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授可以这样被聘请吗？——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的内容与价值
这是一则学界佳话：顾颉刚看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根本不考虑钱穆连中学都没有毕业的背景，便一再推荐他到大学任教。这个做法是否正确？
钱穆成为大学老师的经过，就这么简单。
1927年，钱穆任教于苏州省立中学，并在长期积累和长期思索后，撰写出早年最重要的著作《先秦诸子系年》。
不久，名满天下的顾颉刚来到苏州。钱穆对顾颉刚的学说非常熟悉，当顾颉刚《古史辨》出版不久，钱穆即“手一册，在湖上，与之勉畅论之”。此次有机会见到顾颉刚，钱穆自然非常高兴。
顾颉刚是在钱穆同事陈天一的陪同下，前往钱穆的住处见面的。二人一交谈，顾颉刚马上意识到钱穆的学识之高，不一定在普通大学老师之下。
他见钱穆桌上放着《先秦诸子系年》，非常感兴趣，便问钱穆：“可否让我带走，以便详读。”钱穆当即答应。
过了几天，顾颉刚对钱穆说：“君之《系年》稿仅匆匆翻阅，君似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宜去大学中教历史。”（《师友杂忆》）接着告诉钱穆，广州中山大学副校长曾嘱托他物色新老师，他决定推荐钱穆前去。同时，嘱咐钱穆为他编辑的《燕京学报》撰稿。
过了没多久，钱穆接到广州中山大学电报，聘请他前去任教。钱穆本人当然愿意到大学任教，但由于苏州中学校长汪懋祖的盛情挽留，钱穆暂时留在苏州中学。
又过了一段时间，识才爱才的顾颉刚再次将钱穆推荐到燕京大学任教。钱穆北上，正式成为著名学府的老师。
对于教学而言，无论是小学教师、中学教师、大学教师，均为育人，当然没有高下之分。对于一个学生的成长而言，小学、中学的影响往往比大学更为重要。从这一角度看，钱穆担任大学老师，也算不得什么。不过，如果从学术研究和影响面考虑，钱穆进入大学，则打开了一片崭新而广阔的天地。如果没有这一进展，钱穆很难成为影响那么多中国人的文化大师。这是笔者愿意特别提出来的。
钱穆成为大学老师的经过，就这么简单。没有经过任何的考核，也不需要什么诸如研究生、博士等学历文凭，完全靠顾颉刚的推荐。而顾颉刚也不过是刚认识不久而已。两人只谈过一次话，道过一次别。顾颉刚只看过钱穆的一本书。仅此而已。
那么，顾颉刚此举是不是太草率了？
难道大学老师就可以这样被聘请吗？
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果真蕴藏了非常大的学问么？
《先秦诸子系年》写了些什么？
笔者现在的书桌上即摆着一本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竖排繁体字版。
说实话，不好懂。第一次阅读时不好进入，硬着头皮翻阅几次，静读之渐入佳境，大概了解了些内容，姑且简略谈谈。
此书是一部以史证子的力作。既继承传统，运用传统考据学中本证、旁证、理证、存疑等方法，全面而缜密地对先秦诸子的年代与行事进行考证，又敢于超越传统，打破既有的成见，独立而大胆地在多种叙说、多种版本的历史记载中进行科学的对比和分析，得出自己的创见。可谓既有广厚之根基，又能特立独出，一览众山小。
其主要内容分“先秦诸子系年考辨”、“先秦诸子系年通表 目次”两大部分。
“考辨”又分为四卷。
“卷一”以“孔子生年考”开始，以“孔门传经辨”结束，共30个专题，全部为孔子及孔门的考辨文字。
“卷二”以“墨子生卒考”开始，中有“子思生卒考”、“孟子生卒考”、“吴起传左氏春秋考”等等，最后以“老子杂辨”结束，共42个专题，所涉范围兼及墨、儒、道等学说。
“卷三”以“商鞅考”开始，中有“稷下通考”、“杨朱考”、“屈原生卒考”、“苏秦考”、“惠施考”等等，最后以“屈原居汉北为三闾大夫”结束，共56个专题，涉及法家、阴阳家、纵横家、儒家、道家、名家等学说。
“卷四”以“齐泯王在位十八年非四十年其元年为周赧王十五年非周显王四十六年辨”为开始，中间有“荀卿自齐适楚考”、“公孙龙说赵惠文王偃兵考”、“吕不韦著书考”等等，最后为“尉缭辨”，共35个专题，涉及儒家、名家、法家、杂家、农家等学说。
“通表 目次”分四个“通表”、四个“附表”。四个“通表”相当于四卷“考辨”，四“附表”则分别为“列国世次数异同表”、“战国初中晚三期列国国势盛衰转移表”、“诸子生卒年世先后一览表”、“诸子生卒年世先后一览表”。
从钱穆的“自序”中，可以看到此书的成书经历及其特点。
“自序”称：我写《先秦诸子系年》这本书是从民国十二年（1923年）秋天开始的。四五年下来，共写成考辨文章160余篇，30多万字。每写一篇文章，有的经过旬月，有的经过寒暑，三四次地改动算是少的，有的改动多达十余次，这样才最终定稿。我的这些创辟之言，如果没有十分的见识，是不敢轻易出示于人的。
这些文字可以看出钱穆撰写此书的严谨与细密。
下面来介绍钱穆此书是如何站在传统学术的制高点上有破有立地建立自己的一家之言。钱穆称：“盖昔人考论诸子年世，率不免于三病。”就是说：以前的人考证论述先秦诸子的年世，多免不了有三种弊病。
第一， 各治一家，未能贯通。
第二， 详其显著，略其晦沉。
第三， 依据史籍，不知辨误校勘。
因为有第一种弊病，所以研究墨家的不懂孟子，研究孟子的又不懂荀子。而《先秦诸子系年》则“上溯孔子生年，下逮李斯卒年，前后二百年，排比联络，一以贯之……以诸子之年证成一子，一子有错，诸子皆摇。用力较勤，所得较实。”这种把诸子放在一个整体环境中进行对比分析，应该是胜过前人的。
因为有第二种弊病，则关于孔墨孟荀的考论多，关于其他各子往往嫌其疏略不实。而《先秦诸子系年》则对先秦学人，无不一一详考，如对魏文之诸贤、稷下学宫那些名姓在若存若亡之间的学士，无不为之“缉逸证坠，辨伪发复。参伍错综，曲畅旁达”，进而梳理出他们的生平出处、师友渊源、学术流变等踪迹，使其灿然条贯、秩然就绪。
因为有第三种弊病，所以前人为先秦诸子论年时，每每不加辨别地依据《史记·六国年表》，进而出现了许多误区。根据钱穆的多方印证，“《史记》实多错误，未可尽据”。这是在认真考证后对权威著作的纠正，而对前人传统学说则是一种根本性的颠覆，所以贡献极大。
钱穆所依据的主要书籍为《纪年》。这是在魏国人的坟墓中发现的竹书。此书全本在两宋时即不显于世，民国时见到的是后人对其内容的汇集本。有人因此对此书的真实性有所怀疑，钱穆本人也客观对待这个问题，指出《纪年》在记三代事及春秋史事时的荒谬说法，但同时指出《纪年》对战国史事的记载则是可以相信的。他举了一些例子，并介绍了著名学者王国维的成就及不足：“为古本辑校，又为今本疏证，然后《纪年》之真伪，始划然明判。而尤惜其考证未详，古本《纪年》可信之价值，终亦未为大显于世也。”显然，钱穆是站在当时学术界顶尖人物王国维的肩膀之上，对《纪年》进行了更为详细缜密的考证。
在此基础上，钱穆将《纪年》与诸子学术互证，又从《史记》记载中的自相矛盾处及后代注疏中的缺陷，指出《史记》及《史记》研究中存在的十大弊病。
钱穆所说，均十分严密，不仅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处处从根本处着眼，令人信服。
而在具体考证某一问题的时候，钱穆依然保持细针密线般的严谨，每一点都不马虎，所以最见功力。但严谨不等于钻牛角尖。对于某些前人争论了二千年的问题，钱穆却不一定非要考证个“清清楚楚”。
例如对孔子生年的争论，钱穆本着灵活的态度，认为：“若孔子生年，殆亦将以后息者为胜（即争论双方中后死的一方——笔者注）。余兹姑取后说，至于详考确论，不徒不可能，抑且无所用。今谓孔子生前一年或后一年，此仅属孔子私人之年寿，与世运之升降，史迹之转换，人物之进退，学术之流变，无足重轻如毫发。而后人于此，月之日之，考论不厌其详。而他学者，如老庄，如杨墨，则人之有无，世之先后，年之夭寿，茫不加察，晦沦终古，是乌足当知人论世之实哉？”
至于此书的作用，钱穆在后记中有这样的话：“诸子之年世不明，其学术思想之渊源递变，亦自无可确说也。”
钱穆本人也确实在考证诸子年世的基础上，水到渠成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开诸子先河的是孔子，与孔子对立并独树一帜的是墨家，并进一步以儒墨为轴心来梳理诸子百家，从而建立了以儒家为主的诸子学系统。
由于有大量可信的考证为基础，所以其结论颇能令人信服；同时由于不受前人成说限制，自有体系，所以《先秦诸子系年》又极具开创性。
由上可见，此书实为研究先秦诸子乃至先秦史乃至中国元典精神奠定一最为坚实的根基，根基一立，则种种研究即可由此而生，可谓意义深远。
钱穆此时虽然只是一个中学老师，但胸襟之宽，目光之长远，视野之开阔，考证之细密，成绩之斐然，无不显出一代史学宗师的架势。
蒙文通、顾颉刚、陈寅恪眼中的《先秦诸子系年》
在顾颉刚之前，著名学者蒙文通首先读到此书时不由地夸赞道：“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师友杂忆》）
蒙文通早在1915年即撰《孔氏古文家》，辨别旧史与六经的区别，受到他的老师——国学大师廖季平的嘉许。1922年，蒙文通撰《经学导言》，时已偏瘫的廖季平以左手写数纸给蒙文通，称：“文通文如桶底脱落，佩服佩服，将来必成大家。”（龚谨述：《蒙文通先生传略》）。在阅读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时，蒙文通已是研究先秦学术的大行家了。
蒙文通非常重视《先秦诸子系年》，但因事急着离开，所以征得钱穆同意，将还没看完的书稿带到南京。此稿由此又被蒙文通一位专门研究墨家的朋友看到，专门手抄其中有关墨家的文章，并刊登在南京某杂志上。
顾颉刚对此书的评价则是：“作得非常精练，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
《先秦诸子系年》被陈寅恪看过后，这位中国最博学的大师评论道：“极精湛。时代全据《纪年》订《史记》之误，心得极多，至可佩服。”（杨树达：《积微翁回忆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又向朱自清等人推荐此书：“作教本最佳，其中前人诸说皆经提要收入，而新见亦多。最重要者说明《史记·六国表》但据《秦纪》，不可信。《竹书纪年》系魏史，与秦之不通于上国者不同。诸子与《纪年》合，而《史记》年代多误。谓纵横之说，以为当较晚于《史记》所载，此一大发明。”（朱自清：《朱自清日记》，《朱自清全集》（第九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此外，陈寅恪还称：“自王静安（王国维）后未见此等著作。”可见，向来以追求“自由之精神”的陈寅恪对此书是何等推崇。
由上可见，顾颉刚之所以推荐钱穆当大学教师，是从做学问和学术的角度来定位的，也是从学界所需的角度来考虑的。
至于大学老师应该不应该这样被聘请？联系到钱穆之后成为举世闻名的一流教授，不用我说，大家想必已心知肚明。