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闯的京剧大码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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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要数天津、武汉、上海这三个地方难唱戏,其间又数天津最难对付,不是很红的角儿是不敢到天津唱戏的。这是因为天津的京剧票友太多了,懂戏的行家自然也就多了。其时,上自清朝溥仪及皇室旧臣,下至贩夫走卒、平民百姓,没有不爱听戏的。况且天津也有租界,相对比较安全,起码军阀混战的战火不会烧到租界里去。因此,大凡北方的清末遗老遗少、八旗子弟、北洋军阀时代的旧军阀旧官僚、失意落拓的旧文人,在清末民初那些天下大乱的时代,不是往大连跑就是往天津跑。北京的政治风浪太大,近在咫尺的天津租界就成了他们的避风港与清心养性的后花园,所以天津汇聚了差不多整个北方的旧家望族。其中除了末代皇帝溥仪及皇室成员之外,还有“钢杆保皇派”张勋和张彪,下了台的徐世昌、徐世章兄弟,袁世凯留下的七大姑八大姨,以及地方实力派周学熙、冯国璋、张镇芳、张作霖等,无不把大批家眷安顿在天津,就连西北军的一些将领,也向租界里“伸一只脚”,留条退路。直到日本鬼子打过来,天津租界也不安全了,便有一部分人逃离天津,跑入上海的租界,那是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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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租界里汇聚了那么多有钱人,又大多是吃饱了饭没事干,于是以打麻将和看戏为消遣。有的人起初看戏是消磨时光,后来上了瘾成了兴趣爱好,最后甚至以此为生,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票友多、行家多的局面。其中,涌现出了天津第一名票夏山楼主(韩慎先先生)这样的京剧票友,凡是到天津来唱戏的角儿,没有不去夏山楼主那儿拜客的。
这样,对来天津唱戏的角儿要求自然就高了,况且天津人爱“扎堆儿”起哄,凑热闹。戏唱得稍有差池,只要有一个人带头一闹,全场就会跟着起哄,丝毫不留面子,一片都是喝倒彩的嚷嚷声“这是演的嘛”“谁教的”“打折头’’''退票!退票’’''这是往哪里走呀”……尽显“卫嘴子”的能耐。演员一旦出了岔子被哄下台那种狼狈,那种羞辱,是难以承受得了的。所以若不是有板有眼的主儿,是不敢到天津唱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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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人眼光也厉害,对戏也很挑剔。大概是因为京剧有些剧目是从汉剧移植过去的,当地人知其根源,所以也容易看出问题,不是那么好“唬”弄的。
再就是上海了。首先是戏唱的时间长,这在前面已经提过了,所以体力不强的就难过此关。况且越是名角越是目标大,各种应酬也多,人得不到休息还要连续唱一个月的戏,一般角儿无法应付下来。所以许多演员就抽鸦片,大概想以此来提精神,但一抽就上瘾,反而害了演员。到上海一唱就是一个月的规,不知是谁弄出来的,老板们只知赚钱,实际上对角儿伤害不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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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是上海流氓多,开戏馆的人十有八九与流氓有勾搭。流氓们敲起竹杠来,北方的角儿们都吃不消,万一得罪了这些流氓,他们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比如你上馆子吃饭,他们就会往你桌上扔个粪口袋……尤其是坤角(唱旦角的女演员),一旦唱红了,便会惹来流氓的争风吃醋,明争暗抢,闹得剑拔弩,凶险万状。人若是长得有姿色,麻烦事更多。所以坤角们除上门拜客外,还要忙着找“干爹”,实则是找个靠山,关键时刻能为之解围。有的坤角竟找了好几个“干爹”,可见其处境之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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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北京的观众也不是好对付的,只是北京的民风比较淳厚,演员出了岔子最多给你起个绰号,不会叫你过分地难堪。但这绰号起得也挺“损”,叫你哭笑不得。 记得杨宝忠曾获一个“吐面老生”的绰号。那是因为有一次他在《南天门》中唱老生,扮演男佣人陪主人家的小姐逃难。两人走到台上,小姐唱了一句“急急忙忙走得慌”,男佣人应接唱下一句“虎口里逃出两只羊”,谁知他“两只羊”刚了出口,就“哇”的一声在台上吐了一地,台下“哗”地乱成一片,戏就唱不下去了。原来梨园行有经验的角儿,晚上若有演出,是不吃晚饭的,因为吃饱了唱的时候就“压得慌”。只是在下午四五点钟的时候吃点点心,而杨宝忠那时刚“出道”,经验不足,上场前刚吃了一大碗炸酱面。而且吃得太饱,所以上台一用力,便把一大碗面全吐在台上了,从此一项“吐面老生”的帽子就扣在了他的脑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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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少卿也有一个绰号叫“王跺钉”,也是北京的戏迷给起的。说的是王少卿有一次在北京演《四郎探母》时,中间有个腾空翻的动作叫“吊毛”。谁知他老兄一个筋斗翻过去,落地后就站不起起来了,北京话叫“跺”在那儿了,原来是把脖子“杵”了。因此唤他叫“王跺钉”,是说他像钉子一样扎在台上纹丝不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