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五十步有充分理由可以笑百步

孟子是古代著名的雄辩大师，为了劝说好战的梁惠王止战，打了个“五十步笑百步”的比喻：双方交战之后，打输的一方“弃甲曳兵”逃跑，有人逃了五十步，有人逃了一百步，逃五十步的取笑一百步的是个胆小鬼。

孟子问梁惠王这对不对，梁惠王当然说这不对。估计大多数人也认为不对。古人说理辩论，都喜欢打比喻，但列宁说，一切比喻都是弊脚的。因为所要讲的道理，与所说的现象并不完全“对榫”。

孟子认为五十步不能笑百步，但那个逃了五十步的，在某种情形下，是可以取笑逃了一百步的。比如跑了五十步，已经回到了自己的队伍里，另一个却还在跑；或者跑了五十步，回头发现敌人只是虚张声势，没有真的进攻，另一个还跑个不停。这都可以成为五十步取笑一百步的理由。

我估计孟子小时候没有过被狗撵的经历，否则他不会这样跟梁惠王说话了。我念中学时，有一次几个人上学路上被狗撵，没有兵甲可弃，却差点把书包扔了。大家跑到安全地带，喘得跟风箱一样停下来，就是互相取笑跑得最快、最前面的人，不仅五十步，就是九十步也可以取笑一百步的人。

前几天周末去跑步的时候，在林荫道我弯腰捡了一个塑料袋，把它丢到50多米外的垃圾桶里。我忽然想到我做过的不注意公共卫生的事。比如我曾经把果皮丢到路边花圃的树根里；还有每天开车出门，因为时间紧，经常不把车顶的落叶扫一下，弄得一路飘洒。我那样做的时候，其实心里有个念头：果皮、落叶之类都是可以降解的，如果是塑料袋、废旧电池什么的，我是不会这样做的。

我想如果有人知道我曾经将果皮丢到花圃里，那天又撞见我捡塑料袋，一定会认为我假模假式充好人。但我之所以捡塑料袋，是因为我的确不认同、甚至说很反感乱丢塑料袋的行为。换言之，我尽管偶尔丢果皮，但内心是以丢塑料袋为耻的。丢果皮和丢塑料袋都是不讲环境卫生，这属于典型的五十步笑百步。但我还是觉得我有充分的理由取笑他，而且以后看到乱丢的塑料袋，我还可能弯腰去捡。当然我也会注意不乱丢果皮，因为这会增加环卫工人的劳动。

这种五十步笑百步，是由于“科学”的缘故。认为五十步不能笑百步的另一个原因，是缺乏对“量变”到“质变”的认识，对“定量与定性”不加区别。

最著名的就是“小时偷针，大了偷金”的说法。“偷针”与“偷金”是完全不同性质的概念。我小时候曾经从祖父的口袋里偷过五分硬币，要比偷针严重得多，但长大以后觉得自己思想品德也挺健康的。扪心自问，不少人年轻时都有过这样那样的“不轨行为”，如果把“偷针”与“偷金”划等号，就应该把所有的偷针者送到少管所去。思想品德的培养是什么时候都要注意的事，但不宜上纲上线，把两种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

分不清“质变”由“量变”而来，两者之间有一道分界线，最常见的是不依法行事。刘知远是五代十国时后晋的大将。他曾对晋高祖——就是历史上那个将幽云十六州割让契丹，让自己当上儿皇帝的石敬瑭——说，希望陛下和我“唱双簧”，您对将相施恩，我对士卒使威，咱俩恩威并用，就能保国安民了。有一个士兵偷了一叠纸钱，被主人抓住，刘知远将士兵处死。他对劝说的人说了八个字：“吾诛其情，不计其值。”——我杀他，是因为这件事的性质，才不管值多少钱呢。（续《世说·政事》）

史书上说，刘知远轻罪重罚，“由是众皆畏服”。畏服是可能的，脑袋不是韭菜，毕竟只有一颗。但有道是“民不服我能，而服我公，公则明”，功赏相匹，罪罚相当，这是管理学最基本的原则。偷了一叠纸钱，打二十板子屁股足矣，够不上砍脑袋，刘知远这样杀人，无“公”可言，可能会收一时慑服众人之效，但畏人不如敬法，打起仗来谁还会与其同心同德呢？

医生都知道，脸上有一颗痣，跟长一个瘤子是不同的，除非是无良医生想捞钱；警察也知道，打麻将玩几块零钱，不能等同于赌博，除非那是个坏警察，想要讹钱。说到赌博，我想起一个熟人的故事。他平日开摩托搭客为生，儿子成绩不太好，他把儿子管得像个小囚犯一样，有一次儿子放学后跟同学去了一趟网吧，他暴跳如雷要揍他，儿子分辩说：我只去过一次，你每天躲在树阴下“打鸡针”（赌钱）。父亲大吼大叫：“我刮风落雨出大太阳都出去揾钱，供你吃供你穿……”人一气急败坏，就容易将事理丢到一边。

街边“打鸡针”

我很替他儿子不平：他这样反驳父亲，显然认为自己有理由“取笑”他，尽管去网吧和“打鸡针”都是贪玩，但自己只去过一次网吧，跟父亲天天不务正业赌钱不是一回事。父亲这样教训儿子，不是五十步笑百步，成了百步笑五十步了。

我主张五十步可以笑一百步，不是叫你比烂。五十步笑百步，说明还有“界线”或者说“底线”，它是社会得以进步的原因。要是五十步不去笑百步，而是为百步鼓掌叫好，为百步喝彩呐喊，以一百步为榜样，那才叫没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