集》卷12,送浦城陈大尹考满复任序。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7页。

④ 华廷献:《闽事纪略》,《闽游月记》,台湾文献史料丛刊第六辑,笫239种,第3页。

⑤ 周亮工:《闽小纪》卷3仙霞岭,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2页。

⑥ 姚旅《露书》卷7杂篇,影印明天启刊本,《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111册,济南,齐鲁书杜1995年版,第663页。

⑦ 徐晓望:《论隆武帝的战略问题》,《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2期.

⑧ 洪旭:〈王忠孝传〉。录自《王忠孝公集》卷12,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401页。

⑨ 佚名:《思文大纪》卷6,台湾文献丛刊本第111种,第105页。

⑩ 佚名:《隆武纪略》,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手抄本,第78页。

(11) 佚名:《思文大纪》卷6,第104页。

(12) 佚名:《思文大纪》卷7,第134页。

(13) 佚名:《思文大纪》卷7,第145、150页。

(14) 佚名:《隆武纪略》第73页。

(15) 李世熊:《明兵部职方司主事李公家传》,引自:李鲁《重编烬余集》卷5,民国潮安集文印社重刊本,第9页。

(16) 佚名:《隆武纪略》第73页。

(17) 佚名:《隆武纪略》第74页。

(18) 华廷献:《闽事纪略》,台湾文献丛刊本,第17页。

(19) 邵廷:《东南纪事》卷3,台湾文献丛刊本第96种,第64页。

(20) 《清史稿》卷235图赖传,第9434—9435页。

(21) 佚名:《隆武纪略》第72页。

(22) 华廷献:《闽事纪略》,台湾文献丛刊本,第17页。

(23) 佚名:《隆武纪略》第74页。

(24) 延陵处士编校:《新锓江湖秘传商贾买卖指南评释》,潭邑余文台梓行本,下卷,第21页。

(25) 延陵处士编校:《新锓江湖秘传商贾买卖指南评释》,下卷,第18—19页。

(26) 《清史稿》卷215汉岱传,第8941页。

(27) 佚名:《隆武纪略》第31页。

(28) 《思文大纪》卷2,第24页。29张家玉:《报明江省情形疏》,《张家玉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15页。

(30) 钱澄之:《所知录·隆武纪事》卷上,荆驼逸史本,第9页。

(31) 佚名:《隆武纪略》第73页。

(32) 佚名:《隆武纪略》第74页。

(33) 葛应忠:《清初建州大事记》,福建省图书馆藏油印本,第9—10页。

(34) 张琦等:康熙《建宁府志》,南平地区方志委1994年标点本,第320页。

(35) 吴:民国《南平县志》卷20,方志委1985年重刊本,第1036页。

(36) 佚名:《隆武纪略》第79页。

(37) 佚名:《隆武遗事》,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9页。

(38) 《清史稿》卷235图赖传,第9434—9435页。

(39) 李世熊:《明兵部职方司主事李公家传》,录自李鲁:《重编烬余集》卷5,第10页。

(40) 李天根:《爝火录》卷16,台湾文献丛刊第177种,第866页。

(41) 《思文大纪》卷8,第152页。

(42) 《思文大纪》卷8,第153页。

(43) 李天根:《爝火录》卷16,第866页。

(44) 佚名:《隆武纪略》第62页。

(45) 佚名:《隆武纪略》第27页。

(46) 黄熙允题为招抚郑芝龙情形事本。顺治三年八月。录自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编:《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择》,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页。

(47) 《闽省降员郑芝龙题本》,见《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页。

(48) 佚名:《隆武纪略》第73页。

(49) 佚名:《隆武纪略》第79页。

(50) 佚名:《隆武遗事》第10页。

(51) 钱澄之:《所知录卷上·隆武纪事》,第9页。

(52) 佚名:《隆武纪略》第80—81页。

(53) 徐晓望:《论郑成功与施琅发生冲突的原因》,福州,《福建论坛》2005年第11期。

(54) 佚名:《隆武遗事》,第5页。

(55) 黄熙允题为招抚郑芝龙情形事本。顺治三年八月。录自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编:《郑成功满文档案史料选择》,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页。

(56) 佚名:《隆武遗事》,第10页。

(57) 顺治皇帝敕,顺治十年五月初十日,《明清史料》丁编,第一本。民国刊本。

原文出处:福建论坛2007 年第 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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