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唐老,师恩难忘 ——连财时光(4)
读钱理群的《致青年朋友》,读到这样一段话:
有一次,在闲聊天的时候,王先生(钱的老师王瑶)突然对我说:“钱理群,我跟你算一笔账,你说人的一天有几个小时?”当时我就懵了:老师怎么问我这样一道题?只得随口回答说:“二十四个小时。”先生接着说:“记住啊,你一天只有二十四个小时,你怎么支配这二十四个小时,是个大问题,你这方面花时间多了,一定意味着另一方面花时间少了,有所得就必定有所失,不可能样样求全。”秃头秃脑地讲了这一句,就不再说了,点到即止,这是王瑶先生的特点。
读到这段话时,我有一种现场感。这倒不是说钱理群描绘得生动,而是我想起了我的一位老师,在几十年前曾经对我说过同样的话。
1977年恢复高考,我从丰县大沙河果园考取了江苏省连云港财经学校。在这所学校里,我遇到了终生难忘的唐德松老师。那时,我20岁出头,唐老师大概50岁出头,30岁的年龄差距,可谓忘年交了。唐老师教我们珠算和写字。按说,在财经学校,珠算和写字都不是主课,课时也不多,但唐老师以他独特的魅力赢得了我们的敬重。
唐老师很有些旧时代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范儿。
他教我们珠算,采用的是百分制。百分制的意思是,给你一张试题,你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打完交卷,如果全对,就是100分,如果有一点点错误,就是零分。平时练习如此,考试如此,定级还是如此。这样的方法是非常残酷的,但同时也是非常锻炼人的。在这种方式的训练下,我们班的珠算成绩得到了很大提高,还出现了几个尖子选手。
唐老师教我们写字也有着浓重的唐氏风格。他发给我们每人一个练习本,就是那种很普通的横格练习薄,要求我们每天数码字大写和小写分别写三行,汉字写三行,不能少,也不能多,但要用心去写。开始时,我们不理解,小小的练习薄,只写三行,这算什么练字啊?但老头子很倔,写多写少了都会挨批。于是,我们每天就只写三行,而且的确用心写了。几个月以后,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自己写的数码字已经成型,而且有了自己的风格,需要时,只要提起笔,就自然地写出带有唐氏痕迹、刘氏风格的数码字来。
他的授课,同样风格独具。他在课堂上没有废话,一句算一句。测验完了以后,他说一声停,我们必须停下来,立刻交卷。凡是没有及时交卷的,唐老师绝对不会等着收卷。他的招牌动作就是夹起收好的试题,转身就走。有同学跟着唐老师后面喊着交卷,唐老师头也不回,只是向后面摆摆手,意思是,回去吧,我不收了。
他的性格有些孤僻,甚至有些怪异。在学校,他与所有领导都是“老死不相往来”。他告诉我,有一天,一位领导调动工作,到学校来跟大家告别。别人都走出办公室送别这位领导,唯独唐老师端坐在办公桌前看报。领导也知道他的性格,主动到他办公室握手道别。“我不睬他,他睬我。”说完,唐老师露出一丝别人觉察不到的笑意。在家里,唐老师似乎无法融入普通家庭的那种伦理关系。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唯独老头子(唐大妈语)自己单吃。那时,他家还在学校里的一排平房住着,晚饭后如果没有当紧的作业,我就到他家去抽烟、喝茶、聊天。而我每次去,唐老师都待我如上宾,屏退左右(叫他的老太婆、儿子、儿媳等到另外一间屋子),烟茶招待。他家方桌两边分别放了两把椅子,我和唐老师落座后,就开始海阔天空地聊起来。这样一来,我就很不好意思再去他家。然而只要有几天不去,唐老师见了我就会问:怎么回事?忙什么啊?咋不来了?于是,我就再去。时间久了,他家人见我来了,不需唐老师屏退,顷刻间自动散去,只留下我们俩聊天。
说是聊天,实际上是我向唐老师诉说自己思想上的苦闷。当时,我面临的最大困惑是,喜欢历史文学,又不敢慢待所学的会计专业,内心十分痛苦。唐老师没有正面回答我,而是漫无目的地神侃,他的阅历、坎坷,他的思考、困惑,就在神侃的过程中陆陆续续地告诉了我。唐老师给我的唯一具体的指导是:把时间分配好。至于怎么分配时间,他也不加以说明,让我自己去体会、去把握。我理解老师的用意:让我合理分配时间,发展爱好,兼顾专业。
现在回想起来,唐老师对我说的话与王瑶先生对钱理群说的话何其相似啊!虽然我后来没有达到他所期望的目标:爱好没有什么发展,专业也没有学精,但我对唐老师依然充满了感激之情。因为在他的鞭策激励下,我读了很多的书,专业课也从来没有挂过科。在连云港财校的两年,我过得非常充实。
是的,每个人的一天都只有二十四个小时,而且这二十四个小时不会在某一点上作片刻的停留。记得在几十年前上初中时曾读到过一篇文章,文中主要议论了时钟的永远向前、嘀嗒嘀嗒地永不停歇。这文章读得我心惊肉跳,彻夜难眠,不到20岁的我,第一次思考如何面对“死亡”这个哲学命题。在以后的岁月里,每当我虚度光阴时,耳边就会不自觉地响起那“嘀嗒嘀嗒”时钟前进的声音。这声音让我警醒,催我奋进。每当我面临着是读闲书、杂书,还是读专业书籍的困惑时,我总会想起唐老师“分配好时间”的教诲。
(前排右四为唐德松老师)
毕业后,我与唐老师以书信的形式仍然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后来由于工作、家庭事务缠绕,我与唐老师的书信往来渐渐稀少,只是逢年过节电话问候。徐州离连云港路途并不遥远,但我和唐老师分别后一共才见过三次面。
第一次是八十年代中期,我出差去盐城,专门绕道连运港去看望老师。那时,老师已经迁入学校为教师们盖的庭院式的平房(就在学校的对面),房间多了,而且还有个院子,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当时已经是晚上八九点钟了,我打听了几个人终于找到了唐老师家,给了唐老师一个惊喜。他兴奋地拿出一包好烟,泡上一壶好茶,对我说了四个字:彻夜长谈!那是我们师生分别五六年后的第一次见面。那天都聊了些什么,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鸡叫三遍,东方露出鱼肚白时,唐老师到院子中小便,并且喊我一起来,我说这不合适,我还是去外面吧。他用浓浓的连云港话说:怕什么啊,尿吧!
第二次见面大约在九十年代初期,学校的篮球队去连云港财校参加财政厅厅属学校比赛,我携夫人一道随队前往,公私兼顾,主要还是为了看看唐老师。唐老师在家里设宴,隆重招待我们夫妇。我和夫人享受着座上客的待遇,只是辛苦了唐大妈。但唐大妈一再说不碍事、不碍事,老头子可想你们了!说这话时,唐大妈眼里挂着泪花。老头子脾气太坏而且古怪,平时在家里就是孤家寡人一个。见到我们,唐老师像过年一样高兴。唐大妈希望我们去,多少也与这个缘故有关。少年夫妻老来伴,毕竟她也希望老头子开开心心的啊!令我感动不已的是,我们夫妇离开连云港时,老头子坚持推着自行车送我们去火车站。自行车上面挂满了给我们带走的海产品。火车站在新浦街的东头,学校算是新浦街的西首,步行要走半个多小时。年近古稀的唐老师推着自行车走到火车站时已经汗流浃背了。
最后一次见到唐老师是世纪之交的事情了。我去连云港出差,在连的同学宴请我。他们知道我和唐老师的特殊关系,就主动把老头子接到了饭店。七十开外的唐老师那天十分高兴,还喝了大约二两白酒。因为众多同学在场,没能和老头子好好说说话。饭后去唐老师住处小坐,他毕竟年事已高,精神头与十多年前无法相比。怕影响他的休息,未敢多耽搁,说了一会话就匆匆告退了。谁知这一次竟是我和唐老师的诀别。
2005年5月,我在北京参加财政部的教材编写会议,住在香山上的一个宾馆里。晚饭后,几个熟悉的同行在月光朦胧的香山中散步,其中有连云港财校的贺老师。无意中他说了一句话:我们学校有一个老教师去世,今天遗体告别,我本该参加的,也赶不回去了。我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兆,惴惴不安地问他是哪一位?他说出了我最不愿意听到的那三个字:唐德松。我听后顿觉悲凉。月亮躲进了厚厚的云层,香山笼罩在黑暗中。在夜幕的遮掩下,我泪流满面。
唐老师与我亲如父子,情同挚友。近年来,我处在人生最艰难的中年时期,疏于问候我师久矣!心里总想着专程再去看望我师,夫人也总是这样念叨,然而“时间老人”没有再给我们机会,就匆匆把我师带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据贺老师说,唐老师的最后几年,基本上闭门不出,连家人也不愿意见了。我了解老师的性格,他注定是对人生、对社会看开了,悟透了,他不是不愿意与人交流,而是没有人能和他的神思遐想相呼应。与其说他陷入深深的孤独,毋宁说他在享受着自己的孤独。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唯一能与他的深思遐想相呼应的人,如果是,当我师需要我的时候,我却不在他身边,也没有用其他方式给他一丝的安慰,对此,我师是否会嗔怪我呢。想到这里,不禁悲从中来。情何以堪,情何以堪啊!天谅予乎?天谅予乎?
张小娴说:“爱情让我们忘记时间,时间让我们忘记爱情。”我想说,浓浓的师生情让我们更加珍惜时间,时间的流逝也没有让我们的师生情有一点点的稀释。我们的师生情更像是自家酿造的美酒,愈放愈陈,愈陈愈浓,愈浓愈香。
唐老师,您在那边还好吗?
2019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